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同盟会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7月下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双方交谈，甚为投合。（《清国革命军谈》，《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第282——283页）嗣后，黄兴又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研讨是否与孙中山合组革命团体事项。因意见不一致，遂以“个人自由”一语了结。（宋教仁《我之历史》第二册，第28页）
7月30日（六月二十八日）黄兴、陈天华出席孙中山召集的会议。到会计七十余人。经讨论，议决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当即举孙中山为总理；旋由总理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为协理。是年冬，离日赴香港，随后化名潜入桂林郭人璋营中，策动起事。因郭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不睦，黄屡劝二人合作，均无效，遂快怏仍往香港。
次年（光绪三十二年）秋冬间，黄兴与章太炎辅佐孙中山在东京编制《革命方略》，计有《军政府宣言》、《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十五文件。
二、前仆后继的反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就相继在各地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4日（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在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由同盟会策动和领导的，以会党为基础的，旨在推翻帝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大起义。
萍浏醴地区是哥老会非常活跃的地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形成了一支拥有数千人的煤矿工人队伍。同时，为运煤而修建的株（州）——萍（乡）铁路的竣工通车（1905年12月），更使这里的交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
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于次年被清政府杀害。他的牺牲，大大地加深了会党对清政府的仇恨。会党群众“誓复仇，益倾向革命，继续图大举。”（《醴陵县志》，《人物志》五，1948年印，第8卷，第67页）1906年夏初，在长沙的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另一由日本返湘的同盟会员宁调元等，发动全城学生公葬为国捐躯的民主革命志士陈天华、姚宏业，使“当道及乡绅咸为惊异”。（姚湘渔《禹之谟传》，《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1948年版）
正当会党图谋再举、民主思想和爱国热情广泛传播的时候，1906年春夏间，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之命回国返湘，积极参与组织和发动武装反清的工作。据称，在临行前，黄兴就采用什么方式发难以及在什么地方发难这两个重要问题，曾向刘道一作过指示。（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85页）
刘道一回长沙不久，便约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松衡等三十多位革命志士，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条船上秘密聚会，讨论起义的策略方针，发动起义的步骤，并就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等事项作了具体分工，议定于阴历十二月底清朝官署封印时举事。
当时，会党各派山堂分立，互不统属，不能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为了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商量，邀约萍浏醴一带的会党首领共百多人，在萍乡蕉园集会。举行开山堂大典，以原来就活跃于湘、鄂、赣、闽各地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支派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为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称“内八堂”，又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称“外八堂”。统一后的会党革命组织，“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机关，以备驱策”。其誓词云：“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1906年7月，蔡绍南、龚春台等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萍乡慧历寺商议武装起义的具体问题，决定分头筹集资金，购买军械火药。派人联络哥老会另一大头目冯乃古和洪福会首领姜守旦，邀请他们共同起义。蔡绍南、魏宗铨去上海、广州、香港联络各处革命党人响应，并赴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工作，要求接济军械，请示举义日期。
萍浏醴地区会党群众反清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警觉与恐慌，他们相率请求官府派兵镇压。10月7日，萍浏醴三县官厅调派兵勇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官兵追至醴陵白兔潭，泅渡，遭官兵枪击，溺水牺牲。
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大大地激怒了会党群众。萍乡的矿工，浏阳、醴陵的会党纷纷要求提前举义，给清统治者以迎头痛击。为此，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会党首领在萍乡高家台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发难日期及其办法。会上，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以军械不足，主稍缓以待后援”。而各路码头官则出于义愤，主张“乘清兵尚未准备之时，急速发动”。（杨恩义笔记：《邹永成回忆录》）双方久久争持不下。洪江会头目廖叔保不耐再拖延下去，于次日独目在麻石集众二、三千人，高举“大汉”白旗，率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人只好改变原议，通知各路码头官立即率众起义，并以同盟会名义檄知姜守旦和冯乃古等其他会党首领起兵响应。
起义军很快占领了麻石、高家台、金刚头等处。12月6日，集结在麻石的义军，头裹白巾，持土枪、土炮、鸟枪或木杆、竹尖、菜刀及赤手空拳者共两万多人，向上栗市进发。驻守清军望风而逃，上栗市居民则“多燃爆竹相迎”。起义军进据上栗市后着手整编，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
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革命》甲，第692——693页）
这是一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公布了。由此可见，这次起义与旧式农民战争或会党暴动有了显著的区别。
起义军义旗一举，四方群众纷纷响应。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的家乡醴陵，三支起义军相继起事。作为预定根据地的安源，由于首领肖克昌被清吏诱杀，难以聚众响应，故在麻石发难后，会众纷纷赶往上栗市，奔赴义旗之下。洪福会的首领姜守旦也宣布起义，进攻浏阳县城。但他打出的旗则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并表示只要汉族中有人能推翻清政府，就可以拥戴他为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54页）起义军的浩大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反动统治。湘赣两省地方官乱作一团，兵勇倾巢而出。清廷急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和江西巡抚，速派精锐军队，“飞驰会剿”。相继派遣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加上地方驻军及“团勇”总共不下五万人，狼奔豕突，集于萍浏醴一带围攻起义军。
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战斗。但在清军的夹击下，起义军的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2月8日和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攻浏阳县城，均未得胜。10日，清军攻上栗，留守的起义军与敌人鏖战半日，终因力量不敌，上栗市失陷。12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后，往投普迹市冯乃古处。中途蔡被捕，旋遇害。龚在普迹得知冯乃古已被杀害，只好潜往长沙。14日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失利，姜逃往江西义守县境。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英勇就义。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遭杀害。
当起义消息到日本，在东京的同盟会员纷纷向本部请命，要求身临前敌。孙中山，黄兴先后派宁调元、胡瑛、朱子龙等八、九人回国，分赴湘、鄂、赣、苏、皖等省策应。只是革命党人热忱有余，而谋略不足，以致各处响应均无成效，不少党人身陷牢狱，有些且陆续遭杀害。
嗣后，孙中山继续经营两广，力图在那里有所突破。1906年6月，他至新加坡，筹划在黄岗起义。次年5月，黄岗起义爆发，一度占领黄岗城，成立军政府，推陈涌波为临时司令。
黄岗革命军起义后，两广总督周馥急命总兵黄金福率兵“相机进剿”。水师提督李准也带兵二千人前来镇压。由于革命军仓促起事，内部又意见纷纭，未能集中兵力迎击来犯之敌。终因伤亡过重，枪械皆缺，被迫于27日宣布解散。
1907年4月，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要求减免糖捐，推派代表向官府请愿。清朝官吏不但不体恤民痪，反而将请愿代表十人关押。于是，乡民奋起反抗。他们组织“万人会”推豪富刘思裕为首，入城抢出代表。群众的抗捐斗争由请愿发展成了武装暴动。两广总督周馥立即派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率兵驰往镇压。
孙中山决定联合抗捐群众，大举起义。鉴于赵声是同盟会员，郭人漳与黄兴有旧谊，因而计议一面争取郭、赴率新军倒戈，一面联络抗捐群众，共同举义。刘思裕等“欣然赞成”，接受同盟会领导。郭人漳则佯示应允，背地里却派兵袭击刘思裕为首的抗捐民团。群众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刘思裕也死于乱枪之下。清军占领三那地区，血洗村庄。同时，清军进犯革命党人的部队，鏖战多日。革命军因缺乏弹药，退入山中。
随后黄兴、王和顺潜入钦州，黄亲自赴郭人漳营中游说。郭“假为周旋。兴性素来坦率，不疑有诈，竟尽将所谋告人漳，人漳便时刻防犯，阴图破坏”。（《革命先烈传记》，《赵声传》）王和顺到达三那后，集合原来的民军约千人，刘思裕之侄刘显明也率领数百人来会合。王本想在赵声的“相机暗助下；攻取南宁，嗣因运动南宁清军反正没有成效，王率兵盘桓于三那地区，犹豫不决，引起刘显明不满，解散所部而去。后来，王得知驻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决计袭占防城，并派人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认为防城是钦州要地，又便于从海上接济饷械，遂同意了王和顺的计划。
1907年9月3日，王和顺率领起义军袭击防城，在驻防城清军的响应下，一举于5日将该城占领，擒斩防城知县宋渐元，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书》和《招降满州将士布告》，重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的。
在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率部500人进攻钦州。这时，虽然黄兴已亲自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但郭人漳“奸计在胸”，伴同钦廉道王瑚扼险相拒。王和顺因未得内应，不敢贸然进攻。黄兴曾设法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因清军已加紧防守，致无从下手。王和顺只得改攻灵山。黄兴乔装由钦州出走。
9月8日，起义军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械缺乏，战至次日，城不能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当起义军进攻灵山时，郭人漳一面派兵跟踪，一面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背腹受敌。9月中旬，王和顺只得解散国民军，退往越南。防城起义失败。
几次反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和不少革命党人仍不气馁，他们相率继续发动反清斗争，计有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这些起义仍然失败，不少革命党人遭杀害。
多次反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和不少革命党人仍不气馁，继续筹划乘时发动武装斗争，倾覆清朝反动统治。计有安庆马炮营起义（1908年11月），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两次起义也先后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骨干产生了严重的气馁情绪。孙中山有鉴于此，在1910年3月向黄兴提出了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的意见，并针对革命党内因败而馁的错误思想指出：“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赴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及南洋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同时联络防营与会党，再次在广州发难。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焦达峰等率军响应，会师南京，即行北伐。同盟会鉴于过去多次起义因事前无充分准备，每省临渴掘井的教训，决定加强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会，预定4月13日在广州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由黄兴、赵声担任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建立起义指挥部。因内奸告密，清政府在全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同盟会起义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锐减，黄兴只好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4月27日下午，以黄兴为首的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机械炸弹，吹响海螺，勇猛进攻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总督张鸣歧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焚烧督署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发生遭遇战。革命党人林时爽饮弹阵亡，黄兴伤右手，断两指，坚持指挥，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
与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此伏彼起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加呈现出急剧高涨的趋势。计有广大农民抗粮抗租的斗争和抗捐抗税的斗争；有城乡群众的反洋教斗争；有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东起西应，迤逦相属的自发反抗，和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交错产生，从而就将反清革命的斗争推向高潮。
三、武昌首义前后
早在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就成立了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一起准备发动起义。嗣因湖南方面事泄，遭到清朝镇压而未果，科学补习所也受到破坏。1906年2月，革命党人又组织起日知会，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革命工作。
日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后，湖北党人的组织活动和革命活动，被迫停顿了一年多。但在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迅趋高涨和同盟会在南方接连发动起义情势的鼓舞下，湖北革命党人又振作起来，重新组织力量。鉴于日知会的教训，以及同盟会起事“屡起屡蹶，不关清廷要害”的缺点，湖北革命党人决心在长江腹地积蓄厚实严密的反清队伍。1908年7月，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准备，湖北军队同盟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成员多为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群治学社，黄申芗、杨王鹏，章裕昆等为主要领导人。由于形势的变化，杨、章等人随后又将日知会更名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嗣又改名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掩护；举蒋翊武为社长。
另一个在湖北活动的革命团体为共进会。共进会原以联络会党为主。后来发现会党素性散漫，不易统一指挥，也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
文学社和共进会既抱有同一目的，因而均感到联合的必要。1911年9月14日，双方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决定各自捐弃原有团体名称，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联合机构。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王宪章（文学社副社长）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获得胜利。11日上午，组建湖北军政府，举黎元洪为都督。清王朝调集军队，前来镇压。
12日，军政府电促黄兴、宋教仁等从速回国，来武汉赞襄戎机，并请转电孙中山，返国主持大计。
黄兴于10月28日抵武昌，随即就任全军总司令，指挥革命军与南下清军作战，坚守汉阳，对峙一月，各省革命党人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
孙中山是在美国从报上读到武昌首义的消息，他欣喜之余，立即启程回国。1911年12月抵达上海。不甘妥协的革命党人聚集在孙中山周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坚持革命统一全国和创建中央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孙中山当选。1912年元旦，他从上海到南京，举行大总统受任典礼。3日，他提出主持中央各部的国务员名单，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力，孙中山被迫解职。黄兴也解除陆军总长职务。由袁世凯掌握的中华民国，仍然是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政权。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