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以史学为重心的中国学术呈现一大变局，这一关键性转折，所包含的问题极多，早已引起后世学人的注意。近年来，由于总结20世纪学术等各种机缘，有关问题再度成为学人探讨的中心①。不过，所论主要从学术研究本身及其背景着眼，各人的见解相异处亦复不少。而当时教育制度根本改变，大学分科教学的专门化、现代化与本土化，实为影响史学转向并造成流派分界的重要因素，前人则尚少具体论及。由此立论，可以进一步深入认识转向的成因、变化的阶段以及分歧的关键。
一、史家之总法
如果同意许冠三教授的论点，将西学笼罩下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向视为科学化的进程，那么依据王晴佳教授的看法，“所谓科学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康有为的疑古与托古，既表现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又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解释，“以后中国的科学史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在不同的阶段互有消长、互有补充，演化成一种多姿多彩的局面。”①不过，两分法是就大体而言，所指出的各种学派之间内在的继承、演化关系，也是整体的作用，且存在于学者的理念之中，如果具体论证实际的历史过程，则互相对立乃至排斥的倾向更为明显。
前一路线的科学史学，最清楚的发展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至少在宣言上有愈益趋于极端的倾向②。到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将此一路径与其他流派清楚分界，其中也包括后一路线的科学史学。傅斯年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对疏通，贬抑推论，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认为研究者如要“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只能作为私人的事在别处进行，而不得当做研究的工作。并且声称:“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因为“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③恰如近代欧洲一般教育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退步与其学问上的进步成正比，傅斯年的意思，显然希望中国也如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取法于外国，史学和相关的语言学在一般教育中逐渐淡出。
从学理上看，傅斯年的宣言不无偏颇。这一专门问题，当另文详论。换一角度看，史学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至少相当多的人不将它仅仅视为学术的一个分支。因此，尽管傅斯年的极端主张正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史学主流派的旗帜，却始终得不到普遍认同（当然傅并不期待这种结果）。因为史学的其他社会功能需求均与傅斯年的这一主张相矛盾，总有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另一种科学史学，即对历史的演变进行系统的描述和解释，从现象中揭示发展规律。这些社会功能至少包括政治和教育两大部类，专门研究可以窄而深，政治解释和文化传承则必须完整系统而有条理。本来系统应来自对大量具体史实的充分研究和认识，但也有解释框架是否适宜的问题。入近代以来，中体动摇，解释的旧说自然不能取信于人，连带材料亦须重新整理，而社会需求不能从容等待学术界完成相关研究。即使傅斯年本人，离开研究的立场，也难以坚持《旨趣》的宗旨。面对两难境况，有人便以外来学说条理现成材料，以期速成系统的解释。其中大学史学系便属于要求最迫切的部门之一。
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自设的大学，也是清末惟一定有史学专门的大学。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7科，其中文学科之下，设有史学门目。至于具体课程，则拟待预科生毕业后再议④。是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关于史学课本确定的原则是:“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纲要”，同时择取先哲史论附列⑤。不过，重视高等教育的张之洞在1904年进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了详细科目，前者的主课有: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外交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另有补助课程: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后者的主课为: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补助课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万国地理、外国语文。此外，还有所谓“随意科目”，即选修课程，如辨学、各国法制史、中国文学、人类学、公益学、教育学、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法律原理学、交涉学、外国科学史（仅万国史学门）等。
以创始的大学史学教育而论，上述课程体系相当完备而且较为合理，只是明显有照搬外国成法的痕迹，因此在说明若干课程时，不得不以日本原名为参照，如在金石文字学后附注“日本名古文书学”等。
在各种名目的科目之下，实际上并没有相应而适宜的教科书，无论是钦定抑或奏定章程，均未涉及相关教科书的编写事宜。但对各科学书讲习法的略解，分别说明了各项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大体分为三类:其一，就中国旧籍择要讲解，如“各种纪事本末”自《通鉴》讲起，《左传》、《纪事本末》不必讲，全鉴及正史听其自行研究；“国朝事实”摘讲正续《东华录》及《圣武记》诸书，兼酌采近人所刻《皇朝政典》讲习；“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摘讲《三通考辑要》。其二，择善翻译、改编或使用现成译本，如“中国古今外交史”，可采取日本《支那外交史》自行编纂改定；“中外今地理”宜择外国成书或中国人译本合于教法者讲授；其余各西学则择译善本讲授。其三，于已有教科书中选择善本讲习，如“历史地理沿革略”。至于参考书，则多取历代正史、通鉴、别史、杂史、西史、舆图、年表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史学研究法”的解释，虽然主旨在于“鉴古知今有裨实用”，与通鉴学相近，所列举的“研究史学之要义”，显然已经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其研究对象包括历代疆域、各项制度、政事变法、教育学术、地方民情、农业工艺、商业交通、赋税财政、物价物产、吏治刑法、宗教礼俗、中外关系及货币等51个方面，尤其注意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如民情、民风、民性、民力的影响，提倡将通鉴学与正史学“相资补助”，考史事则考治乱与考法制“必宜兼综”，强调中外参考比较，贯通古今，“务当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①。
京师大学堂文科史学门一直没有开办，上述设想也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不过，已经开办的师范科也设有中外史学课程，先后担任过史学教习的有冯巽占、李稷勋、汪镐基和日本人坂本健一等，所用教材系由任课教习自编讲义，史学科、中国史、中国通史、万国史讲义分别由屠寄、陈黻宸、王舟瑶和服部宇之吉撰述②。陈黻宸所编《中国史讲义》，开章明义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进而强调史学与科学的关系，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因为史学为“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陈黻宸的这番道理蕴涵了解释后来纠纷的不少线索，其所谓“科学”，实际包含学科与科学两种概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重心之所以由经入史，要因之一，是西学冲击下中体的崩溃，要因之二，便是史学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的特征。这一思想，从史学在教育体系中独立之日起，就已经为先贤所确信无疑，后来更为科学史学的信仰者反复强调，傅斯年就断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①不过，仔细甄别，聚集于“科学史学”旗帜下的两派，虽然都强调各种自然、社会、人文相关学科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所指的对象实有分别，批判的客观史学重视考古学、地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等自然科学或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而解释规律者则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情有独钟。
这与当时欧洲史学正由语文学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转移大有关系。一般而言，前者主要有助于分析扩展史料，后者则便于解释问题，以教学为主的学人自然倾向于接受社会科学，或者说首先接受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以应急。陈黻宸以政治学、社会学为“首重”、为“尤要”、为“史家之总法”，正是因为这两门科学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明因果，辨成败的提纲挈领作用。所以虽然史学是凡事凡理所从出，一旦掌握了政治社会之原理，则“于史学思过半矣”。陈黻宸的中国史讲义，是接着屠寄、杨模“自开辟始，迄于春秋”的课续讲，但更像概论，“读史总论”、“政治之原理”、“社会之原理”占了13的篇幅，正文则只讲了孔子和老墨。比照看来，前三节的理念似乎并未在正文中得到体现，这种史论分离的现象，表明“总论”和“原理”的那一番道理，很可能是其现炒现卖的趋时附会，尚未实际运用于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②。
二、议论与讲学
民国成立后，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文科下设历史学门，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其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等③。
不过北京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开办历史学门，只是在预科及文学门的言语学类开设史学课程。兼任（随即改哲学系专任）该校文科史学教授的陈黻宸，于1913年写成了《中国通史》20卷，分朝代依次叙述自春秋至清代的历史。陈氏继编辑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后，曾在任广东方言学堂史学教习时，借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历史讲义④。其《中国通史》很可能被用做北京大学的教学，或是参考书。夏氏的教科书本来是为中学而编，后来多次再版，不少大学教师和研究者颇有好评，其分章节的编排体例一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旧貌，很长时期无人可以超越，1933年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1935年陈寅恪授课时评论当时坊间教科书，虽然认为夏著已经过时，仍为“最好”的一本，“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⑤夏曾佑的教科书自成系统，便于讲述，但其中牵强附会，甚至削足适履处也不在少数。如果用做大学历史系讲义，问题便无处不在。除了史料处理当否外，简单进化论的解释框架也不能令接受西学日益丰富的民国学人和学生满意。1917年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于暑期后改革学制，文科增设史学门⑥。其课程设置为:中国通史（陈汉章）、地理沿革史（张相文）、东洋通史（钱硕人）、法制史（陈汉章）、学术史（叶瀚），另有特别讲演中国史学通义（黄节）、人地学（铎尔孟）、《史记》探源（崔适）①。相比之下，似较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章程规定还有退步，尤其是辅助学科课程，除地学外，几付阙如。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据说是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的，讲中国通史大概也如出一辙。注册在国文门但喜欢到其他门听课的傅斯年，那时尚未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受新思潮的鼓动，对社会科学尚不排斥，他写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的长文，针对中国史学教科书多模仿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的分期，而后者实以远东历史为依据，并不适宜中国情形，重新确立分期标准，同时指出史学“要以分期为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他认为历史“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②这多少有批评北大史学课程的意思了。
北大史学课程的状况并不符合规程设定，因此不能反映主办者的主观认识。依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史学门课程分为通科与专科两类，前者包括历史学原理、中国通史、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后者包括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地理沿革、年代学、考古学、中国文明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欧美各国史、亚洲各国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特别讲演则分为三种:以时代为范围，如上古、三代、两汉、南北朝、辽金元、法国革命、欧洲19世纪等；以一书为范围，如《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以事件为范围，如中国人种及社会之研究、苗族之考证、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墨西哥交通中国之证据等③。由此看来，办学者主观认识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有所前进，只是限于条件，难以落实。因此理念与实际之间的差距不免过大。
北大史学门事属初创，对课程不满似乎不是普遍现象.1918年5月，教育部视学刘以钟陪同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汉学专家林泰辅博士和同校教谕诸桥辙次到北大参观，希望旁听文科教员讲授古学，蔡元培亲自导往听讲崔适的“《史记》探源”和黄节的“中国史学通义”，并与座谈④，想来还是认为拿得出手。但在五四运动和太炎门生接掌北大文科之后，史学系的现状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1920年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看了德国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认定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反观中国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于是一面让何炳松翻译鲁宾孙（Robinson）的《新史学》，以摧陷扩清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一面在本系将课程大加更改，本科一二年级先学习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特别注重社会心理学。同时请何炳松担任历史研究法课程，即以鲁宾孙的《新史学》为课本。此书何氏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用做讲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据说修课的同学“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改换课程名目，依然颇受欢迎⑤。
朱希祖发起的史学课程改革，其实只是将清末以来条文所载的规划落到实处，在思维的方式和方向上与前此一脉相承。当然，时间毕竟有近20年的差距，译书数量增加，留学程度提高，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更加清晰化。1922年北大成立史学会，朱希祖进一步阐明其改革课程的目的。他认为，研究史学最初注重历史文学，其后注重历史哲学，最近则注重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包括地理、生物、人类、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伦理，“而尤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为最重要。我们懂了社会科学，然后研究历史，方有下手之处，否则历史中种种材料，那一种是重要，那一种是不重要，就没有标准了。我们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就是依据以上所说目的和方法定的。”①朱希祖的这一套理念，完全是受提倡综合史观的新史学的影响。当时所谓综合史观，即Lamprecht主张的“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以为史事演进之状态，断非一单独原因所能解释，必也就其时之群体心理中求其解，方能说明某时代之史迹。此种社会的心理，虽受各方面之影响（如地理、经济、政治），但既汇融众源，发之于事，则史事演进之主原，自在群心。”②按照朱希祖的理解，美国的鲁宾孙主张历史的时间连贯性，而德国的Lamprecht和Mehlis主张空间的普遍性，二者殊途同归，均归于社会科学，将美国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即可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同时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发表演说的杨栋林，更清楚指出了提倡新史学所针对的现象:其一，社会科学化，是对中国旧史家“以词章治历史”和新进学人“就历史中求史学研究”而言，不懂相关科学，就编不了相关专史；其二，社会学化，是针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言，两派或重个人，或重社会一方面的一种特别状态，未先就社会全体通盘观察；其三，地方权化，针对偏重政治及其中枢——中央政府而言，既然注重社会事情，应以州县为单位；其四，数学化与平凡化，针对“大事记派”和“琐碎派”或“好奇派”而言，数学化即统计化，用以归纳凡人小事③。
朱希祖的改革，虽然顺应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却使得史学的特色有所损失，有人怀疑其所定课程中外都有，太不专门，不过是高等普通的历史罢了，“再加以种种社会科学，分了一半，所得历史智识，有限得很。”朱希祖认为，要谋合时间的连续与空间的普遍，只能如此设置课程。至于要谋专门精深的研究，则学校方面，有大学院或研究所，在学生方面，须靠史学会。这样一来，其心目中的史学教研，其实是两分的，“把普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讲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所组织的史学会了。讲堂上所讲的，是共通的方法多，诸君自动的研究，是一种实地的试验。”后者不可随便说空话，必须切实多读书，研究结果，确有心得，才有发表价值。所以要“一方面研究整个的史学，一方面试验分析的史学，并行不悖”，在收集一代史料的基础上，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④。此举目的原在于改造旧史学，结果却仅仅改变公开课程，而将本科学生学习具体研究的重任交由业余的史学会来担负。所以在改革课程的同时，朱希祖就筹设史学会以为辅助，只是因为学生罢课等事，耽搁了两年。两分法当然便于教学，可是史学系的课程不能教学生具体研究，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朱希祖和杨栋林异口同声地要求学生学好外文，因为提供条理和系统的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舶来品。这种读西书的办法，很难了解西学的全貌并且区分主次正邪。北大毕业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便有亲身体验，他去国时，便已决定学心理学，北大师友则多劝其学历史，傅氏为想解决心中蓄积的个人与社会、效率与智力等等的关系问题，坚持以学问救济心理的疾病，所偏好在于以生物科学讲心理者与心理分析学，而不喜专以自然科学之方法讲心理者。是年8月，傅斯年曾致函胡适，抱怨在北大6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其实更主要的是指责新风气。他告诫胡适:“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在北大，受胡适影响最多，“止于批评”学风的形成，胡适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期于白首……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①傅斯年这封“支支节节”，不能达意的“私信”的含意，在两个月后致蔡元培的“公函”中讲得更清楚，他说:“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
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
傅斯年的觉悟，看来是到欧洲后受其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进一步讲，“牛津环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訾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②他虽然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而朱希祖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虽然以学术为目的，结果很可能如胡适在哲学门的作用，仍是朝着议论的风气，供给社会舆论者多。
三、南北异同
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遥相对立的南高学派，在五四后也开始改革课程。1919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郭秉文提出“改良课程案”，把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原为国文部下的史地学科，升格为史地学系。以后又改为文史部，历史系独立，所开设的课程为中国文化史、朝鲜史、日本史、印度史、亚洲文化史、史学问题、大战史、历史教学法、中国通史等。同时因为实行选科制，历史系学生要选修国文、西洋文学、地理、哲学等系的课程。其必修课即包括西洋哲学史、哲学入门、伦理学、地学通论、地质学、历史地质学③。
南高学派因为对北大的新文化派多有批评，历来被新派学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其实正如近人所指出，他们只是反对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提倡调和中西文化。而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又主张溯本求源，全面系统，反对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该派中留学生与老师宿儒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就是其主张的最佳体现。南高学派同样重视史学，1920年5月就成立了史地研究会，较北大还早两年。其中在史学方面发生影响的主要有柳诒徵、徐则陵、陈训慈、缪凤林等。该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先后演讲的指导员和会员及其讲题有徐则陵的“史料之收集”、“新史学”，柳诒徵的“史语史之性质与目的”，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陈训慈的“何谓史”等，并经常请外校及外国学者演讲。
与北大相比，南高学派提倡史学研究的态度颇有异同。其相同或相近方面，如重视外文及西书，强调以欧洲新法治中国历史，给予中国文化以适当的历史地位，注意科学史学的潮流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认定史学为各种科学之汇合等，与北大精神大体一致。其相异方面则有:（一）以史学为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纠正新文化运动的虚浮偏颇。南高（东南大学）史地会的《史地学报》“编辑旨趣”称:“近年以还，国人盛言西学，谈论著述，蔚为巨观。顾于真实之学，辄相畏避，史学地学，尤希过问。同人深维史地之学，一由时间之连续，示人类之进化；一由空间之广阔，明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其博大繁赜，实超其他科学……果屏斯二者，即不足晓事物之真，更无由窥学术之全。是以各种学问，靡不有所凭于史地；而史地之可贵，亦要在出其研几所得，供各学科只致用。此所以西洋自然科学发达，而史学地学与之偕进而无已也。”①陈训慈提出《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批评“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皆浮浮自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社会诸学，亦仅及其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诚有专门学会之出现，倡导社会，于真正学术有所贡献，将使智识界空气，由浮虚而趋于笃实。而所以说明源流，促起真实之研究者，史学会其尤要者也。”②（二）既注意欧美史学发展最新动向，又讲究本源，观照全面，以免偏于一端。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学蠡测》，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叔谅的《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王庸译的《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分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第3卷第1—3期、第1卷第2号、第2卷第3、4号），均力求全面观照欧美各国史学流派的渊源脉络，了解史学与地理、地质、天文、人类、人种、古物、古生物、年代、谱系、方言、文字、古文字、古文书、政治、法律、国家、社会、经济、论理、哲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味趋时逐流。（三）近百年来史学发展的两大特征，都是受浪漫主义和实验主义两大思潮影响的结果。史学既有科学一面，又有非科学一面，史学当有条件地采用科学方法，但并非一定要科学化才能显示其伟大。能否科学化，不是史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科学化，也与自然科学不同。这对于盲目遵信科学的新文化派主张，无疑有补偏救弊的作用。
即使在拥护科学史学者内部，实际做法也不一定走社会科学化的路线，尤其是专门研究机构。在北京大学，按照朱希祖的设想，教育体制对于学生专精研究的训练，是由大学院或研究所负责实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即承担培训史学研究者的责任。国学门的主办者提倡或响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们认为乾嘉朴学近于科学，“使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辅助，急图整理，则吾国固有之学术，必能由阐扬而更有所发明。”③其所说科学，又分为科学方法和科学门类，总体上说，不排除任何学科，实际却有所分别。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讨论研究规则时，沈兼士虽提出打破学系观念，但仍以文史哲三系为基本。因为研究所另设有社会科学门。国学门欢迎本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者到所提出题目，分别研究④，主要是因为要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专史纳入研究范围，须有各学科的专家参与，这与社会科学化的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解释整个历史，或主要用这些学科的方法研究史料，归纳史实，有着极大的距离和分别。
研究不同于讲授，首先要处理原始资料，而未经整理的材料存在许多问题，必须以专门方法加以鉴别考订，这不是简单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条理解释所能够解决。沈兼士就批评“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而治科学者又率不习于国学”，主张派“深于国学”或“国学优良”的教授学生留学海外，以掌握科学方法，再归而整理国故①。在国学门各机构中，除考古学会较强调各相关辅助学科的协作外，一般只是泛泛而谈所谓科学方法。具体而言，则主要是注意国际汉学界或东方学界的语文学方法，而对于新起的社会科学方法有所保留②。这一趋向，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筹划中的东南大学国学院和稍后的厦门大学国学院普遍存在。而且专精的研究，与普遍的教育之间显然存在距离。清华研究院曾为此引发风潮，最终完全放弃普通国学教育。
就全国大学本科的教学而言，南高学派以及各校国学研究院（所）的主张开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科学影响历史学都是大势所趋。至少当欧美仍然方兴未艾之际，崇尚西学的国人很难不为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对于冲击旧史学确有颠覆性作用，又能很快建立大体上自圆其说的新架构，填补旧的解释系统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史学在中国从来不仅是学术，还是道德伦理的重要体现，因而须臾不可缺少。19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大学出现量的迅猛扩张，后起的大学史学系纷纷朝着社会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步伐较北京大学更加积极。清华学校1925年正式成立大学部，1926年设历史学系，并开设专修课程。其课程体现中西并重，注重西史方法的精神，有中、西通史，历史研究法，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英、美、日、俄等国别史，欧洲近百年史，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另有外系开设的选修课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本国文学、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等③。先后担任历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罗家伦、蒋廷黻等，可以说都是革新派，因而该系课程的设置一开始就相当新进。其他公私学校历史系的课程也纷纷改进，以顺应新潮。
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与教学，本科与研究（院）所之间由分工而引起的分歧日显突出。1920年代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使得实证的考据方法再度流行，并且逐渐形成独大之势。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总其成，将急功近利的综合史观派打入另册，他宣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非泛泛而谈的学习西学，而是选择欧洲已经成熟并占据正统地位的语文学派的路径，排斥兴起之中的社会科学派。尽管傅斯年早年也曾从整理史料的角度重视过社会学④，但那主要是指领域而非方法，其一生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距离，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他反对疏通，不仅体现于排斥太炎门生，还体现于对待钱穆和郭沫若的态度，在他看来，后二者的成果可以接受的，仅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宏观架构的建立⑤。傅氏的观念对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直接或间接有所影响，他一度在北京大学兼职兼课，幕后主政，强调先治断代史，而不主张讲通史。其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①，遂聘北平各校专家分段讲授。1933年后，才由钱穆一人统之。钱虽然并不提倡社会科学化，所主张的先博通后专精，仍须一定架构，只是架构的形式及来源与社会科学派不同而已。
到1930年代，“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②。与此相应，各大学的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比此前有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于:（1）通史断代化，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欧洲史也分为中古和近代两门；（2）专门课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在原有基础上，开设了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清代史学书录、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中国雕板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南洋史地、战后国际现势等课程。有的课程不无因人设事之嫌，如王桐龄的东洋史之外，又有李宗武的日本史，即使不重复，亦不免琐碎。清华的情况大体类此。这与“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③的风尚有关，研究日趋窄而深，通史类课程即被视为等而下之。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在1920年代末分成6段，陈垣甚至认为思想史、文化史之类，“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讲义的教科书的”著述，“三五年间即归消灭”④。
四、综合与考据
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使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只能成为断代或专书的专家，不断重复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又举请杨树达教汉史的例子，指其精通前后汉书的版本及章句解释，但教了一年后，却不能正确扼要地讲汉代发生的大事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如何变化，这种重视古籍版本而忽略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于是对旧学者敬而远之，致力于引进新人，用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研究历史。这样一来，1929年至1937年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⑤。
揆诸史实，蒋的回忆出入较大。清华历史系从来就重视大历史和相关学科的训练，1931年蒋廷黻自己在《历史学系的概况》中说:“清华历史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蒋担任系主任期间，该系课程有所调整，如1929年将“历史研究法”改为“史学方法”，将中国上古、近世史改为宋辽金元等断代史，增加中国、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和考古学，最突出的是增加了若干专门史课程，如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十七八世纪史、中国外交史、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以及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的专题研究。到1934年，因开设本科与研究院共修课程，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如断代史分为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此外又有中国上古史、明代社会史、清史史料研究，中国学术史分为上古至东汉、东汉至清两门，另外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世界史方面也有细分化趋势，国别史之外，还有上古近东及希腊、罗马史、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俄国在亚洲发展史、欧洲海外发展史等。
杨树达任教清华，是在国文系，迄今尚未找到他在历史系讲汉史的记录。1931年底，陈寅恪曾劝其在历史系兼课“以避国文系纠纷”①，似也没有下文。诚然，课程的名称与实际的教法之间难免存在差距，蒋廷黻在清华确有改革，只是所针对者并非杨树达，而是陈寅恪。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那一年，陈寅恪也被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陈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如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在蒋看来大概都属于治史书不治历史的范畴。1934年，代理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所写《历史系近三年概况》中，对陈寅恪所开课程有如下评述:“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②蒋廷黻所提倡名为考据与综合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1932年，他请好讲文化形态史观的雷海宗回校任教，而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③。其实陈并不否认综合，也同意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外来理论间架，他后来推荐雷海宗主编3卷本的英文《中国通史》，表明作为应急，还能接受雷的史观。陈治学的办法和成就，得到新旧各方的赞许，蒋廷黻不便公开作对，只好拉出和陈关系密切的杨树达作为箭垛。
随着北平地区大学数量的激增，各校教师兼课的情形相当普遍，使得不同学校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逐渐趋同。1929年至1930年度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东洋史、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清史（朱希祖）、清史（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罗家伦）、清史（外交）、南北朝高僧传、西藏史、中西交通史、英国史、史学方法论、史学史（西洋）、史籍名著评论、历史专书选读（中国）、历史专书选读（西洋）、金石学、考古学、地理学（人文）、地图学、地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中国美术史，另有外系课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外交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文字学、言语学④。不仅课程名称与清华大体相似，就连任课教师也往往是同一人，如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王桐龄的东洋史，刘崇的英国史，孔繁的西洋史学史，朱希祖的中国史学史，罗家伦的中国近百年史专题研究，蒋廷黻的清代外交史，张星的中西交通史，陈寅恪的南北朝高僧传，陆懋德的中国上古史，原田淑人的考古学等，两校同时开设。有的虽然任课教师不同，课程名称和内容却几乎一致，如北大的中国、西洋历史专书选读，清华叫做史家名著选读，也是分开中国和西洋。北大有傅斯年讲授的史学方法论，清华则有孔繁讲授的史学方法，北大的史籍名著评论，清华叫做史学名著选读。不仅专业课如此，相关学科的辅助课程也大同小异。蒋廷黻所谓“惟一无二”的特色，其实不过是当时的潮流时势而已。
考据方法在文史学界一枝独秀的局面令其他各派日益不满。章太炎、张尔田、钱穆、张荫麟、萧一山等人从研究的专精与博通的角度提出严厉批评，史观派立足教学，也发出反对的呼声。1936年10月，雷海宗在《独立评论》第224号发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声称历史系毕业生反映，经过大学4年的学习，对史学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原因之一，在于课程分配与组织。他列表比较美国与中国几个重要大学的西洋史课程，认为中国的办法不合理，“极需彻底的改革”。其精神是加强通史，减少国别史，停止专题史。他特别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虽然他以西洋史为例，所针对的显然也包括中国史，他本人在清华担任的课程即主要是中国通史。不过，“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研究者之中，另一普遍偏象，即所谓“空言史观，游谈无根”①。192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介入者很多并非以史学为专门，影响却极为深远广泛，尤其在青年学生中间，几乎成了一面倒之势。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②早期的社会史观当然不免公式化，但是造成学生普遍关注这类问题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社会科学化。在泛社会科学化的解释系统与历史本身的异样之间，讲授的教师固然有所分别，除少数专讲史观史论者外，具体研究问题时往往还是以考据为主或为先。提倡社会科学的朱希祖就认为要研究一代的历史，须将这一代的一切著作品都搜集起来，考出一代的真相，然后应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③。而刚刚入门的学生则容易进一步放大先生在课堂上讲述的观点，在理论间架与史实的不吻合处，首先去修补或改换间架，而不是研究史实。其极端者甚至认为史学理论自成系统，只是为了解释社会规律，而非研究历史事实。
历史本来是统一整体，因内在矛盾，作用于人们的思想，遂出现不同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不同的学派。史学历来是中国学术的强项，但近代中体动摇之下，解释系统不得不随西学的压倒优势而改变。而西学这一并非欧美固有的概念，包含各种差异极大的歧见。国人各取一端，复因各人对西学认识的深浅而有高下之分。20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侵入史学已成大势所趋，但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得到普遍公认。加上国际汉学界语文学派占据优势，对中国发生直接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与之争胜的迫切心情，所谓“史料学派”自然成为主流。而伴随着教学与社会需求而生的社会科学化史观，多少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只是新式教育体系的急速扩展，使得史学急于重新条理系统以便教学，社会科学化刚好提供了对应的体系。受此影响，中国史学界长期学派分立，窄而偏与泛而浅，一直困扰着中国学人，如何既博通又专精，迄今仍然不能很好协调。
（注释从略）
本文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