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袁世凯这样的近代著名政治人物，若从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视角予以审视，往往会有出人意表之外者1。清末实业救国派取代早期改良派独领风骚之时，即重工取代重商主张之际，其间康有为也有变农国为工国的意图。将思想界的这一认识具体化、现实化者，以袁世凯为最著名，其突出体现就在于直隶工业的发展，可以内外两方面来分析。 一
袁世凯对直隶工业的发展，就其内而言，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成立直隶工艺总局。1898年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时表示：“凡夫察吏安民，整军经武，以及机器、学堂之要政，河工、盐务诸大端，亟待讲求，均关重要。”21901年11月袁署理直督后，即开始其大规模的兴工活动，首先成立直隶工艺总局，“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3。这里所说的实业主指工业。1905年袁世凯上奏道，该局“选派员司提倡工业，调查本省及各省物产，兼及进出口货情形，岁拨银一万二千两为经费。三年以来，由该局经营建立者四事：一曰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一曰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一曰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一曰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以上各事均附属于工艺总局，统由候补道周学熙分投筹办，日起有功，共计开办经费用银十万九千两，常年经费需银十一万九千两，预备扩充经费需银九万五千两，皆经臣饬由铜元局余利项下筹拨。”4袁世凯对直隶工艺总局十分重视，以之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及“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5。事实上，直隶工艺总局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天津虽属通商大埠之一，而工艺发达实创始于项城督直设工艺总局及实习工厂，以后纺织厂、织布厂、制油厂、制革厂、麦粉公司、颜料公司、精盐分司、制棉公司固已次第成立。”6其次为扶持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原名唐山细棉土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英人骗取。袁世凯于1906年说：“查洋灰公司……当日本为北洋官家用土而设，且系拨发官本创办，北洋大臣有直接统辖委派总办之全权。现本大臣特派周道学熙总办该厂事宜。该道原系光绪二十六年第二次禀请试办之人，此乃合宜至当之举，断不容他人有所阻挠。”7同年，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收回启新洋灰公司完全自办后，首先面临的是资金不足、招股不至的困难。为此，周于1906年8月报告袁说：“现拟一面就老厂逐日照常出灰，一面购地订机，另建新厂。按扩充增至18万桶，预估房屋、机器各项约需坐本洋银50万元。该款即照前议在银钱所提拨，至所需行本，拟由天津银号，随时息借应用。谨将新厂估单呈请钧览，可否照办，伏候宪台批示允遵。”8对此请求，袁世凯批道：“唐山洋灰公司现在收回接办，事务殷繁，应准添派孙道多森会同该道办理，并由银钱所筹备垫款，以资接办，仰候分饬遵照”9。袁世凯垫拨资金，不仅解决了启新的燃眉之急，而且对招股起了促进作用，启新“所招股本洋100万元”，很快“收齐”，且将袁世凯所拨公款迅速归还，效益之高出人意外。
由于袁世凯的支持，启新在清末民初拥有许多优惠，首先是销售的优惠便利。1906年周学熙等致信袁世凯，“拟请宪台转咨胡、唐侍郎檄饬各路局总办，遵照购用，以免利源外益，而畅销路。”袁世凯批道：“该公司现在收回老厂自行经营，并扩充新厂，将来新旧两厂出灰较多，自应预筹销路。候饬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挽利权，并咨胡、唐大臣一体饬遵。”后袁世凯还应周学熙要求“咨邮传部转饬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10其次是赋税优待。1906年，启新呈文袁世凯，要求对该公司产品“可否援照湖北织布厂、火柴厂、北洋烟草公司、镇江笔铅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公司各处历办成案，恳请咨明税务大臣、外务部、农工商部，准分照纳正税一道，沿途概免重征，并豁免出口税项，通行各省洋灰，照常关及厘卡等处，一体知照，以保商业而挽利权”。袁世凯批道：“应准援照成案，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11第三是运输优惠与便利。1906年启新与袁世凯控制的轮船招商局12签订合同，“招商轮船载运洋灰公司货物，凡在沿江、沿海，无论由何埠至何埠，均援照运汉阳钢铁例，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13。此外还订有其它便利规定。第四，购煤便利。1907年启新与北洋实业之一的滦矿签订互利合同：“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滦矿售煤与洋灰公司，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此合同还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立案”14。以上所列启新的优惠与便利，从启新成立至1916年袁世凯政权结束，基本上得以持续拥有。1907年袁世凯上调中央后，对直隶经济近代化发展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5。由于袁世凯扶持启新洋灰公司这一大型企业，致启新得以日渐发达，并竭力向海外发展，获得巨额利润，其盈余额1906年7月—1907年底为45602.65元，1916年达到488422.11元，10年增长了10倍16，成为直隶的支柱产业之一。第三，袁世凯一方面扶植集团资本，另一方面对其它民族资本也积极予以帮助。自1901年清廷新政起，清政府就开始“给民间资本让一条出路”17。袁世凯发展北洋实业的同时，积极号召直隶开发投资近代工业企业，“所望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18。袁氏的鼓励、引导，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鼓励、引导之余，袁世凯还批准以官款拨助私人所办企业。
袁世凯扶助民族资本所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帮助推销产品。如劝工陈列所建立寄售所，“光绪三十年八月开厂至年终，共售出商品二千二百五十三件；三十一年全年共售出五千二十七件；三十二年全年共售出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三件；三十三年至六月，共售出九千零九十件”20。袁世凯的大力推动，使天津民族资本的发展十分迅速，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在庚子以前，天津只有民族资本企业四五家，资本额约为110万元，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工业厂家增长到107家，其中可查资本额的53家，其资本额达670余万元。在107家民营企业中计有：矿业5家，榨油4家，制碱3家，交通1家，机器10家，烛皂12家，瓷器1家，垦业1家，纺织28家，火柴4家，玻璃1家，烟酒7家，面粉12家，皮革5家，化妆品2家，其他11家21。袁世凯采取的是官办和官助商办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中国近代化经济，事实证明效果极佳。而那些未能得到官方大力扶助的企事业发展的就不尽如人意。如天津三条石不仅是天津，而且也是华北民族资本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方，它对天津或华北的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22。但是，它资金少、规模小，经营到1911年，整个三条石各小厂雇佣的工人加在一起才121人，仍然没有脱掉手工业的性质，终未能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企业23。由此说明，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与官办企业或外商企业相接轨，“是很难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工业的”24。尽管官办有相应的弊端，但是毕竟它代表的是政府的力量。
二
从外的角度看，袁世凯发展直隶工业又可分为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倡国货、拒洋货。袁世凯倡国货，拒洋货，与日本的影响有关。1903年3月他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周在其《东游日记》跋言中说：“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25袁世凯深受启发并大力提倡，竭力倡办的北洋实业正是以倡国货、拒洋货为其根本宗旨的。诸如直隶工艺总局附属各厂、所的宗旨——天津考工厂拟有采购本国各省工业制品章程九条，第三条明确规定：“以本国材料仿外洋式样所制者，宜取之。如能丝毫不逊外洋固妙，即或稍差而价较廉，亦须酌购，可考求改良，以期进步，而杜漏厄”。第四条又规定：“凡不仿外洋而足以与外洋物品竞美，或较尤利用者，皆当取之”26；教育品制造所也是以“仿造教育上各种品物、仪器，专备学堂教科之用，以浚发学识、挽回学界漏厄为宗旨”27；而北洋劝业铁厂“以创造机器开工艺先声，挽利权而便民用为宗旨，故名曰劝业铁工厂”28；北洋劝业铁工厂有限公司更以提倡制造、振兴民族工艺为宗旨，“凡有益于农商工业之机器钢铁各件，均拟酌量试造。将来扩充时，并可自向外洋购运钢铁各件，以供官民之用，庶可挽利权而收实效”，等等。为此，袁世凯批示：该厂“以制造机器之用，询为振兴实业要图，所呈试办章程八条，尚属妥协，应准立案。”29天津劝工展览会章程规定：“陈列货品并非夸奇斗博，不过为振兴本国工艺，故外国货物暂不列入，其中国货物不拘何省、何县，均可贩运入场，以便互相考较。”30该会还向袁世凯申请：“所有预会货品，均由职局验明给予凭单，转请津海关道发给护照，免纳税捐。”而免税规则也规定：“劝工展览会既专收土货不收洋货，所有会场出口土货应准免纳税厘，其洋货概不准夹带影射，如查出前项情弊，照例充公。”袁世凯充分肯定该会“请免税捐，系为奖励工业要举，自应准照，候行津海关道及天津厘捐总局查照，转饬各分关局卡，一体遵照办理”31；天津工业售品所，“为销售实习工场、习艺所、广仁堂女工厂各种成品，于金华桥北市场择凭楼房一所陈列各品，以便士商购取其各省、各州县工商制品，如欲寄售亦听其便，惟不代售洋货”32；此外，直隶工艺总局在考工厂设立津益拍卖处，为各民立工场专设代销公柜。袁世凯认为：“所拟设立津益拍卖处，系为提倡商业起见，自属可行，应准立案。”“设立公柜为民立工场存货畅销起见，该局保护维持用意甚善，应即照办。”33袁世凯收回利权，生产国货，旨在抵制洋货，推进中国近代化建设。
其次为引进外国科技。机器是技术的物质形态。袁世凯引进、推广科学技术的主要表现在开官智以引进、推广机器，培养技术人员以发展生产力等方面。然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多不予重视或力加反对，正如袁氏幕僚周学熙所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财力远过于日本，而工艺不兴，实由于上无提倡。”一部分州县官吏，不仅“平日漫无见闻”，甚而抵制反对。“往往有民间创一新业，官府从而抑制之，吏役从而鱼肉之。此所以人人乐于蹈常习故，不肯变通”34。对此，袁世凯完全赞同并深有感触，他认为要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开官智”，为此，1904年他下令：“除现任实缺各员，未便令离职守外，应将嗣后州县实缺各员，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饬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35直隶州县官吏在学务处组织安排下，于是年五、六、七三个月分三批至日本，参观地区以近畿城乡为主，他们白天参观，考查学习，晚上请专家讲课，返国后都呈交日记，记明心得体会，甚至有回乡即见行动者36。1907年，袁世凯又议定于三月内考试全省官吏，凡文理不通之员，不懂科技之辈，“全行撤参”37。袁世凯致力于开官智，为引进、推广科学技术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先决条件，这在晚清史上罕此先例。
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8“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39人们从中可知生产工具——机器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1903年，袁世凯派天津教养局（1902年为救济失业而设立“教养局”，专收本地贫民，教以粗浅手艺，实为培训技术工人。）总办凌福彭赴日，随行的有教养局教习日人藤井恒久。10月，二人到达日本的和歌山县，考察了织布工场，立即购进织布木机140副，其中40副装置齐全，其余100副购买了铁轮和织梭，在天津自行装配40。这种布机为松田式的日本制自动脚踏机，归教养局与广仁堂使用。1904年末，实习工场替代教养局后，其所需脚踏机为日本租界的加藤洋行等商行提供，而后实习工场与北洋劝业工厂也开始出售自产的脚踏机了41。1906年周学熙说：“伏思宪台锐意振兴工业，现在各属风气渐开，多有设厂购机之议，然本国无制造机器之厂，动辄须赴外洋，往往因款绌运艰遂废。然中止是欲提倡工艺，非自创设造机器之厂不可。”于是北洋劝业铁工厂成立了42。劝业铁工厂自1906年成立后，效果显著，《天津政俗沿革记》卷9上记载，截止至1907年10月共1年半的时间内，已能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有：锅炉、汽机、汽翦、汽锤、汽碾、车床、钻床、洗床、起重机、抽水机、铅印机、压力机、织布机、造火柴机、榨油机、磨面机、棉花榨机、消防水龙、喷道水车等。劝业铁工厂是造机器成绩较好的。总在说来，机器的引进与生产，推动了直隶经济机械化的程度。例如织布机的生产，致使天津及其周围的郊县陆续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43。直隶高阳至1908年，洋纱铁机全部取代旧式木织机，在高阳境内的108村中，平均一户一机，农户均以织布为主，以农为副。至1909年，在普遍更新铁轮机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纺织机械，四方风气大开，仿照样式所出布匹10余种，均能畅销，岁入百余万44。据天津劝工陈列所1912年9月的报告说：在天津市从1902年到1911年，开办民立工场共45家，其中使用机器生产的24家，占了一半以上。纺织工业14家（用木机3家，铁轮机3家，铁木混合8家，共用木机71架，铁轮机94架，提花及织毛巾机10架），化学工业4家，铁工、五金工业3家，食品、面粉工业2家，使用了12马力汽机、车床、旋床、磨面机等，以及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和三条石郭天祥、郭天顺机械厂的机器、车床，河北高阳的织布机，宝坻、香河的织毛巾机等等，大多是劝业铁工厂提供的45。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启动源，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键所在。由于引进、推广外国近代科学技术，并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技术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天津在内的直隶经济近代化，这体现了袁世凯的科技兴国思想46。第三是对外理性抗争。袁世凯对外一方面拒洋货，另一方面则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其中折射出的是理性抗争的色彩。“此种争胜与对抗之策，有别于义和团式的对现代事物之排斥，而是利用现代的方法与工具，与外人作理性的竞争。当时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在资金与技术上也都处于劣势地位，此种竞争之心成为改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动力”47。笔者认为，对外的理性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涵：首先是抗争性，即在主权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的必争性；其次是理性的即非感情用事型的抗争。抗争——抵抗外国侵略是原则，而冠以“理性抗争”，又要求具有一定的策略灵活性。这两方面构成了理性抗争的基本内容。我们从这一时期袁世凯的对外言行可以看出其理性抗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鲜明特色48。以抵制美货与删改苛约问题为例。1905年，全国掀起抵制美货运动，以促使美国政府删改已到期的禁阻华工的苛约。天津商会为此于1905年6月27日禀请袁世凯“俯念旅居华人皆属赤子，电商外务部……力请美国政府删除苛待华人之约。”袁世凯于7月31日批曰：“业经札饬津海关道督饬天津府县，晓谕津埠各华商万勿煽此浮议，致败坏本埠商务，并切实传谕该商会妥为劝导在案。兹据禀称：前因南省来电相约不购美货，为抵制禁阻化工之计，力请美国政府删改苛约，办法甚是。”49袁世凯一方面主张删改苛约，另一方面又认为以抵制美货为手段“过激”，这就是袁世凯的“深意”。
袁世凯在直隶收回工业利权活动主要体现在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等问题上。启新是相对成功的例子，而关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问题，袁世凯曾有说明：“比商世昌洋行海礼等承办天津电车电灯一案，天津未曾交还之前，业经呈明联军都统衙门批准承办，前接收天津时照案移交。旋据该比商呈送章程条款接续请办，照各国交津条款势难翻驳，只可于订立章程之中格外详审，隐示限制。当经本大臣以原呈条款多未妥协，逐条批驳，迭饬前津海关唐升道、洋务局蔡道等商令改拟，磋商两件之久，始将合同议定。凡有碍地方利权、有损小民生计之处，业已屡经删改。本大臣以该商承办电车，为天津民业商业利害攸关，乃因碍于前都统衙门之批准，详筹力辩，方克定此章程。其有可为吾商民争者，无不争云至再。”50有论者认为：“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负责在小站督练新军。为向德国购买军火而与德国世昌洋行军火商海礼交往密切，海礼为袁世凯代购军火甚为得力，博得袁的信任，因而在1902年取得了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的专利权。”51据考不确。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确为八国联军侵华之产物，因袁世凯从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接统了天津，故对已在天津都统衙门备案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虽极不情愿，但必须批准。正如袁世凯所说：“惟无赖恶鬼如德璀琳、汉纳根专欲趁交还之间，乘火打劫，图得大利。璀琳欲垄断天津电车电灯之利；纳根欲在城南开一河，筑地开市场，垄断河道之利，其势不能照准。曾使唐道再四驳阻，该两夷伙股各洋人自不甘心，中国媚洋人者尤嫌唐道拒洋太甚，为国太过，相形见绌，未免生忌，时有闲话。”52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逼的情形下也只有采取“隐限”措施了，笔者认为，袁世凯的这一作法，体现了他对外具有理性抗争的思想。诚然，袁世凯对外的理性抗争也存在着软弱性的一面，有些交涉不彻底，如对于盗卖开平的张翼，他后又奏保开复原官53，他被迫签订的“二十一条”，则表现了特殊的软弱性。以上我们罗举了袁世凯对直隶工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其实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发展铁路、电话通讯事业等，这对内外投资、兴办工业的环境条件的改善不无裨益54。由于袁世凯大力提倡，致使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55。北洋已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视察，籍为取法之资”56。“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57。其幕僚周学熙亦说：“今宫保锐意振兴工艺，洵为直隶士民之福。”58直隶也因此取代湖南而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注释：
1、苏全有《简介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与相关思考》，《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3年总第36期，第61—65页。
2、4、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6—107页。
3、19、20、27、28、34、周尔润《直隶工艺志初编》，工艺总局光绪三十三年版，志表类卷上，第3页；志表类卷下，第3页；志表类卷上，第13页；志表类卷上；志表类卷下，第11页；章牍类卷上，第7页。
5、18、26、29、30、31、32、33、35、40、42、甘厚慈《项城袁世凯有关资料丛刊·北洋公牍类纂》，台湾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卷十六、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十八、十八、三、十八、十八。
6、甘眠羊《新天津指南》，天津绛雪斋书局1927年版，第18页。
7、8、9、10、11、13、14、16、《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38—39、39、91—92、93、94、97—98、269页。
1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16页。
1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日报》（3），台湾1969年影印版，第500页。
17、周季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1、41、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20—122页。
22、24、43、51、孙大干《天津经济史话》，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154、268、141页。
23、55、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25、36、赫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0—71页。
37、5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日报》（2），台湾1969年影印版，第202、207页。
38、39、《马恩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255页。
44、孙多森《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品类纂合编》（第4册），宣统间铅印本，第2页。
45、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河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第11—16页。
46、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安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52—55页。47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57—258页。
48、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思想》，《河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第34—38页。49、50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9、2245页。
52、天津市档案馆《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353页。
54、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56、甘厚慈《项城袁世凯有关资料丛刊·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台湾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5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58、许涤新《中国企业家列传》（2），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