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外学术界尝试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有不少争论，但均认为公共领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史学界以前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总是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然而，实际上公共领域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并非是受到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无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过程，甚至前者的出现要比后者更早。作为市民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商会组织，在中国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现，相比之下，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标志的政论性报刊，在1895——1898年间，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有关，而是同晚清帝国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这说明，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因而研究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也应从新型士大夫的凝聚开始，而不是从市民社会着手。
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上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就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新型士大夫的凝聚之地。到19世纪末，上海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历史最悠久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这一切为新型士大夫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环境。凡是有改革意向的洋务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涣伦等，几乎都有过在上海的经历。这些新型士大夫，虽然有传统功名，但已经不再重复传统的仕途，而是面向社会，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即当买办、开报馆、办书院、译西书等。这些开创风气的士大夫，再加上报纸、杂志、西书和书院所培养和创造出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的阅读公众，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
在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早期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主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此外，还有集会、通电等作为补充。通过这些空间结构，近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
在中国公共领域各种空间形式之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在古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书院传统中，学校还负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的。19世纪中叶上海几所新型学校的创办，虽然是为洋务事业服务，培养的是洋务专业人才，但依然受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类似的公共时务讨论，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个新型学校更是普遍的现象。
报纸和学会则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以《时务报》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报刊业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论”，对社会变革和公务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这表明，中国的公共领域在90年代的维新运动中真正形成了，而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则是一个显明的标志。
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到20世纪初，上海又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三位一体”式公共领域，即《苏报》、中国教育社和爱国学会。报纸与学社、学校结成“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清政府后来之所以对《苏报》十分恼怒，欲除之而后快，恐惧其舆论影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组织，有人员，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的掩护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统治有威胁的体制外力量，所以，最后才闹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总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中，以报纸、学会和学校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对于形成公共舆论、促进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并且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加强早期公共领域的研究，将大大深化我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理解。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