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个性的维新思想家，他毅然以“流血变法”启迪后人，这是他留在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不朽篇章。
“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
谈起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我们首先会想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本书分“改革实情”“废上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史”“殉难六烈士传”五篇，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过程做了最初的历史总结。《戊戌政变记》可以说是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以后对戊戌变法史的历史叙事都不脱此著的窠臼。《戊戌政变记》中有两篇与谭嗣同密切相关：一篇是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一篇是《谭嗣同传》。
梁启超是广东人，来湖南担任过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是教习，他俩存有同事、同志的密切之谊。梁启超对湖广的风俗民情知之甚深，感情弥笃，他在《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论及近代湖南新旧两派对立时有一段名言：“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洋人之风已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极端对立。旧派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新派则以谭嗣同为急先锋，双方之矛盾势同水火。梁启超是维新派，他的看法当然是预设立场的。实际上，王先谦一八九六年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一八九七年一月时务学堂呈报立案时，王先谦还是领衔提倡者，说他是守旧派或是顽固保守派并不太公允，旧派并不乏新思想。如果细究所谓新旧两派的思想，其实都是以传统为底色。传统既可成为守旧的藩篱，也可演变、进化为维新的动力。谭嗣同的思想演变是传统思想向“维新”转化的一个实例。谭嗣同思想中讲求“仁学”、坚守“志节”的特点，就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演进中鲜活的生命力。
后来流传的谭氏生平事迹、个性偏好、烈士轶事都是出自梁启超的《谭嗣同传》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可以说是塑造谭氏形象的一个经典文本。后来流传的谭氏生平事迹、个性偏好、烈士轶事都是出自这部小传。如谈到谭早年的生活、性情：“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如称赞谭嗣同在湖南传播新学所发挥的先锋作用：“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如评价谭嗣同在湖南新政中的功劳：“于时君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还有谭嗣同不愿去日本大使馆躲避追捕说的那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下狱后在狱壁中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大家熟知的谭嗣同遗诗。这些后来长久流传的有关谭氏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梁氏着意创作一个维新烈士的英雄形象，以鼓励他的同志。
梁启超所塑造的谭嗣同烈士形象明显受制于三个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去解析，梁启超所塑造的谭嗣同烈士形象，明显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他本人作为维新派与保皇党人的双重身份。他将谭嗣同定位为维新志士和保皇党人，强调谭氏的献身精神，当然是寓含激励维新，推动新政，为光绪皇帝保驾护航之意。二是他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追随者，有意称谭嗣同为康的“私淑弟子”。谭嗣同的《仁学》最初是在《清议报》上刊载，文前有梁启超的序，这篇序中特别强调谭嗣同是康有为的弟子，认为《仁学》是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主张。“《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三是维新派对袁世凯的忌恨与试图离间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他长篇讲述八月初三夜晚谭造访袁世凯的故事，即寓此意。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所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谭氏传记的原型。
梁启超晚年作《清代学术概论》，仍不惜篇幅评述谭氏的思想，谭嗣同短暂的一生只活了三十三个春秋，故梁启超称他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从他留下的《仁学》遗稿看，他有意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至少是系统清理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一工作因其猝逝，还没达到瓜熟蒂落的成熟地步就中止了。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谭嗣同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
从梁启超前后对谭嗣同的评论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梁对谭的精神阐释主要着重两个方面：早期他主要是阐发谭氏的舍生取义，拯救众生的献身精神，救世博爱的宗教精神，大仁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博大胸怀。这是一个烈士形象。晚年他则主要弘扬谭氏“冲决网罗”、批判纲常名教、排斥尊古观念的一面，这是一个思想先驱者的形象，梁氏之所谓“思想彗星”。这当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相当关联。从烈士精神到思想彗星，这是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走过的轨迹。梁启超对谭氏精神的阐扬成为后来人们理解、把握、评价谭氏的基调。后来虽然有关谭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大体都不离梁任公指陈的轨道。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04月01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