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农学思想论略
——基于《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悟
施 欣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农学是研究和发展农业的高深理论与专门学问、也是振兴和强大国家农业的关键。孙中山提出勃兴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科学研究、繁荣农学学会组织、举荐农学高级专业人才的举措：1、翻译为本，蒐集广泛。大量翻译和推介国外代表性的农学论著，收集和整理最新的农学科技及相关资料。2、设立学堂，教授俊秀。广泛成立专业农学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遴选可造之材学习农学。3、著成专书，以教农民。撰述和编辑通俗的农业著作，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及科技的普及教育。4、开设博览会，奖励先进农户。政府兴办博览会活动，鼓励农民勤勉耕种、奖掖农户从事农活。5、纠集资本，开垦荒地。筹集资金和融合资本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开荒和垦殖，解决“人地矛盾”问题。6、立局设官，维持农务。设置中央层面的专门农业行政机关，管理和指导全国农业生产。
关键词：孙中山；农学思想；农学会；农学人才；《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
引言
1895年由“民主革命先驱者”[1]孙中山、陆浩东等同志在华南中心城市广州首创的“农学会”和1896年由“百科全书式的思想文化巨人”[2]梁启超纠集同人谋划并于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创建的“农务会”是中国近代社会创立农学专门学会的先声与滥觞，也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现代化、专业化、学术化农学会的渊源与肇始，其光荣传统、悠久历史、鲜明特色、突出品质虽然历览风雨、饱经沧桑却又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并且，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精诚团结的精神、爱国合群的面貌，一以贯之、延续至今[3]。期间，孙中山精心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一文，正式拉开了我国步入近代之后开设新式农学会、讲求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与知识、造育农技专业人才以及维新旧式农民、培育新型农民的序幕，也吹响了勃兴农学会、造育农业（学）专才的“集结号”，这篇文章是孙中山农学思想的代表作或者说“集大成者”。
特别地，文中还体现了孙中山对我国农学未来崛起寄予的热望、对发展农业生产给予的足够重视以及带有欧美现代农业观念痕迹、留有传统文化农学价值烙印的农业思想，他的农学思想中西合璧、古今兼具，美国是其仿效范本；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他以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助力农业学科建设为己任，始终不渝地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向现代化转型的气魄与努力，坚定中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在“三农问题”上赶超英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国力与农业特点的内涵式及跨越式发展道路的主张与理念。就孙中山这位革命家和政治家“学兼中西”的视角来看，开办农学专会、整合农学专才、弘扬农学精神、提升农学地位和影响力，裨益良多、影响深远，具体来讲有利于：一则精心选派专业农业调查队调查各地农业特产、调研农业现状，开展全国性农业科学普查，在摸清楚、搞明白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家底”后，在全国范围推动农业资源区划和综合利用，对中国农业现状、农学未来和农业科技与人才培养等通盘考量。二则可及时总结农民农业生产实践经验，集结群众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集体智慧，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开创中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将西方农业科技与知识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农学知识充分融合，这对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发展具有启蒙和促进作用。
经由秉持“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宣传思想和“用于武力的工作多了，而用于宣传的工作少了”[4]舆论理念的孙中山先生的极力鼓吹和大加宣扬，改进现代农业、发展先进农学、培养新型农民以及提倡新式耕作方式的活动与实践，得以短时间内在全国迅速铺开并如火如荼进行，各地方农学分会亦随之而起。由于孙中山本人大力提倡引导，兴办各级各类的农学会如火如荼地进行，将该学会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运作模式等予以推广复制，促使“广博知识、阐扬学理”的学农兴农、务农为农的风气及思潮在国内迅疾地传播开来、扩散开来，兴办农学会得以成为社会团体共举的大事要事和全民共襄的公众事业与公益行业。
一、农为底色：中国是秉承“以农为本”传统的农业大国
（一）“农”为传统中国的社会底色、文化成色、思想特色
美籍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为本的文化孤岛。”[5]由上可知，我国的历朝历代都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统治之基，“农”是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底色”、也是中国经济及社会的“本色”，睥睨天下、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长达千年之久，英文orient这个词汇的本意就是“东方的”和“根本的”。千千万万的农民阶级，则被有所作为的开明君主视为“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巨大公共力量，驾驭农民、抚顺农民和治理农业、繁荣农业是封建时代“治世”与“盛世”鲜明主题，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维护统治秩序的“终极大招”。中国文明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长期遥遥领先、独领风骚于其他国家，令他们莫尘莫及。究其实质，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以农耕文明为根柢、农业文化为主体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以及难以抗衡的同化性和扩散性，所以才能生生不息、赓续未绝。
延续并连绵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会采取“以农为本”的统治方式和基本政策——或者说国家管理的主要对象及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这是因为“三农”不稳、地动山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党能够忽视“三农”问题。尤其是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构成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基础性要素，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就中国整个历史进程而论，“从古至今‘三农’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烙下了深刻的农业痕迹。”[6]由此可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率先复兴和振兴；国家要富强，农业必然先试、先行和先成。换言之，没有农业的繁荣、农村的富庶和农民的富裕就不能称之为强国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货真价实的发达国家。历朝历代，凡是农业繁兴、农民富庶、农村稳固的统治时期均是“治世”和“盛世”；反之，则亦然。古今中外，这似乎已是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进步的脉络。那么，如何发展农业、扶助农民、兴起农学？是国家先进分子值得深入思考与不懈求索的重大政治及社会问题。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就“农”这个事关全局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了沉潜的覃思与积极的探寻。而事实上，中国“三农”（孙中山所处时代尚未有这样的说法或者专有名词）问题，在晚近时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7]外国殖民者疯狂掠夺与无休止地剥削更加剧了中国农民的负担甚至“生活不下去”，导致中国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一方面，西方列强挟持不平等条约的便利（如关税协商条款）、使得外国廉价商品在国内大肆倾销，致使清廷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败落，古老华夏一片哀鸿遍野，此乃生民未有之大劫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另一方面，清廷为支付列强各种侵华战争的巨额赔款致使普通百姓的负担愈来愈重，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封建统治者将之转嫁给农民[8]，丝毫不影响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比以往更加残酷地剥削和榨取农民，可谓“敲骨食髓”。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吃上饭和吃饱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比天还大的事情、是人民大众生存下来的第一要务，历史上哪一次的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哪一次的改朝换代不是因为农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因而“国以农为本”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这是因为农民是国家“立国”的根基、也是构成国家的主要人口；由此，农业是国家建立与沿袭的根本，关系着国家的持续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毋庸置疑，农业关系国家的稳定与统治的稳固，同时也关涉人民的福祉与人心的向背。通俗地讲，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位问题”“价值问题”。这种“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和“地位问题”“价值问题”看似简单却完全不简单、貌似范围有限却是可以无限放大的问题，是维系一个政权的根基、巩固一个政府的基础性问题，既是经济问题、生产问题其实也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动摇国家之根本。直至今天，“三农”问题仍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硕大”问题[9]。
（二）中国近代社会农学科技、农业生产、农民务农的特质
总体来说，我国近代社会农业农学、农村农民具有显著特点：第一，农业虽为我国立国之根本，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高度重视，（如皇帝亲自耕作、皇后纺纱织布向全体臣民作出示范和表率），但由于农业技术、知识的简陋和生产工具、生产方式落后，加上深受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以及气候、环境、生态、疾病、水利、土壤等影响，“靠天吃饭”——严重依赖自然“恩赐”现象比较突出，一旦遇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或者地震、冰雹、泥石流等极端恶劣天气人们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祈祷“老天爷”开恩来年农业活动“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存在着很大风险。第二，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笼驾政策，邸报是皇帝及贵族的传声筒、图书文集是官吏、士大夫的传家宝、接受正规的系统的教育是士绅及地主享受的特权，贫民子弟大多数被阻挡在求学与读书、入仕与晋升之外，上升通道有且狭窄。显然，邸报、宫门抄等官方报章是普通百姓触碰不到的“神器”，读书识字是一般底层大众无法实现的“奢望”，知识在小范围传播、文化被权贵垄断、教育则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上。如此一来，虽然中国之大、人口之众、信息之多、新闻之繁、传播之早，然而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新闻传播实务，包括大量农业新闻在内的新闻报道、农业信息、农学资讯任由其自生自灭，几乎都没产生什么特别重大影响。比如，《天工开物》（宋应星）、《农政全书》（徐光启）、《齐民要术》（贾思勰）等著名农学著作并没有在社会上（包括官方及民间）产生思想震动或者文化波澜，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和效果，反倒是对日本等国产生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影响；还有就是中国古代先进的领先他国的农业生产理论、技术以及工具实质上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推广，这往往与朝廷不重视、官员不关心、士大夫不在乎、老百姓文盲居多密切相关。第三，无论是古代（封建）报刊、还是近代书报杂志，工商业发达、交通运输便捷、知识群体密集的城市都是其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温床与暖巢（近代以来出现的著名报纸和杂志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都市得以诞生并由此而向内地流传），是官僚行政体系、市民消闲经济、工商资本阶层、口岸知识分子群体等文化消费的产物，这造成了报纸、期刊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活动关系不大（过去国民总体消费恩格尔系数偏高，报道农业新闻、传播农业信息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自然也就没有成为报界向公众报道的一项紧迫任务）。抑或且说近代中国的报纸、书刊以传播西方科学及技术、发布各式学说及思潮和以“政论”“言论”为主导，对于单一的农学理论与单调的农业知识的宣传普及与传播推广非常有限——既不充分也不全面而且范围不广力度不大。
二、创办和昌盛农学会的历史作用、现实意义以及未来价值
（一）创建学会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孙中山曾多次游历西洋列国、游说海外志士，因为直接的接触与近距离的观察，他对处于上升阶段、崛起时期的资本主义欧美诸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洞察与较为明确的判断。游历之广、之深、之久使其思想越来越成熟、眼光越来越独到、洞察越来越深刻。在充分考察了西方各国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共同心理、社会思潮、风俗习惯以及历史传统之后，他逐步洞见：“盍观泰西士庶，忠君爱国，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之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利民生富强之基。故民间讲求学问之会，无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则群策群力、精益求精，物产于以丰盈，国脉因之巩固。说者徒羡其国多善政，吾则谓其国多士人。”[10]西方列强之所以较短时间内变得强大与兴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的“国民意识”很隆、“家国情怀”很深，人人知忠君爱国、个个尚急公好义，将国家之事情视为自己之事情，国家交代的任务、指派的工作国民无不全力以赴去完成、殚精竭虑去实现。当然，资本主义各国公民的思想觉悟与国家意识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及思想启蒙运动的觉醒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工业革命爆发前中世纪的欧洲国土四分五裂、人民愚昧无知，仍然处于一片窒碍与黑暗。之所以欧美各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如此之凸显、主人翁态度如此之强烈，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和不可漠视的因素就在于它们成立的各种学会众多——不仅有农学会还有物理学会、化学学会、天文学会、光电学会、医学学会等，国家对这种专业性的研究高深学理的学会或协会非常重视。欧美国家的学会作为现代大学的源头与起点，是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规范的最早构建，在这一构设或框架下西方科学及发明创造得以狂飙推进。
学会，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显然是外来的新鲜事物和词汇。学会作为组织、宣传和教育、引导现代公民的工具与利器，成为团结民众的纽带、成为引领大众的桥梁；也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会这个“实体”将全体人民团结在了一起、纽结在了一起，其实也就是将人心凝合、将同志们聚拢在了一起。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学会既是组织机构又是领导机关（甚至起到集会、商讨、聚义和掩护作用），既是开会研究的地址又是讨论决议的场所。究其实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各种各类学会是近代政党（党派）制度的雏形与鼻祖、滥觞与先声——近代政党政治及宪政制度的早期模式和实现途径。学会大兴则科学兴盛、科学兴盛则科技强大、科技强大则国家强盛，因而晚清时期创建学会一时风行。
时人深以为然的是，办学会而兴学术、举学术而育新民、造新民而振国家，犹如链条的各个节点环环相扣、好比建筑的卯榫结构缺一不可。概括地说，设若全国上下，学会林立、学人遍及、学术崛兴，这对于提高国民智识、提升国民素养、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善莫大焉”，同时对于纠集志同道合之人、汇聚众人智慧与力量“功莫大焉”。民众的大觉醒是“老大”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民众的大团结“旧式的中国”面对的最大困难。这是因为，唯有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目标一致这样的国家才有力量，唯有全体国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这样的人民才会令各国列强惧怕。列强最高兴的事情、最乐见的事情，莫过于中国人自己内讧和彼此内斗，他们好分而治理、坐收渔翁之利；而列强最害怕的事情、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中国民众觉醒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头东方雄狮一旦幡然醒悟是不会给予列强任何可乘之机的。兴办各种学会或者创建学术研究会，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人不团结一心的这种面貌、可以很好地改进中国人不拧成一股绳的这种情势。可见，大兴学会是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大办学会是一桩对历史和现实均有裨益的要事。唯有如此，方能改变以往“一盘散沙”“内乱纷争”的局面，方可解除过去“各自为政”“彼此攻讦”的弊病，从而勾连起民心、整合起民力，使全国民众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同仇敌忾。
考据历史可知，近代以来报章、学校以及学会三者同时出现、快速发展，而且互相影响、彼此作用，成为社会的新鲜事物和新兴组织，“成为传播新知、介绍西学、开启民智、改良风俗的三驾马车，使得新思想的扩散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11]那么，大量学会的引进和出现，“无疑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国报业树立了榜样。”[12]中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社会的文明、国家的进步、政治的改良迫切地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但智识水平却远远根本上历史变化与时代要求的普通民众觉醒、觉悟与崛起，尽快地摆脱懵懂、愚昧状态，尽力发挥出其聪明才智，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因此，开启民智、启悟大众便自然成为诸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坚定确立并付诸行动的目的，以各种手段或不同方式开发民族的智力、开放民众的智慧，首要任务便是要强力打破上层社会（包括他们自身）对知识与文化的长期垄断，让更为广大的群众掌握知识、懂得科学、学会文化，使各类学会成为民众求知、向学之所。举行或触发革命，无不需要宣传、无不需要报馆、无不需要学会、无不需要演讲，清末以来的社会政治家、职业革命家几乎都与报纸及其舆论宣传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几乎都主持或参与办报。
（二）举办农学会成为社会改良、政治变革的重要参与方式
从国家宏观层面、到社会各界（人士）微观层面，从具备近代科学素养的先进知识分子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普通劳苦大众，对于农业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农业基础不牢，则必将导致地动山摇；如果农村经济凋敝，又必将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如果农民困窘贫苦，还必将导致国家无从富强。其中，农学是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专门科学知识、系统化理论与先进的技术，它与农业强弱与否休戚相关、与农民富贫与否紧密相连、与农村兴衰与否不可分割。科学、高效和专业化、系统化农学知识的产生与推广是基于人民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与反复测试、科学试验、细致观察而得出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正所谓“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若农学”[13]，农学是一种实践科学、实验科学、实证科学。
由上可知，农学会的兴建与普及与农业兴盛、农学兴起成正相关：农学会盛，则农学兴；农学兴，则农业人才勃发；农业人才济济，则农业科学技术得以进步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则农业（村）生产力水平由此得到大幅度上升，反之则亦然。如此，可以推动农学（会）兴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和工作闭环——否则，便成一个恶性的“死结”。农学会的创设与普及，其宗旨就在于普及科学知识、宣扬先进文化、引进现代农业科技，在于开阔农民的视野、传播农业的信息、说服农民接受新学新知。农学会聚集了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也联合了全国的农学精英，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学术力量、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国家农业高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民族农业科学规划当好参谋助手。
要之，孙中山坦陈：“今设此会，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14]在孙中山看来，设立农学会恰逢其时、时不我待：一则“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将全国的农业相关资料收集和整理出来；二则“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开风气”。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儒学传统秩序与培育国家有用之材，“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无论是改良派、立宪派抑或是革命派，他们普遍意识到了开会、集众的极端重要性，开办学会可以团结与聚拢同志，使之有组织、有纪律、有构架、有宗旨。有识之士共同主张：“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开其耳目。”[15]一言以蔽之，学会利于合群、合群裨益开智，创办一个团体必须同时设立一个学会、开办一份刊物（报纸或期刊），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缺一不可的环节。由此，学堂大兴、学会大布，蔚然成风、蔚为大观，通过农学会这一革命机关既号召同志、又摭拾众智、还可形成合力，引领和向导同志齐心协力进行革命活动。
三、孙中山关于发展农业、振兴农学、强盛农民的建议措施
孙中山认为，农业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人民的利益联系密切，农民富裕、农村富庶、农业富强与国家是否强盛、民族是否复兴、人民是否繁盛紧密相关。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基础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基石。农村地区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壮大和农民社会与经济地位的进步，与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民族工商业的强壮“挂钩”，农业科学技术的兴旺发达则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兴衰存亡。所以，他将培育现代农业及其产业体系看作“民生切实之图”[16]，将造就现代农民视为首当其冲的要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17]，提高农业生产力及科技含量、解决农民吃饭的基本生存问题、改良农村落后面貌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
有鉴于此，他诚恳地向全社会特别是农业科技界大声昌言：
1、翻译为本，蒐集广泛。孙中山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知识与技术，首以翻译为先、以引介为本，打破语言文字的障碍和消除阅读理解的壁垒，即：最大范围地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聘请专人（既具备近代农学常识、又深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专才）将其迅速便捷、熨帖无误地翻译成汉文汉语，俾开“译介”风气之先。这里所言的翻译指的是“译入”（将外国语言翻译为本民族语言，反之则称之为“译出”），它是建立在对原著原文深层次理解的基础上，需要具备一定的农业专业知识。设若将世界发达国家的图书文本、典籍巨著等流畅地翻译或转化为国文，由此可知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文、科技等方面的精华与思想感情。所谓蒐集广泛指的是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网络、收集农学著论，在充分占有和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再翔实且深入地分析与研判信息，资料越丰富越好、图集越充实越好，正如宋代何梦桂在《方仁叟诗序》中所言：“子其旁搜博采、潜探密索而有得焉”和清朝俞樾于《镇海县志后序》中宣称：“旁搜博采，择善而从”。对于一个近代农业知识与技术极度匮乏的国度而言，引介西方农业著作、农学论说自然是“多多益善”的，不仅可以填补国内近代农学的大量空白和盲区，而且可以“别开生面”和“为我所用”。
2、设立学堂，教授俊秀。孙中山认为，随即于农学会之中设立农学堂，延聘精通农学之人任教，开展“农业大讲堂”等活动，以教授俊秀、奖掖人才，在边做边学、边学边做之中，造就这批“先驱者”为近代农业学术（科）之师。晚近以来，知识分子普遍赞同“中国欲图独立自强，必自从培养人才、设立学堂起”的观点，通过设置学堂、报社、图书馆、展览馆以及各种社团、联合会，不仅使之成为新章（知）学问之原道、人才造育之渊薮，还能召集同志、吸纳智慧、宣扬主义。为此，他们积极“倡议农业改良，招揽同志”[18]，弘扬学术、振起思潮、灌输知识、导引新学，大力倡导户牖民智、造育新民和启蒙公众、传播新知，因而“先期成立农学会”的呼吁与昌言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与践行。
近代以来的华夏古国，要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才培养与教育勃兴是前提与基础，惟有把牢这个关键点才能纲举目张、也才能提纲挈领。所谓设立学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将可造之材悉数囊括、一应接纳并重点培养。实质上，人才勃兴则国家强盛、人才窳败则国家衰微；人才是最活跃的、最根本的生产力要素，它总是伴随着国运的升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无论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现民主共和，国家及社会都需要或期盼大量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涌现，亦如时人评论的那样，“呜呼，今时正患无才，犹患有才而无以用。此等之忧，恐比强邻而更甚。昔武望读骆宾王檄而顾问宰相，深叹其才之不用。……动曰求才，人才亦安在哉！”能够发现和懂得使用人才，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而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开明与昌盛与否。因而，“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19]只有农业教育的日益发达，才能有农业科学技术的全面普及与全民共享；然而，“农业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首先要使农民掌握农业生产技术。”[20]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才能卯榫近代农业的“结构”，即时彦所谓“富强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亟宜设农务学堂以劝农学”[21]的本意，劝导民众积极投身农桑事业，不至于流民泛滥、盲流成灾，寄望稳固国家农业产业和基业。
追溯、回顾和探賾近现代史，先进的中国人最初向西方学习与模塑的是军事、武器等“器具”层面上的内容，未能意识到农业科学及理论也亟需向西方求学。为了改变农学家这样的短视行为与填补农学界这一科学盲区，论者纷纷指正：“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22]农政必须设立专官，行政立法皆由官兴；农务必须兴办专学，农务有专业人员指导，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切实提高单位产量（亩产）；而且国家应鼓励与引导外派的留学生投考农政学堂、刻苦钻研农业科学理论知识。
3、著成专书，以教农民。孙中山精辟指出，通过著书立说来汇聚各方学农、务农、用农、兴农的智慧与经验、理论与实务，是总结农业劳作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不二法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实践升华到理论，以期从事农业之人能够用科学的方法、现代的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并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希冀通过“科学种地”解决中国人千百年来“吃饱饭”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最大的民生和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在出版的各类科技方面的著作中，要以化学、生物、物理、天文、气象、地理等领域为主导，在这些著述里面详细核查各处（地）土产、物质等，进行农业区划调查与农村社会调研，深入阐明与揭示事物、理化、土壤、气候、水文等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之理，鼓励进行农业科学实验、举办新式农作物试验田。如此一来，使得农业知识得以总结与提高尤其是得以系统化、专业化及理论化；此外，著成专书或结集出版又可以使农学知识传播无远弗届，以教导、启发与示范、推广给广大农民朋友，帮助他们照法耕植。
中西方政府及社会对于农业工作的态度、对于农学研究的看法，通过对比我们可知：“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旌其优等。吾地大物博，但讲求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23]在旧中国，农业科学及技术亟需普及与推广，让广大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与耕作技术才行，民国政府在这方面工作责无旁贷，如扫除文盲、开展培训、扶植涉农事业、奖掖农业研究等。另外，政府通过颁布政策和法令，建立更多更优高产示范田、种养植基地及农户带头人。
4、开设博览会，奖励农作户。孙中山主张，开设农业博览会等农业推广、集中展示活动，这一点国外走在了中国前面，比方说“万国工业博览会”“巴拿马国际展览会”。这些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也无一例外是资本主义工业强国，通过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及时总结经验、进行科学归纳，同时展示本国工业进步、产业创新的成就，展现本国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为国家赢得荣誉与尊重。当时，创建“一流”的农业展览馆等专职机构或专门场所（固定会址）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潮，按期举办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农业博览会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这样做的好处表现在：一则可以总结农作生产经验及技术，将农业耕作心得和感悟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和视觉化、通俗化，具备可操作性和推广性，向全社会隆重推出中国最新的农业技术及成果。比如，我国著名“国酒”——茅台，就是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故意假摔”“香飘四溢”而一举成名的，成为全球的驰名商标。
二则可以经由“出重赞（奖）”的方式以鼓励农民加大科技投入，农民得到了“科学种地”实惠和好处之后，必然会更加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升农业投入与产出比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三则既了解国情、又弘扬国力，将中国农业农法优势与劣势、优点及缺点予以概括与总结，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比学赶超。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农业负担和农民赋税，不夺农功、爱惜民力，提倡各级政府对耕种土地较多、产粮较多的农业生产（种粮）大户给予政治褒奖（如通报嘉奖）和经济扶助（如发给农具），以利于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以期奠定国家振兴、民族自强的根基。
5、纠集资本，开垦荒地。孙中山指明，要劝导农民纠集资本（以社会力量集资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以便激励和推动他们去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开发老少边穷地区需要大量资金，这些不菲资金的来源需要通过多渠道融资，其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合作制（合股集资）未尝不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近代以来，人口快速增长、耕地资源有限，如何有效地解决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成为破解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鼓励垦荒、奖掖拓殖，增加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增强单位土地产出率，历来是政府及最高统治者积极推行的科学合理政策：一来可有效解决人口过快增长与土地资源有限之间的突出矛盾，清末人口已接近或达到四万万五千万，生民众多而土地未能随之追加，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将带来一些列社会问题及治理问题，毕竟“饭碗”是最大的民生。二来可极大提高农业产出率（产量），改良土壤、增加良田以及优化土地结构及布局，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实现全民温饱和“人人有田耕”的目标。如此，可以有效地解决“吃饭”这个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的最根本、最关心问题，也可以极大缓解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6、立局设官，维持农务。孙中山恳请并呼吁政府当局及主政者，在全国设立各级农业的专门管理机构以及设置专司其职的官员（国家设置农部、地方设立农务局），站在全国的高度予以统筹和部署。因为没有高效的管理、科学的施政以及农业治理综合能力的提高，则难以推动农事、维持农务以及展开农业科学研究及技术推广活动，“当道者”对此负有当仁不让的职责，农业管理部门“与有力焉”。对此，孙中山建议不妨“派户部侍郎一名，综理农事，参仿西学，以复古初。（农部）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之一切善法。”[24]以户部侍郎担任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最高官长，这表明农部隶属于户部，尚未与外务部、商部等量齐观，辅之以若干农务委员。农部官员一方面参酌西方农学、另一方面综合管理和处置全国农业事宜，总之要做到“农部要有专官，农功要有专学”[25]，使各衙门总揽全局、科学规划、统筹安排，使农部有条不紊地展开各项工作，使农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就各位；否则很容易造成一盘散沙的后果，甚至令全国农事群龙无首。要之，孙中山于光绪乙未八月十六日上书曰：“……将躬操耒耜，以农桑新法启吾民矣。世之同情者，谅不以狂妄见摒，而将有以匡其不逮有也欤！”[26]这封上书道出了孙中山内心的真实想法：一是农业科学贵在推陈出新、重在亲身实践，从农业生产活动（试验）中得出科学、正确的农业知识及耕种经验，进行科学研发和理论阐发，将农业知识、耕作技术等予以推广，指导全国农业科学发展；二是要求清政府以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农业“新法”启发百姓、启迪农民、武装头脑，以提高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科学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引进西方科技含量高的先进的涉农“新法”造福民众、裨益农业。由于政府对农会组织的重视和劝导，使农学协会在全国普遍地开设并运作，极大地推动农业教育的渐次兴起、农业学堂的广泛创办和农事实验场大规模创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发生近代化的转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27]
四、孙中山早期农学思想的反思与借鉴、评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艺之学”永不止步、永无止境，需要一代又一代农学家砥砺奋进、踔厉奋发，全身心地投入试验、研发当中；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推广也没有尽头，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学家与农业研究者勤勉刻励、潜心笃志，在田间地头书写“农科”文章。诚然，孙中山汲汲提倡与呼吁的兴农学、开农会、助农作、举农业的思想与措施带有显著的实用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思想，在当时之世确实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先进性与前瞻性，开风气之先、引改革风潮，找准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与摸清了农学进步的“命脉”。但是，由于时代环境、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经济情况等因素叠加囿限加之他本人独特的个性、政治家的学养、文学家的激情使然，导致他的农学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其一，过于寄希望于西法。孙中山始终相信，只要汲取和吸纳西方国家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及生产工具就能改变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困苦的境遇，从而使得农学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力急速提升，他对于西方近代科技与欧美政治文明太过依赖与信任。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有可能变成谬论，过度相信就有可能成了迷信。因为西学西艺决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新政新知亦不是“到处涂抹”的“万金油”，同样有着它本身的历史局限与时代缺陷。再者，西方社会的思潮与学理、文化与技艺，如果不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符合国情），便很容易犯下“难橘北枳”的错误、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殊不知，西方技艺只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表层或表皮，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文化品质、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等仍需要深入学习（学其精髓）。更何况，西方各国、金发碧眼的洋人并非真心帮助中国人（后来孙中山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未必真正愿意将先进、高效的农业科学技术无私传授华夏、输入中国。退步一讲，即便最先进的农器农具农技传入中国，没有先进的农学思想、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的技术作支撑，我国的农业依然会落后与停滞，中国解决全部农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努力和发展。
其二，于制度上未能深入。涉及农业方面的改良或革新如果只是涉及较浅层次上“小修小补”，这样“局部”的改善或推进往往并不能够成功。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它总是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密切关联。质言之，没有从制度上——即从根本上对农业问题予以全盘考虑与彻底规划，没有将“民生主义”落实下去（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政策并未真正得到贯彻落实，或者说有选择的、有条件的、有保留的部分执行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的土地问题），任何土地改革与农业政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纠结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没有涉及根本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业生产力的摧残与禁锢。
也就是说，“仅仅停留在具体农业技术即生产力改良上，没有触及阻碍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病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28]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城乡二元制结构事实上存在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想要打破这种既定的格局颇为艰难。其实，土地所有制度是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国民经济与国家制度（体制）的根柢，国家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往往与土地的所属权相关。改革土地制度（如耕作、转租、出让等制度），或者说孙文的“民生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一直没有得到施行，“平均地权”难以实现，甚至成了一纸空文，调动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不了广袤农村地区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在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本人曾深刻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重视农村困苦不堪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核心利益的土地问题；而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土地革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民心保证，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到位，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斗争积极性，动员了广大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拥护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传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谁抓住了“三农问题”谁就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牛鼻子”。
其三，孙中山本人的性格缺陷。时人评价孙中山时这样说道：“香山人孙文，字逸仙，少从亚美利加洲游学，习知外洋事态、语言文字，并精西医，笃信西教。壮而还息乡邦，尚不通汉人文。苦学年余，遂能读马班书。撰述所学，盖亦聪颖绝伦之士也。惟是所志甚大，殊皆楚项借学剑学书之意，期于高远，忽于细微。缘是而所就，事多不克襄厥成。往曾上书京朝造报张香帅李傅相，皆（未）能如其意愿。退而薄游欧美，结交俊杰。”[29]综稽上述一段文字这位了解孙中山并生活在同时代者清楚地表明了观点：一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孙中山有点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他长于理论研究但却绌于实务实操，擅长政治宣传与鼓吹，而于政党事务及军事斗争不甚明了，“务虚”大于“务实”。所以，不难理解孙本人有时还会做出一些脱离中国实际之举动，特别是《建国方略》当中修建160万公里公路和16万公里铁路在当时实属天方夜谭，被他的政敌讥笑为“孙大炮”。孙中山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充满信心和激情，不惧怕挫折和打击、也不担心失败和伤害，但对于理性思考、扎实推动“实务性”“基础性”工作欠缺火候。二是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对世界潮流的世情尚未有较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探索与研析，没有形成一个经过通盘考量并予以缜密论证、富于逻辑的系统思想（含行动纲要），他充满希望和斗志——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如何达到理想的彼岸在某些时候却无心过问、草草收尾。
五、结语
终其一生，孙中山致力于创辟和兴办农学会这种专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农学知识传播的机关，以期改革传统农法、改进保守农艺、改变落后的农村生活面貌、改善农民贫苦的现状、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具有实干精神、深怀实业救国理想的孙中山透辟指出，创设农学会可以培植农业专门人才、掀起农学办学高潮、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重塑农学形象地位，主要裨益有三：一是大力推动农业学术交流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做到科学种地、科学耕作、科学开发，不能仅凭从事农业所积累的经验“干农活”，而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具备一定的现代农业基础知识（如育种、嫁接、气象学）和操作技能（如农业机械、器具的使用），摆脱中国农业数千年以来靠天吃饭、靠天赏脸的被动局面（如提高土地肥力、提升土地利用率），以便提高农田总产量和农作物总收成，以期养活更多的人口、供养更多非农业人口。二是发现、造育和选拔、荐举农业专门人才，鼓励、奖掖和扶持、引导农学专业人才投身农业科学研究领域，造育大量的现代农学高级科研及应用专才，可以帮助中国农业快速、稳定发展和健康、持续进步。农业人才是为农务农、兴农强农的关键性生产力要素，营造全社会尊重农业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舆论氛围、宣传氛围。三是激励广大农业科学家对农业、农民及农村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国家提供解决农业问题、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科学化、合理化、可操作、可执行的建议和意见，甘当国家农业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智囊与参谋，为国家的农业工作提供专业化的前瞻性的政策咨询。在此基础上，对于涉农领域及行业、涉农学科及专业构造一个智慧的“放大镜”、人才的“聚宝盆”，齐整并规划好全国农业科学力量、集聚农业推广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科学高效、整体全局的农业区域规划与资源综合利用，成为他“建国方略”中的重要内容。赅言之，孙中山认为农学会这一组织或团体一经创设必定对社会、对公众、对当前、对未来“裨益颇多”，也为提高广大农民科技素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些都是孙中山农学思想的高明之处、先见之处。为此，他欣然撰写了“征求同志书”一文将发展农业、振兴农学的愿景及规划和盘托出，在这篇系统性、学术性、思辨性的文章中对民国“三农”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深透的论析。
A restricted view of revolutionary pioneer
Sun Yat-sen’s early agronomy thoughts
—Take the article 《soliciting comrades about establishing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s reference
（ SHI Xin ）
School of Marxism,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Abstract: Look through the text of 《soliciting comrades about establishing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part from expressing Sun Yat-sen’s views and standpionts of“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causes of China’s decline” and “China contras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meanwhile，We can also probe，research and find out his ear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thoughts as follows: Stduy or draw lessons from the Wes tshoul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aseed on the country’s lifeline，instead of learning something superficial or just rest on epidermis.At the same time，Sun offered proposals such as：how to rise of agriculture，how to flourishing or booming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s well as how to recommend griculture personnel.
Key Words: Sun Yat-sen；agronomy thoughts；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gricultural talents；《soliciting comrades about establishing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作者简介：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博士，讲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新闻史)博士学位，现为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编辑出版史、新闻思想史等。社会兼职：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员、广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会员以及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中心、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重点基地兼职研究人员，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五邑大学人文学院柔性引进人员，广东省江门市二类高层次人才、共青团江西省委驻江门市工作处高级顾问等。
【注释】
[1]赵吕生.中国梦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归宿【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21.
[2]窦学欣编著.国学文化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322.
[3]中国农学会是我国近现代以来成立最早、影响最广的重要学会及团体之一。从1917年正式成立算起，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有高潮有低谷、有辉煌有沉迷，但总体上在不断发展壮大。起首，维新派及革命派创建农学会、作为政治团体（场所），后来才剔除政治因素转而成为专门的农学研究机构。目前，隶属于农业农村部的中国农学会是一个以研究农业问题为宗旨的多学科、综合性、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与协会。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6：568.
[5]林家有等著.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修订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118.
[6]刘继忠等编著.农业新闻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
[7]朱汉国著.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2.
[8]施欣.启悟与烛照：历史视域下典当的传播与演进【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6（6）：20-21.
[9]施欣等著.写作掠过三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1：9.
[10]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5.
[11]张灏著.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12.
[12]（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18-319.
[13]蔡元培原著，陈平原导读.何为大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97.
[14]康有为著.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3.
[15]康有为编著.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133.
[16]邹进泰等编著.激荡百年大国农业（1912-2012）【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21.
[17]门岿编纂.二十六史精粹今译续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1467.
[18]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成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74.
[19]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275—304.
[20]邹德秀.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探讨【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2）：48.
[21]赵靖等辑录.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1.
[22]沈云龙主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下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414.
[23]钟祥财著.中国土地思想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7.
[24]苑朋欣著.清末农业新政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8.
[2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11.
[26]苏全有.清末农学会述论【J】.历史档案，2013（4）：94.
[27]王奎.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社会经济转型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28]曹幸穗等.江苏文史资料（第51辑）·民国时期的农业【M】.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30.
[29]李伯新.孙中山与飞南第的深厚友情【J】.民国春秋，199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