著名学者、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1909—2000）一生以教书与著述为业，在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学术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尤其是在打通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畛域，梳理晚明至五四文学发展源流方面宏论迭出，多有创获。先生晚年病目，未及将著述一一订正整齐，而不少著作也已绝版多年。为使任访秋先生著述完璧于世，保存和继承先生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自2006年起，刘增杰教授遂有编辑《任访秋文集》之倡言。此后，十数名中青年学者分工合作，历时三年，完成了《任访秋文集》的校勘整理工作。在皇皇十几卷、洋洋五百万言的《任访秋文集》付梓印行之际，刘增杰教授又嘱我代笔，为《文集》作一序言。爱和既忝列先生门墙，晚年又侍奉先生左右最久，自当从命。然先生著述博大精深，非晚学后辈所能详尽。拜读文集，略呈感想，以期阐发先生学术精髓于万一。
一、风雨兼程的学术生涯
如果以1929年入北师大读书为起点，到1996年因视力急剧减退不能再进行写作为终点，任访秋先生的学术生涯，持续了近70年。70年间，从年青时期，仰慕胡适、钱玄同治学成就，把自己在北师大两三平米的书斋命名为同适斋，到晚年有感于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不舍昼夜而把在河南大学的书斋称之为不舍斋，在学术的道路上，先生勤勉地走了一生。当我们从《文集》中读到1996年10月21日最后一篇日记“凭我的记忆，摸着写……”时，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以学术为业的任访秋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战乱、饥饿、迁徙无所和新中国的反右，“文革”、思想改造等风雨历程。从同适斋到不舍斋，先生走过的是一条风雨兼程的学术道路。
任访秋先生出生在河南南召县梁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任尚贤是晚清廪生，曾赴省参加乡试，不第。先生从小随父亲读“四书”、《左传》，并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文学书籍，逐渐产生了对文学的喜爱。1923年，先生离开家乡，到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开封一师是当时河南的名校，经费充足，教师待遇高，能从南北各大学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并形成了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良好校风。来到省会城市，任先生有机会接触许多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冰心等人的作品，阅读到《语丝》、《文学周刊》、《创造周刊》等文学杂志，得到许多新鲜的感受和启发。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先生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杨柳与文学》等文章，并与同学白寿彝等人成立文学团体晨星社，编辑出版《晨星半月刊》，在半月刊上发表过评论茅盾《蚀》三部曲的文章。
1929年秋天，任先生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有机会聆听沈兼士教授的“文字学”，吴检斋教授的“经典叙录”，钱玄同教授的“国音沿革”、“经学史”、“说文研究”等课程，又到北大听胡适教授的“中古思想史”课程，眼界大开。尤其是对钱玄同打破经学家门户之见，把经学看做真伪并存的历史资料加以运用的通达开阔，胡适对中国学术，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都有自己真知灼见的博学多才，深感钦佩。这一时期，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同适斋，即表达了引钱、胡为楷模，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志向。
当时北师大教师授课大多没有印发的讲义。先生在大学一年级时，偶尔领到一份桐城姚岳编选的《论文名著集略》，其集唐宋八家，中经明代的归震川，清代的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等，最后为吴汝纶，共十八家的古文论著为一册。先生以此为线索，在图书馆翻阅各家文集，用近一年的时间，写作了约四万言的《古文家的文论》，发表于北师大《国学丛刊》第十卷第一期。这应该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起步。
进入二年级后，先生参加了《国学丛刊》的编辑工作，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明代公安派的研究上。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把凡是晚明文坛上与三袁兄弟有关的文人集子，都借出来阅读，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郎师友考》、《袁中郎评传》等文章，在《师大国学丛刊》、《师大月刊》等杂志上发表。
进入三年级时，先生考进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的北大国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报名不限学历，只需递交论文，经审查认为具备研究能力后，再进行学业知识和外语的笔试。先生被录取后，选定的研究题目为“元白研究”，导师为沈尹默先生。研究所的导师并不给学生上课，主要的联系方式是书信交流。先生与沈尹默先生通了几次信，沈先生去天津做教育厅长了，先生忙于完成学业，与导师也便失去了联系。
1933年，先生大学毕业后到洛阳河南省立第四师范教书，给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课最初用别人编写的本子，后来感到不够满意，就自己编写讲义。收入本文集中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国文学史讲义》的编写，使先生有机会通读先秦以来各个时期代表作家的原著，视野大为开阔。1935年，先生忽然接到北大研究院的通知，说研究所已改为研究院了，原来注册的研究生须到学校学习。先生便辞去教职，到北大文学研究所读书。重到北大后，先生的论文题目改为“袁中郎研究”，指导教师为周作人。先生此后多次到八道湾周作人家借书请教，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1936年暑期，先生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委员胡适，副主任委员周作人、罗常培，并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俞平伯为校外委员。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完成后，研究院同时毕业的几名学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请校长蒋梦麟、所长胡适和导师周作人吃了一顿饭，并摄影留念。
1936年暑期后，先生仍回洛师教书。在完成《中国文学史讲义》后，又写作了约五万字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1940年，先生接到河南大学的聘书，来到因躲避日寇而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所在地豫西嵩县潭头镇，此后先生50余年的学术生涯便与河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嵇文甫，文史系主任是张邃青，两人都是先生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先生来到河南大学后，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古代散文选”课程。从1941年起，又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
先生在潭头时，家眷被安排在南召老家。因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的需要，先生在流亡而随迁的河大图书馆里，居然找到了五四时期全部的《新青年》、《新潮》以及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著作，及大量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先生每天在上课之余，沉浸于这些书籍和报刊的研究中，自己感觉好像又上了几年研究院。1944年5月，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请嵇文甫作序，由《前锋》报社出版，印了2000册，是学术界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惜下卷因战争中的流亡迁徙未能印出。之后，先生随河南大学的流亡辗转于洛阳、西安、宝鸡等地，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从先秦到明末，存稿约十四万字。抗战胜利后，学校回到开封，先生与教育系、外语系的同仁办过一个《师友》月刊，并由师友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散论》。1948年6月，河南大学迁往苏州，1949年7月，又从苏州返回开封。因缺乏安定的生活，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处在时断时续中。其间，先生曾有去西北联大任教的想法。西北联大黎劭西先生也回函同意他到西北联大任职，但因为张邃青、嵇文甫先生挽留而未能成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高校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统领，编写出新的教材。河南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艺学” 由李嘉言、先生和张长弓共同担任。三门课的教材分别由三人分段编写。其中《中国文学史讲义》由新华书店印行。这部书提纲的编写，先秦两汉部分由张长弓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由李嘉言担任，元明清则由先生担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尝试用新观点编写并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学史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学者来讲，是新鲜而充满活力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如批判与继承问题、评价作品的政治与艺术标准问题、人民立场和历史进步意义问题等，成为新旧转折历史过程中一代学者解释文学史现象、评判历史人物的思想准则和治学方法。这些思想准则和方法不同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弄不清、说不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与文学现象，有了合理的归纳和解释。先生认为：“这本提纲的印行，标志着我在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大的转折。”
1950年到1957年，是先生学术研究上比较多产的时期。由于初步掌握了新的思想与方法，对比较熟悉的古典文学，经常有着与前人不同的看法，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现代文学，也可以做出新的审视和评价。先生在古典文学方面发表的学术文章，收入195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而在现代文学方面，则以1944年未能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为基础，形成了河南大学函授部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写作与发表论文成为不可能的事。直到1964年，才开始试探性地在学校学报上发表《龚自珍文学略论》、《吴敬梓的学术思想》等文章。这些有关古典文学的论文，与195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的文章一起，1980年辑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和劳动改造自然是少不了的。直到1972年，大学恢复教学活动，先生才重拾旧业，开始给学生讲授“鲁迅作品选”。先生有关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文章，辑为《鲁迅散论》，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右派冤案被彻底改正之后，先生出任河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后又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各种社会与学术兼职也纷至沓来。随着政治生命的复苏，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这一时期先生学术研究的最大变化是把研究重点移到了中国近代文学，在近代文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并由近代上溯至晚明，探求五四文化革命的渊源，学术界称之为“中国新文学渊源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80年间的文学发展历史。这80年间，中国文学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而过渡转型时期的文学，蕴含着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课题。先生注意五四新文学渊源的研究，始于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编，即为《清末民初的文学》。20世纪50年代，先生写作过批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长篇文章，文章涉及近代一些作家的评论问题。60年代初，中文系主任李嘉言先生拟请先生开设“近代文学史”课程，为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读了近代作家的作品。写作了研究龚自珍、黄遵宪等作家的论文。1980年前后，陆续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对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苏曼殊、林纾、王国维、吴沃尧、曾朴、李伯元、刘鹗、钱玄同、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辑为《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198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取得进展后，先生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源流追溯至晚明，陆续写作了《李贽与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十七世纪初中国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袁中郎》、《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与中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清代朴学家的反程朱思想与先进的文学观》、《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发展与衰歇》、《晚清西学的输入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的思想革命》、《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文学革命》。这八篇文章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学术力作《中国新文学渊源》，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自己也认为《中国新文学渊源》是他生平著作中比较有个人独到之见，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著。
1982年9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河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会议选择在开封召开，是对先生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影响的一种肯定。次年，先生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讨论会。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时。先生与钱仲联先生、季镇淮先生共同被推为学会顾问。1984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二届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同志感到高等学校要开设近代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一部能够反映这门学科研究新成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于是，先生约请几位高校的同志，商量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事宜，先生被推为主编。1988年，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上海书店拟编纂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范泉先生约请先生担任散文卷主编。《散文卷》共分四卷，共计200万字，历时两年左右完稿，1992年出版。《散文卷》导言由先生执笔完成。
先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并未能忘怀于中国古代文学。1980年代以后，先生相继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袁中郎研究》（1983年 ）、《子产评传》，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81年）、《聊斋志异选讲》（1981年），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1991年）。
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文革”期间，先生被劳动改造，夫人马鸿毅在数次抄家后，惧祸而将先生几十年的日记烧毁。先生现存的日记是1970——1996年间的，约90万字。1992年前后，先生因随女儿生活的原因，辗转在开封与郑州两城市之间。在郑州女儿家时，因不能带太多的书前往，也就无法继续读书写作的生活了，先生为之十分苦恼。1992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到此之后，什么也没做，真是蹉跎岁月，如此下去，何以得了。须要振奋精神，在学术领域再拼搏一番。”1994年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视力急剧减退，一般书中的文字都分辨不清，非常地可怕。现在只有吃点药，不知能否增加一点视力。”3月15日日记中写道：“随便翻翻过去看过的书。有时背诵过去能熟背的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以消磨时光。”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因目疾日趋严重，而被迫中止。
<！--nextpage-->
二、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
任访秋先生70年的学术活动，以古今贯通、中外兼融的学术视野和献身学术、辛勤劳作的学术精神，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学术立足点，并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绩。
在北师大与北大研究院读书期间，任访秋先生初步确立了致力学术的人生志向。在先生的心目中，亲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是值得仰慕的。这样一代学者用思想魔棒点触各自的研究对象时，都会产生出奇异的不同于前人的思想火花。年轻学子对这种学术境界自然是心向往之，以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为楷模，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学术立场，成为同适斋主的学术目标。
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先生经常给《新晨报？副刊》投寄一些研究性的短文，一是在开封一师养成的习性使然，二是每月可获得五六元的稿酬，能够赖以果腹。稍后先生参与师大《国学丛刊》的编辑工作，更有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了。一年级时，先生即埋头读书，空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他用将近一年的时间，系统阅读古文各家的文集，写成了四万余字的论文《古文家的文论》，在《国学丛刊》上发表。此后，又经常到府右街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借阅有关晚明三袁的集子，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在《师大月刊》等杂志发表。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成为其最坚定的人生选择。
先生在师大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兴致所至的学术习作。而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从北大研究院期间写作《袁中郎研究》开始的。任访秋先生对袁中郎及明代公安派的注意，起源于周作人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所写的跋文中关于“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论断。先生在读了袁中郎的有关资料后，写成了《袁中郎评传》一文，对袁中郎和公安派在晚明文坛上的贡献进行评述。此时任访秋先生是大三的学生，并因借阅袁小修的《游居柿录》而到苦雨斋拜访过周作人。到北大读研究院后，因为导师选择了周作人，也就自然将《袁中郎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袁中郎研究》分论述和年谱两个部分。论述部分共三章：第一章谈中郎以前明代文学思潮的趋向，主要描述分析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第二章谈中郎的思想与文学。先生以为中郎早年师事李贽，后又与泰州学派交往密切，中郎融儒、释、道诸家思想于一炉，从道家得到解放，从佛家得到自由，两种精神施诸文学，才产生了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中郎能免除复古派“贵古贱今”的弊端，反对模拟，打破格套，主张取法自然，抒写性灵，看重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其诗文作品信腕信口、卓然自立，加上袁氏兄弟及其追随者的推波助澜，李贽、汤显祖、沈德符、冯梦龙、淩濛初等人的遥相呼应，形成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发生在我国文坛上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革新运动。16、17世纪文坛上出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杰作，正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收获的硕果。第三章谈明末以来对中郎文学功罪的评判。先生认为，新文学运动显然是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影响而起的，但明末文学革新运动，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一个“世界之思潮”之外“固有之血脉”的例证。五四新文学的成功，意外地完成了对明末文学革新运动价值的再发现。
在洛阳师范任教期间，任先生出于教学的需要，着手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为很多学者所重视。用当下的学术眼光，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文学写史，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文学史讲义》第一节开宗明义讲“什么是文学史”:
文学史乃是记载人类活动的东西，它应具的条件，应该是：一，说明文学的变迁及其盛衰的情况。二，研究文学盛衰的所以然。三，考证作品的真伪与产生的时代及作者身世与所处的环境。四，评出文学的价值。
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项工程的筚路褴缕，感知30年代末先生对文学史写作的雄心壮志。先生把文学史的研究分为专家的研究，流派的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的研究。先生认为通史的研究最难：
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文体之碎杂，作者之林立，能够把它一一容纳在一部书里，就光正确已是极不容易，更不要说能够有什么特见卓识了。因为这个缘故，就近年所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来看，几乎连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都没有，不过有的虽然见解稍偏，但毕竟还有独到之处，可资参考。至于那些专事抄袭，不加检择的，多半荒谬芜杂，简直是不值一读。
正是出于对当下文学史的不满，先生试图自己写作一部文学史讲义。讲义中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分为八个时期：第一期上古至夏商，第二期周至秦，第三期汉至隋，第四期唐，第五期五代至宋，第六期元，第七期明清，第八期民国。先生描述民国文学发展概况道：
这一期可以看出旧文学一部分之衰老死亡，而平民文学所用之语体之抬头。中间经过一度长时期辩论争执，终于语体占了优势，而独霸了文坛的诗词古文，同那些装腔作势的戏曲，雕琢堆砌的小说，都被摈弃，而不为一般人所称道。新文学运动之后，又继之而有新写真主义与写实主义之争，又继之而有大众语之争，此均足证明文学之演进，与时代是如何密切的关系。
任先生30年代近3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写作，充满着学术的锐气和真知灼见，也体现出鲜明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
这种五四新文学立场在先生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这部书先生写作在抗战流亡期间，是我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上卷共分三编，第一编为“文学革命的前夜”，主要论述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第二编为“文学革命运动”，主要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始末，及伴随着文学革命运动而来的诸如整理国故、国语统一等问题的研讨。第三编为“新文学的萌芽与成长”，主要论述五四时期诗歌、小说、戏剧、翻译等文体所取得的成绩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的活动。
在论及清末民初思想与文学时，先生认为：清末民初思想界，大致可分列四派：一是严复所介绍的西方学术。严复以《天演论》为 起点，把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成为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第一人。二是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梁启超推翻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努力，为结束旧时代、开辟新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是章炳麟的反儒、排满思想对五四反孔教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四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当时的中西之争、新旧之争起到了一种调和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界，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在诗歌上，已无新的路径可走。变来变去，总逃不出古人的窠臼。这时比较有点特识的作家，像黄遵宪等人，已经有意地要打破旧的束缚，期待着建造一个新的诗坛。小说方面，那些从谴责而趋于黑幕的作品，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似乎也非得另转一个方向不可。散文因为整个环境的剧变，古文骈体都已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才产生出像梁任公那样极端解放的新文体。翻译因为林纾、严复、周氏兄弟运用古体和古文，影响力大大减退。这些变化都构成了一种过渡。黄公度的诗、梁任公的文，都是一种改良。他们觉得旧的不行，但还没有把旧的整个推翻而重新建立新的勇气。五四文学革命，使得破旧立新的夙愿得以实现。
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中国文学史上韩愈所领导的复古运动、明代公安派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相比，先生认为：他们都比不上五四新文学运动规模来得伟大。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但是把文言推翻而代之以白话，而且把旧有的文学上的格律都打破了；这还不算，小说，同戏曲，简直是根本截断了旧的源头，而整个的迎接了西洋的潮流。至于内容上巨大的变化，那更是前人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先生在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的远因和近因时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的远因有五：一是旧文学之弊已达到极点，诗不出涪翁，词不出梦窗，文不出方姚。辗转祖述，终难摆脱前人窠臼。二是时代已变，旧文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表达情感的需要。三是言文一致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并深入人心。四是对方言的重视与研究，助推了国语文学的发展趋势。五是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人们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艺术价值，小说、戏曲的地位不断提高，世人不以“小道”来看待文学。五四新文学发生近因，则是《新青年》杂志社所倡导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一方面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积极推介，同时，又以民主与科学精神为根据，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作全盘的破坏。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文学有了新的思想而更加充实，思想有了文字而传播愈速。新文学对旧文学的破坏，体现在不模仿古人，废律废骈俪，不用典，不用滥调套语。新文学的建设在形式方面主张建设国语文学，在内容方面主张建设人的文学。国语文学与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双翼。
任访秋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对“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其上限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是明确无误的。至于下限，任先生1957年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卷为基础而写成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则将现代文学的下限延长至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是包含当代的。二是作者对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使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前后呼应，更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这种欲说五四、探源晚清的做法，在早期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是慧眼独具的。这也为先生晚年治晚清文学留下伏笔。三是对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如影随形、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关系的描述，深得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的精髓。四是把五四新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特质概括为国语文学与人的文学，高屋建瓴，简洁明快，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同适斋主的文学史立场。
在论述文学创作分期时，《中国现代文学史》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初期试作的时代（1918——1921）；二是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时代（1922——1926）；三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1927——1932）；四是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时期（1933—1937）；五是抗战文艺的时代（1938——1944）。上卷对文学创作的评述，截止在第二个时期的1926年前后。虽然因战争的原因，下卷未能在当时及时出版，但我们已能从以上分期中，清晰地看出先生对五四以后文学创作概况的整体把握。
先生在40年代还有两部著作，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它们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散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30年代起引起中国学者研究兴趣。任先生40年代在河南大学教书时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约14万字，未及出版，这次根据手稿收入到文集之中。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到任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关思考。关于文学批评的产生及类别，先生认为：
文学批评之产生，无论中外，其时间总是晚于文学作品。照例是有了传诵一世的作品之后，一般学者第一步为明白此作品之内容及其价值，进一步为明白此类作品之所以产生，及其与人生之关系起见，于是文学批评遂因之产生。
先生引英国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的13种分类，以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分类，以考证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比较的批评、主观的批评、客观的批评、道德的批评、印象的批评居多。论及文学批评与文学演变之关系，先生以为：
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就关系上说，是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盖批评之产生，最初由于对流行作品之分析与归纳，其结果批评之倾向常与一时作品之风尚相应合，故文学批评之转移，恒随文学之趋向为转移……至批评、创造中间相互影响之枢纽，又常在后者。
吾等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之演变，应把握其所以演变之枢纽。此枢纽为何？一曰文学本身之趋向，二曰时代思潮之演变，及其所以演变之故，可以知其大略矣。
《中国文学史散论》是先生1946年结集出版的古典文学论集。先生在《自序》中谈到自己文学史的研究由博转约的认识过程时说：
提起《中国文学史》，不免就回忆起远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对它抱着很浓厚的兴趣。及至进了大学，竟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学科，作为个人终身致力的目标……过去曾一度的发奋要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来。那时是一空依傍，泛览着一些名家作品。为的避免为旧说所囿，往往自己觉得对某人有着相当认识了，这才再拿前人的见解，来与个人的相参证。书是写成了十之七八，统共不下四十万字。但是后来，停了一个相当时期以后，自己对这部稿子不知怎样的，竟渐渐厌恶起来。觉得疏略谬误之处极多，而创获发明之点太少，于是把它问世的念头，也就因此打消了。基于这样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要想写一部像样的文学通史之不易。对这门学科要想真正有点贡献的话，非得把范围缩小，从事于窄而深的研究不可。自此不敢再去贪多务得，从事于大规模的尝试，而开始着手于专家的研究。
先生发奋写作的文学史当指《中国文学史讲义》。从广博的文学通史到窄深的专家研究，显现了先生学术目标的自我调适，也折射出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趋势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先生此时出任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1年，李何林、蔡仪、老舍、王瑶四位先生共同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发表。任访秋先生把四位先生的教学大纲与自己写作的现代文学史大纲比较，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商榷》一文。文章对大纲的商榷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四位先生所写的大纲绪论第一章“目的与方法”的写作过于原则而不够具体。二是第二章“五四时期的口号论争”应放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没有必要专设。三是现代文学的分期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时期，文学革命的前夜，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学改良运动；第二时期，从文学革命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时期已开始步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革命运动阶段；第三时期，从座谈会到第一次文代会，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革命运动获得了基本的成功，开始走上了建设之路。这种分期与四位先生的大纲略有不同。四是《大纲》中第一编第一章标题为“五四前夕的文学革命运动”，把“文学革命”局限于五四以前，这是需要考虑的。文学革命与五四政治运动是互为表里、互相推动的，不应分割。五是《大纲》中设专节讨论1923年中国青年几位作者的主张，以为邓中夏等人提倡为革命服务，深入生活，表现现实，有暗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之处。先生则认为：这些人的主张主要是提倡表现人生和现实，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不宜相提并论。任先生1951年还在《新中华》上发表了《谈谈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思想上的领导问题》。文章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中把新文学运动看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有关论述，提出了商榷。
任先生上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都融汇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这部著作与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相比，注重新文学与晚清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注重新文学所受到的西方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影响，注重社会思潮、学术思潮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学术传统一直被保留着，而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思潮时，越来越多地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二是在考察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思想内容时，越来越多地强调人民立场和工农兵方向。三是在讨论作品的艺术成就时，越来越多地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势地位。这些变化，都带有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接受并运用新思想、新观念的印痕。
任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同时也担任了与李嘉言、张长弓合作的《中国文学史提纲》宋元明清部分的编写任务。先生对于古典文学，仍不能忘情，时常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发表。195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先生1951年到1955年间所写的关于屈原、司马迁、《桃花源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黄遵宪、古典文学中的“典型”与“幽默”等问题的8篇论文编辑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出版，其中的5篇又和先生1956年后到1966年间所写的11篇古典文学论文，198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辑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的16篇论文，唐前的7篇，宋元后的9篇。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宋元以来的市民阶级的文学，从思想上看，有许多是进步的。从艺术上看，有许多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对宋元后的市民文学的关注，应是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的《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一文指出：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反对程朱理学，要求自由解放；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主张打破一切陈腐的格律，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以及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我们要想了解17、18世纪中国文坛上有进步倾向的文学创作，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必须追溯到16世纪末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才行。清末戊戌时代梁启超、黄遵宪等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也有与其一脉相承的关系。此文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它奠定了先生此后的基本学术取向和路径。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同样写作于60年代前后的《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今古奇观〉的思想与艺术》、《吴敬梓与〈儒林外史〉》、《龚自珍文学略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的批判》，先生都在梳理着由晚明而至晚清，由晚清而至五四的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轨迹。
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古典文学论著还有《袁中郎研究》、《聊斋志异选讲》、《子产评传》。《袁中郎研究》是先生读北大研究院时的毕业论文，论文答辩通过后，被存放于箱底。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重新加以修正与补充，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经补充修正的《袁中郎研究》共14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聊斋志异选讲》是先生60年代初选定的。共选了25篇，每篇后的注释部分由先生的公子任光完成，讲析部分由先生完成。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子产评传》，是根据先生1944年前后由前锋报社印行的《子产》增修而成的。旧作而生新枝，一是显示先生旺盛的学术精力和不舍昼夜的学术精神，二是出版业的复苏和对学术著作的支持，使得修增之后的旧作有了重新出版的可能，这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春天到来的结果。任访秋先生在1985年所写的《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一文中说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科学的春天。从1980年后，就整理旧稿和写作新的论文近百万字。特别是在治学领域上有的新的开拓，就是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
1990年，任先生把自己30年代初涉学术领域时及80年代后期写作的古典文学论文，取名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交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续编》的成书，先生抱着“与其过而弃之，无宁过而存之”的想法，是一种拾遗整理的工作。其中《贾植论》、《司马相如论》、《曹植论》、《阮嗣宗论》、《嵇叔夜论》是早年的学术习作。《继承灿烂的祖国文化遗产》、《简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民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晚年应杂志社之约而写，《龚自珍与晚清诗坛》、《从〈歧路灯〉看李绿园的思想》、《〈三国演义〉与正统论》，是应学术会议之邀而写。《近现代学者论治学方法》、《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是为学生讲课而写。
任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专心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是他学术研究领域的自然扩大和延伸。先生研究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源头，总是从晚清说起，而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又特别青睐于明清市民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先生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到渠成的打通与融合。其次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意识成熟与自觉的结果。1982年9月，全国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会议在开封召开，次年，关于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近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呼声，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先生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入中国近代文学，也是要以自己的努力，支持这一学科的发展，而在实际上，先生自然成为这一时期近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学术旗帜。
1982年结集、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作家论》，是先生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首先详细叙述了个人自40年代以来对近代文学留意和涉猎的学术过程。其次谈到《中国近代作家论》所选取的作家：“在嘉道时期，除龚自珍外，又选了魏源。在同光时期，于维新派则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于革命派则选了章太炎、苏曼殊、刘师培。至于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而在文学观上有其正确一面的如王国维；在对西方文学进行大力绍介，于当时文坛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林纾，也作为论述对象。而于晚清的小说家，将其中影响较大的选了曾朴、李伯元、吴沃尧、刘鹗等四人。”以上共计16位近代作家，附录中收入胡适、钱玄同两位五四作家及《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一文。《后记》的最后，先生对未及论述的作家如秋瑾、柳亚子、曾国藩等人，文学流派如风行一时、有重要影响的同光体、桐城派、选派等，提出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展示文学史发展的全貌。
《中国近代作家论》在写作方法上采用生平、思想、创作、文学史上地位这样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构方式。写作于1963年的《龚自珍》，在论及龚自珍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时，先生认为：龚的诗文忧国忧民，愤世嫉俗而要求打破成规革改一切，表现的是嘉道时期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下先觉者的思想，因此他的诗文在风格上，诙诡谲怪，踔厉风发，在形式上打破一切清规戒律，而趋于解放，从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成为近代文学的先驱。与龚自珍文学史地位相仿佛的是梁启超。任先生的《梁启超》一文认为：以前的文学史家对梁启超所领导的晚清文学革新，仅仅看做是一种对文体枝节性的改良，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配合维新变法而产生的文学革新运动，因此，对梁启超在晚清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估计，自然不能恰如其分。梁启超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作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导，给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至于胡适，先生认为，他20年代以后的政治立场是应该得到批评的，而其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功绩，则不应该一笔抹杀。胡适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同当时《新青年》杂志社中其他革命者并肩战斗，给中国文学史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他后来写作的《白话文学史》，描述国语文学是二千年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其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创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化的新时代。先生在此书中论及章太炎、严复、林纾、钱玄同的文字，也多是宏论新见迭出。
收入《中国近代作家论》附录中的《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一文，曾发表于1982年第二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此文代表了先生在近代文学作家论基础上对近代文学思潮流派发展轨迹的宏观思考。论文在分别点评了近代作家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刘师培、柳亚子、鲁迅、周作人、林纾、王国维的思想与文学贡献之后指出：晚清十几年间，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论争交锋，此起彼伏，其发展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每一次文学革新思潮与流派的形成，其倡导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并用新的价值观照评判中国旧有文学，以扬长避短、革心洗面的努力，使之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是推动晚清革新文学思潮流派形成和发展的巨大动力。二是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总是如影随形， 桴鼓相应，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不可能出现文学上的革新。晚清文学思潮流派其面貌之所以迥异过去，是因为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解放。三是从晚清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规律来看，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往往在文学上也要求革新，如梁启超；在政治倾向上趋于保守的，文学上也往往因袭前人的规矩准绳，如林纾。四是晚清各思潮流派，其代表新的倾向的有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根据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中国文学将来必然走上言文合一的道路，提高文学戏曲的文体地位，促进小说戏曲的空前繁荣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晚清从时间上说虽然甚为短暂，但由于思想上的解放，因而展现出了一幅“百家争鸣”的新图景。
由近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到晚清并上溯至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先生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作家论》和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显示着这一变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袁中郎及公安派文学，对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有所论述。后来读嵇文甫的《左派王学》一书，进一步理解了李贽在“左派王学”中的地位。李贽反程朱理学而进一步对孔子的是非观提出疑义与批评，在晚明思想界是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李贽所倡导的思想革命与公安派反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以及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的高涨，形成了晚明以至清代中叶的文学革命。对晚明以来的市民文学，先生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曾就《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发表一系列的研究文章，并试图写作一部中国17、18世纪的文学史，从晚明写到清乾隆中叶，描述这个阶段反映市民思想的市民文学的发展，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1982年，先生招收第一届近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因开设专业课的需要，先生便下定决心，把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化革命运动，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便有了《中国新文学渊源》的成书。先生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即在于论述阐明从晚明到五四近三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文学思潮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中，考察是循着思想与文学两条线索进行的。从学术思想来看，晚明“左派王学”的反程朱，特别是李贽提出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论。清代朴学家反程朱，最初认为程朱派学者对经典的注释不够正确，远远不及汉儒；到了戴震，则揭露程朱“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祸及社会与民众。这种批程朱批孔的思想暗流，在晚清西方民主思想输入的背景下，经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等近代思想家的推波助澜，终于形成了五四反孔教的运动，在“打孔家店”的浪潮中，李贽的著作、思想得到了褒扬和回应。
从文学的发展来看，李贽的天下至文，皆出于童心，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思想影响了公安派袁氏兄弟。公安派主张抒写性灵，信腕直寄，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并对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大加褒扬。明清出现的《牡丹亭》、“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戏曲小说作品中贯穿着主情主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等市民意识和思想。清代朴学家中，焦循重视戏曲小说，有“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说，影响晚清王国维、刘师培甚大。李汝珍创作《镜花缘》，俞樾亲自动手改编小说，晚清龚自珍崇尚心力，贵创，梁启超主张文体革命，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这些都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文化渊源。晚明以来的反孔教与反复古主义文学，再加上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等学术思想及文学观，两者汇合，形成了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中国新文学渊源》最大的学术意义是梳理描述了晚明至晚清、五四时期思想与文学嬗变的轨迹，并将先生早年和晚年所致力的两个研究领域，通过这种学理上的梳理联结起来，给人一种始于曲径通幽，终而豁然开朗的阅读感受。这种古、近、现代贯通式的研究成果，也让作者充满着求仁得仁的快乐。
《中国新文学渊源》出版后，先生还主持了《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的写作与编辑工作。这一阶段所写的有关近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如《龚自珍与晚清诗坛》、《近现代学者论治学方法》等，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之中。
任先生的鲁迅研究也是厚重和极富有特色的。先生1923年入开封一师学习时，便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后又读《语丝》，读《热风集》、《华盖集》，对鲁迅作品有了初步的了解。1929年，先生到北京读书时间时，鲁迅先生已定居上海。针对文艺界对鲁迅的不恭之辞，先生以“霜枫”的笔名，在报上发表了《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先生》，对周氏兄弟进行比较性的论述，被列入拥周派的言论中。1932年，鲁迅到北师大讲演，先生曾到和平门外校本部听讲。1936年鲁迅逝世，先生写作《中国传统思想的叛逆者――嵇康、李贽与鲁迅》一文，以表纪念。1941年，河南大学进步师生举办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先生写作了纪念歌辞在会上演唱。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作了专题论述。先生此后有关鲁迅的论文，分别收入《鲁迅散论》、《鲁迅散论续集》中。
先生收入上述两书的研究文章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纪念性和作品评论一类的文章，如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一生》，《〈野草〉的思想与艺术》、《〈希望〉浅析》等，这类文章显现着先生对鲁迅的敬仰和对作品的热爱。二是鲁迅与同时代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比较性研究，如《鲁迅与胡适》、《鲁迅与蔡元培》、《鲁迅与晚清几个作者――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与龚自珍》这类文章，在比较中凸显鲁迅的思想路径与创作特质。三是把鲁迅放在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思潮史宏大背景下，考察鲁迅存在的意义和贡献，如《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试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次分化》、《中国文学划时代的作品――论鲁迅五四时期小说伟大的历史意义》。这类文章高屋建瓴，帮助读者理解鲁迅战士与旗手的时代与历史定位。
70年的治学经历，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几个历史阶段和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数个研究领域，任访秋先生辛勤地耕耘着，愉快地收获着。从同适斋到不舍斋，先生学术道路的每一步，都是扎实厚重而富有创获的。
<！--nextpage-->
三、求真明变的学术维度
作为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70年的学术著述是十分丰厚的。在任先生留下的学术著述中，观察体味先生是如何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矩阵中，选取并形成自己的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而其学术思想与方法，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嬗变过程，是一项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工作。
任先生读书与初涉学术的年代，是五四之后的年代。后五四时代，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五四前后欧风美雨的荡涤，中国学者世界视野的逐渐扩大，加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学术有可能从经学研究中心和家法、门户之见的旧套子里走出，学科结构和知识形态发生着巨大的变异、解构与重建。1923年，先生到开封一师学习，从国文教师嵇文甫那里，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而嵇文甫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教材就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9年，先生到北师大学习，对钱玄同摆脱今古文两派的门户之见，把经学原典还原为真伪并存的历史资料的治学精神和勇气，甚为感佩。同时，先生又到北大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对胡适提出的哲学史的撰述应以明变、求因、评判为三大目的，以“求出各位哲学家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为根本功夫的理论也是心有灵犀。两位大师“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倡导与实践，对立志以学术研究为毕生事业的任访秋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任先生在北师大《国学丛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宗明义，阐明在古文已成为历史的腐臭之物的情况下，研究古文家文论的意义所在：一是古文在文坛上坐第一把交椅一千余年，其兴盛和衰歇的原因值得探讨；二是研究中国文学，目的在“真”在“整理”，因此，对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不管是好是坏，是正确是谬误，都应“去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把“求真”、“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作为“研究问题”、“整理国故”的出发点，这正是当时学术界的基本精神，也自然成为同适斋人最为初始的学术目标。
“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求真”过程不易，达到明变、求因、评判的治史目的更难。在古今接续、中外会通中明变，从社会思潮变迁、学术思想传承中求因，构成了同适斋人治学的第二重目标。任访秋先生1935年发表在《师大月刊》上的《论文学中思想与形式之关系》一文，从赋、古文、小品文、白话文四种文体的发展，孔子与庄子、陶潜与谢灵运、杜甫与李白、李攀龙与袁宏道、林纾与胡适十个作家的创作中，探求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文结论有二：一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大体受儒、道、佛三家影响而形成不同的面目。儒家之文典雅而不免于矫饰，佛教之文华丽而易陷于雕琢。道家重真、重自由，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积极。二是思想为治文学史者最不应忽视的东西。它不但在支配着文学的内容，而且形式的变革，也完全操握在它的掌中。讲文学史而丢掉思想，是无法来解释作品形式变革之所以然的。这种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和方法，渐渐为同适斋人所熟练掌握和运用。
同适斋主“求真”与“明变”双重目标的完善结合，体现在1936年的《袁中郎研究》、1937年前后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和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袁中郎研究》上编为论述，下编为年谱。年谱部分对袁中郎的行止、交往、著述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体现了还原求真的原则。论述部分对明代文学思潮的趋向、中郎的思想与文学、明末以来对中郎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描述了明末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呼应，突出了明变、求因、评判的原则。上下编结合，更使研究显得扎实平稳。《中国文学史》讲义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勾勒上古至民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作者深知工作的艰难。其《绪论》论治文学史之方法时说：
我们现在来从事于这样烦难的工作，只要能用科学的方法，小心审慎地去研讨，虽不能说能发前人所未发，至少“可以无大过矣”。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是客观的，以证据为依归，我们研究作家的身世，有可信的史料我们来引用，否则宁可阙疑，绝不以讹传讹。对作品的真伪，应依辨伪的通则，去考证它的产生时代。其次是注意文体演变的说明，与时代背景的解释，对作家绝不存崇拜英雄的心理，去夸大的推尊，应着实的解释作品所以产生的必然性。
大概过去研究文学的总免不了门户之见，常常是入主出奴，尊骈俪的必菲薄古文，尊唐诗的必菲薄宋诗。至于尊唐宋古文同尊宋诗的，其訾议骈俪同唐诗，自不必说了。我们要极力避免这种习气，要具有独特的精神，不依附古人，同时又必须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能实事求是，既不阿附此，更无须攻击彼，能够这样，才可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真”与“信”的目的。
“科学”的治史方法，“真”与“信”的治史目的，构成了同适斋人处理烦难学术问题的内在凭藉。
先生写于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在通读晚清五四报刊、名家文集基础上的潜心之作。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评判，充满了真知灼见。先生把晚清与五四联接，称之为过渡时代：
这一切都象征着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旧的制度与思想不适于新的时代，已是不成问题了。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黄公度的诗，梁任公的文，他们只不过觉得旧的不行，但还没有把旧的整个推翻，而重新建立新的勇气。但能够这样，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时代是渐进的，所以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时期，革命运动，就终于爆发了。
其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倡导与实施的意义说：
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就以往的文学史来看，文体虽是常常的在变动着，但大半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一方面因袭着旧的规范，一方面创造着新的形式。就中比较看，争执得最烈的，是唐代韩昌黎的复古运动，同明代公安派的革新运动，但他们都赶不上这一次的规模来得伟大，因为他们所争论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问题。至于这次，不但是把文言推翻而代以白话，而且把旧有的文学上的格律都打破了；这还不算，小说，同戏曲，简直是根本截断了旧的源头，而整个的迎接了西洋的潮流。至于内容上巨大的变化，那更是前人作梦也梦不到的事。
这段话既把五四文学革命放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以凸现它在文体变革、语言变革、思想内容变革方面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同时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中西方思想潮流的影响。古今与中外，始终是任访秋先生把握五四文学革命的两把尺子。
论及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任先生指出：
打倒传统思想，与文学革命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思想内容，才能充实。同时，新的思想，也必须有新的文学形式，才能传播愈速……这次文学革命之能成功为一种运动，是基于思想革命。而思想革命之所以发生，则由于介绍民治主义与科学。
正是以民主、科学的思想革命为底蕴，文学革命才能摧枯拉朽，一举而获得成功。
作为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者以后五四时代学者的眼光，解读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求真”、“明变”的努力。书中论及五四与晚清文学的联系时说：
从戊戌到五四，当中十几年间，中国文化是渐进的，在蜕变，而舍旧而谋新。直至五四，时机成熟，因此趋新舍旧之动向，才算达于最高潮，由此而遂转入一新时代。尽管初期的维新者，到后来竟一变而为守旧者，像康有为同严幼陵等，因为他们没认清这种新思潮演进的全部过程，所以才不免大惊小怪。实际五四的种子，都是他们过去播下的。不过到这时，才算开花，才算结实就是了。
这种“欲说五四，溯源晚清”的作法，得到了历史学家嵇文甫的赞同。嵇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写道：
其实文学革命本为长期孕育而来。当初几个倡导者都是从整个文学进化史上，找出他们的理论根据，认为这一次文学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和清末文学界发展的趋势，一系相连的。大概文至梁任公，诗至黄公度，已经在旧文学中来了个彻底大解放，接近着国语文学的边缘。严畿道、林琴南的翻译，虽然他们仍使用着古文，虽然林氏后来竟成为反对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都作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历史上的因果是错综倚伏的，只要把清末文学界的动向细细加以研究，就知道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实非偶然。
从《袁中郎研究》、《中国文学史》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先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其1989年写作的《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把同适斋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之为早期、中期：
早期。从1929到1933年，在治学上注重选题，然后根据题目搜集有关资料，对资料进行分析比较，从中企图有所发现，然后把它系统化、条理化。把根据有关资料的研究所得，予以整理，写成论文。较早发表于北师大《国学丛刊》中的《古文家的文论》与发表在北平《新晨报》副刊的《边塞诗人吴汉槎评传》、《刘师培的文学论》，可作为此期的代表作。
中期。受清代朴学家及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等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学习了他们的重证据、斥臆断，以及客观地分析评论、务期有所创见的“实事求是”精神，来解决学术上的问题。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听钱先生的课，在北大研究院读书时接受胡的指导，受到深刻影响。后来在北大研究院写的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即根据上述精神而写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在学术界深入传播。学术界尝试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和文学。像学术界其他文史工作者一样，任先生在使用新方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时，充满着探索求真的精神，也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快乐。
1952年印行的《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和1956年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是任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初尝试。把任先生负责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元明清部分，与任先生40年代个人写作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元明清部分相比较，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50年代本不再讲宋以后的诗与古文，而重点讲宋以后的小说、戏曲。二是在小说、戏曲作品的论述中，更多的使用人民情调、阶级意识等概念，强调人民大众立场和阶级诉求。《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在《绪论》中专设“学习现代文学的方法”一节，以为学习现代文学的方法有四: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二是采用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文学史工作者应该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性到艺术性，给以正确的说明和评价。不能盲目照抄别人的论断，流于公式化或者教条主义的分析和批评。三是对作家的分析研究，首先要注意他所处的时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了解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评判作家的贡献和地位。其次要了解作家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并与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相印证。四是以人民大众的需求与利益为作品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对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解读，对司马迁《史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分析，和《对于王瑶先生《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的意见》中阶级分析方法和人民立场评价标准的运用，我们都能感受到先生在寻求唯物史观与古人的知人论世、清儒的实事求是、五四的求真明变等治学方法兼容并包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1957年以后，先生被迫中断了学术研究工作，此后不久，又是十年“文革”。“文革”中，先生研读鲁迅。生活之书与鲁迅之书的教益，使先生运用新思想、新方法的熟练程度大大提高。1980年，先生把新中国建立后对“文革”前15年间的古典文学论文辑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其在《后记》中谈及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先生认为：古典文学的研究，首先是批判继承问题。文学与文化建设，就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遗产借鉴继承，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其次对古典文学的评价标准，应坚持思想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思想标准中首先看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然后看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意义。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是避免文学公式化、概念化、政治说教的唯一道路。第三是要把文学作品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进行分析比较，不孤立偏面地看待问题，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这也正是先生特别看重1980年后完成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的原因。《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是作家研究，先生选取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几位作家，考证其身世作品，说明作品的渊源、流派及价值，以散在的、个体的作家论，折射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轮廓。《中国新文学渊源》是思潮与流派研究。它通过思想与文学的两条线索，将晚明与五四近三百年的文学精神作了连接，描述了三百年文学中的“固有之血脉”和“外来之影响”的交锋交汇。两书打通的不仅是先生自30年代即孜孜以求的明末与五四两段文学史，打通的还有古人、清儒、五四学者、唯物史观治学方法的壁垒，从而进入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 ”的学术自由境界。先生在1989年所写的《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一文，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时说道：
建国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的哲学论著，特别有一个时期系统地钻研了鲁迅后期的论著，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又深受鲁迅的启发，因而能较顺手地运用新的阶级观点，以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分析学术上的各种问题，深感得到这一锐利的武器，应付学术上的问题，随时随地大都能够得到较满意的解决。这时看过去一些旧时代学者的论著，觉得未免陷入皮相之见，很少能鞭辟入里的。我用新的观点、方法写出的书，有《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鲁迅散论》、《中国近代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等，特别是《渊源》一书，自信为个人的创获。
这种自信，来自于先生不断的自我完善和锲而不舍的辛勤耕耘。
<！--nextpage-->
四、亲情友情中的学者情怀
收在文集中的《感旧集》是先生写于1989年前后回忆师友与亲人的文字，时年先生80岁。《感旧集》有《我的朋友》一文，文中写道：
中国古代把朋友作为五伦之一。这说明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能没有交际，因而也不能没有朋友。一个人从童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都不可能块然独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方面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朋友也因之增多起来。从古至今，朋友有着多种多样，有道义之交，也有势利之交。前者以道义，时间久而弥坚，以至生死不渝。而后者不过彼此利用，时过境迁而成路人。这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是在所难免的，也无须兴什么人心不古之叹。
先生文中记述了几位年轻时期即志同道合，一生中都相互帮助的朋友，他们是一师时期的徐缵武、罗梦册，大学时期的李静之，研究院时期的商鸿魁。80岁忆友，字里行间，充满着沧桑之感。
《感旧集》中更多的文字是对师长的回忆。嵇文甫、张邃青是先生一师时期的老师，两位学有所长的历史学家，给了先生很多学术的启蒙。先生1940年到河南大学任教时，嵇是文学院院长，张任文史系主任，两人在学术和道德上的崇高威望，使当时的文学院超然于派系争斗之外，为文学院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功德无量。大学时期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钱玄同、吴承仕、徐祖正、黎锦熙。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他提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论点，影响极大。他开设的“国音沿革”、“经学历史”、“说文研究”等课程，任先生听课时都有详细的笔记。钱先生一方面继承清代皖派治学的方法和精神，同时又受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清代朴学家。他批判汉学家“凡古必对，凡汉必好”的观念，打破经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研究经学的本来面目，主张“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是五四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北大研究院时期的老师有胡适、周作人。先生在师大读书期间，曾到北大听过胡适的“中古思想史”课程。1935年先生读研究院期间，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兼研究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胡适身为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对学生却和蔼可亲。先生当时写过一篇《袁中郎与李卓吾》的文章，请胡适批阅，胡非常赞赏，写了批语，并推荐到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先生研究院毕业时，胡适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因与胡适有一段师生关系而受到冲击，先生写过两篇学术文章，分别批判胡适的论典型问题和《五十年中国之文学》。1982年，专门论述胡适的文章收入《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一书。文章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参加新文化运动，二是提倡整理国故运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新文化运动而言，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就有改革中国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起陈独秀的注意，不久又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以后逐渐发展，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诗集《尝试集》，话剧《终身大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胡适以为当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出路，因而有了“整理国故”的提倡。在“整理国故”的实践中，胡适一方面试图厘清清代学者治学的优点与不足，并将清代学者研治文字学、校勘学、考订学的方法，与西方逻辑学中的归纳法、演绎法进行比较，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箴言；同时又引入西方学者的观点与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在中国文学方面，胡适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编写和元明以来章回小说的考证。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努力中，开创了五四之后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北大研究院另一位对任先生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周作人。任先生青年时代因《语丝》而知道周作人，因读周作人的《燕知草跋》而知道明末公安派的小品文，后又因研究袁中郎而与周作人有了师生之谊。周当时是知名作家，北大的研究教授，其1928年为辅仁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渊源》，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看做是“言志”、“载道”两派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并在《燕知草跋》中盛推晚明公安派的小品文，认为中国的新散文是公安派与英国散文二者的合成，这些论点引起任先生对晚明文学的兴趣。读研究院时期，先生便选择《袁中郎研究》作为论文题目，选择周作人作为导师。课题研究中，先生多次向知堂老人请教，有时周以书信作答，可惜这些书信在抗战中损失。如何看待抗战时期周担任华北伪组织的教育督办一事，先生1988年著《忆知堂老人》一文写道：
知堂老人之所以晚节不终，据我的推断其原因：一是他思想上存在的民族失败主义。他把当时的中国比作晚明，明代的结局是亡于满州。至于蒋介石政权，已是腐败透顶，而他又看不到，也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所以他认为亡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他附逆的根本原因。二是他自称他思想中有两个东西：一、叛徒，二、隐士。这话倒也符合实际。在“五四”时代，他是一个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叛徒。当时他曾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为提倡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到三十年代，面对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候，他便躲进书斋，逃避现实，变为隐士。从他的散文集的名字从谈虎到谈龙，以至后来谈草、木、虫、鱼，就充分可以说明了。而最后终于堕落为民族的叛徒。三是家室之累。他的负担很重，离开北平，生活困难较多。
如何评价知堂老人的一生？先生以为：
五四时代他参与文化革命的功绩是不应抹杀的，而他的散文自成一派，也影响了不少晚辈学者。至于在介绍东欧文学与日本文学方面的贡献，除鲁迅之外，很少可以与之相比的。因而在文学史上，应该给他一定的地位。而后来的投敌叛国，则是任何人也难以为其辩解的历史铁案，当然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惨痛的一幕悲剧。
此可谓知人之言。
《感旧集》中还有一些文字是写家庭的。先生1909年农历八月出生于河南南召县梁沟村，父亲任尚贤，清末秀才。母亲姓高。先生在家最小，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夫人马鸿毅，陕西米脂人，十几岁随哥哥到南开女中读书，后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与先生好友李静之的夫人同窗。先生在李静之处见到容貌美丽、谈吐爽快的马鸿毅后，顿生倾慕之意。九一八事变后，先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路途在车站购物与马小姐邂逅，回北京后便有了频繁的交往。1932年夏，先生与马小姐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餐馆举行了订婚仪式，马先生自此开始了与任先生68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先生1998年所写的《我的婚姻》一文说：
同鸿毅的结合，转眼已五十多年了。现在我的大女儿秋子，已五十五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东西播迁，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城市，历尽了人间的艰辛。但我们有着深厚的爱情基础，所以能相互体谅，同休戚，共患难。鸿毅性格上的温柔与坚强，使她在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上虽饱尝了苦难，受尽了劳累，而从无怨言。在她处处体贴照抚下，我才得以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在学术界稍有声誉。同时，孩子们由她抚养，都已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在这些地方，我不能不对她的性格与品质，表示由衷的敬佩，并以此感到无比幸运。
先生2000年7月在开封病逝，师母也病重不起，一年后撒手人寰。两位老人被子女安葬在黄河之畔，守望着黄河两岸的故乡，继续着他们未曾中断的对话。
收入文集中的约90万字的《日记》，起于1970年，止于1996年。1970、1972、1974年的《日记》都是片段。1970年的《日记》又为《农场日记》，专记先生在农场学习和劳动改造情况。1992年的《日记》又题为《北京日记》，记述了因学校要恢复招生，先生暑假期间去北京走访的情况。先生在北京拜访了冯友兰、吴组缃、王瑶、白寿彝等人。1974年的《日记》中记载先生的学术活动，大多与评法批儒有关。1978年先生的《日记》由《武昌日记》、《桂林日记》两部分组成，先生武昌、桂林之行与中南地区高校联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关，而教育部也来函，请先生到北京参加北大、师大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资料审稿会。本年度，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到校学习。
先生1979年以后的《日记》恢复正常。本年度，先生右派问题彻底平反，出任中文系主任，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到北京参加民盟代表会议和全国文代会，先生进入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骤然增多的时期。先生记全国文代会闭幕式情况道：
继而周扬同志讲话，承认了五六年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集团是错误的，五七年所划的右派绝大部分是划错了的。同时宣布为丁、陈两同志平反，并向她们，以及经他手所划的文艺界的右派如艾青、冯雪峰、秦兆阳、刘宾雁、王蒙等同志表示道歉。这时群众热烈鼓掌，说明了大家对他的承认错误是赞扬的。
我作为学生向任先生问学的记载，出现在1980年的《日记》中。1980年的6月，在中文系大三读书的我和李慈健、王宛盘响应系里的号召，参与学生学术论文写作活动，计划研究柳亚子，到先生家请教，先生6月2号的《日记》中记载：“王宛盘与两位七七级同学来，他们想写柳亚子，问是否值得写？我答以当然值得写。”得到先生的鼓励，我们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柳亚子简论》的初稿送先生审阅，先生9月19日《日记》中记载“看王宛盘三人写的《柳亚子简论》，并加上评语”。此文后来在《河南师大学报》上刊出，这也便成为我们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先生的激励下，我以《谭嗣同文学略论》、李慈健以《南社文学思想初探》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1981年下半年，先生开始为毕业班开设中国近现代文学专题课。先生12月26号的《日记》写道：
上午给七七级上最后两节课。第一节课结束时，《梁启超》还有部分未讲毕，课间休息时，有位同学让给他们以临别赠言。当第二节课把《梁启超》讲完时，还剩半个钟头，于是给他们以临别赠言。告诉他们要有雄心壮志，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还谈一些读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一是有所专，但又不能只看一方面的书。知识面要宽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参照比较。二是要勤于学有心得，即能写短文就写短文，要有一个长期积累过程，最后才能融会贯通。
1982年春，我成为先生本年度唯一的研究生入校学习，先生开始给我及上届研究生开设清儒治学方法课程。从此我便有机会跟随先生，亲闻謦咳，见识了70余岁老人的辛勤与繁忙。此时先生正在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的有关文章，我们摘要1982年3月14号到3月21号一周的《日记》，以说明先生的工作节奏。
周日：昨天下午和晚上，因太累以致晚上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晚陈韶麟夫妇来，陈送来了他的毕业论文。
周一：写《康有为论》的思想部分。
周二：写《康有为论》的思想部分。
周三：看陈韶麟论文。下午写《康有为论》，将思想部分结束。
周四：写《康有为论》的诗歌部分。
周五：写《康有为论》的诗歌部分。上午，给研究生关爱和、陈韶麟两同学讲近代学者论清儒治学方法，从9点讲到11点半。
周六：上午在学校小礼堂听校领导传达中央三个文件。下午写《康有为论》诗歌部分，思路甚为迟滞。[张]如法送来我写的《胡适论》的校样，明天下午来取，时间紧迫，于是马上校对，至晚7时许校毕。
周日：上午继续写《康有为论》诗歌部分，至下午写毕，并拟出散文部分的大纲。
读到这些，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先生晚年为何把自己的书斋称之为“不舍斋”。多思与勤奋是先生学术成功的重要阶梯。
先生自1978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后，与研究生的交往，便成为先生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对研究生的培养，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给研究生上课，修改研究生的论文，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访学，与研究生的谈话，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等在先生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对研究生学术方向的选择，工作与生活的安排，先生都花费了很多心血。同时，每位研究生对先生的关怀和宽容也心存感激，以父辈事之，尊敬有加。《日记》中先生给研究生上课的记载，截止在1992年，前此一年入校的研究生是晋爱荣、刘宝亮、王勤兵、姚小雷等人。1992年以后，先生视力减退很快，不再能随心所欲地阅读，使先生甚感烦恼。多年形成的写作、教学的生活节奏，也因此而被打破。1998年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点获批，我们向先生报告，先生十分高兴。但可惜的是，先生的健康状况，已不能再亲自给博士生授课了。
对于学生，先生是宽厚和宽容的。1984年，我随任先生到杭州参加中国近代文学会议，会上，几所高校提出编写一本《近代文学史》教材，并推先生作为主编。按照分工，《近代文学史》的绪论由先生来写，先生也写出了初稿。1985年前后，学术界正流行新观念新词语，我便心血来潮，约袁凯声、解志熙共同写作了一个用新观念新词语表述的《近代文学史》绪论，这给先生出了个难题。先生198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爱和来，送来他所写的文学史前言。认为我写的不够全面，他拟让他写的代替我写的。对此事，我须很好的考虑来处理。”
《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年出版时，用了我们所写的《绪论》。先生在198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家看《近代文学史》中的《前言》，系别人执笔。我近来看年轻同志的文章，其用语，许多为我们所未曾用的。但新的语言与词汇比较更准确，更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在行文上未能改进，还因袭过去的一套，主要是读新的东西不多，未能立意向新的风尚学习，今后应当力矫此病。”先生的上述两则日记，我是在写作此文时才看到的，我为自己当年的冒失莽撞感到羞愧，又对先生的虚怀若谷深感敬佩。这也正是先生的伟大之处。
先生晚年生活，有一巨大创痛，这便是1983年底正值壮年的大儿子任光遭受意外，失去了站立行走的能力。任光是先生四个孩子中唯一学习中文，而又在先生身边，可以帮助先生工作，照料先生生活的人，罹此大难后，反要先生照顾，这给先生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先生1991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翻阅过去的日记，光儿受伤为八三年，转而将近十年了。由于伤残，给他一生事业打击极大，而我同鸿毅在生活、工作中也深受影响。这件不幸的遭遇，只有归之于命运，否则无可解释。”
先生很少有诗，1989年先生有《八十自述》云：
光阴如飞矢，倏忽已八十。却顾所来路，亦慰亦叹息。弱龄从父读，经书略能记。继而入小学，成绩前列居。直至研究院，振翅尤奋翼。硕学曾亲炙，名家为我师。中国文学史，源流已备悉。古典近现代，论著多成帙。观点与识解，颇受士林誉。执教五十载，桃李满华域。子女已成人，各自有所长。夫人虽年迈，家务仍独当。深愿天假年，继续发余光。
1990年8月28日《夜里醒来，成诗二首》云：
电光石火催人老，齿豁头童面枯槁。著述纵使惊海内，蜗角浮名何足道。
平生祈慕是庄老，嗣宗渊明亦我好。荣华富贵如浮云，蔬食饮水无烦恼。
诗言志。先生之诗，庶几近之。
任访秋先生的道德文章，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事《文集》整理的十几位中青年学者，或是亲聆先生教言的弟子，或是未能登堂入室的再传弟子。整理出版先生的《文集》，是后辈学人应尽的责任义务，也是学习继承先生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的最好过程。河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先生逝矣，先生的皇皇巨著与读者同在，先生的学术精神与日月共存。立志愿作后薪之诸君，相将勉力于智山慧海真火的传递之中，这也许是对先生的最大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