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著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1先生言[唐紹儀,字少川。],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1[今譯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歎!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餬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注釋:

據《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南京中華民國大總統府印鑄局一九一二年印件)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當天所作的這個演說,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久即被摘譯成法、英、俄等國文字,以論文的形式在國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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