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建國方略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之一
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
自序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群眾，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此說始於傅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如是則以後之建設責任，非革命黨所得而專也。迨夫民國成立之後，則建設之責任當為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
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為國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躊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為尤速、尤易也。
時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自序於上海
第一章以飲食為證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閎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於初聞是言也，為之惶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為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於是以予構思所得之十事，以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以供學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傳之數千年，習之遍全國四萬萬人心理中，久已認為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對之曰「此為似是而非之說，實與真理相背馳」，則人必難遽信。無已，請以一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以證明之。
夫飲食者，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類、物類皆能行之，嬰孩一出母胎則能之，雛雞一脫蛋殼則能之，無待於教者也。然吾人試以飲食一事，反躬自問，究能知其底蘊者乎？不獨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學已大有發明，而專門之生理學家、醫藥學家、衛生學家、物理家、化學家，有專心致志以研究於飲食一道者，至今已數百年來亦尚未能窮其究竟者也。
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至於中國人飲食之習尚，則比之今日歐美最高明之醫學衛生家所發明最新之學理，亦不過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國食品之發明，如古所稱之「八珍」，非日用尋常所需，固無論矣。即如日用尋常之品，如金針、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實素食之良者，而歐美各國並不知其為食品者也。至於肉食，六畜之臟腑，中國人以為美味，而英美人往時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視之矣。吾往在粵垣，曾見有西人鄙中國人食豬血，以為粗惡野蠻者。而今經醫學衛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則豬血涵鐵質獨多，為補身之無上品。凡病後、產後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時多以化煉之鐵劑治之者，今皆用豬血以治之矣。蓋豬血所涵之鐵，為有機體之鐵，較之無機體之煉化鐵劑，尤為適宜於人之身體。故豬血之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補身，而無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體。而中國人食之，不特不為粗惡野蠻，且極合於科學衛生也。此不過食品之一耳，其餘種種食物，中國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勝數也。如魚翅、燕窩，中國人以為上品，而西人見華人食之，則以為奇怪之事也。
夫悅目之畫，悅耳之音，皆為美術；而悅口之味，何獨不然？是烹調者，亦美術之一道也。西國烹調之術莫善於法國，而西國文明亦莫高於法國。是烹調之術本於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種族，則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則烹調之術不妙。中國烹調之妙，亦足表文明進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調一道，法國為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莫不以中國為冠矣。近代西人之遊中國內地者以赫氏為最先，當清季道光年間，彼曾潛行各省而達西藏，彼所著之遊記，稱道中國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國調味為世界之冠。近年華僑所到之地，則中國飲食之風盛傳。在美國紐約一城，中國菜館多至數百家。凡美國城市，幾無一無中國菜館者。美人之嗜中國味者，舉國若狂。遂至今土人之操同業者，大生妒忌，於是造出謠言，謂中國人所用之醬油涵有毒質，傷害衛生，致的他睞１市政廳有議禁止華人用醬油之事[今譯底特律。]。後經醫學衛生家嚴為考驗，所得結果，即醬油不獨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質與牛肉汁無異，不獨無礙乎衛生，且大有益於身體，於是禁令乃止。中國烹調之術不獨遍傳於美洲，而歐洲各國之大都會亦漸有中國菜館矣。日本自維新以後，習尚多采西風，而獨於烹調一道猶嗜中國之味，故東京中國菜館亦林立焉。是知口之於味，人所同也。
中國不獨食品發明之多，烹調方法之美，為各國所不及；而中國人之飲食習尚暗合於科學衛生，尤為各國一般人所望塵不及也。中國常人所飲者為清茶，所食者為淡飯，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為今日衛生家所考得為最有益於養生者也。故中國窮鄉僻壤之人，飲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壽。又中國人口之繁昌，與乎中國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嘗非飲食之暗合衛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從科學衛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進步，則中國人種之強，必更駕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於科學衛生之知識，以求延年益壽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無中國之美備，其調味之方無中國之精巧，故其熱心素食家多有太過於菜蔬之食，而致滋養料之不足，反致傷生者。如此，則素食之風斷難普遍全國也。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故中國全國皆素食，已習慣為常，而不待學者之提倡矣。歐美之人所飲者濁酒，所食者腥膻，亦相習成風。故雖在前有科學之提倡，在後有重法之厲禁，如近時俄美等國之厲行酒禁，而一時亦不能轉移之也。單就飲食一道論之，中國之習尚，當超乎各國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國人已無待於利誘勢迫，而能習之成自然，實為一大幸事。吾人當保守之而勿失，以為世界人類之師導也可。
古人有言，「人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為一小天地，無寧謂之為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關，其組織之完備，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國家之組織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尚非人類今日知識所能窮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樑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裡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為學問之試驗場矣。人身既為生元所構造之國家，則身內之飲食機關，直為生元之糧食製造廠耳；人所飲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養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為生活，猶人類之依地球為生活，生元之結聚於人身各部，猶人之居住於各城市也。
人之生活以溫飽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為用之於燃料，一二成乃用之於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為煖體，是猶人之升火以御寒；二為工作，是猶工廠之燒煤以發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內之燃料而有餘，而其所餘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體內，以備不時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內之燃料，則生無必取身內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盡，則取及肌肉。故飲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養料及身體之建築料，材料若有多餘，則悉化為燃料，而不蓄留於體內。此猶之城市之內，建築之材木過多，反成無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過多，過多則費體內機關之力以化之為燃料。而其質若不適為燃料，則燃後所遺渣滓於體中，又須費腎臟多少工夫，將渣滓清除，則司其事之臟腑有過勞之患，而損害隨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為兩種：一為燃料，素食為多；一為材料，肉食為多。材料過多，可變為燃料之用，而燃料過多，材料欠缺，則燃料不能變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損元氣；材料又不可過多，倘過多則有傷臟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則養生益壽之道，思過半矣。
近年生理學家之言食物份量者，不言其物質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熱力之多少以為準。其法用器測量，以物質燃化後，能令一格廉１（中國二分六厘）水熱至百度表一度為一熱率[今譯克（gram），下同。]，故稱「食物有多少熱率」，或謂「人當食多少熱率」等語。此已成為生理學之一通用術語矣，以後當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種類有三，即淡氣類、炭輕類、脂肪類；此外更有水、鹽、鐵、燐、#、錳各質並生機質（此質化學家尚未考確為何元素），皆為人生所不可少也。談氣類一格廉有四零一熱率，炭輕類一格康有四零一熱率，脂肪類一格廉有九零三熱率。淡氣質以蛋白為最純，而各種畜肉及魚類皆涵大部分淡氣，植物中亦涵有淡氣質，而以黃豆、青豆為最多。每人每日養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學家之主張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質一百格廉為度者，有主張五十格廉便足者。至於所用熱率多少，奧國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羅２（中國二十四兩）輕工作時當需三十四至四十熱率[即公斤（kilogram）。]重工作時當需四十至六十熱率。如是其人為七十基羅重者，於輕工作時當需食料二千八百熱率，於重工作時當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熱率。有奧國學者佛列查氏曾親自試驗彼身重八十六基羅，而每日所食蛋白質四十五格廉（中國一兩一錢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熱率，其後體質雖減少十三基羅有奇，然其康健較前尤勝；後再減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熱率，而其身體健康繼續如常。各生理學家為飲食度量之試驗者多矣，而其為身體材料所需之淡氣質，總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國衡一兩三錢至二兩六錢之蛋白質也。其為身體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熱率之間耳。其間有極重之工作，有需熱率至五六千者，此則不常見也。
人間之疾病，多半從飲食不節而來。所有動物皆順其自然之性，即純聽生元之節制，故於飲食之量一足其度，則斷不多食。而上古之人與今之野蠻人種，文化未開，天性未漓，飲食亦多順其自然，故少受飲食過量之病。今日進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則去自然亦愈遠，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煙也、鴉片也、鵠肩也，種種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進化而加增，則近代文明人類受飲食之患者，實不可勝量也。
作者曾得飲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嘗以事忙忽略，漸成重症，於是自行醫治稍愈，仍復從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數次。其後則藥石無靈，只得慎講衛生，凡堅硬准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頗覺效，繼而食之至半年以後，則此等食物亦歸無效，而病則日甚，胃痛頻來，幾無法可治。乃變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術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數月後舊病仍發，每發一次，比前更重。於是更覓按摩手術而兼明醫學者，乃得東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術固超越尋常，而又著有《抵抗養生論》一書，其飲食之法與尋常迥異。尋常西醫飲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堅硬之質。而高野先生之方，則令病者戒除一切肉類及溶化流動之物，如粥糜、牛奶、雞蛋、肉汁等，而食堅硬之蔬菜、鮮果，務取筋多難化者，以抵抗腸胃，使自發力，以復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乃繼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連半年，而病終不愈，乃有一試其法之意。又見高野先生之手術，已能愈我頑病，意更決焉。而先生則曰：「手術者乃一時之治法，若欲病根斷絕，長享康健，非遵我抵抗養生之法不可。」遂從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後數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雞蛋、湯水、茶、酒等物，病又復發。始以為或有他因，不獨關於所食也。其後三四次皆如此，於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類、牛奶、雞蛋、湯水、茶、酒，與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則硬飯與蔬菜及少許魚類，而以鮮果代茶水。從此舊病若失，至今兩年，食量有加，身體康健勝常，食後不覺積滯，而覺暢快。此則十年以來所未有，而近兩年始復見之者。余曩時曾肄業醫科，於生理衛生之學，自謂頗有心得，乃反於一己之飲食養生，則忽於微漸，遂生胃病，幾於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養生術，而積年舊症一旦消除，是實醫道中之一大革命也。於此可見飲食一事之難知有如此。
且人之稟賦各有不同，故飲食之物宜於此者不盡宜於彼，治飲食之病亦各異其術，不能一概論也。惟通常飲食養生之大要，則不外乎有節而已，不為過量之食即為養生第一要訣也。又肉食本為構成身體之材料及補充身體之材料，元氣所賴以存，為物至要，而不可稍為虧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與身體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過多，多則損多益少。故食肉過量而傷生者，獨多於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當有不同，青年待長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壯年生長已定之人肉食宜減，老年之人則更宜大減。夫素食為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為今日科學家、衛生家、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而中國人之素食，尤為適宜。惟豆腐一物，當與肉食同視，不宜過於身體所需材料之量，則於衛生之道其庶幾矣。
雖然，飲食之物審擇精矣，而其份量亦適合乎身體之需要矣，而於飲食之奧義，猶未能謂為知也。飲食入口之後，作如何變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腸胃收吸入血之後，又如何變化？其奧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為難知也。食物入口之後，首經舌官試驗之，若其不適於胃腸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適合於胃腸之消化也，舌官則滋其味而歡納之。由是牙齒咀嚼之，口津調和溶化之，粉質之物則化之為糖，其他之物則牙齒磨碎之，舌尖卷而造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臟。食物入胃之後，則胃之下口立即緊閉，而收蓄食物於胃中，至足度之時，則胃之生元報告於腦，而腦則發令止食，而吾人覺之，名之曰飽。此胃臟作用之一，所以定全體每度所應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飽之後，當立停止，如再多食則傷生矣。食物蓄滿於胃之後，胃津則和化肉質，如口津之化粉質焉。而胃肌則伸縮搖磨，將食物化為細糜，始開下口而送之入於小腸。到小腸上部時，則細糜與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補而化之，令之悉成為糜漿。而經過二十餘尺之小腸，輾轉迴旋，而為小腸之機關收吸之，由回管而入於肝。其適於養生之料，則由肝管而導入心臟，由心臟鼓之而出脈管，以分配於百體，為生元之養料及燃料也。其不適於身體之物，則由肝臟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導之入膽囊，再由膽管導之出小腸，而為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腸所吸余之物，則為渣滓而入於大腸，在大腸時，仍有收吸機關補吸小腸所遺余之養料，遂由大腸而推入直腸，則純為渣滓不適於身體之用矣。直腸積滿渣滓之後，則送之出肛門，而為大便。此飲食之終始也。
惟食物既入血之後，尚多種種之變化，此非專從事於生理學者則不能知之；而雖從事於生理學者，亦不能盡知之也。此飲食之事之關於體內之組織者，為天然之性，吾人本屬難知；則就飲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種問題，如糧食之生產、糧食之運輸、糧食之分配及饑饉之防備等問題純屬人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
近代國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經理糧食之前，民間之買食物者常千百候於店門之外，須費多少警察之約束，始能維持秩序。店伙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賣盡，則後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至，候於糧食店之門外，以待黎明買物者。當時德國有醫學博士諷之云：「使買油之婦在家多睡六小時，則身體中所涵蓄之油，較之彼從油店所買得者多矣。」此可想見其當時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節用而已。考德國未戰以前，其自產之糧食可足全國八成以上之用，其輸入之糧食不過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廚中及飯店廚中，每日所虛耗者已不止二成；而個人所食不需要於養生之品及過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於廚中則止絕虛耗，於個人則限口給糧，而每人以若乾熱率為準。如是一出入之間，糧不加多，而食則綽有餘矣。其後更從事於推廣生產，凡園庭、花圃、游場與及一切餘地荒土，悉墾為農田，並多制各種之化學田料，從此糧食無竭矣。前此兩年之久，人民備受多少之痛苦，視為無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則能使家給人足，貧而能均，各取所需，無人向隅者，非行之艱，實知之艱也。
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後，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築工夫、燃燒工夫，種種作為，誰實為之？譬有人見原料之入工廠，經機器之動作，而變成精美之貨物以供世用者，謂為機器為之，可乎？不可也。蓋必有人工以司理機器，而精美之貨物乃可成也。身內飲食機關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機關自為之也，乃身內之生元為之司理者也。由此觀之，身內飲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終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貨問題，人人習之，而全國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證明行之非艱，知之實惟艱也。
或曰：「飲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於其他人為之事，則非可與此同日而語也。」今作者更請以人為之事於下章證之。
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今再以用錢一事，為「行易知難」之證。
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而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為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為錢所裁製；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為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為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為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准」，故為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准也。」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為之，繼以金、銀、銅、錫為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遊牧之國，有以牛、羊為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為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果、粟為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鹽、茶為錢幣者。要之能為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為錢幣而已。專門之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為百貨之『中准』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為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毀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為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秦併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銅錢為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為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為幣。而今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為錢幣：有以黃金為正幣，而銀、銅為輔幣者；有以銀為正幣而鋼為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為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為百貨之「中准」也。
然則凡物適合於為百貨「中准」者，皆可為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倘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倘有貨物，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為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饑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濱遜克魯梳漂流記》１者乎[今譯《魯濱遜飄流記》。]？試擬設身其地，而攜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果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饑也，必須自行摘果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
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為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雖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為金錢之先河，何事為買賣之導線，不可不詳求確鑿，方能得金錢為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著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記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利便，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只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為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為市矣。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慾望亦漸開。於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准」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只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瞭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週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幣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顰，而發不兌現之令也，只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准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慾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慾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准」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准」，各於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於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云：「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１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２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而各國後先傚法者也。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
第三章以作文為證
今更以中國人之作文為「行易知難」之證。
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為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然以其文論，終不能不謂為富麗殊絕。夫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眾，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旅，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佈流用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蓋一民族之進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力，能旁及鄰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小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偶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
夫前章所述機器與錢幣之用，在物質文明方面，所以使人類安適繁華，而文字之用，則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顧古來之研究，非可埋沒。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頏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彼於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補偏救弊之方。夫文字為思想傳授之中介，與錢幣為貨物交換之中介，其用正相類。必廢去中國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彼歐美學者於埃及、巴比倫之文字，國亡種滅，久不適於用者，猶不憚搜求破碎，復其舊觀，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資今人學問故耳。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
但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於言語，而言語每隨時代以變遷。至於為文，雖體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隨言語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於黃河流域一區，其時言語與文字當然一致，可無疑也。至於周代，文化四播，則黃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荊、楚、吳、越、江、淮之族，受中國之文字所感化，而各習之以方言，於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來言語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遼、夏、金、元，各以其力蠶食中國，其言語亦不無遺留於朔北，而文字語言益以殊矣。漢後文字，踵事增華，而言語則各隨所便，於是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言語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制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復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惟舉全國人士而范以一種美術，變本加厲，廢絕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為世詬病耳。
然雖以中國文字勢力之大，與歷代能文之士之多，試一問此超越歐美之中國文學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則而後含毫命簡者乎？則將應之曰：否。中國自古以來，無文法、文理之學。為文者窮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於文法則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窮其字句之所當然，與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見也。至其窮無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謂非無學而何？夫學者貴知其當然與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謂為學也。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為何？即西人之「葛郎瑪」１也[英文grammar譯音。]，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以成言文而達意志者也。泰西各國皆有文法之學，各以本國言語文字而成書，為初學必由之徑。故西國學童至十歲左右者，多已通曉文法，而能運用其所識之字以為淺顯之文矣。故學童之造就無論深淺，而執筆為文，則深者能深，淺者能淺，無不達意，鮮有不通之弊也。中國向無文法之學，故學作文者非多用功於咿唔#嘩，熟讀前人之文章，而盡得其格調，不能下筆為文也。故通者則全通，而不通者雖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聯詞造句以成文，殆無造就深淺之別也。若只教學童日識十字，而悉解其訓詁，年識三千餘字，而欲其能運用之，而作成淺顯之文章者，蓋無有也。以無文法之學，故不能率由捷徑以達速成，此猶渡水之無津梁舟楫，必當繞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國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１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馬建忠。]，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為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為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為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為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然既通曉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猶已繞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貴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齡以下之幼童及不能執筆為文之人耳。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為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規正言語，使全國習為普通知識，則由言語以知文法，由文法而進窺古人之文章，則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復也。
文理為何？即西人之邏輯也。作者於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邏輯者，非以此為適當也，乃以邏輯之施用於文章者，即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學用於推論特多，故有翻為「論理學」者，有翻為「辨學」者，有翻為「名學」者，皆未得其至當也。夫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而辨者，又不過推論之一端，而其範圍尤小，更不足以括邏輯矣。至於嚴又陵１氏所翻之《名學》[嚴復，字又陵。]，則更為遼東白豕也。夫名學者，乃「那曼尼利森」２也[英文nominalism譯音，今譯唯名論。下面提到的「實學」，今譯唯實論。]，而非「邏輯」３也[英文logiC譯音。]。此學為歐洲中世紀時理學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實學」。此兩大思潮，當十一世紀時大起爭論，至十二世紀之中葉乃止，從此名學之傳習亦因之而息。近代間有復倡斯學者，穆勒氏即其健將也，然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而未嘗名其書為「名學」也。其書之原名為《邏輯之統系》４[英文「SystemofLogics」。]。嚴又陵氏翻之為《名學》者，無乃以穆氏之書言名理之事獨多，遂以名學而統邏輯乎？夫名學者，亦為邏輯之一端耳。凡以「論理學」、「辨學」、「名學」而譯邏輯者，皆如華僑之稱西斑雅５為呂宋也[今譯西班牙，下同。]。夫呂宋者，南洋群島之一也，與中國最接近，千數百年以來，中國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華人習知其名。而近代呂宋為西斑雅所佔領，其後華僑至其地者，則稱西班雅人為呂宋人。後至墨西哥、比魯６[今譯秘魯，下同。]、芝利７等國[今譯智利。]，所見多西斑雅人為政，亦呼之為呂宋人。尋而知所謂呂宋者，尚有其所來之祖國，於是呼西斑雅為大呂宋，而南洋群島之本呂宋為小呂宋，至今因之。夫以學者之眼光觀之，則言西斑雅以括呂宋可也，而言呂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華僑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呂宋，故以稱之。今之譯邏輯以一偏之名者，無乃類是乎？
然則邏輯究為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於此，蓋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獵乎邏輯者，莫不知此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而中國則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夫斯學至今尚未大為發明，故專治此學者，所持之說，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學者之對於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而叩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當然也。如曾國藩者，晚清之宿學文豪也，彼之與人論文，有「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門而無人門焉者，入其閨而無人閨焉者」。其於風風、雨雨、衣衣、食食、門門、閨閨等疊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為實字實用，下一字為實字虛用，則以為發前人所未發，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奧矣。然以文法解之，則上一字為名詞，下一字為動詞也，此文義當然之事，而宿學文豪有所不知，故強而解之為實字虛用也。又不知理則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節曰：
「本名字者，人物獨有之名稱，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論》曰：『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惠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亮與猛雖同為人類，鵠雖同為鳥類，猿雖同為獸類，曰亮、曰猛、曰鵠、曰猿，即為本名；不能人人皆謂之亮、猛，亦不能見鳥即謂之鵠，見獸即謂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鵠、猿視同一律，不待曾涉獵理則學之書者，一見而知其謬。即稍留意於理則之感覺者，亦能知其不當也。世界古今人類，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鳥獸，豈獨一鵠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書者何以有此大錯？則以中國向來未有理則學之書，而人未慣用其理則之感覺故也。夫中國之文章富矣麗矣，中國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為文，誠有如揚雄所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者矣。然而數千年以來，中國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無人發明文法之學與理則之學，必待外人輸來，而乃始知吾文學向來之缺憾。此足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也。
第四章以七事為證
前三章所引以為「知難行易」之證者，其一為飲食，則人類全部行之者；其二為用錢，則人類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為作文，則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類之行之不為不久矣，不為不習矣，然考其實，則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間有好學深思之士，專從事於研求其理者，每畢生窮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則行之非艱，而知之實艱，以此三事證之，已成為鐵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則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皆然也。」今更舉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事為證，以觀其然否。
夫人類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幾何年代，而後始有建築之學。中國則至今猶未有其學。故中國之屋宇多不本於建築學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國今日之屋宇，則無不本於建築學，先繪圖設計，而後從事於建築，是知而後行者也。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為外國之工師，而結垣架棟者為中國之苦力。是知之者為外國工師，而行之者為中國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至表面觀之，設計者指搖筆畫，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師易而苦力難矣，然而細考其詳，則大有天壤之別。設有人欲以萬金而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種種內容，就工師以請設計。而工師從而進行，則必先以萬金為範圍，算其能購置何種與若干之材料，此實踐之經濟學所必需知也。次則計其面積之廣狹，立體之高低，地基之壓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幾重，務要求得精確，此實驗之物理學所必需知也。再而家宅之形式如何結構，使之勾心鬥角，以適觀瞻，此應用之美術學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內之光線如何引接，空氣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禦，穢濁如何去除，此居住之衛生學所必需知也。終而客廳如何陳設，飯堂如何佈置，書房如何間格，寢室如何安排，方適時流之好尚，此社會心理學所必需知也。工師者，必根據於以上各科學而設計，方得稱為建築學之名家也。今上海新建之崇樓高閣，與及洋房家宅，其設計多出於有此種知識之工師也，而實行建築者皆華工也。由此觀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築事業可為「知難行易」之鐵證者四也。
民國七年十月，上海有華廠造成一艘三千噸大之汽船下水，西報大為之稱揚，謂從來華人所造之船，其大以此為首屈一指。然華廠之造此船也，乃傚法泰西，借近代科學知識，用外國機器而成之也。接近日在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地之外人船廠，其工匠幾盡數華人，只一二工師及督理為西人耳。所造之船，其大至萬數千噸者，不可勝數也。要之在東方西人各船廠所造之船，皆謂之華人所造者，亦無不可，蓋其施工建造悉屬華人也。作者往嘗遊觀數廠，每向華匠叩以造船之道。皆答以施工建造，並不為難，所難者繪圖設計耳；倘計劃既定，按圖施工，則成效可指日而待矣。去年美國與德宣戰，其第一之需要者為船隻之補充，於是不得不為破天荒之計劃以擴張造船廠，期一年造成四百萬噸之船。此說一出，舉世為之驚倒。若在平時有為此說者，莫不目之為狂妄。乃自計劃既定之後，則美廠有數十日而造成一艘一萬噸以上之船者。全國船廠百數十，其大者同時落造數十船，小者同時落造十餘船。如是各廠一致施工，萬弩齊發，及時所成，則結果已過於期望之上。近日日本川崎船廠，竟有以二十三日造成一艘九千噸之船者，其迅速為世界第一也。此皆為科學大明之後，本所知以定進行，其成效既如此矣。今就科學未發達以前，舉一同等之事業與之比較，一觀知行之難易也。當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樂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樂五年九月而返中國。此二十八個月之間，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齊而止。計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駐之時日，當非十餘個月不辦；今始為之折半，則鄭和自奉命以至啟程之日，不過十四個月耳。在此十四個月中，為彼籌備二萬八千餘人之糧食、武器及各種需要，而又同時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據《明史》所載，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吃水深淺未明，然以意推之，當在一丈以上，如是則其積量總在四五千噸，其長度則等於今日外國頭等之郵船矣。當時無科學知識以助計劃也，無外國機器以代人工也，而鄭和又非專門之造船學家也，當時世界亦無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然今之中國人借科學之知識、外國之機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噸之船，則以為難能，其視鄭和之成績為何如？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造船事業可為鐵證者五也。
中國最有名之陸地工程者，萬里長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築長城，以御匈奴。東起遼沈，西迄臨洮，陵山越谷五千餘里，工程之大，古無其匹，為世界獨一之奇觀。當秦之時代，科學未發明也，機器未創造也，人工無今日之多也，物力無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學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偉大之建築者，其道安在？曰：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諺有云：「需要者，創造之母也。」秦始皇雖以一世之雄，併吞六國，統一中原；然彼自度掃大漠而滅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設邊戍以防飄忽無定之遊騎，又有不勝其煩也，為一勞永逸之計，莫善於設長城以御之。始皇雖無道，而長城之有功於後世，實與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觀之，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於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漢之時代矣。如是則中國民族必無漢唐之發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種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強固之後，雖一亡於蒙古，而蒙古為我所同化；再亡於滿洲，而滿洲亦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長城之功為不少也。而當時之築長城者，只為保其一姓之私、子孫帝皇萬世之業耳，而未嘗知其收效之廣且遠也。彼迫於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計其工程之大、費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而今日科學雖明，機器雖備，人工物力亦超越往昔，工程之學皆遠駕當時矣，然試就一積學經驗之工師，叩以萬里長城之計劃：材料幾何？人工幾何？所需經費若干？時間若干可以造成？吾思彼之所答，必曰：「此非易知之事也。」即使有不憚煩之工師費數年之力，為一詳細測量而定有精確計劃，而呈之今之人，今之人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築一萬里長城，為必不可能之事也。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為守，為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餘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之防禦，每重之工程，有陰溝，有地窖，有甬道，有棧房。工程之鞏固繁複，每線每裡比較，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二者合計，長約萬餘裡。比之中國之長城，其長倍之。此萬餘裡之工程，其初並未預定計劃，皆要臨時隨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謂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者也。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亙歐洲大陸，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其工程時間皆相等。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無事實當前，則言之殊難見信。然歐洲東西兩戰場合計約有四萬里之戰壕，今已成為歷史之陳跡矣。而專門之工程家，恐亦尚難測其涯略也。由此觀之，「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始皇之長城、歐洲之戰壕可為鐵證者六也。
中國更有一浩大工程，可與長城相伯仲者，運河是也。運河南起杭州，貫江蘇、山東、直隸三省，經長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長三千餘里，為世界第一長之運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於國計民生，有不可勝量也。自中西通市之後，汽船出現，海運大通，則漕河日就淤塞，漸成水患。近有議修浚江淮一節以興水利者，聘請洋匠測量計劃，已覺工程之大，為我財力所不能辦，而必謀借洋債，方敢從事。夫修浚必較創鑿為易也，一節必較全河為易也，而今人於籌謀設計之始，已覺不勝其難，多有聞而生畏，乃古人則竟有舉三千里之長河疏鑿而貫通之，若行所無事者，何也？曰：其難不在進行之後，而在籌劃之初也。古人無今人之學問知識，凡興大工、舉大事，多不事籌劃，只圖進行。為需要所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於不覺。是中國運河開鑿之初，原無預定之計劃也。近代世界新成之運河，不一而足，其最著而為吾國人耳熟能詳者，為蘇伊士與巴拿馬是也。蘇伊士地頸處於紅海、地中海之間，隔絕東西洋海道之交通，自古以來，已嘗有人議開運河於此矣。當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拿破倫佔領埃及，已立意開蘇伊士運河，命工師實行測量其地，而結果之報告，為地中海與紅海高低之差約二十九英尺，因而停止。至五十餘年再有法人從事測量，知前所謂高低差異為不確，其後地拉涉氏乃提倡創立公司以開之。當時世人多以為難，而英人則舉國非之，以為萬不可能之事。而地拉涉氏苦心孤詣，費多年之唇舌，乃得法國資本家及埃及總督之贊助，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成立公司，翌年開鑿，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告厥成功。英人乃大為震驚。於是英相地士刺厘１用千方百計[今譯迪斯雷利（B．Disraeli）．]，而收買埃及總督之股票歸於英政府，後且將埃及並為英國領土，蓋所以保運河以握東西洋之咽喉，而連絡印度之交通也。地拉涉開鑿蘇伊士既告成功之後，聲名大著，為世所重，乃更進而提倡開鑿巴拿馬運河，以聯絡大西洋與太平洋之交通，而招股集資，咄嗟立辦。遂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動工，至八十九年則一敗塗地，而地拉涉氏竟至破產被刑，末路窮途，情殊可憫。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半由預算過差，半由疾疫流行，死亡過眾，難以施工。夫預算過差，尚可挽也；疾疫流行，不可救也。蓋當時科學無今日之進步，多以為地氣惡厲，非人事所能為力，而不留意衛生。乃近年科學進步，始知一切疾疫皆由微生物所致，而巴拿馬之黃熱疫則由蚊子所傳染。其後美國政府決議繼續開鑿巴拿馬運河也，由千九百零四年起，先從事於除滅蚊子，改良衛生。此事既竣，由千九百零七年起始行施工，至千九百十五年則完全告成，而大西洋、太平洋之聯絡通矣。由此觀之，地拉涉氏失敗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為害而忽略之也；美國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為害而先除滅之也。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中外運河之工程可為鐵證者七也。
自古制器尚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之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藥也，瓷器也，絲茶也，皆為人類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之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為羅經。古籍所載指南車，有謂創於黃帝者，有謂創於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國發明磁石性質而制為指南針，由來甚古，可無疑義。後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業於以發達。倘無羅經以定方向，則汪洋巨浸，水天一色，四顧無涯，誰敢冒險遠離海岸，深蹈迷途，而赴不可知之地哉？若無羅經為航海之指導，則航業無由發達，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於今日之地位。羅經之為用，誠大矣哉！然則羅經者，何物也？曰：是一簡單之電機也。人類之用電氣者，以指南針為始也。自指南針用後，人類乃從而注意於研究磁針之指南、磁石之引鐵，經千百年之時間，竭無窮之心思學力，而後發明電氣之理。乃知電者，無質之物也，其性與光熱通，可互相變易者也。其為物瀰漫六合，無所不入，無所不包；而其運行於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鐵受電之感，遂成為南北向之性。如定風針之為風所感，而從風向之所之者，同一理也。往昔電學不明之時，人類視雷電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則視之若牛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類之文明，已進於電氣時代矣，從此人之於電，將有不可須臾離者矣。現於通都大邑之地，其用電之事以日加增，點燈也用電，行路也用電，講話也用電，傳信也用電，作工也用電，治病也用電，炊爨也用電，御寒也用電。以後電學更明，則用電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論，世界用電之人已不為少，然能知電者，有幾人乎？每遇新創製一電機，則舉世從而用之，如最近之大發明為無線電報，不數年則已風行全世。然當研究之時代，費百十年之工夫，竭無數學者之才智，各貢一知，而後得成全此無線電之知識。及其知識真確，學理充滿，而乃本之以制器，則無所難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則更無難矣。是今日用無線電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無線電之機生，以應人之通信者，亦不費苦學而能也。至於制無線電機之工匠，亦不過按圖配置，無所難也。其最難能可貴者，則為研求無線電知識之人。學識之難關一過，則其他之進行，有如反掌矣。以用電一事觀之，人類毫無電學知識之時，已能用磁針而制羅經，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電學知識一發達，則本此知識而製出奇奇怪怪層出不窮之電機，以為世界百業之用。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電學可為鐵證者八也。
近世科學之發達，非一學之造詣，必同時眾學皆有進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與電學最有密切之關係者為化學，倘化學不進步，則電學必難以發達；亦惟有電學之發明，而化學乃能進步也。然為化學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燒煉術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藥，於是方士創燒煉之術以求之。雖不死之藥不能驟得，而種種之化學工業則由之以興，如製造硃砂、火藥、瓷器、豆腐等事業其最著者；其他之工業，與化學有關係，由燒煉之術而致者，不可勝數也。中國之有化學製造事業，已數千年於茲，然行之而不知其道，並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吾國學者今多震驚於泰西之科學矣。而科學之最神奇奧妙者，莫化學若；而化學之最難研究者，又莫有機體之物質若；有機體之物質之最重要者，莫糧食若。近日泰西生理學家，考出六畜之肉中涵有傷生之物甚多，故食肉之人，多有因之而傷生促壽者。然人身所需之滋養料以肉食為最多，若捨肉食而他求滋養之料，則苦無其道。此食料之衛生問題，為泰西學士所欲解決者非一日矣。近年生物科學進步甚速，法國化學家多偉大之發明，如裴在輅氏創有機化學，以化合之法制有機之質，且有以化學制養料之理想；巴斯德氏發明微生物學，以成生物化學；高第業氏以生物化學研究食品，明肉食之毒質，定素食之優長。吾友李石曾留學法國，並游於巴氏、高氏之門，以研究農學而注意大豆，以與開「萬國乳會」而主張豆乳，由豆乳代牛乳之推廣而主張以豆食代肉食，遠引化學諸家之理，近應素食衛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夫中國人之食豆腐尚矣，中國人之造豆腐多矣，甚至窮鄉僻壤三家村中亦必有一豆腐店，吾人無不以末技微業視之，豈知此即為最奇妙之有機體化學製造耶？豈知此即為最合衛生、最適經濟之食料耶？又豈知此等末技微業，即為泰西今日最著名科學家之所苦心孤詣研求而不可得者耶？又夫陶器之製造，由來甚古。巴比倫、埃及則有以瓦為書，以瓦為郭；而墨西哥、比魯等地，於西人未發見美洲以前，亦已有陶器。而近代文明之國，其先祖皆各能自造陶器。是知燒土成器，凡人類文明一進至火食時代則能為之。惟瓷器一物，則獨為中國之創製，而至今亦猶以中國為最精。當一千五百四十年之時，有法人白裡思者，見法貴族中有中國瓷器，視為異寶，而決志仿製之，務使民間家家皆能享此異寶。於是苦心孤詣，從事於研究，費十六年之心思，始製出一種似瓷之陶器。此為歐洲仿製中國瓷器之始。至近代泰西化學大明，各種工業從而發達，而其制瓷事業亦本化學之知識而施工，始能與中國之瓷質相伯仲。惟如明朝之景泰、永樂，清朝之康熙、乾隆等時代所制之各種美術瓷器，其彩色質地，則至今仍不能倣傚也。夫近時化學之進步，可謂登峰造極矣，其神妙固非吾古代燒煉之術可比，則二十年前之化學家亦夢想所不到也。前者之化學，有有機體與無機體之分，今則已無界限之可別，因化學之技術已能使無機體變為有機體矣。又前之所謂元素、所謂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鐳質發明之後，則知前之所謂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從此化學界當另辟一新天地也。西人之仿造中國瓷器，專賴化學以分析，而瓷之體質、瓷之色料一以化學驗之，無微不釋。然其燒煉之技術，則屬夫人工與物理之關係，此等技術今已失傳，遂成為絕藝，故倣傚無由。此歐美各國所以貴中國明清兩代之瓷，有出數十萬金而求一器者。今藏於法、英、美等國之博物院中者，則直視為希世之異寶也。然當時吾國工匠之制是物者，並不知物理、化學為何物者也。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化學可為鐵證者九也。
進化論乃十九世紀後半期，達文１氏之《物種來由》２出現而後始大發明者也[令譯達爾文，下同。][今譯《物種起源》。]，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然而古今來聰明睿知之士，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眾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裡特氏３[今譯畢達哥拉斯、德漠克利特。]，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無如繼述無人，至梳格底、巴列多４二氏之學興後[今譯蘇格拉底、柏拉圖。]，則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至歐洲維新以後，思想漸復自由，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及禮尼詩氏５二人[今譯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下同。]，窮理格物，再開進化論之階梯；達文之祖則宗述禮尼詩者也。嗣後科學日昌，學者多有發明，其最著者，於天文學則有拉巴刺氏，於地質學則有利裡氏，於動物學則有拉麥氏，此皆各從其學而推得進化之理者，洵可稱為進化論之先河也。至達文氏則從事於動物之實察，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始成其《物種來由》一書，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自達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種，如化野草為五穀，化野獸為家畜，以利用厚生者是也。然用之萬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必待至科學昌明之世，達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其難也如此。夫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牛頓氏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１也）動而生電子[今譯「以太」。]，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乃至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此「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進化論可為鐵證者十也。
倘仍有不信吾「行易知難」之說者，請細味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可」字當作「能」解。可知古之聖人亦嘗見及，惜其語焉不詳，故後人忽之，遂致漸入迷途，一往不返，深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其流毒之烈，有致亡國滅種者，可不懼哉！中國、印度、安南、高麗等國之人，即信此說最篤者也。日本人亦信之，惟尚未深，故猶能維新改制而致富強也。歐美之人，則吾向未聞有信此說者。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又有某工學博士為予言曰，彼初進工學校，有教師引一事實以教「知難行易」，謂有某家水管偶生窒礙，家主即雇工匠為之修理。工匠一至，不過舉手之勞，而水管即復回原狀。而家主叩以工值幾何，工匠曰：「五十元零四角。」家主曰：「此舉手之勞，我亦能為之，何索值之奢而零星也？何以不五十元，不五十一元，而獨五十元零四角何為者？」工匠曰：「五十元者，我知識之值也；四角者，我勞力之值也。如君今欲自為之，我可取消我勞力之值，而只索知識之值耳。」家主啞然失笑，而照索給之。此足見「行易知難」，歐美已成為常識矣。
第五章知行總論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威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干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者，曾游仕中國，致位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為奇絕，以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達奇》一書，所志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為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雲。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為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手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為子之事耳。
夫人群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為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傚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為之倣傚推行，且目之為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為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傚，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漢予言者，即請以美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以證之。
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羈厄而獨立。其地為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強敵之侵凌，蓽路藍縷，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為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眾，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為，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為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尚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強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時間耳。准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強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
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為華僑子孫者約二三百萬，余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強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為雄，仿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採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只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尚未得稱為完全之獨立國也，只得謂之為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尚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握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此羈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學者至此，想當瞭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為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不現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劃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為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劃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巴斯德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蜾蠃，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為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蜾蠃為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辟，欲使後知後覺者瞭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為似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
第六章能知必能行
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日之無線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當一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收其全國鐵路歸政府管理時，其路線共長三十九萬七千零十四英里，成本一百九十六萬萬餘元美金，合中國洋銀三百九十二萬萬元）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勢皆悉，由工師籌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為無難之事矣。此事實俱在，彰彰可考，吾國人當可一按而知也。
予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第一為破壞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清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解脫奴婢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滅風水之迷信、廢去厘卡之阻礙等事。第二為過渡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縣之下再分為鄉村區域，而統於縣。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布約法，以之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為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瞭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五權憲法也。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為？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至今事過情遷，則多有怪予於民國建元之後，不當再允和議、甘讓總統者。然假使予仍為總統，而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而代舊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補，是亦以暴易暴而已。夫如是，則予無為總統之必要也。
或者不察，有以為予當時之勢力不及袁世凱，故不得不與之議和，苟且了事者；甚有誣為受袁世凱百萬之賄，遂以總統讓之者。事至今日，已可不待辯而明矣。苟予果貪也，則必不以百萬而去總統之位矣。不觀今日一督軍一年之聚斂幾何，一師長一年之侵吞幾何，誣者果視予貪而且一愚至此耶！至謂於民國建元之後，予之勢力不及袁世凱，則更擬於不倫也。夫當時民國已有十五省，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且捨當時情勢不計，而以前後之事較之，當明予非畏袁世凱之勢力而議和者。夫革命成功以前，予曾經十次之失敗，而奮鬥之氣猶不少衰。民國二年，袁世凱已統一全國，而予已不問政治而從事實業矣，乃以暗殺宋教仁故，予時雖手無寸兵而猶不畏之，而倡議討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討袁軍敗後，同人皆頹喪不振，無敢主張再行革命者，予知袁氏必將帝制自為，乃組織中華革命黨以為之備，散佈黨員於各省，提倡反對帝制。是故袁氏之帝制未成，而反對之人心已備，帝制一發，全國即起而撲滅之也。由此觀之，則予非由畏勢力而去總統，乃以不能行革命之建設而去總統，當可以瞭然於國人之心目中矣。夫如是，然後能明予之志，而領會於予革命建設之微意也。
何謂革命之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隨社會趨勢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為之，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為之斬絕，專制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而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流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為必要也。
試觀民國以前之大革命，其最轟轟烈烈者為美與法。美國一經革命而後，所定之國體，至今百餘年而不變。其國除黑奴問題生出國內南北戰爭一次而外，余無大變亂，誠可謂一經革命而後，其國體則一成不變，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經濟發達，為世界之冠。而法國一經革命之後，則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兩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後，窮兵黷武之帝為外敵所敗，身為降虜，而共和之局乃定。較之美國，其治亂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說者多稱華盛頓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而拿破倫野心勃勃，有鯨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終帝制。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夫華、拿二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為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倫於偏裨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
美國土地向為蠻荒大陸，英人移居於其地者，不過二百餘年。英人素富於冒險精神、自治能力，至美而後即建設自治團體，隨成為十三州。雖歸英王統治之下，然鞭長莫及，無異海外扶余，英國對之不過羈縻而已。及一旦徵稅稍苛，十三州則聯合以抵抗。此革命之所由起也。血戰八年而得獨立，遂創立亞美利加之聯邦為共和國。其未獨立以前，十三州已各自為政，而地方自治已極發達；故其立國之後，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礎全恃地方自治之發達也。其餘中美、南美之各拉丁人種之殖民地，百十年來亦先後仿美國，而脫離其母國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進步之不如美國而變亂常見者，則全繫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礎不鞏固也。然其一脫母國統治而建共和之後，大小十九國，除墨西哥為外兵侵入、強改帝制外，無一推翻共和者。此皆得立國於新天地之賜，故能洗除舊染之污，而永遠脫離君政之治也。法國則不然。法雖為歐洲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於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範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國體向為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為中央集權，無新天地為之地盤，無自治為之基礎也。
我中國缺憾之點悉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而予猶欲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為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憲法，以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當時眾人之所期者實為妄想，顧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為難行，抑何不思之甚也！
當予鼓吹革命之時，擬創建共和於中國，歐美學者亦多以為不可，彼等蓋有鑒於百年來之歷史，而重乎其言之也。民國建元前一年，予過倫敦。有英國名士加爾根者，曾遍游中土，深悉吾國風土人情，著書言中國事甚多，其《中國變化》一書尤為中肯。彼聞予提倡改中國為共和，懷疑滿腹，以為萬不可能之事，特來旅館與予辯論者，數日不能釋焉。迨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時期，彼乃渙然冰釋，欣然折服，喟然而歎曰：「有如此計劃，當然可免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也。而今而後，吾當助子鼓吹。」故於武昌起義之後，東方之各西文報，皆盛傳吾於民國建設之計劃，滿盤籌備，成竹在胸，不日當可見之施行，凡同情於中國之良友當拭目以觀其成也云云。此皆加爾根氏在倫敦各報為吾游揚之言論也。惜予就總統職後，此種計劃，為同志所格而不行，遂致歐美同情之士亦大失所望。而此後歐美學界之知吾計劃者，亦不敢再為游揚吾說；而不知者，則多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不足，斷不能行共和之治矣。此所以美國著名之憲法學者古德諾氏，有勸袁世凱帝制之舉也。
中國人對於古德諾氏勸袁帝制一事，頗為詫異，以為彼乃共和國之一學者，何以不右共和而揚帝制？多有不明其故者。予廉得其情，惟彼為共和國人，斯有共和國之經驗，而美國人尤飽嘗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之害也。美國之外來人民，一入美境數年，即享民權；美國之黑奴，一釋放後，立享民權。而美國政客，利用此兩種人之民權而搗出滔天之亂，為正人佳士所惱煞者。不知若干年，始定有不識字之人不得享國民權利之禁例，以防止此等搗亂。是以彼中學者，一聞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欲建設共和，則幾有痛心疾首，期期以為不可者，此亦古德諾氏之心理也。
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於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為低下也。然則何為而可？袁世凱之流，必以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況令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童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壓者也。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
然當同盟會成立之初，則有會員疑革命方略之難行者，謂「清朝偽立憲許人民以預備九年，今吾黨之方略定以軍政三年、訓政六年，豈不與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苦於革命成功之後，猶須九年始得憲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則無望造成完全之民國」。今民國改元已八年於茲矣，不獨憲政之治不能期，而欲求如清朝苟且偷生猶不可得，尚何望九年之有完全民國出現耶？或又疑訓政六年，得毋同於曲學者所倡之開明專制耶？曰：開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為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也。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身命為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人之已行憲政猶且停之，況我憲政尚未發生，方欲由革命之戰爭以求之，豈可於開戰之初即施行憲政耶？此誠幼稚無倫之思想也。今民國成立已八年矣，吾黨之士，於此八年間應得無量之經驗、多少之知識，若能回憶予十數年前之訓誨主張，當能恍然大悟，而不再河漢予言，以為理想難行矣。
夫以中國數千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立一共和憲治之國家，捨訓政一道，斷無由速達也。美國之欲扶助菲島人民以獨立也，乃先從訓政著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為基礎。至今不過二十年，而已丕變一半開化之蠻種，以成為文明進化之民族。今菲島之地方自治已極發達，全島官吏，除總督尚為美人，余多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獨立。將來其政治之進步，民智之發達，當不亞於世界文明之國。此即訓政之效果也。美國對於菲島何以不即許其獨立，而必經一度訓政之時期？此殆有鑒於當年黑奴釋放後之紛擾，故行此策也。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而今皆當為主人矣。其忽而躋於此地位者，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此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於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為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專制時代之臣僕尚且如此，況為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卻天職，致使革命事業只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悲乎！
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以墜也。
今以一淺顯易行之事證之。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擔任革命也，先從事於鼓吹，而後集其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條當眾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為革命黨也。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為形式上之事，以為無補於進行。為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團體固結，卒能推倒滿清者，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一黨尚如此，其況一國乎！
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為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治之根本手續也。故其對於入籍歸化之民，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尊崇其國體，恪守其憲章，竭力於義務，而後乃得認為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其對於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職。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中國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組織革命黨也，乃以之為先天之國家者也，後果由革命黨而造成民國。當建元之始，予首為宣誓而就總統之職，乃令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而吾黨同志悉以此為不急之務，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始作罷論。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予於此點特為注重，而同人則多漠視。予以有我之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為不關緊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聽，於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討罰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於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為其極大之原因也。蓋以帝制之取消，則凡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為空想，而鬥志全消矣。此陳宦所以獨立於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氣絕也。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強之勸告也。列強之所以勸告者，以民黨之抵抗袁氏有極充分之理由也。而理由之具體，而可執以為憑，表示於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倘當時袁氏無此信誓，則其稱帝之日，民黨雖有抵抗，而列強視之，必以民黨愚而多事，而必無勸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致失敗。何也？蓋袁氏向為君主之臣僕，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於袁，已自甘於犧牲共和矣。既甘放棄於前，而反爭之於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而維持中國之共和也。由是觀之，信誓豈不重哉！
乃吾黨之士，於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為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為理想者，則多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於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乃於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倘革命黨當時不河漢予言，則後天民國之進行，亦如先天組黨之手續，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於民國為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為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後，有違背民國之行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於法律上始有根據也。如今之中華民國者，若以法律按之，則只有少數之革命黨及袁世凱一人曾立有擁護民國之誓，於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國，而其餘之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法律之責任也。而昔日捕戮革命黨之清吏，焚殺革命黨之武人，與夫反對革命黨之虎倀，今則靦然為民國政府之總長、總理、總統，而毫無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此何怪於八年之間而數易國體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乃革命黨於結黨時行之，於建國時則不行之，是以為黨人時有奮厲無前之宏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後則失此能力，遂致建設無成，此行與不行之效果也。所以不行者，非不能也，坐於不知其為必要也。故曰能知必能行也，理想雲乎哉？革命黨既以予所主張建設民國之計劃為理想太高，而不知按照施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壞、無建設之局，致使中國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國之建設一日不完全，則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國治民福永無可達之期也。故今後建設之責，不得獨委之於革命黨，而先知先覺之國民噹噹仁不讓而自負之也。夫革命先烈既捨身流血，而為其極艱極險之破壞事業於前矣，我國民宜奮勇繼進，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設事業於後也。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予請率先行之。誓曰：
孫文正心誠意，當眾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
中華民國八年正月十二日孫文立誓
此宣誓典禮，本由政府執行之，然今日民國政府之自身尚未有此資格，則不得執行此典禮也。望有志之士，各於其本縣組織一地方自治會，發起者互相照式宣誓；會成而後，由會中各員向全縣人民執行之，必親筆簽名於誓章，舉右手向眾宣讀之。其誓章藏之自治會，而發給憑照，必使普及於全縣之成年男女。一縣告竣，當助他縣成立自治會以推行之。凡行此宣誓之典禮者，問良心，按法律，始得無憾而稱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否則仍為清朝之遺民而已。民國之能成立與否，則全視吾國人之樂否行此歸順民國之典禮也。愛國之士，其率先行之。
附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
克強我兄足下：
美狠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颿東發，美正##在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愫，乃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１君[宮崎寅藏。]，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２輩過滬上時[譚人鳳、宋教仁。]，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為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為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為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愛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夫更借口喪失利權，引為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擔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了，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群焉不察，終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民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為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為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借，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為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為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為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劃，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為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為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文按：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雄，變弱小而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決，不為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之案率於袁、趙１之蔑視國法[趙秉鈞，當時國務總理。]，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為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為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嶯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尚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為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為然矣，足下又以為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台，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為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台，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炮台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威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為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逡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用之為善後政費，而用之為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時獨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粵、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１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消之際[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知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為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遒」；「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免顧犬，機尚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為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為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果，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瞭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現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旦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
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為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秘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為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征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熏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群，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3（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耶？
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為。權利則狺狺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為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屍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為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為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為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為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
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為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進急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荊，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剋日命駕言旋，共肩艱巨。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塘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氣尚重，諸維為國珍攝，言不罄意。
陳其美頓首
（按：此民國四年春之書也。）
第七章不知亦能行
或曰：「誠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進於科學時代，凡有興作，必先求知而後從事於行，則中國富強事業，非先從事於普及教育，使全國人民皆有科學知識不可。按以先生之新發明『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則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為功。乃先生之論，有一躍而能致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後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為之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凡所謂天數氣運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龍多也。且人類之進步，皆發動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為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為人類所皆能，亦為人類所當行，而尤為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強者，宜黽勉力行也。
夫古今來一躍而致隆盛者不可勝數，即近代之列強，亦多有躋於強盛而後乃從事於教育者。夫以中國現在之地位，現有之知識，已良足一躍而致隆盛，比肩於今世之列強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於不知不行也。而向來之積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實在政府官吏之腐敗，倒行逆施，積極作惡也。其大者，則有欲圖一己之私，而至於犧牲國家而不恤；其次者，則以一督軍一師長而年中聚斂，動至數百萬數十萬；又其次者，則種種之作弊，無一不為斷喪國家之元氣，傷殘人民之命脈。比之他國之政策務在保民而治，獎士、勸農、勵工、惠商以圖富強者，則我無一不與之相反也。由此觀之，若政府官吏能無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積極作惡以害國害民，則中國之強盛已自然可致，而不待於發奮思為。是今日圖治之道，興利尚可緩，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則自然之進化，已足登中國於強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國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國之土地則四百餘萬方咪之廣，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國之上。而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至於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無匹，承五千年之文化，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嘗為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無一焉。然則何為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之富強，實頭頭是道也。在昔異族專制之時，官吏為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為惡，民無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後，專制已覆，人民為一國之主，官吏不過為人民之僕，當受人民之監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當任用之，其酷劣者當淘汰之而已。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為此需要，不必待於普通教育科學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是中國今日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
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有與之匹敵者。即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清兩代之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或來朝親善，莫不羨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為上邦也。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自然，遂成為孤立之性。故從來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國，其取資亦盡於本國而已，其外則無可取材借助之處也。是猶孤人之處於荒島，其所需要皆一人為之，不獨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必自爨而後得食，自縫而後得衣，其勞苦繁難，不可思議，然其人亦習慣自然，而不知有社會互助之便利，人類交通之廣益也。倘時移勢變，此荒島一旦成為世界航路之中樞，海客接踵而至，有憫此孤人之勞苦者，功之曰：「君不必事事躬親，只從所長專於一業足矣，其他當有人為君效勞也。」其人必不之信，蓋以為一己之才力所不能致者，則為必不可能之事也。此猶今日中國之人，不信中國之富強可坐而致者，同一例也。蓋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中國所不知所不能者，則以為必無由以致之也。雖閉關自守之局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則猶是閉關時代荒島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強也。夫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為用、互助以成者也。中國之為國，擁有廣大之土地、無量之富源、眾多之人力，是無異一富家翁享有廣大之田園、盈倉之財寶、眾多之子孫，而乃不善治家，田園則任其荒蕪，財寶則封鎖不用，子孫則日事遊蕩，而舉家則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此實中國今日之景象也。嗚呼！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吾國人果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人人當自奮矣！
夫以中國之人處中國之地，際當今之時，而欲致中國於富強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試陳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戰爭各國新設之製造廠，為開發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廠專為供給戰品而設，今大戰已息，此等工廠將成為廢物矣。其傭於此等工廠之千百萬工人，亦將失業矣。其投於此等工廠之數十萬萬資本，將無從取償矣。此為歐美戰後問題之一大煩難，而彼中政治家尚無解決之方也。倘我中國人能利用此機會，借彼將廢之工廠以開發我無窮之富源，則必為各國所樂許也。此所謂天與之機。語曰：「天與不取，必受其禍。」倘我失此不圖，則三五年後，歐美工業悉復原狀，則其發達必十倍於前，而商戰起矣。吾中國手工之工業，必不能與彼之新機械大規模之工業競爭，如此則我工商之失敗必將見於十年之內矣。及今圖之，則數年之間，我之機器工業亦可發達，則此禍可免。此以實業救國之道也，國人其注意之。
今之美國，吾人知其為世界最富最強之國也，然其所以致富強者，實業發達也。當其發展實業之初也，資本則悉借之歐洲，人才亦多聘之歐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國。其進行則多由冒險試驗，而少出於計劃統籌，且向未遇各國有投閒置散之全備工廠，為彼取材之機會如我之今日也。而其富源尚不及我之豐盛。然其實業之發達，今已為世界冠矣。試以其鋼、鐵、炭、油之出產而觀其成績。美國一千九百十六年所產鐵四千萬噸，鋼四千三百四十八萬噸。而我國每年所產之鋼鐵不過二十餘萬噸，較之美國不過四百分之一耳。美國同年所產煤炭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七萬噸，等於九千八百萬匹馬力；所產燃油二萬九千二百三十萬桶，等於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匹馬力；所產自然汽約三百萬匹馬力；所發展水力電約六百萬匹馬力。夫鋼鐵者，實業之體也；炭、油、汽、電者，實業之用也。統計美國所發展之自然力約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萬匹馬力，以一馬力等八人力計之，則美國約有一十三萬萬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產。其人口一萬萬，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尚有十三人之機器力為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機力乃夜以繼日，連作二十四時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時耳，機力則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機力無異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機力則等於三十九人矣。《大學》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此美國之所以富也。我中國人口四萬萬，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過二萬萬人。然因工業不發達，雖能作工者亦恆無工可作，流為游手好閒而寄食於人者或亦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過一萬萬人耳。且此一萬萬人之中，又不盡作生利之工，而半為消耗之業，其為生產之事業者實不過五千萬人而已。由此觀之，中國八人中不過一人生產耳。此國之所以貧，尚過於韓愈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票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較之美國人口一萬萬，而當有五千萬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機器力以助之，即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給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貧反憂生產之過盛，供過於求，而岌岌向外以覓市場為尾閭之疏洩也。此貧弱富強之所由分，亦商戰勝敗之所由決也。
然則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發展中國之財源，而立救貧弱者，其道為何？倘以中國而言，則本無其法，更無迅速之法也。若欲中國之實業於十年之間，而發達至美國現在之程度，則中國人不獨不能知，不能行，且為夢想所不能及也。是猶望荒島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發展其荒島，使之田園盡辟，道路悉修，港灣深浚，市場繁盛，樓宇林立，公園宏偉，居宅麗都，生活優逸，如此，雖延長其壽命至萬年，彼必無由以成此等之事業也。然若荒島之孤人，肯出其巖穴所埋藏纍纍之金塊明珠，以與海客謀，將其荒島發展成為繁盛華麗之海市，而許酬以相當之金塊明珠，則必有人焉，為之經營，為之籌劃，為之招集人才，為之搜羅資料，不期年而諸事可以畢集矣。荒島孤人，直可從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國之欲發展其工商事業，其道亦猶是也。故其問題已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也，而直在欲不欲耳。
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如其不信，請觀美國工業發達之速率，可以知矣。當十餘年前，美國之議繼鑿巴拿馬運河也，初擬以二十年為期，以達成功，及後實行施工，不過八年而畢厥事。是比其數年前所知之工程，已加速二倍半矣。及美國對德宣戰而後，其戰時之工業進步更令人不可思議。往時非數十年所不能成者，而今則一年可成之矣。如造船也，昔需一兩年而造成一艘者，今則二十餘日可成矣。倘以戰時大規模、大組織之工程，施之於建築巴拿馬運河，則一個月間便可成一運河矣。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若吾國人能曉然於互助之利，交換之益，用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數年之間，即可將中國之實業造成如美國今日矣。
中國實業之發達，固不僅中國一國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專門名家，無不樂為中國效力，如海客之欲為荒島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國政府《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一書１[此書原附錄於本章末後，但因與《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篇首所載重複，故後被孫中山刪去。]，已得美國大表贊同，想其他之國當必惟美國之馬首是瞻也。果爾，則此後只須中國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為我籌劃，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後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為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今者宜乘歐戰告終之機，利用其戰時工業之大規模，以發展我中國之實業，誠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第八章有志竟成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為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眾，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為補錄也。
予自乙西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雲。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１[尤列，字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聽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２二人願傾家相助[孫眉，字德彰。]，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３繼陷[旅順、威海衛。]，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周，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眾，佈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為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自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為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為，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眾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為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為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游，為之指導。游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借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為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為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群眾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為之，蓋此最易動群眾之視聽也。其傳佈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瞭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為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為者，彼眾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倖存焉。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週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１為外相[大隈重信。]，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２等[大石正巳、尾崎行雄。]。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３等[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４等[安川敬一郎、犬塚信太郎、久原房之助。]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１等[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宮崎彌藏、宮崎寅藏、菊池良士、萱野長知。]。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２兩博士[寺尾亨戶。]。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佈，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借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
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時台灣總督兒玉１頗贊中國之革命[兒玉源太郎。]，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籐２與予接洽[後籐新平。]，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眾，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籐氏３對中國方針[伊籐博文。]，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眾足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兩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禹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虯齋、張溥泉１等則發起《國民報》[戢翼翬（字元成）、沈翔雲（字虯齋）、張繼（字溥泉）。]，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件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己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１與某武官往南京[喬義生，字宜齋。]、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２接洽[趙聲，字伯先。]，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劃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眾，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偽為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為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劃，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法政府何以處分佈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謹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麗萍醴之師敗，而禹之漠、劉道一、寧調元、胡英〔瑛〕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蕩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為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劃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津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佔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為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欽廉計劃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眾，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眾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眾握據三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眾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為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為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為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眾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為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眾，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為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為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眾，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眾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為予第八次之失敗也。
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為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眾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為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為國事犯，而只視為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
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汪精衛頗為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系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
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堤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峰、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
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卻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劃委託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為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
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擯榔嶼，約怕失、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劃。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擯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余資以為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勖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劃既定，予本擬遍游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邏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為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
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１[譚人鳳，號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瑛〕尚在武昌獄中，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匆來。而炮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波等名冊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為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眾進攻，開炮轟擊督署。瑞澂聞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炮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為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佈中立之佈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癒，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
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１[今譯科羅拉多（Colorado）州的丹佛（Denver）市。]。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為革命黨佔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
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埸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
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慎密，避卻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古１時[今譯芝加哥。]，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功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成馬裡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炮廠總理為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１為最懇摯[今譯克裡孟梭（G.Clemenceau）。]。
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尚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佈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為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元為中華民國元年，採用陽曆。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注釋：
＊此書由三部著作組成。《民權初步》出版於一九一七年，原名《會議通則》，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實業計劃》用英文寫成，原名「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該書的部分內容曾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年出版全書英文本，一九二一年出版中文本，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出版於一九一九年（按：該書原擬包括卷二《三民主義》、卷三《五權憲法》，但未續出），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一書的總目中，親筆增添了「（四）國家建設（續出）」一項。按他的著作計劃，《建國方略》之四（國家建設）將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但後來只完成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