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已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①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②
就科举停废及其影响而言，“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间似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差。究其原因，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固然符合常理，但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形并评论其是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变动时所产生的变化，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阶层的不同方面，具体影响又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阶层，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游等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反应和判断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考虑到上述情形，本文选取两位乡村士子刘大鹏与朱峙三同期的日记，③进行比较考察，以求显示更多信息，加深对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整体认识。
迄今为止，保存下来并得以刊行的清季下层士人日记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章开沅先生在为《朱峙三日记》撰写的说明中指出：“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④完整而真实的历史，应是重大与细微的结合，剧变与渐进的统一。将两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与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交互考察科举停废对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所呈现的情形，与以往的一些判断结论或有不同。而唯有尽可能多层面地通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物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来展现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变化，才能逐渐接近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
一 清季乡村士子眼中的科举制
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其他各界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刘大鹏与朱峙三日记中的记载，提供了大量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
直到清季，科举考试始终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不知有多少士子埋头八股，却每每困顿科场；在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他们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并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朱峙三出身于湖北乡村的贫寒家庭，父亲以行医维持全家生计，因祖父和叔父相继病逝，家中负债累累。7岁入私塾并决心博取功名摆脱贫困的朱峙三，17岁参加府试期间，便在日记中袒露心迹：“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⑤可是，科举的独木桥狭窄难行。府试未中，朱峙三便有了宿命的感叹：“至各亲友处略坐谈，均说科名迟早有定数。噫！科举取士，寒士可以出头，然老死其间未能得青一衿者，盖十分之九也。”⑥他的一位程姓老师虽十四届应考不中，仍锲而不舍。⑦对于多数乡村士子，科举考试与其说是成名捷径，毋宁说是谋生之道，甚至变成对抗命运的惯性挣扎。相比之下，刘大鹏对科举可谓情有独钟，视之为人间正道，但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⑧晚清科考改革虽加试策论，年轻的乡村士子一面摘抄背诵经史闱墨以备应考，一面还是对改革后科考的内容嗤之以鼻：“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⑨
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万众争先的隘路，就可以平步青云，因此在贫寒子弟眼中，简直就是登天的云梯。清中叶前选官首重正途，可是到了清季，捐纳、保举冗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时人对此有如下描述：“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⑩原为选官正途的科举，难以正常运作，获得功名而能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有学人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捐官的总人数为3.5万，而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官人数达到53.4万。1860年以后，捐纳而来的四品至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正途得官人数。有职衔者中，捐纳的比例高达66%。以咸丰元年（1851）为例，中举后授予实官和取得候补资格者共计25.3%，“尚有74.4%仍处于‘社会沉淀’状态”。对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所做的科举统计也表明，在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1）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士子对科举向心力的下降。
对正途功名极为看重的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12）由于仕途人满为患，作为科举考试和选官重要补充的举人大挑在一些省份被迫暂停。1898年1月，刘大鹏到县城，“闻礼房书判言：前数月自京来文，来年挑选暂行停止，下一科再挑。盖因仕途壅塞，凡候补人员不得补缺故也。然未闻停止捐纳一途耳”。（13）正杂二途乾坤颠倒，让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如陷冰窖。据载，光绪七年，御史叶荫昉奏言：“近年大八成各项银捐班次，无论选补，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今捐例已停，请改订章程，银捐人员，祗列捐班之前。”疏下部议。然积重难返，进士即用知县，非加捐花样，则补缺綦难，他无论已。（14）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56%，“他们大多是通过捐纳而进入绅士行列的”。“‘异途’出身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捐纳者能获实授，而许多由‘正途’而得宦阶者欲获实授却不得不候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自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15）通过捐纳、保举而涌入官吏队伍人数的激增，给各省带来巨大压力。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甘肃、云南、江西等省先后以本省“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上奏朝廷，纷纷要求一年或二年为期，停止捐纳保举和劳绩的分发。（16）这些情况表明，清初以来选官多重正途的传统，逐渐为捐纳滥行的社会现状所改变。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馀，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17）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科举停废后，舆论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闻官场传述，言官拟具折奏请力停保举捐纳，大略论罢科举而不停保举捐纳，学堂仍难起色。三年大比，登进尚少，近来保举之案，动辄数百人，捐纳更无限制，诚恐科举罢后群趋保举捐纳两途云云。”（18）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加上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这是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
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士子的观念进一步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已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而乡村士子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士子纷纷改弦易辙，不少人干脆放弃科考。刘大鹏就指出，戊戌前，“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19）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土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湖北的乡村士子虽无经商便利，但读书目标也首在救贫而非求官。朱峙三曾经表示：“予正少年，脑力能记，以冀早青一衿，庶几寒士家有出路而已。”所以后来他说：“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20）诚然，科举功名还是地方精英权力资源的要项，因而只要科举考试继续举行，成功与否仍然是乡村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但既然求富的追求多于得官，也就变得与其他同样可以致富的途径难分轩轾。清代围绕科举考试展开的各类教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士子的一份产业，许多寒士含辛茹苦入读儒学书院，求取功名和做官固然是其心仪的目标，更为现实的诱惑却是可以获得膏火银子，以便养家糊口。清中叶以后，迭经战乱，旧学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朝野上下逐渐提倡西学，多有减旧学膏火以增设新式学堂之意。山西自1896年“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省垣有晋阳、崇修、令德堂三所书院，而以前者最负盛名。“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1896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抚宪欲将膏火一律减半而拒绝应课，引起风潮。1897年，当局又欲大减膏火，使得人心浮动。（21）科举若无法让寒士维持生计，则士子只能顾及眼下实际，忍痛舍弃长远目标，改换门庭。到1899年，晋阳、崇修两书院肄业诸生因膏火逐年大幅度递减，“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22）
朝廷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士子的行为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学逐渐压倒中学的趋势，迫使科举考试在朝野的关注下不断变化，增加了一些与西学相关的科目或内容，而每一项改变，都会引起士风的振荡。后来清政府鼓励游学，兴办学堂，更加速了风气转移。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宣布变法，该年日记中刘大鹏不无悲哀地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23）他的一位担任塾师的同年，因东主“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24）到1903年，情况更加不利于守旧之人：“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间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25）在日趋强劲的变法呼声中，科举变革乃至停废科举的传闻不绝于耳，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不少士子逐渐意识到，科举考试乃至整个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应变，必至束手无策，坐等待毙。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科举考试在朝廷宣布停废前已成强弩之末，参加人数在不少地方逐年递减。刘大鹏写道：“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以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此时在太谷县应桐书院就读者“生有三十馀人，童二十馀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倖得膏火”。（26）自1894年起，刘大鹏日记中屡有“太原府属应试童生试者甚少”之类的记载，（27）新政实行后，这种情况骤然加剧。壬寅（1902年）科考，刘氏又记：“吾邑于本月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祲，光绪四年，余入泮，应童试者尚八十馀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28）一年后，该县应考童生试者仅剩18人。（29）1904年春，朱峙三也记录了武昌县试应试人数减少的情况。（30）当时报刊也评论说：“各府州县每遇岁科两试，报名与考之人数与曩时作比例，仅存三分之一。”（31）说明此类现象并非偶然，应考人数的锐减已经比较普遍。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士子心中，科举考试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
二 科举停废的反响与乡村士子的调适
对于乡村士子来说，科考成名意味着家庭生计与个人出路的改变，因此科举制改革与其命运休戚相关。1901年至1905年间，变革科举的步伐逐渐加快，刘大鹏和朱峙三均密切注视着相关动向，只是两人关注的方面和反应有所分别。
在科举制改革的进程中，朱峙三不断及时做出相应的调适，这可能与南方乡村信息来源比较多而且快有关系。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诏停用八股，9月13日，朱峙三的老师便将科举考试要废八股改试策论的消息传达给他，并表示：“如有上谕，我邑各私塾不授八比文矣。”三周后，朱在日记中确定了上述消息，随即改作时文。（32）此后，朱峙三设法进入新设的民办小学堂。1903年7月中旬，当看到报刊上登出《奏定学堂章程》时，朱峙三敏锐地意识到：“观其意似欲废科举，办学堂。”（33）一个多月后，他的家乡便盛传“废科举、专办学堂”的消息。朱峙三根据各省学堂逐渐兴办，尤其是简易师范一年毕业即可派充小学教员，月薪30元的情况，又托人联系，准备投考省城的新式学堂。（34）是年8月至12月，正当疆臣合谋并通过枢府促动变革科举之际，科举变法也成为乡村中年士绅谈论的话题。（35）据朱峙三日记，1905年8月2日，“端方、袁世凯、赵尔巽、岑春煊、周馥联名请即停科举，不必行三科递减之法”的消息已经在湖北武昌不胫而走。实际上，此事的酝酿应在6月30日王文韶离开军机处之后，直到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人才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如此说来，民间传闻竟比新闻报道还要迅速，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地方。（36）
兴学与科举此升彼降的趋势，通过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显现出来。1903年武昌府试，竟然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矛盾作为试题，让考生各抒己见，而且出题者带有显而易见的倾向性。考题曰：“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与（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与（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37）停废科举，约束学生，正是清政府挽救危机的应变之道。可是二者取向相悖，一旦科举废止，学生数量激增，更加难以控制，这让当道很难痛下决心。而1904年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是论述设学堂的要旨即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项孰为最急策。（38）让举子纵论兴学大计，实在是对科举制的极大讽刺。
面对两难选择，清廷犹豫不决，宣称“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39）其态度的摇摆不定影响了士子的取向，在新学与旧学之间脚踏两只船的人为数不少，所以一方面新学堂入学者踊跃，“每一学堂招考，挂牌一二天即收去……虽在省住候者，闻讯稍迟而不及试者，又非学务公所有人照挂，先递名条上去，仍不得取”。（4）另一方面学堂学生又心系科考，而不能专心向学。朱峙三虽然入读民办小学，学习一些新知识，但每当县考府考期近，因家长的督促和改善家境的自觉，还是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考，甚至停学在家，准备考试。（41）
与九省通衢的武昌相比较，刘大鹏的家乡山西相对闭塞，士风熏染的程度不一。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科举停止的消息，已是在报刊公布的一个多月之后。不过，早在10年前，科举停废问题就成为刘大鹏的一块心病。1896年5月至6月间，山西传闻废学校、裁科考，稍后又“风闻有意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尽管不知是否真切，已是“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法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42）《辛丑条约》签订后，作为列强的惩罚性措施，山西等省的科举考试又被停止。10年之中，刘大鹏虽然不停地指责、抱怨，但内心也明知大势所趋，难以挽回。
地域、年龄、阅历各异的刘、朱两人，面对科举停废的不同心态和反应，在乡村士子中颇具典型意义。朱峙三从7岁开始为科考做准备，此后整整10年苦读，历尽艰辛，常常“菜油灯伴予至鸡鸣初次乃寝”，（43）进入学堂后虽仍希望金榜题名，但他看到科举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时，便及早设法应对。所以在证实科举立停的消息后，其反应相当冷静：“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44）在此之前，他已经考取了县里的师范学堂，陶醉在“自建学堂后，气象一新，书声嚷嚷然，夜景犹佳”的氛围之中。（45）而身为塾师的刘大鹏，虽深知科举弊端，且三次参加会试落第，但因科举停废直接影响他的生计前途，因而反应异常强烈：“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46）在他看来，所可忧惧者，一是“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二是“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47）与刘大鹏经历相似的一部分中年乡村士子，尤其是那些以塾馆和举业为生者面临着可能失去饭碗、无所适从的困窘，在骤然打击之下，陷入精神与物质双重失落的痛苦难以自拔，由此而产生对新式学堂的敌视，反映出顽固守旧的一面便不足为奇。
刘大鹏式的抗拒，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清廷酝酿停废科举时，对停废的善后曾反复斟酌。其权衡的重心之一，就是如何安排中年士子的出路。关于此事，据说张之洞与慈禧曾有过一次对话：
近日张宫保与政务处诸公会议科举一事。因香帅召见时，皇太后问其前次奏请裁停科举一节究应如何办理，香帅面奏云：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亦究属空言。譬如臣系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进场考试亦非不可以作策论，若问臣以声光电化诸学，则臣一无所知。可见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皇太后又云：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香帅奏云：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作。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当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试，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皇太后闻言，遂面谕香帅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48）
此后缓停科举的上谕颁布，即以三科为限。后因修复贡院之事引起部分疆臣的警觉，以王文韶退出军机为契机，才由缓停改为即废。（49）不过，政府虽有宽筹出路的考虑，对因文化心理失衡而导致“士心”流失的估计却严重不足。而立停科举，取消了原定三科近十年的过渡缓冲期，也加重了士子的心理压力。
由于刘大鹏醉心于举业，对其他出路不屑一顾，完全将个人及家庭际遇的改善与科举制的实行与否联系起来，因此，他对科举停废抵触强烈。然而，以守旧自居，并自动归类到顽固不化者行列的刘大鹏，还是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50）这番表白所透露出的信息，似不应被忽略，即变动中的社会渐以趋新为主流。在当时的乡村社会，像他这样的顽固分子，也只是少数，其态度和反应并不能代表乡村士子的一般趋向。
上述情形使得以下现象变得容易理解，即除了刘大鹏之类的顽固者，一般而言，科举停废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和相关文献，除了不多的几篇评论外，反应之平静与今人的重视反差明显。（51）目前所见各种亲历其事者的日记或毫无所记，或一笔带过，不加评论，显然并不当成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恽毓鼎所记稍详，也有所议：“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为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10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其所举唐宋至元代科举制兴废的史实，表明他对学校取士不无担忧，至于停废科举，也认为是水到渠成。（52）究其原因，一方面兴学是大势所趋，而新式学堂毕业生通过各种奖励章程已经成为清廷取士的正式来源，实现了由科举向学堂的转换，就业渠道也更加广泛；另一方面，科举停废前士子多作“识时务”之选择，纷纷变换观念，改弦易辙，不再死守科考一途，开始寻求多元化的职业取向与路径，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多的实际机会。对于他们而言，科举考试纵然不能说可有可无，却不是非此莫属了。
三 科举停废后乡村社会及士子命运的变化
科举停废对乡村士子最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生计与出路的重新考虑和选择。面对不同的机会，如何选择及其结果怎样，往往取决于环境优劣和适应能力的强弱。朱峙三和刘大鹏的日记，或许为人们观察科举停废在南北乡村社会引起的实际变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山西本来就有重商的传统，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不少学童离开私塾，从而切断了部分以授馆为业者的生计来源。刘大鹏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在乡村开设蒙馆、以舌耕为业的老师宿儒的处境：“读书之士俱弃孔孟之学而从事洋夷之学，凡讲说孔孟者莫不群焉咻之，目为顽固，指为腐败，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53）科举停废，令这些“弃才”“惶惶然不知措手足”，（54）只能坐困家中，“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科举停废造成的社会风气变化，使得士人面临脱胎换骨的考验。胡思敬曾以翰林回乡为例，说明科举停废前后社会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全然不同，反差之大，令其万分感慨。（55）从刘大鹏、朱峙三日记可见，尽管晚清功名正途的光辉已大不如前，由于科举制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故其进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习俗和礼仪。庚子以后已成强弩之末的科举考试，在这些习俗礼仪的配合下，看起来还是相当热闹。相比之下，新进外来的学堂与中国社会各方面还须经历一段磨合期，因而暂时显得有些冷清。科举与学堂并行期间，一旦面临科考，师生相率下场，学堂只好停课。而举业的成败，也聚焦了人情冷暖与利益的厚薄。难怪时人断言：“学堂与科举势不两立。”（56）
不过，弃举业而向他途，究竟是重生还是就死，观念趋向不同的人看来全然两样。即使依据刘大鹏日记，当时乡村士子中与之年龄相仿，态度境遇相似的人也为数不多。倘若将这个特殊当成一般，未免有被其所蔽之嫌。
面对制度变革，由于年龄、经历与家庭负担等原因，中年的适应及选择能力相对较差。对于那些未能主动应变的乡村士子，尤其是中年士人，停废科举后，重新选择的机会究竟有多少？清廷是否给予了适当安置，具体落实的情况如何，是否因为无策善后而导致矛盾激化？这是解读刘、朱两人日记相关语境的关键。
考察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的实际出路，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1906年政务处专门拟定了《举贡生员出路章程》，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鉴于年轻者可以投考学堂，中年以上“不免穷途之叹”，故制定六条办法以为安置。当局因此破除了若干定例，增加了数倍名额，以求扩展安排途径。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酌加优拔贡额”，拔贡照原定额增加一倍，优贡照原定额增加四倍，岁贡照原额增加数倍。二是“考用膳录”，凡各部院衙门均可考用举人与五贡生考充膳录，当差期满，可择优奏请改用七品小京官在部行走。三是对已就拣举人准令报捐分发，免交补班银两。四是举人截取，既往仅用知县与教职两途，现增加直隶州州同、盐库各大使；五贡生原来仅有直隶州州判一职，现规定“凡五贡均准一体以按察司、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别注册选用”。如捐交分发银两，即准分省试用。五是改变生员考职到京应试之例，令其不必到京考试，由各州县知县和教官选拔保送至省，大省取100名，中省取70名，小省取50名，保送人数为取额的10倍。所取各生造册送吏部，为各省巡检、典史用。六是对原来每科会试之贡士给予优惠，未经复试者免其复试，引见录用。（57）礼部、吏部和各省也纷纷制定相应措施，对举贡生员的考试与任职给予种种优惠。
这些办法大都逐一得到落实，仅优拔贡考试在科举停废之后就继续了三科。考职一项，也按预设的三科进行，每科人数接近乡试所取名额，以每次约1500人计算，三次考职所录取的名额共约4500人。举贡会考进行了两次，一是1907年，录取吴承仕等367人，二是1910年，录取陈命官等320人，合计687人，录取者均得到吏部授职。（58）如，1909年由吏部签分学部的人员，有案可稽的52人中，科举出身者48人，学堂毕业生仅4人。（59）加上优、拔、岁贡数倍于前的增加额，在科举停废至清亡的6年中，不仅举贡生员入仕就职机会与概率之高此前未有，而且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60）
由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过于优厚，曾引起舆论的不满与指责。（61）1909年12月11日，《大公报》载《哀考试》一文抱怨道：“自入春以来，考优考拔应试者每省类不下五六千人……优拔甫竟，而生员考职者继之，人数期限视优拔而稍杀，其纷纷扰扰则如出一辙。生员考试方竟，而举贡之考职又继之。”这种情况甚至对新式学堂也产生了负面影响，1911年3月13日《申报》发表时评：“今距停废科举之时，将及十年，各种学堂亦已渐次设立，而考试反日忙一日，优拔恩岁廪增附等且日多一日，试观《政治官报》发表之章奏，关于学部奏奖各省毕业生什之八九也。昔日科举时代，优拔恩岁廪增附等尤有一定之时限，一定之名额，今则车载斗量，更不知廪增附等其恒河沙数矣。或曰昔日无数优拔恩岁廪增附等，既以考贡考职转入仕途，宜有此数千百之人才以补其缺，而衍我国文学之一线之传也，呜呼，是为中国之教育。”进入民国，还有人将考试过滥斥为科举余毒，这从反面说明过渡时代留给旧士子的机会不少。可见，既往认为清政府废科举而没有相应的善后措施之判断，恐也尽非实情。
其二，进入省、府、县各级师范学堂及简易科师范。因新学扩展需要大量师资，各级师范学堂纷纷建立，并对具有旧学生员资格者优先取录，毕业后即分发中小学堂任教。由于享有优先录取权，士子大批涌入学堂。据朱峙三所记，湖北“各学堂学生，如五路小学、农务、方言等学堂学生，亦有童生报考者。该堂系中学程度，当时系童监并收者。武普通亦有童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师范简易科，则尽秀才也”；（62）两湖师范还有“径冒填诸生混入者”。（63）1906年秋，湖北省城学堂“因近三科二十岁以下秀才录取已尽，改考录二十五以下者”。（64）急需养家糊口的朱峙三选择了一年期的速成师范，毕业后即在家乡小学任教。不久，认识到“非求高深学问，以后难于立足新时代矣”，（65）又考入省城的两湖师范学堂继续求学。刘大鹏虽然对于“学堂设立极要极多，所学者皆洋夷之学，毕业以一年三年为限”的趋新风尚表示不满，印象却相当深刻。（66）其实，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提出递减科举时，专为30-50岁的举贡生员设置了师范简易科。（67）就在科举停废的当年，山西省一年半简易科录取就学的师范生已达190人。（68）
其三，出国留学，获取新身份。已获科举功名者出国游学已成时尚，并且辗转影响到士林，到东邻日本留学者更是有增无减。时人“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69）王树槐据《最近官绅履历汇编》统计，江苏地区取得过旧功名的官绅中，曾出国留学者占进士的54.6%、举人的31.8%、生员的66.7%，进入国内新式学堂学习者，则分别为3%、12.1%和25%。（70）这表明，旧学转轨新学的士子，已经形成人数可观的群体，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不仅在清末受到青睐与重用，民初仍然具有优势。刘大鹏对此早就感到愤愤不平：“现在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71）
其四，私塾学馆改为新式学堂，塾师摇身变做教师。科举停废，既往以科举为生计的士子失去凭借，而新式学堂在乡村要快速扩展，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将私塾学馆改为学堂。光绪三十年始，清政府已将学堂的推广列入州县事实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官吏任免或加级擢升的依据。（72）而官员则据此可向急于办成新政的清廷邀功，为自己博取趋新务实的美名。两相结合，改私塾学馆为学堂，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模式。鉴于许多地方的学堂不过是私塾的改头换面，科举停废后大兴学堂，对于塾师而言，并非灭顶之灾，一定程度上恰是其弃旧图新的转机。还在科举正式停废之前，刘大鹏的一位友人乔穆卿，便将“其馆改为育英学堂，仿照现行学堂章程，教习三人、学生三十人”，乔本人在学堂“仍教学生以孔孟之学”，其他两位教师则“教算法并西法”，（73）虽然新旧杂糅，也能和平共处。1905年2月，还有人劝刘大鹏“办理晋祠蒙养小学堂事”，刘自认为此举“亦在使余从新也”。（74）而在湖北，朱峙三的两位年龄与刘大鹏相仿或年长、参加过多次科考的私学老师，一位在1903年就响应鄂督倡导的私人办学，放弃私塾而改办民立小学；（75）另一位则在科举停废当年，“派在陆军特别小学充文学教习”。（76）因学堂扩展需要大量师资，朱峙三家乡的旧学诸生几乎被网罗殆尽。另一方面，由于相当数量的学堂是由私塾改头换面，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没有多少变化。1908年学部在调查中发现，山西阳曲县一些官立初等小学的“管理员教员大率未能合格”，“其教授时，先生高坐，一一讲授，全是以前家塾性质”。（77）
其五，改就其他趋新事业，以求发展。新政期间，除学堂外，还兴办了一大批新兴的文教和民政事业，这为旧日士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尽管其中多数职位要求新知识，但对于受过旧学教育的士子而言，转学新知识虽比国内外学堂毕业生困难，却比一般人容易，在学堂毕业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竞争和压力并不大。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再造的士子，改头换面，成为新人，从事新事业更加轻而易举。据学者研究，湖北省就有20337名旧功名人士通过各种新式教育进入教育文化、法政、军事行政和实业界，占清末20年间该省绅士总数的43%。（78）朱峙三于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后，也曾先后担任《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或编辑。
其六，继续充当塾师。科举废除后，尽管晚清和民国政府千方百计要以学堂取代私塾，但移植日本而来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国情颇有不合，教育经费不足又始终制约着学堂发展的规模，私塾不可能很快被取代，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图改良私塾，使之适应时势，实际等于承认私塾的合法存在。舆论也认为，废科举善后的最佳良策是私塾改良，“既省经费又广教育且养寒士，岂非事之一举三善备者哉？”（79）因此，科举停废后，学部不仅从未下达过取缔私塾的命令，甚至在1910年底，会议政务处为避免发布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对私学可能造成干扰甚至引起恐慌，特请旨饬下学部通行各省，声明该章程专指官立和经官立案之公立、私立两等小学而言，其他城乡私塾及简易小学、识字学塾等皆不在内。（80）此后私塾教育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延续着。（81）
上述情况表明，旧学出身者在科举停废后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随着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各级各类政府不断扩展，增设了许多机构和员缺，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其人数及规模均超出历朝历代。各州县为催办各项新政事业，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巡警局、劝学所、劝业道、统计局等，提供了相当多的位置。从各省上报的各类考核及擢升者的履历名单可知，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间，仕进者中举贡生员的比重不断加大。同时，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各类知识人在地方上的权力和作用日益加重。一些省份计划恢复乡官，而具有旧式功名是必备条件和重要人选。广西“饬府州县办理学堂、警察、团练等事选用正绅，其选法分三级：一，产业富而纳税多者；二，举贡附无劣迹者；三，中学堂毕业及外洋留学一年半以上者。凡被选之人皆须有三等资格，选定后地方官隆以礼貌，相助为理”。“更以工艺、垦牧、水利与凡有益于地方者附之（正绅），统名曰议事所，四乡分设，绅曰议长，副以董事，研究一切公益，绅议官定，妥定章程，立将来议院之基，为目前乡官之导。所内附设排解社，遇有细故词讼，顾名思义，准其排难解纷。”（82）地方自治设置的诸多机构，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设有为数不少的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位，除议员外，均从地方自治经费中领取薪水。（83）这也为乡村士子带来了众多机会。
清季预备立宪，《各省谘议局章程》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此外有同等资格者包括：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以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等。（84）同样，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也规定：“曾经出仕或得科名或在庠者”与高等小学堂或以上之学堂毕业、或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资格相等。（85）由于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优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地方精英的权力资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扩大，加上官制改革后避籍制即时停止，地方士绅的势力在新政进程中进一步膨胀。
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清末各省谘议局中，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86）对新政诸多抱怨甚至采取敌视态度的刘大鹏，也于1908年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基层社会同样如此，苏云峰教授的研究表明，1909-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议事会议员1331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年龄绝大多数在30-60岁之间，“在教育背景方面，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而已。绝大多数系传统功名出身，分别计之，于议事会议员为70%强，董事会职员为65%强……在传统功名方面，没有进士出身者，就是举人与贡生也属少数，而以监生与生员阶层为最多……显示在湖北推行地方自治初期，新教育出身者，尚未扮演重要角色”。（87）这些情况表明，科举出身的中下层乡村士子，在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至学人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
将这些情形与刘大鹏、朱峙三对科举停废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截然相反的体验反应进行比照，可看出刘大鹏对于新学新政近乎偏执的一概反对，更多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仅仅依据刘大鹏日记，很容易形成错觉，似乎废科举造成乡村士绅境遇的普遍恶化，引起他们的广泛抵触和不满，结果导致这一群体的边缘化。其实，目前所见刘大鹏日记为选本，其中至为关键的宣统元年至民国元年，完全缺失。所记虽然看似刘大鹏耳闻目睹的事实，实则并非有闻必录，其主观选择性较强，往往是对社会变动抵触与偏执情绪的宣泄。比如清政府为举贡生员保留的种种晋身之阶，其公布与实施情况在朱峙三日记中则屡有记录：“政务处奏定举贡生员办法，以比照大、中、小学毕业生”；“礼部奏定生员考职办法。前闻举贡可考知县、教谕，现在生员可考巡检、典史”。（88）而刘大鹏却似乎视而不见，日记中仅记载其子考试优贡的失利。（89）而且其对所记载事实的主观判断，亦与事实本身存在出入。例如，他一面抱怨舌耕之士生计艰难，一面承认守旧者日见减少，多数人改头换面，另谋生路。只是这样的变化在刘大鹏看来，意思与常人相反。所以他说：“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90）由此可见，刘的日记显然难以全面反映科举停废后乡村土子的普遍境遇，甚至不能客观地表现与之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中年士人普遍的状况、态度和趋向，但却生动详尽地记录了部分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落和境遇。
其实，刘大鹏本人在守旧的同时心态也有所调整。1902年，山西率先创办大学堂，所学以西法为要，以通西法者为主教、助教，还聘请了外籍教师。刘大鹏对此极为不满，对因不愿与外籍教师为伍而告退的几位助教颇有几分赞许，称其“可谓有志气者矣”。而稍后他自己却让次子上省城报名应考大学堂，并被录取。（91）事实上，1904年刘大鹏本人也参与商定学堂章程等事。（92）而日益趋新的社会，对于旧学出身之人并不像他所指责的那样予以歧视甚至排斥，继清末当选为谘议局议员后，民初刘大鹏又两度被推举为县议会议长，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地位还较科举时代显著上升。所以1908年刘大鹏到省城参观各项新政事业，对各级各类学堂“概均极雄壮”印象深刻。（93）1913年刘大鹏还担任了故乡蒙养小学堂的教员。（94）种种事实说明，即使在山西乡村，以舌耕为业的中年士子在科举停废后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刘大鹏式的怨声载道，一方面反映了新政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其文化殉道观念使然，即更多是折射他内心对变化了的世界的看法。
科举停废不仅改变了乡村士子的个人命运及其生存状况，也给全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看来，感触同样截然相反。
科举停废，基层社会学堂的数量急剧增多，朱峙三从中看到的是希望：“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95）由于女子教育的倡行，女学堂从城市走进了乡村。山西也受到冲击，“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女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馀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96）刘大鹏对此却是牢骚满腹，认为：“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97）刘大鹏所说的某些情形的确事出有因，朱峙三也不满于学界风气不佳，动辄闹事。但后者自己就是由举业转入学堂，并且接受了自由平等乃至排满革命思潮的一分子。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朱峙三已经预料到：“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98）于是想方设法进入学堂，而且要进入能够学习高深学问的学堂。后来他论及这一转变时说：“时论谓朝廷如不办学堂，则乡里儒生坐井观天，囿于一隅，不得相聚于大都会城市中，何曾有革命种族思想耶？聚之都会，尚不敢放昌言也，而必驱之日本留学，或欧美留学，朝夕聚谈，得见夙未见之禁书，知华夷界限甚明，而革命思想愈炽。”（99）
由分散而处的童生举子到阖堂聚居的新式学生，青年关注的目光由自身前途、科举功名逐渐转向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早在1905年，武昌学界革命暗潮已经涌动，分别联络军队和党会，“大部分则靠住中学师范的学生。看高深书籍的人，缓缓的宣传，总以达到排满复仇”。（100）对于新式“学界之人皆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无父无君，此风愈甚”的趋势，刘大鹏备感焦虑，认为伦理纲常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威胁。（101）他指责学堂毕业生“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州人为之哗然”，（102）又惊恐于学堂学生“指斥时政得失”，甚而“竟敢显言‘排满’二字”而无所顾忌。（103）为此，他对清政府实行新政也极为不满。与之相反，朱峙三等青年士子则为自己能从封闭的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感到欣喜。1903年起，他就通过在海外留学或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同乡朋友借阅《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浙江潮》、《江苏》等书刊，“昌言革命排满，并无顾忌，印刷精良醒目。夜间看看，尤为有味，心目开朗，有时会令人流涕，令人愤怒不可止”，由此“知排满革命为吾辈天职”，“则本朝现代虽有恩于百姓，然知识高尚，值此学术昌明之世，满汉之界犹严，吾侪应该思报复此仇矣……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仁厚泽。奈何！奈何！”（104）朱峙三虽然有着青年学生的热情甚或偏激，但新式教育的内容显然有利于国家、国民和民族意识的强化，而学堂的形式无疑较之科举时代的儒学书院，更有利于平等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滋长。
停废科举，形式上是由一批督抚联名奏请并得到清廷批准而实现，实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远比已有的认识复杂。除了学堂与科举的矛盾外，还有其他相关制度变化的牵动。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异途对正途的冲击，吏治腐败，科举制选拔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都使得原有制度的运作难以维系。正如张仲礼先生指出的那样：“科举制度在能满足其导引思想的基本目的时，它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但是到19世纪时，它遭受了因内部因素引起的瓦解，并证明了它不能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的需要。这时清代的科举制度不再能作为一种支柱来支撑起一个已变化了的社会。”（105）
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涉及清末乡村社会变动的许多方面，远非本文所能囊括与涵盖，即以与之关系最为切要的废科举而言，所展示的也只是年龄、取向各异的乡村士子面对社会变动的心路历程和现实际遇。科举制的停废，可谓水到渠成，最终结束了广大士子千百年来在这条狭窄道路上的竞逐，向心力的突然消失，一些人未免感到失重失衡。1905年9月的一篇时评指出：
（科举时代）由进士而得官者，每三年才三百人，然则停滞于考试中者，通国当不下数十万人矣。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以徼悻妄想终其身，诚可为天下之至苦。而究其原，则非其人作奸犯科，自致于此，国家之所以诱致者使然也。以徼悻之法诱人，人道既苦，而人材亦弊，此亦可谓之作法于凉矣。然而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藉此养生尽年，而得以优游卒岁矣。今一旦废科举，则彼之希望绝，绝则不可以久，虽曰国家为其妥筹出路，然所谓出路者，必不能敌其所希望之物，而不足以宽其生也。夫天然淘汰者，造化之公例，此辈之归于淘汰，更何待言。（106）
近代社会变动使多元取向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中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的一线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多数乡村士人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一面当着民国县议会议长，一面坚持用大清纪年的刘大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矫情，但即使像这样旧道德旧文化的坚守者，只要没有政治上公开的反动，民国社会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样一度热衷于科举考试的朱峙三走上了一条与刘大鹏截然相反的道路，进入学堂，投身革命，正在刘大鹏的口诛笔伐之列。两人素不相识，在科举制之下却有着共同的运行轨道。从废科举开始，两人分道扬镳，后来的轨迹又有所重合。民国年间，朱峙三先后担任县书记官监理司法，并两度出任县长，后来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其职业生涯与刘大鹏不无相似。
由此看来，废科举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却因此而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并导致中年士子文化心理失衡，反倒丢掉了江山社稷。至于乡村士人，如果不是后来的土地革命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即使新政改革引起包括乡村权势转移在内的社会变动，而城市化的过程又导致青年学子日益脱离乡土社会，原来科举制通过各种习俗礼仪实现的与乡土社会的牢固结合不复存在，他们仍然可以藉不同形式改头换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扮演地方名流的角色。
注释：
①代表性著述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文有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1-190页。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5-7页。
③刘大鹏（1857-1942），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中举人，其长子于1902年乡试中举，遂以“父子登科”而闻名乡里。曾就读于太原崇修书院，三次参加会试未中，后离家而以塾师为业。参见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第1页。
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达明乡人，自幼习举业，1904年考取秀才，入府学，1905年进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学习，1906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曾先后担任几家报馆的主笔、编辑，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后投身教育界，在多所中学任教。1926年以后在县、省各级政府历任局长、县长、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人民政府参事。参见《朱峙三日记》，收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229页。
④章开沅：《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24页。
⑤《朱峙三日记》，1903年6月24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297页。
⑥《朱峙三日记》，1903年8月1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2页。
⑦若所记无误，程师应年逾60。《朱峙三日记》，1903年9月24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5页。
⑧《退想斋日记》，1896年9月12日，第61页。
⑨《朱峙三日记》，1904年5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24页。
⑩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页。
（11）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153-154页。其中一些统计系依据张仲礼、何炳棣等人的著作。
（12）《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第69页。此处所述顶戴，为清代外官的帽饰，金顶（似为素金顶）为七品知县、砗磲石顶为六品通判或知州、水晶顶则为五品同知。
（13）《退想斋日记》，1898年1月7日，第77页。
（14）《清史稿》卷112，志87，选举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35、206页。
（16）参见光绪十八年《东省候补人员仍形拥挤拟请展停分发以资疏通折》、光绪十九年《安徽省候补人员仍形拥挤请展再停分发一年以冀疏通折》和《湖北候补各员人数拥挤拟请暂停分发以疏壅滞折》、光绪二十年《江苏候补试用人员极形拥挤援案恳思暂停分发以疏仕途折》和《豫省候补人员仍形拥挤拟将捐纳劳绩两班仍请暂停分发折》、光绪二十一年《浙省候补试用人员壅滞已甚请旨敕部停止分发以冀疏通折》、光绪二十六年《滇省候补正佐各员倍形壅挤拟请旨暂停分发二年以冀疏通折》、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折》，均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辑，内政官制类，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18、230、212、247、248、255、318、358页。
（17）《退想斋日记》，1905年9月8日，第145页。
（18）《请停保举捐纳述闻》，《岭东日报》1905年9月21日。
（19）《退想斋日记》，1898年1月17日，第78页。
（20）《朱峙三日记》，1904年5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85页。
（21）《退想斋日记》，1896年5月25日，1897年5月27日、8月8日，第58、73、75页。1897年5月27日刘大鹏记：“书院肄业生皆言所得膏火无几，且未能得者甚多，盖由裁去膏火之故也。晋阳书院膏火原系一百二十分，去岁胡中丞裁去一半，只留六十分，崇修书院膏火原系七十五分，去岁裁去三十五分，只留四十分”。见同书第73页。
（22）《退想斋日记》，1899年2月3日，第88页。
（23）《退想斋日记》，1901年10月16日，第102页。
（24）《退想斋日记》，1904年12月22日，第138页。
（25）《退想斋日记》，1903年8月9日，第126页。
（26）《退想斋日记》，1893年5月3日、6月22日，第20-21页。
（27）《退想斋日记》，1894年4月21日，第32页。
（28）《退想斋日记》，1903年1月13日，第118-119页。
（29）《退想斋日记》，1904年3月13日，第132页。刘大鹏所说光绪二十一年以来童试人数逐年锐减的情况，有学人提出可能与光绪二年至六年山西大旱人口锐减有关。相关资料显示，大灾确实导致山西人口减少47.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7、689页），对科考会有一定影响。但刘大鹏记录光绪三年、四年大灾时太原县仍分别有100多人和80多人应试，然后逐年递减，甲午和新政开始后，递减加速，则灾害并非应考人数减少的主因。
（30）《朱峙三日记》，1904年3月18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21页。
（31）《论中国学堂程度缓进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年第6期，1904年8月6日。
（32）《朱峙三日记》，1901年9月13日，10月4、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323-325页。
（33）《朱峙三日记》，1903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9页。
（34）《朱峙三日记》，1903年8月2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3页。
（35）《朱峙三日记》，1903年12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12页，另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6）《朱峙三日记》，1905年8月2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3-354页。如果日记文字未经改动，则这一记载为科举停废的重要史料。关于1905年的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前人多以为由张之洞主动，并依据许同莘的记载，定为旧历七月酝酿发端。实则张之洞并不主张立停，联名上奏由端方和袁世凯主动，公历7月已经发动，张之洞的加入反倒在后。
（37）《朱峙三日记》，1903年6月11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5页。
（38）《退想斋日记》，1904年5月31日，第134页。
（39）《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8页。
（40）《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9页。
（41）《朱峙三日记》，1903年3月19日、5月2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89、293页。
（42）《退想斋日记》，1896年6月8日、5月22日，第57、58页。
（43）《朱峙三日记》，1903年7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8页。
（44）《朱峙三日记》，1905年9月18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5页。
（45）《朱峙三日记》，1905年5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0页。
（46）《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15、17日，第146页。
（47）《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23日，11月2、3日，第147页。
（48）《科举难废》，《万国公报》第174册，1903年7月。
（49）详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0）《退想斋日记》，1905年7月13日，第143页。
（51）何怀宏称：“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革命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见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15页。
（5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1905年9月14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53）《退想斋日记》，1908年4月22日，第168页。
（54）《退想斋日记》，1906年5月19日，第151页。
（55）胡思敬：《国闻备乘·科目盛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页。
（56）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93页。
（57）《政务处奏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4期，1906年5月18日。
（58）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93-198页。
（59）《关于学部官员升迁调补的文件》，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3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0）据《东方杂志》第5年第2期（1907年7-8月），载《吏部奏举贡考职业优贡录用知县补缺班次章程折》，考试举贡与朝考录取优贡两项“所用知县三四百员”，“若归于一班，则班次之拥挤过甚……所有举贡分省知县，拟请附于即用班内，一切序补酌补之处，悉照即用人员之例办理，其优贡知县即专归于候补班内，照候补之例办理……至二等优贡，奉旨以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省补用者，每项不过三十人，自应一律归于候补班内”。科举时代，三年一度乡试的中举额也只有1500名左右，进士每届240名左右，举人拣选与进士分发还相当困难。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33、136页。
（61）《四千八百余之优拔》、《考试优拔之现相》，《大公报》1909年8月16日、9月11日。
（62）《朱峙三日记》，1904年7月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29页。
（63）《朱峙三日记》，1906年12月2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84页。
（64）《朱峙三日记》，1906年9月1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73页。
（65）《朱峙三日记》，1906年5月27日、6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65、366页。
（66）《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22日，第149页。
（67）《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之洞全集》卷6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8-1599页。
（68）《学部奏派调查山西学务员报告书》，《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1908年4月25日。
（69）《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20日，第149页。
（70）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1985年，第529-530页。这些数字显示的范围仅限于民初官绅，而不是该地区所有获得过旧功名的人员。
（71）《退想斋日记》，1905年9月11日，第145页。
（72）《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5193-5194页。
（73）《退想斋日记》，1905年5月26-27日，第141页。
（74）《退想斋日记》，1905年2月3日，第138页。
（75）《朱峙三日记》，1903年2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86页。
（76）《朱峙三日记》，1905年12月15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9页。
（77）《学部奏派调查山西学务员报告书》，《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
（78）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2年，第408页。
（79）《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
（80）《御史赵熙奏学部奏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妨碍教育折》，1910年1月15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奏折类，第631卷。
（81）直到1935年，据对全国82%县市的不完全调查，仍有私塾85291所，塾师86034人。只是教学内容须作相应调整。见《二四年度全国私塾统计》，《统计季报》第8号。
（82）《广西巡抚张奏妥筹广西整顿吏治四条及覆定全州钱粮折》，《东方杂志》第4年第6号，1907年8月。
（83）《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並另拟选举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4-741页。
（84）《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谘议局亚议员选举章程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1-672页。
（85）《直隶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东方杂志》第4年第5期，1907年7月。
（86）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181、300页。关于谘议局议员的估计，系依据李守孔的《清末谘议局》，收入《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87）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282-283页。
（88）《朱峙三日记》，1906年3月22日、5月3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62、365页。
（89）《退想斋日记》，1907年1月21日，第156页。
（90）《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19日，第149页。
（91）《退想斋日记》，1902年6月11日、10月21日，第111、115页。
（92）《退想斋日记》，1904年3月9日，第132页。
（93）《退想斋日记》，1908年3月1、2日，第167页。
（94）《退想斋日记》，1913年4月21日，第180页。
（95）《朱峙三日记》，1906年5月1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65页。
（96）《退想斋日记》，1906年9月16日，第154页。
（97）《退想斋日记》，1907年9月13日，第162-163页。
（98）《朱峙三日记》，1904年9月2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39页。
（99）《朱峙三日记》，光绪三十年甲辰日记序，《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19页。
（100）《朱峙三日记》，1905年5月22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1页。
（101）《退想斋日记》，1907年1月6日，第156页。
（102）《退想斋日记》，1906年7月30日，第153页。
（103）《退想斋日记》，1906年4月14日，第150页。
（104）《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8日，12月21、26、3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8、312-314页。
（10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228页。
（106）《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