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绝对优势，称蒋翊武“荣立首功，勋业冠群”者有之；誉蒋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者亦有之（详见《一代英杰——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3期；《蒋翊武烈士传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期；《将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文搞报》1986年10月5日理论版；《蒋翊武论略》，《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等等。）。笔者作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在阐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时，曾经借用过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在蒋氏就义纪念碑上写的赞语：“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请参阅拙稿《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随着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推敲，渐次感到，胡汉民的赞语似乎还不能作为盖棺定论的依据。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的结论是：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充当比蒋翊武更为重要的角色，他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笔者在《蒋翊武》（载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稿中就不再引用胡汉民所撰的碑文赞语。在《刘复基》（载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稿中就提到刘复基在筹划武昌起义中的重要领导作用。然因篇幅限制，来不及详细交代有关论据，阐明有关论点。）。
一
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当较共进会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无需赘述。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应当指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字尧澂）和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胡瑛（字经武）。这4人中，有3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蒋、刘、胡），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会头目（刘）；3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蒋）；2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3人参加过同盟会，参与萍浏醴起义筹备或响应工作（胡、刘、蒋）；2人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3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发动革命（胡、蒋、刘）；3人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刘、蒋、詹）。显然，由上述4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战斗集体。
在这4人中，有人说詹大悲的作用最重要。鄂籍同盟会员温楚珩就认为“詹虽未居社长之名，但多年惨淡经营，实具有领导地应。”（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也有人说胡瑛最重要。不少回忆文章都强调，原日知会骨干胡瑛对文学社的指导作用，共进会员陈孝芬还把文学社称作“胡瑛、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8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我们不妨再看看文学社对付几个意外事件时的情况。迄至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前者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综上所述，刘复基不是文学社的一般骨干，而是作为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发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显然在蒋翊武之上。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澂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此话未免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不可尽信。不过，不少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强调刘复基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文学社视为重心”（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胡祖舜：《六十谈往》。）。连文学社骨干何海鸣也认为刘乃文学社的“首领”（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显然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应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人们不禁要问：刘复基为何能在文学社里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作为社长的蒋翊武却要逊色几分呢？个中缘由，应当从刘复基那过人的革命阅历和才具中去寻找答案。
刘复基（1885.1—1911.10）（有关辞书和传记均称刘复基生于1884年，实误。据刘复基后人刘继尧先生提供的族谱记载，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尧澂，亦作瑶臣，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经营一家灯笼铺，复基自幼随居府城，耳濡目染当地哥老会的活动。稍长，充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把才华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订为莫逆之交”。从此，宋教仁“每过常德，必与刘尧澂一会”（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湖南省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第69页。）。华兴会成立不久，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起义筹备事宜，刘复基从中竭力襄助。宋离常时，委托刘复基和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负责联络。
旋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复基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后来，官方查禁甚严，他便于1905年冬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版。）。旋因盘费告罄，复基携数百份《民报》归国，往返于沪、湘、鄂等地，根据同盟会的纲领重谋发动革命。
在上海，他以中国公学为据点，将就读该校的蒋翊武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暗中组织革命力量。湘籍同盟会员杨卓林在沪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他和蒋翊武也从中襄助。
在长沙，他暗中设立机关，推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纲领。1906年夏，他协助禹之谟，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来鼓舞民心，推动湖南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在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过：“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在武汉，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在湖北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1909年秋，刘复基从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汉口《商务报》报馆任会计兼发行人，继而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字六如）取得联系，设法将《商务报》办成该社的机关报。次年春，湘籍立宪党人杨度路过汉口，他与李抱良上门殴打杨度，结果被拘留8小时。不久，复基化名汝夔，从理发店购来假辫，投入新军41标，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竭力发动革命。当杨王鹏和李抱良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时，他也积极参加，出力尤多。难怪李抱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强调刘复基“有才智，自他人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
不久，振武学社负责人杨王鹏和李抱良俩人的革命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被开除军籍。而且李抱良还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另加鞭责。离鄂前，杨王鹏和李抱良就振武学社社务移交问题曾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鉴于以往革命活动事机不密而屡遭挫折，刘复基因殴打杨度事件又已引起官方注目，他们没有把社务移交给革命阅历和才具都很突出的刘复基，而是托之遇事虽有点“忧柔寡断”，才具不如刘复基突出，但其革命活动还没有引起官方注目，又颇尊重刘复基的蒋翊武。照李抱良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象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革命同乡的这一抉择，对于确定蒋翊武在改组后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并不影响刘复基革命胆识和才具的发挥。
二
在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竭力发展文学社的同时，湖北新军中还有一个其影响仅次于文学社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为了团结一致，迎接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两个团体的联合十分必要。在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风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谭人凤受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派赴鄂联络之时，两个团体的代表就已开始商谈合作事宜了。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都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共进会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这是刘复基的一贯主张。据李抱良回忆，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马队纠纷”出现后，他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故有人强调：“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胡祖舜：《六十谈往》。）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蒋翊武等随营外调后，刘复基全面主持文学社社务。为了武昌起义早日到来，他加紧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落实合作事宜，同时又日夜思考着起义方略。据记载，“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复基——引者）一手为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只算是消极的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合作了。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本人建议：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的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团体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9月24日，刘复基和孙武在胭脂巷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根据刘复基事先拟定的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形成决好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湖北革命军和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名单。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兼政治筹备员（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以原文学社机关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机关。会议还通过了由刘复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凡关于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及负责人等，该计划都有明确规定。李作栋后来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显然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起义计划制定时，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早已随军驻防岳州了。如果说在文学社平时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刘复基还只是以“诸葛亮”的身份向蒋翊武出谋划策，那么在这时，他已完全代表蒋翊武行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职权了。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
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站在审堂上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旋即英勇就义，终年27岁。是日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以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对于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的青年革命家的不幸牺牲，他的战友们无不认为是“极大损失”，深表痛心和惋惜、李作栋在总结旧军官黎元洪篡夺首义果实的原因时，就提到“足智多谋的刘尧澂又壮烈牺牲”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议和后，潘康时目睹文学社屡遭黎元洪一班人的排挤打击而无所振作的情景，感慨万千，“尤痛心刘尧澂之殉难”。意即若刘复基在世，恐怕不会是这种被动局面。1913年，中华民国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还发表通电，将刘复基与陆皓东、吴禄贞、邹容、赵声等著名民主革命先驱并列，呈请作为“开国前先烈及开国时殉难之重要人物”（《民立报》1913年6月23日。）办理。可见，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刘复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后世研究者如果不是被武昌起义领导者的职务挡住了视线，而是透过其职务表层去探讨历史人物的实际事功，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历史人物，则不难断定，在湖北革命运动领导层中，刘复基在发动湖北革命力量和筹划武昌起义过程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作用当比蒋翊武、孙武等人突出些。他不仅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而且还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