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衰败与破产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而发生的，至今已有差不多两百年的历史，只是现在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加剧而越演越烈，方才使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在西方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问题也曾一度出现，只是西方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很快化解了农村危机，从而使工业、农业，城市、乡村获得了比较谐调的发展，共同繁荣和进步。
而中国则不然。中国自从工业化和都市化问题涌现以来，就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视为对立的两级，几乎从一开始就以牺牲农村、农业来获取城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于是导致农村和农业的日趋萎缩，呈现出不断衰败的破落景象。自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过这种畸形发展模式的不可取，也有许多人身体力行从事乡村建设，力图重振农村和农业。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急迫性，这种种措施并不见效，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被严重地割裂为城乡二元：城市拒绝乡村；同样，乡村也拒绝了城市。
解决城乡二元分裂或农村破产、衰败的问题当然有待于工业反哺农业，有待于缩小乃至最后消灭不合理的工农业及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不过，从更深层的原因看，可能还有待于制度设计的调整与重建，有待于农村社会阶层与结构的重新组合。最近得读费孝通的《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这种信念愈趋坚定。
根据译者的介绍，费孝通的这本书是根据已发表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两部书中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前后用英文口述给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然后由雷夫人独自整理，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费正清等都曾推荐和引证过。《中国绅士》的资料、重要观念或许如原编者所说来源于费孝通已出版的两部著作，不过通观这三本书，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国绅士》中的许多内容并不见于《皇权与绅权》及《乡土重建》，《中国绅士》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体系，它的主旨就是系统研究在中国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的绅士阶层的来源、功能，及其与政权及乡土中国的关系。
按照费孝通的研究，绅士或乡绅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有钱，有识，有闲，有善心。他们先前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的方式进入政界、军界或学术界，及至晚年致仕即退休之后，很自然地叶落归根，离开忙碌一生的都市，返回故里，安度晚年的同时，做一乡的道德楷模、知识先进，尽心尽力为故乡做善事，为邻里排纠纷，搭建了政府与基层社会沟通、互动的桥梁，是政府保一方平安的重要依靠对象，也是乡村民众崇拜的对象。由于乡绅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道德水准、教育水准一般比较高，受他们的影响，从那里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供应着新的学术人物、政界领袖以及一切优秀分子。
笔者来自偏僻落后的乡村，忝列学界二十余年，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佐证费孝通的研究与描述不虚。乡绅对当地发展特别是人才成长、社会进步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彻底流失。自工业化开始以来，中国乡村精英通过招工、就学、参军、经商特别是目前更庞大的所谓“农民工”等各种方式离开了乡村，流向城市，为城市，为工业，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无量数的人才资源。然而，在城乡二元对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种流动是单向的，现在不要说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进入城市的人不愿回流到农村，不要说大城市中的居民在退休之后不愿再回去，即便那些乡镇干部、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哪一个不是争先恐后地向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即便是那些稍有办法的“农民工”，又有几个愿意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这种单向的人才流失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的复兴与发展，即便采取大学生下乡挂职的措施，恐怕也不能改变这种单向流动的态势。大学生下乡说到底只是一种变相就业，他们中有几人能够在农村扎根？
这种单向人才流动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庞大，农村越来越萧条。所以，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城市人口中乡村精英返回故土，至少可以使那些在都市生活中已显得多余与无奈的精英阶层能够顺利地回流到故土，既能叶落归根，又能为故土的发展贡献余热，造福一方，形成城乡二元社会良性互动的纽带。一旦这些城市精英返回故里，形成农村社会新的乡绅阶层，不仅有助于广大乡村的建设，而且势必有助于化解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的困境。果如此，就不仅仅是工业反哺农业，而是城市反哺乡村。一个全新的乡村社会必然能够建立起来。
阻止城市精英特别是那些退休公务员、知识分子返回故里的最大困难在于制度安排，现行的土地制度使那些即便想回到故乡的人也不可能。因此正如费孝通在相关研究中所提示的那样，要想那些城市退休人员回到故乡发挥余热，那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的土地问题。
费孝通《中国绅士》的研究为我们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费孝通本人始终并不认为中国社会应该重建绅士或乡绅阶层。在他看来，期待新乡绅的出现并不是他的原意，这可能与他那个时代的乡绅大范围地裂变为“劣绅”有关。
文本的表达与理解肯定会存在着差异，尽管费孝通一再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期待新乡绅，但自从他的看法发表以来，几乎所有关注此事的有心读者都先后得出同一的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中国绅士》的翻译和出版，它使我们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毕竟又增加引证、讨论的可能。
从求全责备的立场看，这个译本似乎也有不少问题有待改进。据书中介绍，译者为费孝通的学生，并说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地翻阅”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且对英文译本中的“中国典故的出处”“都回复的原文”。（译者序，第3页）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说法似乎不能成立。译文中多次出现“孔子主义”（第19、28页），翻检费孝通的相关中文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表述方式。由于没有见到英文原文，窃以为或许为Confucian或Confucianism回译，译成通用的“儒家”、“儒学”甚至“儒教”可能更好些。至于“中国典故”的回译，像书中多次出现的“《春秋记事》”（26、28页），根据笔者的有限阅读，在中国儒学史上似乎还没有见到这本名为《春秋记事》的书，根据上下文义，似乎指的是董仲舒、公孙弘二人都曾研究过《春秋公羊传》。这是汉代的“显学”。如果译者稍微翻阅《史记》、《汉书》中董仲舒、公孙弘的相关记载，这类问题本不该出现。
还有，译文中有些地方的表述也不是很清楚，根本不是费孝通的行文风格，似乎也没有真的如译者所说“不断地翻阅”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及《乡土重建》。例如《中国绅士》第3页有一段话：
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主、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够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初看之后，根本弄不明白著者或译者的意思，其实这段话就在费孝通中文著作《皇权与绅权》的开篇：
封建解体之后，政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帝王本无种”。封建的政权是依血统来分配和传袭的。不生在贵族之门的庶人，轮不到这些“宝座”，看不到这些“神器”。没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选他的血统，也没有人在出生之后能改变他的血统，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会去觊觎此位。正如生而为女的不会想变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解体之后，人人得而为皇帝了，换一句话说，政权成了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了。在秦末的时候，封建初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既新鲜而又生动，所以太史公在《史记》里借了项羽之口，还要写下这一笔有声有色的口号。这口号是划时代的。从项羽这样一说，争夺政权的事也就没有停止过。政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宝贝。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67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
两相比较，就不难看出译文中的问题。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