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著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注：本文只论及政变前后若干天，引文亦为时人记载，故后文亦照旧引用阴历书写日期，不再一一换为阳历，以求方便省事。）本人也曾就此著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注：《戊戌变法》（一）第346页。）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注：《戊戌变法》（三）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注：《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折》（八月初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8页。）“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势且猝发，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无一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据张仲炘（字次山）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引者按：即徐桐）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注：夏孙桐：《史馀纪闻》（稿本）。）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著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著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著。）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原字为成右加队的左部分）：《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注：《戊戌变法》（一）第342页。）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
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珪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即使略早于二更的某个时刻）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其次，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而论，告密的消息，也碍难在当晚转递到西太后那里。告变的途径有火车说和电报说两种。
火车报京说。第一件事是备折。荣接受袁的告密，决定报告慈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备折上陈。据说无论荣、袁，均无此文字功力，自需喊来亲信幕僚拟稿。稿成交荣审定，然后再恭楷按格式誊正。这一系列过程，到夜半能完成，速度已经是超常的了。
报告送给何人？当然是直报西太后最妥当。但是，诚如史家邓之诚所指出：“太后前唯亲王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也就是说，按清朝的制度规定，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劻处，才能转递。
当时京津火车刚通一年，正常时刻，首车六时末车下午三时，行程三个半小时，并无夜车行驶，铁路系统自然不必有健全的夜间值班制度。即使经过交涉，可以夜间开出专列，火车调度、蒸汽机车的升火加煤、沿途各车站通讯联络等均需要时间安排，而不是一呼而行的事。北京的火车站在马家堡（马家铺），约当今永定门火车站。城门深夜关闭，须交涉叫城。进城后再奔到后海附近的庆王府，与门人交涉，通知庆王身边的人叫起庆王，向他说明告变的内容与必须连夜叩宫，再由他领着赴宫，与宫门交涉，通知慈身边的人叫起慈禧。这一系列的过程须时自可推算。如此转折，一夜之间，告变消息不能抵达西太后处。荣禄自然清楚，即使连夜告变，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电报报京说。拙文曾说过此途无密可保。经过细致考察，我的说法确失之片面，电报传递确存在着密送西太后的可能渠道。不过，时间同样不允许。
至迟到了1898年初，清政府在总署、兵部都专设了电报房。（注：参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条，191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又《张荫桓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十日、十四日条，《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但不论直督署或京里总署、兵部报房的电报，均须通过津局、京局线路传出，则又是当然之事。或许他们均已改变了两三年前晚上10时以后尚不设夜班的制度。这些都为地方督抚电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此类方便能够提供给荣禄告变的条件仍是有限的。颐和园、大内及军机处并无电报收发机构。电报同奏折一样，西太后处不能直接收到。通过正式奏事渠道，要由军机处或总署的章京们来翻译密码。荣禄的告变当不走这条险路。而且，即使电报到达军机处或总署，也不可能在早朝之前把消息递到西太后手上。唯一的途径是电奕劻转奏。蔡金台致李盛铎信亦谓“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但是，当晚客观上能够为荣禄提供向奕劻告变的时间也是十分短暂的。其时正在政变紧要关头，奕劻一定是会赴早朝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寅时即到朝堂候“叫起”。袁世凯夜半告密完毕，距奕劻丑刻后半时离府，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期间荣禄的幕僚要先拟告变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为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荣禄可能利用兵部报房，因为他刚从兵部尚书去任）。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才能呈交奕劻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奕劻在上朝前收不到告变电，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倒腾初五日一夜的这些细节，目的其一，是在于说明，无论火车说、电报说，当晚都是碍难把告变消息转递到西太后的。其二，尤其在于揭示，即使按论者所说，能够在初六日早朝前递到消息，但却几乎没有给西太后留下任何同近支王公、亲信枢臣商议、谋划，乃至一通信息的时间。仅据荣禄的一纸告变文字，就一人独断在初六日的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党人。如此军国大政，儿戏不如，既是西太后所不为，也是封建政制所不许，从而反证了此事是不存在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初六日由京赶来津通报政变消息的是杨崇伊，此事亦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政变确实是数日来，西太后在接受杨崇伊密折后，同奕劻、荣禄等密谋而逐步实现的，而不是初五日深夜接到荣禄告变后，于瞬息之间，决定在初六日早晨迅速实行的。杨初六日来津，可以从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关于他初七日乘专车返京的报道证实。（注：《戊戌变法》（三）第412页。）
杨专车返京，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提示，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确如袁所说，初五日当晚（或次日）告密完毕，但如何向北京告变，荣袁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正在商拟折、电期间，杨崇伊由京到津。于是初七日由杨携带告变密折返京。初八日，西太后等密议。初九日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如此，似亦顺理成章。
袁世凯告密，荣禄告变，还有初四日说。萧一山确信此说最为历史真实。（注：参见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载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其实，此说最缺乏根据。第一，到初六日政变，初四、初五日有两天两夜时间落实告密内容，因而初六日拿康上谕，就不会不提“谋逆”大罪而仅谓其“莠言乱政”而已。第二，初四日，袁不能离京出走。谭说袁是打着光绪帝的旗号，次日是预定的请训日期，他必须观望与体味光绪帝的态度与意思，才能把握全局，做出判断。袁不敢出走。袁是奉召来京陛见的，他岂得擅自离京，设皇帝偶有传召，他何以应付。他是超擢侍郎，是政治新星，往来京津道上，人稠广众之中，不怕被认出来吗？袁也不必出走。现在，关键在他袁某站在谁人一边，尽管袁还不清楚光绪帝的态度，但已确知维新党人的底蕴，大可不必半途张皇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总之，初四日告密说，故作神秘，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初五日袁世凯在请训之后出宫门时碰到荣禄，随即告密。这更是毫无根据的编造。
三、袁世凯告密的作用
拙文曾经指出，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证明了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之谋，从而坐实了他们“大逆不道”的“谋逆”地位，于是政变揭去了带有某种“政争”意义的面纱，转而成为屠杀镇压改革派人士的政治人士的政治大狱。谨再做一些补充。
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遗札的考证，推定谭于初七日被密捕。（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这个结论大有商榷之余地。论者设论的第一个立足点是，初七日“密谕”是捕谭的。上文已经指出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论者设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假设谭嗣同还有一篇遗失了的，且不为人所知的第一篇遗札。细阅今存第一札全文，完全可以确认这封回覆仆人们的信，并就来信所禀各事做的交代，就是确确实实的第一篇遗札了。谭被捉，仆人们自然必定检点一些日用必须品随后送进监狱去，并非一定要主人写信索要才去办的。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昨送来各件”。撇开子虚乌有的“遗失了”的第一札，谭遗狱中三札，很自然表现为谭入狱第二天起连续给仆人们的三封信。
谭嗣同是初九日被捕的。他本人未留下话来，但证据是充分而可靠的。姑无论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人记述和官方上谕，仅以当时当事人记载为证。军机四卿同堂供职，倘谭于初七被密捕，在初七日、初八日两天之内，其他三人肯定知晓的。其中杨锐、林旭二人可以确知为初九日晨被捕，而当时当事人所记述的他们被捕情形的文字，不仅没有提到谭已被捉拿，而且可证谭与他们是同一天被捕的。
杨锐于初九日晨被捕于绳匠胡同寓所。同时被逮者有其子庆昶和与之同住一处的门生黄尚毅。黄撰有《杨叔峤先生事略》一文，详叙杨供职军机及被捕经过，但未有谭先期被捕的记述。（注：参见《碑传集补》第12卷。）
林旭初八日夜访郑孝胥长谈，次日被捕于寓所，郑日记有详确记述如下：
（八月）初八日，……夜月明，与谅三谈。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爱苍之仆刘贵忽来，云来视暾谷。……
初九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军机四章京，其三人未详。……怡书（引者按：即林怡书，林旭家人）来，言有官员至其宅，其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闻收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
郑既记逮“军机四章京”，自然谭嗣同在内。初八日夜，林郑长谈中，林亦未告郑有谭提前被捉拿之事，而倘谭确已提前被捕，杨、林不至于无所透露。
当时局势，风声鹤唳。初六日晨，缇骑围锡拉胡同搜捕康有为，中外立即风传张荫桓被逮，张本人亦自疑为被抄家而不敢出门。待证明仅系搜康，中外媒体又当即郑重避谣。谭嗣同亦为著名当朝新贵，飓风眼中人物，倘果真有初七日即被提前捉拿之事，不至于事经两天之后尚无人知晓，社会上亦无任何反映。
谭嗣同乃维新党人谋逆案的重要角色之一，逮捕他，对清廷来说系“正大光明”之事，用不着掩人耳目。单独提前秘密逮捕他，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初九日上谕是可信的，没有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
十四日上谕是六君子杀头之后颁布的，属于真正的“马后炮”。其罪名定为“大逆不道”，“潜图不轨”，“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把康有为及其为首的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正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与结果。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也算“定性准确”了。平心而论，如此一场谋逆大案，连同庚子年追加的张荫桓，只杀了七个人，亦可谓“皇恩浩荡”矣。倘此事发生在康、雍、乾年间，株连所及，将不知有凡几！
末了，附说一下梁启超。论者对十四日以前的上谕不提及梁氏，提出了许多设词。（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事情甚为简单，并不像论者所说有那么多隐秘之处。在时人目中及清政府那里，梁不过是康氏门人中才气横溢一书生而已，光绪帝所封亦仅六品虚衔。为其定的“罪名”，即所谓“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而已。初六日拿康上谕不提梁是自然。初九日上谕是拿朝廷命官，亦可不列他。梁氏尚不具备清廷专谕、密谕查拿的资格与条件。因而也不用费神去追寻本来就没有的此类谕旨。十四日朱谕，在康后谭等诸人之前专列一节说梁氏之罪行，已经表明了对他的足够重视。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骆宝善，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