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諸君：
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為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為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裡？政權在那裡？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佔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為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嗎？那非洲杜國１[杜蘭斯哇，今譯德蘭士瓦（Transvaal）。]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尚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屍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狠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裡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
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才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為，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剿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卻純是政治問題；佛蘭西民主政治〔體〕，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為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
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
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裡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
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這個道理，狠覺費解，卻可以拿淺近的事情來做譬喻。大凡文明進步，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為他不是專用手足，是藉機械的力去幫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夠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卻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萬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才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裡。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為一種狠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識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
這真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禾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
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業卻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飢餓。只就倫敦一城算計，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
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明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卻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
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家。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有，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為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預備立憲的上諭，目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那五權除剛才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狠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於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著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選相興廢，遇著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更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
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台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１[今譯麥金萊（W．Mckinley）。]、羅斯威２等[今譯羅斯福（T．Roosevelt）。]，才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注釋：
據《民報》第十號（東京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民意（胡漢民）《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