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虽是承西太后周旋于外的一大支柱，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体现了他们的阶级心态的一致性。但两者之间也有“神离”之时。因此，剖析李鸿章与西太后的关系，有益于深入评论晚清统治集团的态势及政局的演变。
一
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在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20多年间，权倾一时，举凡内政、外交大计，几乎无不参与。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曾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见《饮冰室专集》之三。）。《清史稿》本传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
李鸿章何以会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如此信赖？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一生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职志，兢兢业业地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效犬马之劳。而且，李鸿章十分善于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在公共场合一言一行，谨小慎微，竭力与那拉氏的旨意保持一致。
那拉氏于1861年发动“祺祥政变”，开始把持朝纲。第二年，李鸿章即受到朝廷重用，奉命率淮军入沪，并很快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步入清政府封疆大吏的行列。60年代末，李氏又在镇压捻军之役中取乃师曾国藩而代之，以地方实力派中首屈一指的头面人物，成为清政府的“柱石之臣”。此后以至于甲午丧师的20多年里，清廷政治风云几经变幻，中外关系波澜迭起，但李鸿章却一直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位子上稳坐不移。其秘诀何在？就在于他为了讨西太后一人的欢心，宁愿“忍辱负重”，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更顾不得保全自己的声名。他懂得“有所失必有所得”的道理，只要讨得慈禧一片欢心，任凭天下人喜笑怒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所自诩的“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便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李鸿章为讨取西太后欢心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的最典型例证，恐怕要数下面三件事了：1874年，因日本侵犯台湾，战火熊熊，李鸿章深知西太后想太太平平地过四十岁生日，因此竭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能事，说什么琉球乃“弹丸之地”，得之无益、失之无害；台湾民人“践害生番”，日本人兴兵台湾问罪，无可非议！极力坚持妥协和谈。1884年，中法战争打得难解难分，西太后急于扑灭战火过五十大寿，李鸿章心领神会，高喊“乘胜即收”的论调，不惜向战败国屈膝求和，引起国人一片斥责，却赢得西太后满心欢喜。1894年，中日战火又起，眼看搅了太后过“六十万寿”的良辰美景；李鸿章为了给紫禁城赢得几分安宁，一意消极避战，积极妥协，终于将中日甲午战争引向惨败。
就其一生中的大多数年月来看，李鸿章之与西太后，的确做到了“家奴”般的巽顺与忠诚。在甲午战争以前的几十年中，李鸿章为效犬马之忠，甚至“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31页。）。拳拳之心，于此可见！西太后对李鸿章所献出的一片“忠爱之心”，也大加尝识。李氏七十寿辰时，她与光绪共赐寿联，称赞李“栋梁华夏资良辅”。李鸿章死后，西太后颁布悼词，盛赞他“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器识湛深，才猷宏远”，“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标榜他“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并且老泪纵横地叹息：“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80，4783页。）。李鸿章生前与死后所受到西太后的赞誉与奖赏，据说“为汉大臣所无”（《字林西报》，1892年3月1日。）。
二
然而，若从内心世界看，李鸿章对西太后，并非一贯“忠诚坚忍”，而是在“一片忠爱心肠”的背后，充满着幽怨与不满。
李鸿章对西太后的幽怨，在公开的场合，在公文奏疏中，自然很难看到。但是，在与三五至好的“私议”当中，在私人信函里，却是随处可见的。他的幽怨与不满，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埋怨西太后一伙把持最高军事权柄，却不知兵机，不察兵情，指挥起军事采，只能是瞎马临池，不得要领。比如，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失陷后，太平军余部仍有数十万大军活动于南方。与此同时，捻军又与部分太平军汇合、改编而成为新捻军，战斗力也大大增强。李鸿章认为，当时清廷如指挥得当，天下可以迅速“扫平”。可是，由于朝廷指挥不当，坐失战机，行将酿成新的“兵连祸结”的后果。1865年8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埋怨道：
“捻趋豫楚，节相已赴徐州，中旨屡趣派兵远追，实未深悉窾要。自古治军任将，未有不择人而施，而可觊倖成功者也。粤贼淮捻均有待尽之机，如目下办法则有不能遽尽之理”。他还进一步分析战局、谋画战略说：“楚豫间若得一帅，如东皖布精兵，四围庶捻之灭亡有日，尚可分余力以向秦陇，否则皖豫楚吴粤闽各养勇数万，合共三十余万，不曰南防粤寇，则曰北防淮逆，兵何时得息，饷何时得减，甘事决裂即在旦夕（指西北回民起义），兵连祸结无穷期矣”（《李书·朋僚函稿》卷6，《复曾相》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不久，李鸿章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三省会剿，若令左公驻汀州而江粤两帅各率一军相犄角，必能聚歼此寇，作南路一支结局。惜当事各怀疑忌，朝廷无此远略，无此威令，坐失机会，良可痛惜”（《李书·朋僚函稿》，《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四年八月初九日。）！
那拉氏虽然善玩权术，然而，毕竟久处深宫之中，不懂兵事，更未经战阵。以雄才大略自视的曾李师徒，却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颐指气使，瞎乱指挥，李鸿章辈胸中不平，幽怨时出，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以那拉氏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一直对汉人手握重兵心怀疑忌，李鸿章对此愤愤不平。1865年初，他就曾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僧邸屡溃于豫，而于南军枘凿过甚。数万败捻长驱河汝，谁敢攘臂以争之者？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数，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李书·朋僚函稿》，《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四年正月十八日。）。这里表面上批评的是“都中群议”但弦外之音显然是指向清迁最高统治者的。
二是对西太后控制下的清廷昏庸苟且，暮气日浓的政治现状不满。他在给同僚和朋友的信中一再说：
“内廷办事拘泥，少见多怪”（《李书·朋僚函稿》卷16《复李丹崖部郎》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复孙琴西方伯》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二日。），“今当盈廷唯诺之时，孰肯倡此公论？”（《李书·朋僚函稿》卷12，《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复四品卿衔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朝廷畏事，恐不明此理”（《李书·朋僚函稿》，卷2，《上曾相》，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中朝气太散，例太严，此等事（指推行洋务运动）真不易为，为之亦不得力。徒唤奈何？！”（《李书·朋僚函稿》，卷11，《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当轴风气往往见贤而不能进，见不善而不能退。……有立异者则必推而远之，不但无总揽事权、运量四海之才，即有其人，亦不究于今之朝矣。……外侮日深，专恃笔舌支吾，如何能久？……内患外忧，徒相煎迫！”（《李书·朋僚函稿》卷16《复李丹崖部郎》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复孙琴西方伯》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二日。）今日国是无人主持，则办事者只有不办而扣安鸿章略有见地，不敢居功，亦不敢挟官，欲遂虚与委蛇浮湛进退之间，而心有不安也”（《李书·朋僚函稿》，《复罗大司徒》，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甚而悲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李书·朋僚函稿》，《复王壬秋山长》。）！“今之局势，殆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李书·朋僚函稿》，卷16，《致何子永中翰》。）
李鸿章在埋怨“朝廷”时，虽未指名道姓地指斥那拉氏，但朝廷乃西太后手中玩物，李氏及其朋僚自然心明如镜，何须点破？而且，在某些时候，李鸿章口中的“朝廷”，与“西太后”一词完全是同义语。比如，1865年，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声气相通的洋务派中央大员奕，因受那拉氏猜忌，突然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发“兔死狐悲”之慨。不久，西太后下令恢复奕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在惊魂稍定之后写信给曾国藩说：“恭邸近事，轩然大波，悠忽转幻。朝廷听谗可畏，从谏亦可喜也”（《李书·朋僚函稿》卷6，《复曾相》同治四年四月初六日。）。这里的“朝廷”一词，实即“西太后”的代名词。李鸿章对此事印象最深的是那拉氏“听谗可畏”，而绝非“从谏可喜”，最后这几个字是从他牙缝中挤出来的。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李鸿章倡办洋务正在兴头上乃师曾国藩溘然“仙去”，先增加一层悲凉；再看朝廷昏庸有加，国事日非，李鸿章郁闷难解，在致友人函中牢骚满腹地写道：
“四海之大，庶政之繁，几患无人。湘乡师相忽又仙去，前望后顾，触绪增悲。盖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奋之本在朝廷，今……名实皆亏，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岂疏远所能为力？即百湘乡在外，庸有济耶？”信中还对“西太后不豫辍朝数日”，荒废朝政，张树声等地方官进京陛见却“近光无日”，“引对人员积压过多”，表示不满。而且，讥刺“近侍咸以亲政为讳”，对西太后厚着老脸皮把持朝纲、迟迟不让同治帝亲政，颇着微词（《李书·朋僚函稿》卷12，《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复四品卿衔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三是从富国强兵之计着眼，对西太后一伙荒淫奢侈。挥霍无度的生活表示反感，提出责备。
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谈到开源节流、筹集军费、大办海防时，李鸿章写道：
“若夫裁艇船以养轮船，裁边防冗军以养海防战士，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亦节流之大者”。紧接着，他呼吁说：“苟非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未有不半途而废者矣！”
在给朋友的信中，此类言论就更多了。
“部库空虚，月饷支绌，进奉之款冀渐减少。南北海想尚未估办，能渐议停修否？”（《李书·朋僚函稿》，卷14，《复宋雪帆侍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原数千里伏莽可忧，江海十余省外侮尤可忧。……枢垣无主持大计之人，农部尤甚愤愤。欲朝廷力减不急之务，无敢言亦无能行者。如三陵岁需二三百万，与京饷并重，势须设法腾挪”（《李书·朋僚函稿》，卷15，《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宫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遇有兴举，悉下部议，徒令猾吏奸司留难需索，而名实皆亏，纪纲日堕，踵此而行，乱机将兆！”（《李书·朋僚函稿》卷12，《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复四品卿衔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穷至如此，直无一事可办，土木再不停工（指兴修颐和园工程——引者），大乱必生！”（《李书·朋僚函稿》，卷14，《复宋雪帆侍郎》，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
当然，李鸿章的这些议论，大都只限于在私下发发牢骚而已。他耻笑别人“欲朝廷力减不急之务，无敢言亦无能行者”，他本人又何尝不如此！要让李鸿章这一类身为封疆大吏的既得利益者站出来清除朝廷上下的腐败贪婪之风，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如虎如狼，如蜮如蛆，如蝗如蝻”（梁启超语）的贪官污吏群中的一员。他说西太后挪用军费、大兴土木修造颐和园的工程“再不停工，大乱必生”，也只是在“圣明屏逐佥壬，停止园工，从谏转圜”之后，在背地里放的“马后炮”，根本于政局无补。更何况，西太后挪用的海军军费，就是在他管辖的海军经费中拨给的。他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企业，为满足那拉氏的奢侈欲望，也不时捐献、贡奉大批银两，弄得这些企业债台高累、怨声载道。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的这一身份在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又是与他作为西太后忠实“奴才”的角色有矛盾的。这种矛盾虽然在大多数年月都没有“外化”为公开的言论和行动。但是，他内心深处这种无法排遣的苦恼、愤闷与斗争，对他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政治倾向的转变，却起了“内驱力”的作用。
三
笔者在《李鸿章洋务思想发展论》一文（《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中曾说：李鸿章由于在倡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对清廷产生了较浓的幽怨与不满情绪，对清政府的政体功能颇感失望，因此，他不仅宣称“六部诚可废”，而且曾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了戊戌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将光绪与康有为有关改革中央行政机构的设想具体化与贯彻落实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不仅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而实际上她对李氏也产生了疑忌与防范心理。所以政变后不久，那拉氏就打发李鸿章去山东治理黄河，后来又让他去做两广总督，察拿康梁。这不仅是给二十多年来权倾举朝、炙手可热的李鸿章坐了“冷板凳”，而且，隐含进一步观察考验他的用意。对此，李鸿章自然也是很明白的。所以，戊戌年后，他对那拉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了。两年后，义和团群众打进北京，清王朝“祸起萧墙”，危在旦夕。这时，作为朝廷“柱石之臣”的李鸿章，却一面参与“东南互保”，自固地盘；一面对遇到“肘腋之患”的那拉氏冷眼旁观。清廷一连七次严谕催他迅即北上，他却依然“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直磨蹭了两个多月，坐待时局明朗化之后，才慢条斯理地北上参与和谈。这期间，还曾有过据两广“独立”、取代清廷的意向。
李鸿章既是封建统治秩序的卫道士，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第一台蒸汽机的点火人。“奴才”的驯顺与“盗火者”的悖逆心态，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时并存，相互缠绕、扭曲。虽然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前者强有力，后者微且弱，但后者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而且，越到晚年，悖逆心态在李鸿章的身上表现得越明显，由“暗流”逐渐上升为“明流”、外化为一定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看到，在李鸿章行将步入坟墓的最后五六年间，在他身上显露出一些由地主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变法派的“过渡型”色彩。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1992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