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质多变”，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俨然有紧跟时代潮流，处于时代最前列的自我评价。然而，历史的研究决不以历史人物的自我感觉为依据，而是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果来分析。因此，至于梁启超多变性格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际价值，恐怕还不能以其自我估价而定论，而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不拟系统分析梁启超一生变化的功过是非，而拟透过严复辛亥后若干私人信札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作一分析，以期揭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几个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变化的实在意义。 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罪魁”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的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不论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无不敬佩梁启超的文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承认他在青年时代曾一度以梁启超为“楷模”，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郭沫若也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2]这个评价大体符合历史真相。
毛泽东、郭沫若的回忆，无疑更多地强调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而且侧重于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些年代。事实上，梁启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是由于接受者的不同需要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向来被视为颇为自负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梁漱溟回忆道：“《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先生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3]梁漱溟在充分肯定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多少流露出一点并不满足的情绪。
这种不满足，或者说不满意，在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后辈学子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者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4]很显然，胡适的失望主要是由于梁启超有的时候裹足不前，有的时候却又变化多端。
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经历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及感受，但从上述代表各种倾向的典型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虽然一致承认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同思考，他们对梁启超思想的前后变化并没有放到梁启超所处的急剧变动的近代中国的实际背景中来观察，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的理想去苛求梁启超。换言之，他们对梁启超缺乏起码的同情与理解，因而他们无法认识梁启超的真实形象，更不要说准确地解释梁启超毕生变化的真实心迹了。
梁启超多次变化的真实心迹及其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后果，我们已无从复原，但透过与梁启超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大部分时间又与梁启超保持一段距离、冷眼旁观的严复眼里，我们或许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较新的感受。
严复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具有极大影响的宣传家，作为同业，他们二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友好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严复对梁启超的同情与理解应远比毛泽东、郭沫若、梁漱溟、胡适等人深刻而准确得多。他对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在袁世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严复曾致信梁启超说：“连日晤谈甚欢，引为平生快事。近年来，国家多故，朝野不宁，然治之之道，确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内固本，尔后方克对外。此不易之理，而执事者且兢兢然以攘外为首，本末倒置，不知其是何居心也？物必先腐，尔后虫生；人必自侮，尔后人侮。今日吾等所能为者，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5]仔细体会严复的心迹，他不仅将梁启超因为同道与知音，而且实际上也是承认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以文字报国”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及其失败等一连串重大变局之后，严复“虽羁迹都下，名藏社会之中”，但由于政治上的杯葛，加“以肺疾缠绵，几于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6]使他得以冷静地反思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其间也自然关涉那些与他有过一定关系的人和事，而对梁启超的议论与评判尤多。由于这些文字主要见之于严复写给他的亲朋好友的私人信札中，似乎并未准备在生前公开发表，故而更多地反映了晚年严复对梁启超的一些不同看法。
晚年严复依然承认，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将中国导向发展繁荣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影响将中国推向灾难沉重的深渊。严复写道：“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启，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鹵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故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7]
将清朝的灭亡统统归因于康、梁，未免过于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有英雄史观之嫌。但严复的本意，无疑是在说明梁启超的主张一变再变给中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后果，而是扰乱了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超越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不知其种祸无穷”，遂引发了此后一连串本不该发生的那些重大政治变故。
至于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何在，是否如梁氏经常自诩的那样，是以今之我难昨之我，今日为是，昨日为非，是紧跟时代潮流呢？对此，严复予以彻底的否定。他认为，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追随时代潮流改变原来某些不合理的想法，恰好相反，梁启超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立场，即使某些主张可能并非错误，却也往往因其多变而被淹没。“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文豪虎哥（Victor Hugo）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者立靡’；德文豪葛尔第（Goethe）戏剧中有鲍斯特（Dr Fawst）者，无学不究，最后学符咒神秘术，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阴森狞恶，六种震动，问欲何为，鲍大恐屈伏，然而无术退之。嗟呼！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8]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合理性。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像梁启超那样以已笔端搅动社会，使中国一变再变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但这些人操笔为文时究竟有多少爱国心，又有多少出风头的潜意识，确实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在急剧变革的那些年代里，洋务、维新、新政、革命等等不断变换花样的主张与口号，哪一个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呢？然而，哪一个又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了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不无遗憾的是，近代国人不是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根本出路，而是社会中坚如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们太不甘于寂寞，爱出风头的花样太多，从而使近代中国一个又一个实验都没有得到结果而中断。
梁启超和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何以如此？严复承认，如果仅仅如前从个人人格上加以说明未免过于肤浅和庸俗。他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一变再变，除了个人心理素质方面的原因外，更多地还应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背景中来寻找。“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熏染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此说甚长，留为后论）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増，自知当过，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9]
作为对中西学术文化都有深刻理解的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可能相当接近历史真相。当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时候，梁启超这样的人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每每较为敏锐地追随西方思潮。但西方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诸种流派的分歧也甚为明显，因此，在严复看来，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理解不仅相当浅薄，而且差不多停留在西方十七、八世纪的水平上，对西方最新的思想动态、学术贡献则不甚了了。同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每每收到责难，故而梁启超这班新人物对中国的旧学也缺乏真切的感受。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才最终导致梁启超往往“逢迎变化之随波”，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和主张。
“名为义首，实祸天下”
在严复晚年的心目中，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实在意义除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外，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严复的这种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认识梁启超思想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显然取决于严复此时的悲观主义情绪。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严复的反映相当复杂，他既对清王朝的灭亡感到痛心与惋惜，以为在国人共和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共和，除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之外，不会有多少积极意义。“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10]换言之，在严复看来，不是革命本身值得反对，而是革命的条件尚不充分具备。但是，既然革命已经发生，严复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期望由这一事实所演化的后果尽可能地向好的方面转化，“自革命破坏以还，一跃而开所谓共和文明之治，其摧剥老物，盖百倍于往时。”[11]虽然现状不甚令人满意，但严复期望不久的将来有强人出来收拾残局，或可望使中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
严复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度过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日子，待到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严复觉得中国可能重建秩序，虽然对袁世凯的能力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但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义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12]期望袁世凯拿出真本事，收拾残局，重建秩序。
实在说来，严复对袁世凯的期望，与梁启超当时的想法并无二致。当袁世凯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在遵循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参用开明专制。他说：“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生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13]除了语言上比严复的主张更为露骨外，在实质上，二人的思想倾向并无差别。而且，他们二人都参加了袁世凯的政府，确曾真诚地期望帮着袁世凯使中国政治走上“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4]
按理说，严复在与梁启超基本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对梁启超的评价应该褒多于贬。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我们看到，严复此时心目中的梁启超，似乎依然一钱不值。他写道：“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康、梁）师弟翩然返国，复暏乡纷，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忏。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15]对康、梁评价之低，恐怕无过于此了。
严复此处对梁启超的责难，主要是指梁氏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过程中的作为。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然为一大罪责，但揆诸事实与情理，似乎也有可以原谅之处，尤其重要者，帝制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未尝没有梁启超的责任。他说：“平情而论，即以任公本身即为其证，好为可喜新说，尝自诡可为内阁总理，然在前清时不论，其入民国，一长司法，再任币制，皆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至为凤凰草大政方针，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禆补，侘祭去位，此虽洹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言下之意，梁启超在辛亥后的种种主张与设想不仅不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徒然添乱，于社会无补。[16]
即使以梁启超一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护国战争而言，严复也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认为，“盖当过运之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17]事实上，当君主共和之争初起时，“此曹所争，不外权利，至于共和君主，不过所一时利用之口头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18]主张帝制，与反对帝制，虽然从表面上看阵线分明，其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抗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19]因此，在严复的心目中，梁启超“挥泪反袁”，与其说是为了共和理想，不如说是为了再次争风头，争权利，“揭开窗户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20]
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不可取，但当其被迫取消帝制之后，聪明的政治家应当以此为契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重新规划，而不应矫枉过正，或乘机争权夺利。他说：“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或起于个人嫌隙之私，似有间也。”[21]不管严复在帝制复辟中起过怎样的作用，恐怕他这一分析未尝不击中梁启超等所谓反帝制派的要害。
在严复看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无疑是正义之举，但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应当汲取袁世凯的教训，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否则，乱始乱终，实祸天下，主观意识与客观效果实际背离，正义之举并不一定都获得良好的结果。“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洹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后，不急出以把持国柄，除苛解嬈，以建设共和不倾之国体，尔乃陁然隤然，一听元二乱党所欲为，以此成麻痹不能进行之政局。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为义首，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试观西文各报，半年数月以来，于民党固无恕词，而亦有只字片词赞颂梁、蔡所为者乎？则旁观心理可见矣。”[22]严复对梁启超、蔡锷的指责，原则上说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但这毕竟于传统的评价之外向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线，即帝制的反对者是否真正深切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未来前途是否只能在共和、君主这两个极端上？凡此种种，恐怕都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和探讨。甚至连严复所提供的那种折衷方案，恐怕也未必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比如他说：“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23]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已充分表明，这一主观愿望亦并不合乎中国国情。
“贤者用心之妄测”
透过严复对梁启超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评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打了不小的折扣，梁启超除了爱出风头、自诩太过之外，并无实际本领和对中西社会文化的真切理解。很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梁启超现象”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发生和持久地存在，固然有梁启超个人素质与品格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性质和急剧变化着的政局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而且，严复在其晚年对梁启超的评价，虽然否定大于肯定，但其真实用意并不在于指责梁启超一个人，而是透过对梁启超个案的分析，揭示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所应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其真实本意在于责备那些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寡廉鲜耻、私利薰心，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目的为追逐目标。他说：“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当洹上灭亡之倾，合肥不出以组织内阁则已，出则必取志同道合之人，庶几于国有济尔，乃贸贸一任旧约之恢复；二为国会之招；三成调和之内阁。如此盖不待今日之纷纭，吾已决其必召乱矣。年愈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之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柔谨葸者也。老弟前语谓：‘天下惟忘机者可以息机。’此语大须斟酌。纷纷势力之场，谓以忘机者当其冲，则明火暗潮，将以即息。呜呼！使人性而皆如是，则治术何难之有乎？”[24]严复这里所讲的一些事实，未必皆是，但他对人心的揭示，对强人政治的呼唤，尤其是对“贤者”的责备，恐怕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在民国最初的那些年里，党争纷起，乱象不已，这里除了政治见解的差异外，不可否认有严复所揭示的“人心”的原因。“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25]这种观感虽有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等“九斤老太”式的庸俗抱怨，但实在说来确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当时中国问题之所在。由此反省，他对梁启超的责备就不单是针对梁启超个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他自己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他写道：“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风气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谬，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由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横览宇内，率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求一盗魁不能，长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26]人心皆如此，中国前途何在？这既是严复晚年忧心忡忡的现实原因，也是他对梁启超求全责备之真意。
出于求全责备的考虑，严复一方面承认梁启超思想言论在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对梁启超的自诩之辞和政治主张的现实可能性深表怀疑。他说：“梁任公素日言论，固有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不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27]从主观目的上说，梁启超或许是真诚地要为国家做些事情，但他不顾及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在辛亥革命后由学者而从政，一任司法总长，再任币制局总裁，“但是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对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么改变？对币制的紊乱究竟有什么整理？”[28]当整个社会秩序尚没有真正恢复的时候，个人的努力毕竟有限。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往往总是陷入个人的努力促进社会的变化，社会的现状左右个人的发展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通观严复晚年私人信札对梁启超的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梁启超其人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则引发我们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新思考。知识分子既要有积极用世的爱国热情，也应时常地反省自身的缺点，不要以极端功利主义的“经世致用”传统蒙骗了自己的眼睛，而应时常以淡泊的心情、学理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严复对他的门生说：“吾人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往者孔子固未尝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讥，则云：‘天下有道，某不与易。’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耶？夫陶渊明可谓与世相遗极矣，然读黄山谷《宿彭泽有怀陶令》一首，乃知贤者用心，固非时俗所能妄测耳。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29]于此，我们看到晚年的严复并非超然物外，两耳不闻窗外事，恰恰相反，他正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智慧点评人物，批评时政。只是贤者用心，非时俗之辈所能妄测，以为时人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与用心，而期望将来历史学家能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然而，正像他无法真正理解梁启超一样，人们又怎能对他晚年的见解予以准确的阐释与把握呢？不过，本文作为尝试，力图勾勒出严复晚年心目中的梁启超的形象，“妄测”的准确与否，当然有待于“贤者”的认可。
注释：
[1] 斯诺：《西行漫记》第113-121页，三联书店1979年。
[2] 郭沫若：《少年时代》。
[3]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0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4] 《胡适自传》第47页，黄山书社1986年。
[5] 严复致梁启超函未刊稿。
[6]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27，《严复集》第601页，中华书局1986年。
[7]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0，《严复集》第631-632页。
[8]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8，《严复集》第646页。
[9]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9，《严复集》第648页。
[10]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10，《严复集》第610页。
[11] 严复：《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严复集》第295页。
[12]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1，《严复集》第603页。
[1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第88页，中华书局1989年。
[15]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0，《严复集》第633页。
[16]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48，《严复集》第661页。
[17]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42，《严复集》第652页。
[18]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57《严复集》第673页。
[19] 严复：《与熊纯如书》26，《严复集》第627页。
[20]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5，《严复集》第641页。
[21]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0，《严复集》第633页。
[22]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42，《严复集》第652-653页。
[23]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51，《严复集》第665页。
[24]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46，《严复集》第657页。
[25]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62，《严复集》第678页。
[26]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63，《严复集》第678页。
[27]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58，《严复集》第675页。
[28] 《陈旭麓学术文存》第8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9] 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9，《严复集》第649页。
（文章来源：原载《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海风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