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憲自由主義
五四以後社會主義在中國崛興，表徵著新文化運動乃至轉型時代最為深刻的思想轉向。作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從一個溫和的立憲自由主義者改宗激進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轉向，可謂現代思想史上的奇跡：這一激進的思想蛻變，濃縮了一部由英倫而歐陸、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李的思想轉變，集中表現為其民主觀念從自由民主到平民主義的嬗替。
五四前期李大釗是溫和的立憲自由主義者。1913年冬，李受進步黨首領湯化龍資助，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留學。旅日期間，李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並成為章士釗於東京創辦的自由派刊物《甲寅》的撰稿人。1916年回國後，李參與進步黨的反袁活動，出任進步黨機關報《晨鐘報》主編，並成為梁啟超、湯化龍領導的憲法研究會的成員。1917年初，李應由日本返國的章士釗之邀，加盟《甲寅》日刊的編輯工作。直至俄國革命以前，李一直是英國式的立憲自由主義者。
在李大釗的早期自由主義思想中，「自由」被歸為人的價值內核及人類歷史的終極目的。他認為：「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人類生活史上之一切努力，罔不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1。在李看來，自由為近代文明之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徵，即從專制下獲得解放而達致自由。李進而認為，自由更是憲政賴以成立的精神及價值基礎。他強調：「立憲政治基於自由」2，「代議政治手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櫫其名，而渙汗大號於國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於其群之精神植一堅固不拔之基，……厥基維何？簡而舉之，自由是已」3。李的這一自由為憲政之基的觀點，承襲了嚴復「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自由主義思想。
李大釗所心儀的「自由」，是英美式的以憲法保障人權的「法治下的自由」。他認為：「憲法上之自由，為立憲國民生存必需之要求」，因而，「當先求憲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4。在憲法保障的諸項公民自由中，李尤注重思想自由的價值，將其歸為一切自由之基礎。他強調：「欲暢舒國民之自由，不當僅持現存之量以求憲法之保障，並當舉其可能性之全量以求憲法保障其淵源也。其淵源維何？即思想自由是已。」5李進而認為，僅有法制尚不足以保證自由的實現。自由之保障，不僅繫於法制之精神，而且尤需輿論之價值。載諸憲法的公民權利只是自由的外在政治條件，社會輿論則表徵著公民內在精神的自由程度。健全的輿論和真正的言論自由，必須貫穿一種「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縱喜其同，莫禁其異」的寬容精神。李強調：「自由政治之真諦，非依於多數，乃依於公認，多數不過表示公認之一種方法而已。」6而「容納少數之精神」，則是自由的基本精神。尊同尚異的寬容可以培養自由的人格，而喜同禁異的獨斷只能造成流俗之奴隸。容納別人，亦即尊重他人的自由。「苟行代議政治之國，此類尊重自由之風習，必使熏陶培養以彌綸乎社會個人之間，奉為金科玉律。其持己之嚴，至尊重他人之自由，與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為等量，則自由之基始固，立憲之治始成。」7顯然，李的自由觀與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
李大釗早期自由主義思想的英國色彩，還表現在其崇尚溫和漸進改革的調適思想。他崇尚英國的立憲自由主義為現代性之典範，在他看來，「英倫者，世界立憲國之先進也。論治者每宗為泰斗」8。而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較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遠為成功。李對英倫憲政讚譽道：「抑知英蘭絕美之政治，未嘗極殺人流血之慘。迄今三島宏規，苟為立憲國家，孰不宗為模式。即以英、法相較，英無法之慘劇，而獲得之政治，什倍於法。法以百年之血歷史，易得者僅勉為共和」9。
民初李大釗自由主義思想之最具特色的，是貫穿於其社會文化思想中的調和主義傾向。調和主義是溫和自由派對民初政治和思想界的激進保守之衝突的回應。杜亞泉、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和李劍農等，為民初調和主義思潮的著名代表。1917年初，李加盟《甲寅》日刊，力倡調和論的溫和改革思想。李的調和主義思想，取資密爾（JohnStuartMill）、斯賓塞（HerbertSpencer）、莫烈（JohnMorley）、古里天森（ArthurChristensen）等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政黨對抗的立憲政治和新舊文明之調和為要旨。在一篇為《甲寅》而作、題為〈調和之美〉的短文中，李將「調和」歸為美之源泉，主張「宇宙之美」即「調和之美」，並以「調和」為《甲寅》之精神10。之後，李又相繼發表了〈辟偽調和〉、〈調和之法則〉、〈調和謄言〉等倡言調和論的文章。李的調和論立基於中國的陰陽辯證法，它融合了陰陽學說和西方近代科學原理及自由主義觀點。這種調和論將兩力之對立的和諧，歸為宇宙、社會、人生的基本法則。李堅持認為：「宇宙間有二種相反之質力焉，一切自然，無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則為對抗；由他方言之，則為調和。」人類社會亦有兩種傾向，相反而實相成，以為進化之本原。「社會之演進，歷史之成立，人間永遠生活之流轉無極，皆是二力鼓蕩之結果。」李進而主張11：
欲使社會為有秩序之進步，最宜使二力同時皆有活動之機會。即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勿使徒為時間的交互動作。歐洲中世黑暗時代，保守主義與傳襲主義之勢力過重，其結果則淪於腐敗。法蘭西革命時代，則進步主義，趨於極端，不能制止，其結果又歸於爆發。是皆不能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之結果，以致反動相尋，不能並立於空間，則求代興於時間。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動，而平流以進之秩序，遂無可望。
李的這一調和思想與章士釗、杜亞泉、蔡元培等調適派思想家的主張如出一轍，它與其後來加盟的《新青年》的激進主義相映成趣。耐人尋味的是，在皈依馬克思主義以後，李的思想深處仍多少保留了調和主義的溫和底色。
二 從立憲到革命
1917年上半年，與章士釗及《甲寅》的短暫合作，是李大釗立憲自由主義思想的最後階段。1917年是多事之秋，6月12日，總統黎元洪解散參、眾兩院。下旬，《甲寅》遭禁，章被迫逃離北京，李亦南下避難上海。李旅居上海期間，接連發生了張勳復辟、馮國璋段祺瑞奪權、孫中山通電北伐等事件。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更是震撼了戰火瀰漫的歐洲和世界。軍閥政治的黑暗和民國憲政的危機，使李逐漸懷疑其立憲自由主義信念，思想上日趨激進。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則給陷於憲政失敗幻滅中的李大釗以新的希望，並使其最終告別自由主義而改宗社會主義。1918年初，李受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並加盟《新青年》編輯部，成為新文化陣營有影響的知識領袖之一。
圖為1923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講授「唯物史觀」時的通知。
李大釗思想的激進化，最先表現為其革命觀的轉變。李1917年下半年客居上海期間在《太平洋》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一改其以往崇尚英國模式的溫和立憲主義觀點，而表達了鮮明的激進革命傾向。在紀念10月民國國慶日的〈此日〉一文中，李指出12：
大凡新命之誕生，新運之創造，必經一番苦痛為之代價。……美利堅之獨立，必歷八年之血戰，始能告厥成功。法蘭西自由之花，必有數十年犧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於酣戰之中，不憚高樹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風燭殘年，始有新中華之誕育，先天遺傳之病惰種子，在在皆足以沉滯新命發育之機能，甚且有流產胎殤之恐。故吾人於新命誕孕之中，所當盡之努力，所當忍之苦痛，尤須百倍於美、法、俄諸國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間所能竟此大任。
民國建國以來憲政的失敗和時局的離亂，使李逐漸放棄了對英國式憲政理想的樂觀期待，而體認了法俄革命的歷史意義，並且預見了中國現代化將償付比法俄革命更為沉重的代價。
在另一篇刊於同期《太平洋》雜誌的論文〈暴力與政治〉中，李大釗進一步從政治學理上為革命辯護，並且批判了他以往服膺的梁啟超「革命不能產生良政治」之論，以及梁黨反對革命而依附軍閥暴力的保守路線。李指出13：
蓋革命恆為暴力之結果，暴力實為革命之造因；革命雖不必盡為暴力之反響，而暴力之反響則必為革命；革命固不能產出良政治，而惡政之結果則必召革命。故反對革命者當先反對暴力，當先排斥恃強為暴之政治。
李已認識到專制暴力與革命的因果關係。正如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指出的，革命理論在歐洲大君主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
李大釗加盟北大和《新青年》後，在俄國革命和歐戰終結的時局刺激下，思想更趨激進。隨著李革命觀的轉變，其民主觀念亦更為親和盧梭式的法國民主主義。在一篇論辯式的政治論文〈強力與自由政治〉中，李引用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普遍意志」（「公意」）理念來闡釋其民主觀念14：
總之，多數取決之制，乃今日施行民治之方法，民治之精神，不在是也。蓋各個意志之總計，與普遍意志（generalwill）全然不同。為此辨者，莫如盧梭。彼以普遍意志，為公我之意志；各個意志之總計，為私我之意志。普遍意志所由發生者，乃因其利益之屬於公同普遍，非單由於發表之票數。反之，各個意志之總計，則以私利為的，其實為單獨意志之湊合，非為普遍意志之一致。……非真以公共福利為目的之意志，不得謂之普遍意志也。意志之總計與意志之一致，其間相異之點，洽如單純集合物與有機體之為別。
顯然，李此時已認同了盧梭式的以集體主義和烏托邦為基本特徵的「高調民主觀」（張灝語），這種立基於道德理想主義的激進民主觀，與其早期信奉的以限制權力和保障權利為其旨的英倫式立憲民主觀大異其趣。
三 擁抱俄羅斯革命
1918年夏，已加盟北大和《新青年》的李大釗，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感召下，從自由主義轉向社會主義。7月1日，李於《言治》季刊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表徵著其思想的激進轉向。李在這篇熱情謳歌俄國革命、並將其與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論文中指出：新文明的創造和新生命的誕生，其機運每肇基於艱難恐怖之中。「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會之組織等，罔不胚胎於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15在李看來，俄國革命是高於法國革命的社會變革，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立基於國家主義，為兼含社會革命意味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則立基於社會主義，為帶有世界革命色彩的社會革命。俄國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人道主義精神，高於法國式的愛國主義精神，它超越了後者的戰爭傾向，而將成為人類和平的曙光。李對俄國革命之歷史意義的預見，除了其人道主義的思想關懷，還基於其獨特的文明史觀和文化觀。不同於《新青年》派的激進同仁，李對歷史持一種辯證循環發展的觀點，在他看來，一國文明有其興衰隆替之運。法英等歐洲國家，其文明已臻於熟爛之期，而已喪失了超越進步之力。德國文明現在雖如日中天，但亦已臻於極盛，而將進入盛極而衰之運。歐洲諸國中唯有文明進步最遲緩落後的俄羅斯，其文明尚有向上發展的潛力。同時，李還以其東西文化調和的觀點，論證了俄國革命之於世界新文明創造的獨特意義。他強調，俄羅斯位於歐亞之交，歐亞文明分別以政治與宗教見長，而俄羅斯文明兼有歐洲和亞洲之特質。故俄羅斯精神，具有調和東西文明之資格。唯有俄羅斯，才能創造兼有東西文明特質和歐亞民族天才的世界新文明。李進而預言，歷史是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俄羅斯革命實為二十世紀全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徵兆，一如「驚秋之桐葉」。他號召國人迎接自由人道的新俄羅斯和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16。
李大釗是第一個對蘇俄革命作出積極反應的新文化領袖。在歐戰臨近尾聲的1918年，陳獨秀及其《新青年》盟友仍熱烈地信奉科學和民主所代表的西方文明，而對俄國事變反應漠然而遲鈍。陳對蘇俄革命的漠然態度，一直延續到1919年4月以前。在1918年的西化語境中，李大釗親蘇俄的思想轉向，成為新文化運動蛻變的轉折點，也使李自此而居於激進知識份子的最前列。在李的思想轉變中，除了中國和世界歷史變局的外在影響，其獨特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無疑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誠如邁斯納（MauriceMeisner）所深刻分析的17：
俄國革命能夠改造落後社會的許諾，不久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李大釗持有辯證發展和再造的觀點，這種許諾更迅速而強烈地吸引了他。……這次革命也符合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世界觀。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忽然成為現代文明的前哨，大膽地向西方挑戰，這件事不僅激發起他的民族主義感情，也使他更加堅信萬物都走向自己反面的辯證法思想。落後的俄國的新生不過是更為激動人心的中國的再造的前兆。
耐人尋味的是，李大釗最早的俄國革命觀完全沒有涉及馬克思主義。直至1919年夏以前，李仍不能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李雖然將俄國革命歸為社會主義革命，但其理解的「社會主義」，實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混合物，其中還兼含自由主義元素。李真正體認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在1918年底歐戰告終之際。在舉國歡慶協約國勝利和「公理戰勝強權」的日子裡，李不同凡響地連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的演講。在這兩篇演講中，李將歐戰的勝利，歸為人道主義、和平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世界勞工階級和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並將這一勝利歸功於列寧、托洛茨基、李卜克內西和馬克思。李進而指出：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李進而激情滿懷地預言：「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8
四 民粹主義情結
李大釗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傾向。他所傾心的革命俄羅斯思想，是一個由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互助主義和民粹主義所構成的思想世界。而正是民粹主義，激活和強化了李思想中自早年留學期間起隱伏的日本式農業社會主義傾向。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始流行於俄國革命知識份子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潮。其思想要旨，在於將俄國村社制度理想化，從而肯定俄國非歐化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民粹主義在現代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盧梭的浪漫主義，但其植根於俄羅斯古老的農村公社傳統。與崇尚個體「自由」的西方自由主義不同，立基於村社價值的民粹主義視「平等」為首要價值原則。誠如伯林（IsaiahBerlin）所言：對俄國民粹主義來說，「惡，莫大於不平等。任何理想與平等衝突，俄國雅各賓主義者都要求犧牲或修正那個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則，就是平等；任何社會，人與人之間若無最大程度的平等，就是不公正的社會」19。關於民粹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邁斯納指出，民粹主義信念的核心在於20：
歐洲資本主義是一個魔鬼，俄國不僅能夠而且也應該避免資本主義。農民的俄國或許不經過歐洲社會的所有發展階段，它可以通過發揮聚集在mir（俄國的農村公社）中的農民的集體化天性來避免資本主義的禍害，直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在民粹派看來，俄國社會經濟的落後，對於社會主義的實現，倒是一個優點，一個有利的方面。俄國社會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比較小，資產階級非常軟弱，這些都使得俄國人比西歐人更接近社會主義。
顯然，民粹主義的這種具有濃厚道德化色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很容易在李大釗思想固有的道德理想主義傾向和辯證循環式文明史觀中激起共鳴。
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傾向由來已久。在民初李思想的早期自由主義階段，民粹主義即已隱伏於其思想深處。對托爾斯泰（LeoTolstoy）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青睞，表現了李最初的民粹主義情愫。李在編《晨鐘報》和《甲寅》期間，曾發表〈介紹哲人托爾斯泰〉、〈日本之托爾斯泰熱〉、〈罪惡與懺悔〉等文章，倡言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和泛勞動主義。俄國革命爆發後，李開始關注十九世紀以來的俄羅斯文學，並將其歸為俄羅斯革命的精神之母。在〈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一文中，李將俄羅斯文學的特質，概括為社會色彩之濃厚和人道主義之發達，並盛讚俄羅斯詩人「重視為公眾幸福之奮鬥，而以個人幸福為輕」的犧牲精神及「革命禁欲主義」。李進而將俄國革命的勝利，歸結為俄羅斯「詩人靈魂之勝利」21。
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達到了極致。〈青年與農村〉是其民粹主義思想的代表作。李在文中號召青年知識份子以俄羅斯知識份子為榜樣，到農村去，從解放農民入手而改造中國社會。李強調指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只有變黑暗的專制農村為光明的立憲農村，民主主義才有根柢和源泉。李進而熱情讚譽了鄉村的田園生活之美，以其比照罪惡的都市生活：「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社會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最後，李向青年知識份子發出號召：「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22
耐人尋味的是，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激情並沒有因其皈依馬克思主義而減弱。李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並經歷了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論戰之後，仍熱烈地抱持其民粹主義信念。1919年9月，李在一篇為《少年中國》雜誌撰寫的文章中號召青年：「應該投身到山林裡村落裡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勞農的伴侶。吸煙休息的時候，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我們應該學那閒暇的時候就來都市裡著書，農忙的時候就在田間工作的陶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氣才能與山林裡村落裡的樹影炊煙聯成一氣，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才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李熱情寄望於青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充大聯合的運動。」23
近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並非全然為俄羅斯的舶來品。作為農業中國對西方現代性衝擊的思想回應，民粹主義是近代中國一種富有活力的社會思潮，它可以追溯到晚清烏托邦思想家康有為的大同主義。康的道德觀與俄國民粹派的觀點如出一轍。他認為：「夫從來鄉人撲鄙而愨，都士文巧而詐」，「僻鄙之區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蓋巧智之人，多外觀而少內德也比比矣」24。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與康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李五四前期的民粹主義思想，構成了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背景，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思想取向。誠如邁斯納所言：〈青年與農村〉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發展史上對俄國早期民粹主義精神最準確的表達。李的許多思想與俄國民粹派的理論觀點相一致，這些觀點嚴重影響了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其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青年與農村〉可以被視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拓荒者的嘗試，它是運用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探索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問題、並準備一場知識界的新思潮而作的嘗試25。
五 平民主義：民粹民主主義的烏托邦
平民主義是五四後期風靡知識界的激進民主思潮，它以其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而成為五四民主思潮的時代思想特徵。作為一種新的民主思潮，平民主義興起於歐戰終結、尤為五四事件之後，它是新文化運動的民主思潮在五四後期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和烏托邦主義語境中的激進化。
李大釗為五四平民主義思潮的著名思想代表。他的平民主義思想的形成，正值歐戰後其從立憲自由主義轉向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轉型期。李早期信奉正統的英倫式立憲民主觀念。歐戰以後，李的民主觀念逐漸超越自由民主主義，而具有泛民主主義、社會民主、民粹民主和烏托邦民主的激進取向。他不再採用古典自由主義的憲政式「民主」概念，轉而直接用Democracy表達其新的民主理念。1918年12月，李在一篇為友人書所作的跋中指出26：
我們要求Democracy，不是單求一沒有君主的國體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個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強的勢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當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奮鬥，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貫徹了Democracy的真義。
李所嚮往的這種「解放」式民主和大同主義民主，已具有強烈的烏托邦民主的傾向。隨著李轉向社會主義，其民主觀念又融入了泛民主主義和勞工民主的激進訴求。1919年2月，李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激進民主觀念27：
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佔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
李進而強調：「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因為Democracy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應該要求一種Democracy的產業組織，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的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此時，李的民主訴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已從「自由」轉向「平等」。這種追求平等最大化的Democracy，顯然與自由憲政式的「民主」理念大異其趣。
李大釗皈依馬克思主義以後，開始採用「平民主義」概念詮釋民主問題。當陳獨秀在改宗共產主義之後旋即否棄其曾熱烈追求的民主主義理想之時，李並沒有摒棄民主信仰，而是以社會主義價值重新詮釋民主理念，從而形成了一種融合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平民主義」民主觀念。在寫於1921年12月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李指出：Democracy不僅是一種制度，而且是表現於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近代趨勢和現代世界潮流。由於其意涵廣泛而不限於政治，故宜譯為「平民主義」，或可音譯為「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原意為「人民統治」，即「民治」，但其涵義演進至今已不復有原初「統治」之意。現代德謨克拉西的意義，不是對人的統治，而是對事物的管理。社會主義與德謨克拉西有同一的淵源，凡社會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現象，都為德謨克拉西所反對，亦為社會主義所反對。後德謨克拉西而起的，為「伊爾革圖克拉西」（Ergatocracy），亦即蘇俄式的「工人政治」。這種「工人政治」可謂一種新的德謨克拉西。李進而強調：「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服的關係，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這樣看來，德謨克拉西，伊爾革圖克拉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淵源」28。從李的這一調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平民主義」觀念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早年調和主義思想範式的影響，儘管他此時已成為初創的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耐人尋味的是，與陳獨秀等早期共產主義同志「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對立的激進觀念相比，李大釗對民主主義的修正態度顯得更為溫和；但其調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民主義」觀念，則表徵著其民主理念社會主義化的激進轉向。
1923年1月，商務印書館刊行李大釗的論文《平民主義》。在這本小冊子中，李對「平民主義」作了更浪漫、更激進、更高調的詮釋。他激情洋溢地指出29：
現代有一絕大的潮流遍於社會生活的種種方面：政治、社會、產業、教育、美術、文學、風俗，乃至衣服、裝飾等等，沒有不著他的顏色的。這是甚麼？就是那風靡世界的「平民主義」。……現在的平民主義，是一個氣質，是一個精神的風習，是一個生活的大觀；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制度，實在是一個抽象的人生哲學；不僅是一個純粹理解的產物，並且是深染了些感情、衝動、念望的色澤。我們如想限其飛翔的羽翮於一個狹隘的唯知論者公式的樊籠以內，我們不能得一正當的「平民主義」的概念。那有詩的心趣的平民主義者，想衝著太陽飛，想與謝勒（Shelley）和惠特曼（Whitman）摶扶搖而上騰九霄。
與其民初立基於政治理性的憲政技術主張相比，李的「平民主義」更像一首浪漫的理想之歌。在李富有詩意的浪漫想像中，「平民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廣涵一切的現代精神烏托邦。
關於「平民主義」政治，李大釗強調它是一種完全廢除了統治─服從關係的後政治式的人民管理制度，因而「民主主義」和「民治主義」的譯語皆不合Democracy的現代意義。在他看來，現代的「平民主義」，已經不是「屬於人民、為人民、由於人民的政治」，而是「屬於人民、為人民、由於人民的執行」；不是對人的統治，而是對事物的管理。在平民主義政治中，「官吏與公民，全為治理國家事務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屬隸，其間沒有嚴若鴻溝的階級。這裡所謂治者，即是治理事務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30。李的這一平民政治信念，從馬薩萊客（T.G.Masaryk）的著作中汲取了靈感，這種廢除統治─服從關係的人民管理式的平民主義政治，融入了馬克思的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理想。
李大釗理想中的平民主義社會，是個性與社群完美統一的自由平等的大同社會，而聯邦則為達致平民主義社會的新社會組織。李主張31：
平民政治與聯邦主義，有一線相貫的淵源，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個性自由與大同團結，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聯邦主義於這兩點都很相宜。
李的整合「自由」與「大同」的平民主義理想，仍承襲了其早期的調和主義傾向。在《平民主義》篇尾，李簡要地概括了他的「平民主義」理想32：
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地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係，只有自由聯合的關係。這樣的社會，才是平民的社會；在這樣的平民的社會裡，才有自由平等的個人。
李大釗的「平民主義」，代表了五四最激進的民主思潮。它以平等的最大化為首要價值目標，追求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全面解放的、平等自由的大同烏托邦。這種完美主義的民主理想，與李在五四前期注重權力制衡的憲政民主信念大異其趣。李早期信奉密爾式憲政民主理論，崇尚英國式的「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33。而李在五四後期的「平民主義」，追求的則是反精英主義的民粹式民主，它以廢除政治和大眾自治的平等理想國為終極目標。顯然，李的「平民主義」是一種非西方民主式的替代性新民主方案。
達爾（RobertA.Dahl）在民主理論分析中，曾分辨了兩種不同的民主類型：「麥迪遜式民主」與「平民主義民主」。麥迪遜式民主崇尚一種限制人民主權的非暴政的共和制，而平民主義民主則追求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的最大化34。兩者分別代表了一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和平等主義理想。關於兩種民主理論，達爾分析道：麥迪遜式的民主理論，旨在成功地在多數人的權力和少數人的權力之間、以及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權的需要之間，達成某種妥協。作為一種在美國受歡迎的政治體制，這種妥協被證明是持久的35。而崇尚絕對的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的平民主義民主理論，其基本缺陷在於：對於完美地實現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權的一種必要的程序性規則，它只提供了一種形式性的再定義。平民主義民主理論並不是一個經驗的體系，它包含的只是若干倫理預設，而缺乏現實內容。它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在現實世界中趨近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權，或使之最大化36。質言之，麥迪遜式民主理論，追求強制的最小化；平民主義民主理論，則崇尚平等的最大化。前者為立基於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制度的經驗主義民主理論，後者則為盧梭以降的民主哲學家建構的唯理主義民主理論。
李大釗早期信奉的密爾式立憲民主理論，與麥迪遜式民主理論同屬洛克（JohnLocke）開啟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傳統，李曾是一個崇尚英倫憲政體制的改革者。歐戰以後，李在民主觀上從自由主義到平民主義的激進轉向，表現了其由精英民主主義而民粹民主主義、由憲政改革而社會革命的思想演變。「平民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西方自由秩序的完美主義民主理想，表徵著李尋求非西方的新現代性典範的嘗試，並且預示著中國現代化運動超越市民革命的激進趨勢。當李從西方自由民主轉向追求平民主義民主的完美理想時，他並沒有慮及這種大眾自治式民主的烏托邦性質，以及其因缺乏權力制衡機制而可能隱含的集權危險。
五四時期民主觀念的流變，表徵著轉型時代社會思潮的激盪。在五四後期浪漫的親俄語境中，飽嘗專制之苦的激進知識份子深為烏托邦民主所誘惑，而羅素（BertrandRussell）關於俄國式勞農專政並非民主理想國的不祥警告，並沒有阻礙平民主義思潮的流播。這種烏托邦式的民粹民主主義，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抵抗西方現代性之革命運動的恆久思想資源。
註釋：
1李大釗：〈憲法與思想自由〉，載《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44。
2；3；33 李大釗：〈民彝與政治〉，載《李大釗文集》（上），頁169；159；157-58。
4；5 李大釗：〈憲法與思想自由〉，《李大釗文集》（上），頁244；245。
6李大釗：〈暴力與政治〉，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22。
7李大釗：〈議會之言論〉，載《李大釗文集》（上），頁315。
8李大釗：〈愛國之反對黨〉，載《李大釗文集》（上），頁328。
9李大釗：〈政治對抗力之養成〉，載《李大釗文集》（上），頁106。
10李大釗：〈調和之美〉，載《李大釗文集》（上），頁257。
11李大釗：〈調和謄言〉，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55-56。
12李大釗：〈此日〉，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13-14。
13李大釗：〈暴力與政治〉，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25。
14李大釗：〈強力與自由政治〉，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45-46。
15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72。
16同上，頁573-75。
17；20；25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72；84；95-98。
18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98-603。
19伯林（IsaiahBerlin）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288。
21李大釗：〈俄羅斯文學與革命〉，載《李大釗文集》（上），頁581-88。
22李大釗：〈青年與農村〉，載《李大釗文集》（上），頁648-52。
23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載《李大釗文集》（下），頁43-45。
24康有為：〈物質救國論〉，載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567。
26李大釗：〈《國體與青年》跋〉，載《李大釗文集》（上），頁604。
27李大釗：〈勞動教育問題〉，載《李大釗文集》（上），頁632-33。
28李大釗：〈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載《李大釗文集》（下），頁506-507。
29；30；31；32 李大釗：〈平民主義〉，載《李大釗文集》（下），頁588-89；592-96；597-98；609。
34；35；36 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64、85；1；86、70。
高力克 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二年六月號總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