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宜推广日报”：清季民初报刊知识分子英敛之的求索与覃思、昌言与践行——基于《大公报》早期“总理”英敛之视域下的报刊史考察
施 欣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摘要：以《大公报》早期创始人和主持笔政者英敛之为代表的先进报刊知识分子强调，“睁眼看世界”的报人必须深念国忧、心系民瘼并担荷先觉之责、履践先导之能：“新”国家必自“新”国民起，造育新民为振刷国家、荡涤民族之先决条件；化育民智、启迪民氓视为改良鼎新当务之急，“先觉觉后者”的报人群体“与有任焉”；设报达聪、去塞求通、清除时弊、消弭外患是户牖民众、启蒙民人的不二法门；推广日报、普及新知、灌输理念、传通天下是拯济吾民、振兴国家、唤醒迷梦、追求光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大公报》；英敛之；“亟宜推广日报”；报刊知识分子；清末民元
考镜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可知，近代报刊是近世文明进步之结晶体、文化昌明之阶梯，但是“古代报刊因不具备适宜的生存环境与充分的进化条件而无法向近代报刊演进”[1]；那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并不具备独立发生出近代报刊的土壤和气候。近代化报纸、期刊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将其偷偷摸摸地“带到”中国，而且这样的新生事物传入中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艰辛与崎岖，当年的传教士甚至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近代报刊的中国化、本土化、大众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隐藏它背后的报人群体兼有传统文化的烙印和近代人文的痕迹。
彼时，报刊无疑是传播先进文明最佳手段与发达科技的最好方式，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手机、多媒体一样具有磅礴的震憾的思想与文化传播力、到达率、渗透力；报刊知识分子在其中无疑扮演着先知者的角色、承荷着先觉者的职责，他们必须时刻走在社会前列、时代前茅并引领社会、向导群众，不仅要向昏昏欲睡、酣然入梦的广大民众发出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的呐喊与提醒，更要向“垂垂老矣”的国家敲响抵御列强、强我华夏的一声声警钟，担负作为公共舆论空间的媒体（人）承担的社会监测及预警功能。
一、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开明报人提出“亟宜推广日报”观点
鉴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国防、贸易等国家时局（包括国际形势）的糜烂不堪、日薄西山，《大公报》早期主要创始人和秉笔者之一、“敢言”舆论风格的肇起者和“大公”新闻报道精神的奠基人——英敛之得出了向近代转型、向文明过渡的中国“亟宜推广日报”的重要结论，正式提出日报愈多则人民愈聪明、日报愈多则社会愈进步、日报愈多则风气愈开明的观点，即在“滞留”“壅蔽”又“踽踽独行”“蹒跚摸索”的“老大的中国”大力推广日报、积极普及报刊，主张在中国境内遍设报馆、遍立报社和大兴报刊、大举报业，处于民族危机严重的非常时期，提振报业、广建报馆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由此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由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长期自我封闭、自我囿限和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那么它将落后于时代大潮、落伍于世界大势，最终被历史淘汰出局。清末，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局当中、中国文化处于大转型时期，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科技、进步的思想、领先的理念要普遍地传进来、广泛地涌进来，这是因为当年的报纸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掌握的大众传播媒体，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手机、融媒体一样具有强大的传播伟力。“旧邦维新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之一”[2]，而维新旧制度、变革旧体制需要报纸的极力宣传与鼓吹，促使老百姓从臣民向公民过渡需要报纸的教育与启发。
这里的“亟”指的是兴办报业、昌大报社、形成庞大的报人群体（成为一种社会行业和正规职业）、掀起国人办报高潮是一件刻不容缓、当务之急的大事要事，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事关国计民生、国是民依。这是因为，在当时来说报刊这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公共事业与大众行业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集中体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进犯、夺回和维护中国自己的利权，离不开大规模办报和大批量创刊。更何况晚清之时中国报业步履维艰、如履薄冰，与国外新闻传播事业相较尚未发达、远未崛兴，自当孜孜以求进步、骎骎设法推广。这里的“宜”，指的是发展报业是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事情，此时此刻极为适宜和妥帖、极其合宜和贴切，特别是造育“新民”必须通过报刊、启蒙公众必须经由报章，改造积重难返、流弊已久的国民劣根性同样离不开报纸的宣传鼓动与传播扩散。培育民主共和、文明富强、聪明智慧、崇德尚品的“新质”国民没有报刊媒体参与和撑持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报刊是当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并被真正掌握的最为高效和最为实用的宣传利器和传播工具，突破了传统的传播媒体、简易的传播手段的时空限制，可以说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英敛之深以为然的是，作为媒介发展史上近代文明之利器、思想文化之载体、政治民主之工具、基本知识之平台、启蒙民众的灯塔、指引光明的蜡烛，报纸及其刊登的文章——公开的新闻报道、公正的媒体评论、发表的文学作品等，它的背后承载着思想与文化、传播着信息与资讯、发布着价值与观点，于个人于大众于社会而言都非常之重要，于国家于民族于未来而论都相当之可贵。
这些昌言改革、力主维新的仁人志士——社会改革的探索者与自强求富的先驱者，深怀一颗忧国忧民、胸怀苍生的爱国之心，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想。面对民族阽危、国家倾颓，他们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通过自己的奔走呼号、大声呐喊挽救社会颓风、拯救政治时弊，通过自己的舍生忘死、取义成仁化解民族生存危机、避免国家沉沦堕落。这些先进分子当中，就包括了爱国爱民、开明开放、觉醒觉悟的报刊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具有社会良知、监测国家风险、身怀家国理想、满怀报国志向的文化“新人”——担负着国家先锋、民族前驱、民众向导的角色，而且用自己的刚正不阿的“笔”与仗义执言的“舌”延续着“以文辅政”的清议风骨、赓续着“以文论政”的文人风气，为国家民族鼓与呼，也为天下苍生呐喊呼吁，可以称之为“报人”“新闻人”或者“启蒙思想家”“报刊新式文人”，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国家前进的引路人、文明演进的助推者、未来发展的寻路者、教育人民的导师、规避风险的引航员。事实上，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大公人”，通过他们手中犀利且辛辣的“笔”，大胆揭露封建王朝的腐朽与败落，无情揭破军阀独裁者的昏聩与愚昧，坚持替人民利益发声、为老百姓代言，坚持捍卫国家尊严、拱卫民族地位，坚持为国家民族振兴与复兴大声疾呼、奔走呐喊。
二、“重报”是强国的根本
人们常说，报馆与国家大有关系、报纸与社会密切联系，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公民的共识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大众公共事业，具有社会性、大众性和公益性、事业性；新闻传播行业是国家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新兴产业、“阳光”产业又是未来产业、大众产业，同时还是人才、智力和技术、资本高度密集的系统化的文化和经济产业。当代新闻传播事业是国民经济一种重要的运营形式和运作模式，是代表先进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大型产业。英敛之等人冀望的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下，成百上千的报馆（社）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或者说在中国辽阔疆域上巍然挺立，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设有报馆（社）、出版至少一份日报或者晚报。
报人，在旧时代是一种职业上的“尊称”，一般指以从事报业为职志的人，与现代“新闻人”的称谓有异曲同工之处。晚近以降，在文化上、思想上、科技上、学术上以及社会改良、政治革命上千千万万的优秀报人引领社会风潮、文化新潮、经济浪潮、社会思潮，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与难以比拟的政治威力。报刊及其报人肩负着其他文化、学术机构（关）或事物所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与文化使命。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犹如人体的神经系统、又好似人身的血脉流畅：言路通畅通顺，则民心通顺、民情达练、化民成俗；言论履职尽责，则社会安康、政治清明、政府廉洁；舆论公道正派，则社会价值标准公道合理、民众行为举止正派刚直。
与其他的一般性事物不同，“新闻纸”事业拥有难得的“公共益处”——先天的优势以及得天独厚的长处。英敛之认为，究其缘故是因为报章“握有”了直言不讳的权柄、掌握了“公共舆论”的话语权，因而它拥有话语权——言论的力量与评论的分量，遇见权贵、官长甚至最高统治者（如慈禧、袁世凯、宋子文）出现误国害民的劣事丑事，敢于揭露黑暗腐朽、敢于批判妄言妄行、敢于为民请命做主、敢于表达真实的社情民意。但是，英敛之所处的民元时期，报纸大多却变得噤若寒蝉、不敢发声尤其是经历了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和袁世凯的毁灭性打击（史称“癸丑报灾”），国内报界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另外，这种状况也与当时的新闻舆论界的实情密切相关：报纸要是对于国家内政及外交大事多多少少说一说、论一论、议一议，就会有一些“不开化”的“愚民”和守旧的官吏总是拿着中国的老道理来责备报馆，指责报纸毁谤官长、目无尊上、败坏纲常伦理，还借口“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的古训来教训挑战传统权威者；若是遇见“小民”含冤受屈、无处可告的事情，报纸如果主持正义、直说无忌、替底层民众打抱不平，显然是站在普通公众那边、与有权有势的富贵人针锋作对。
因而，在权贵看来，报馆正当行为却是引导大众不甘于现状、不乐于“奉公守法”，并教导他们不要“胆大妄为”或“以下犯上”。也就是说，报纸传播的民主思想与民权观念使得底层民众的思想开化、智慧开启、逐步具备了民主共和思想，他们才会要求民主、才会响应共和、才会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无疑挑战了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冲击了现有“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历史的真相是，民智如果大开老百姓就不好愚弄和奴役了，打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方略，专制主义和独裁者就难以稳定地“照旧”统治下去，实则有力地撼动了封建统治秩序。
相对而言，报纸及其言论与权贵势力相比（如封建军阀、独裁者），肯定处于弱势、劣势，笔杆子再厉害也厉害不过枪杆子，“批判的武器”指定干不过“武器的批判”。同样的道理，穷苦的底层老百姓与显赫的达官贵人相比，肯定处于下风位置与不利境地，无权无势的普罗大众难与有权有钱的权贵士绅相抗衡，他们通常被视为天然弱势的一方。不难理解，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中国日报或曰新报，倘若犯了触怒权贵或侵犯了既得利益者，不是报馆封门、就是主笔被拿，总是处于言论的钳制与知识的箝制之下，新闻无法得以自由，报刊无法得以松绑。这样一来，那些报馆担任主笔者，若还是不懂得情面、不知道忌讳、不能够奉承，一定是办不成的，他们也必须学会虚与委蛇和“勾兑”妥协。近代百年言论史上，报刊的话语权总遭到压制与打压，多少报人为了言论的自由、笔的解放而付出巨大乃至于生命的沉重代价。
置于如此政治高压之下，使得那些原本正直和敢言的中国报人、文化人、读书人，没有敢开报馆、敢于为民伸张的；即便敢于在报刊上予以评论与指摘，也必须得有个外国人或公司出（挂）名、作为政治上（同时也是经济）的靠山和后盾，这本身就不成“事体”，不过增添外人的嘲笑罢了。但是不管怎样，一旦有了外籍人士的“凭恃”或外国公司的“担保”——即所谓的“挂洋牌”，官场及其大小官员自此也就心存顾及、有所忌惮，即便不顾舆论谴责、士林唾骂想要强行封馆逮人、销毁样版、捣烂机器，他们往往不得不考虑到外国人在华特权及租界地的“治外法权”，变得无可奈何了。这样，国内（本土）的报纸才能大着胆子批评、变着方法骂几句。不过，报馆从业人员接受了这等“恩惠”——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供给，自然也必要尽力的报效了（如支付聘礼、给予股金、听从他们的版面安排和文章发表），导致很多的时候，报纸在言论上、经营上、管理上不得不受制于“外人”。所以，又激出一股反对的力量——外国挂名“老板”、幕后大佬与中国实际主持报务两者充满了难以化解的矛盾。当然，与遭受钳制思想、箝制口舌相比，这些尚可为中国报人忍受。但是，所谓“不平则鸣”，出于不公正的对待与不公平的处置，他们这批人必然想着方法吹毛求疵、尽情的讥诮辱骂，造成不仅与官府两下如水火不相容，而且和外国（宗教）势力也越闹越僵持、越来越糟糕。如此一来，还能指望中国报业有济于事、有利于国？可以说，中国报界（业）不仅受到本国封建集团、保守势力、顽固派的压抑与迫害，而且还要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商团、财阀的监管与遥控，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现实。
清季民初，正处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之秋。所谓的“重报”，是就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而言，而不仅仅指的是政府部门或报刊行业。因此，我们要致力于增加报馆的数量、提高报纸的价值以及提升报人的地位：一是高度重视出版和发行报纸、零售和订阅报纸等工作，广泛兴办报馆、建立报社并形成覆盖全国（无论城乡）的报刊网络，吸纳社会各领域精英人士参与报业、从事报业并培育报界名家，看重并发扬近代报刊的说教及宣导功能即传播新思想功能、奠定新价值功能；二是高度重视报刊登发的各种文章尤其是各类评论性文章（政论、时评），汲取、择取报上所登载文章的政治智慧（如对社会发展与政治改良合理化意见或建议），采纳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和集纳民智，并拓宽民主的渠道。
展开来讲，中国社会不光要“重报”，更要兴报、强报和爱报、护报，“重报”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极端重要方面罢了。英敛之再三强调，报馆应尽的职分、报人须担的责任集中体现在：宣扬朝廷的恩德、诉说黎民的痛苦、化导百姓的愚顽、条陈各事的利弊。为此，报纸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社会教育与人民导师的责任，报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使命。中国向何处去？报纸应该作为探索者而承荷；中国去向何方？报纸应该作为历史的前行者、先驱者而担当作为。不单如此，甚至不少知识分子还要求报馆如古史一样进行鉴衡，将日报的“鉴定”功效等同于“春秋”，明是非、存公论，发微阐幽，以史为鉴。古代的经典著作《孟子》上说道，“春秋成，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惧怕什么呢？就是史家的笔法、历史的公议，没有人（哪怕是帝王将相）不害怕历史的斧钺、盖棺的论定和后世（人）的评议。若按着世上的公理说，人人都有个羞恶的心——这羞恶的心，就是良心发现，能够叫人知道善恶是非。那《春秋》如剑高悬、如镜高照，寓褒贬、别善恶，乱臣贼子惧怕被它盯上、给他传演丑名（遗臭万年），自然就不敢任意纵横、肆意乱为了。据英敛之看来，日报或曰新报（与封建关报相对）在这方面要比《春秋》还要强上百倍千倍：这是因为《春秋》是说已往的事（历史故事），日报是说现在的事（时事政治）；《春秋》讲的是笔法诛心，在乎一个字的褒贬，比较晦涩深奥、特别不易懂得；日报新报则是平铺直叙、直书胸襟，说的明明白白、讲的清清楚楚、评的真真切切，最容易让世人懂得、让百姓明白。从这个意义讲，报纸就是当代的历史、就是当代历史的真实记录，那么报人就是当代的史官、法院的法官——他们的目光如炬、明察秋毫，他们的笔底波澜、史笔如铁。所以，要是新型的新式的近代化日报新报盛行，人人看重他、遵照它、信服它，那么不论什么样儿（胆大）的乱臣贼子（如军阀、独裁者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也不敢横行霸道、肆意妄为，面对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总得收敛低调一些、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及报道总得谦虚谨慎一些，自始至终心里总要有点忌讳或顾虑，这对于维持起码的世道与人心的关系颇大。
总之，面对近代以来外侮日亟、他国凌夷、列强环伺、虎视鹰瞵的危难时局以及民族阽危、国势羸弱、人民愚昧、民智未开的困窘情势，如何改变国弱民困、封建颟顸、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之险境，如何改变政治晦涩、经济凋敝、民众蒙蔽、官僚昏聩之现状，相对开明开放的维新派思想家们深以为然的是必须维新国民、开启众智，必须灌输学说、改良风气，必须借助西方社会普遍设立的民立报刊、现代教育、议院等手段或工具的伟大力量。如果没有报刊参与，社会的变革就难以实现、国家的改良就难以完成、民主的进程便难以进行，同时人们的脑质就难以为之一变；就这个意义而言，“报刊是知识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3]。
三、报馆和报人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政治职责与教导义务
英敛之在《说报（戊申）》一文当中透辟论扬了报纸的天职与使命、报人的角色与定位，同时也深刻阐释了报刊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军事、外交、学术诸多功能与作用，这篇论说性的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办报理念和报刊思想。英敛之深透指出，报纸期刊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时代和历史、社会和大众赋予了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即“在上为君耳目、在下作民喉舌。”既上传下达、互通有无，又去塞求通、传播天下，这是其他社会事业无法替代的责任、其他公共行业难以比拟的功用，消除最高统治者和底层群众之间的隔膜与“信息不对称”。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民众有冤屈不能申诉、有苦难以言及、有怨言不能表达则报纸可以代民立言、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挺身而出；如果地方长官非常贪得无厌、放荡邪僻、鱼肉百姓、肆无忌惮则报纸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予以监督、放胆驳斥。这样的敢作敢为、敢言直言才叫做“不负天职”、才叫做“人民法官”。要之，品评时政、议论国是、批评当轴、指摘权贵是报纸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是讨好献媚、吹捧赞扬或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作个恰当的譬喻说，一个国家产生或者拥有了大量“不负天职”的公道正派的报纸，就犹如一个人身体生长了功能良好的“耳目喉舌”等重要器官，不仅令人耳聪目明而且使人举止得体。
然则，当今的官场却对于报纸表示出极大的反感，甚至有不少官员深恶痛绝于报纸，这是为什么呢？站在报馆的立场、为报纸作辩护者辩解说：一是正不容邪，正邪如同水火、势不不两立，报人就是一股社会“清流”，他目不容沙、眼不藏奸；二是妒忌、嫉恨报纸的昌言无忌、敢言敢行，报界敢于掀开政治的“盖子”、揭示官场的内幕、暴露龌龊的私下交易，一些官员为非作歹、嚣张跋扈的恶劣行为被曝光于天下、受到上级的斥责与广大民众的唾骂，他们怎能不恼羞成怒、怨恨万分。所以，官场与新闻场（报纸）势同仇雠、形如水火自是情理当中、不出所料的事情；反之，则是报刊的一种失责、报人的一种失语，放弃了媒介批评的功能、也错失了针砭时弊的角色。报刊报人面对腐败官吏、腐朽政府和黑恶势力、腐朽集团不发声、不揭破、不批评、不议论，处处表现出怯弱无力甚至胆寒心惊，那人民大众要这报刊报人又有何用？歌功颂德、吹捧赞颂那是古代太监才干的事而绝不是秉笔直书的史官所作所为。面对社会尖锐问题和政治黑暗现象，报刊报人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或沉默不语、缄默不言，顾左右而言他，那便很可能连报带人都已经被党派豢养、权贵收买、势力家拉拢。
英敛之举例说：明朝末年的杨涟、左光斗等忠介耿直之辈（道德高尚的清流派官员），他们却遭到宦官魏忠贤等奸人的诬陷与加害，正是历史上的一个明证。基于官方的立场、为官场作辩护、为官员站台之人则曰：置身报纸行业的人，果真都是聪明且正道的人才吗？难道就没有讦人私以卖直、毁人名以图财的败类吗？难道就没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含沙射影、负嵎逞威的丑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别怨恨官员的挑衅发难、责怪官场的针锋相对。官场及其官员对报纸报人的恨怼事出有因——有的报纸忘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导，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自己做不到却要求官员做到；有的自身品性不纯、行为不端却对官僚指指点点、任意批评，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严于律己，方能宽以待人。特别地，那些出于私心杂念而仇官仇富者，更显得心胸狭隘、器量过小，极为可能在言语、思想、议论、评价上表现出偏激或极端，看待问题不全面、不深入。因此，报纸无底线地无根由的评判——揭发丑陋、抨击出格等，必然遭到官场及权贵的打击与强权的镇压。这样一来，忌恨报馆报人尚且不够，官吏对它们/他们封之禁之箝束之可谓不遗余力，两者成了“对立面”和“天敌”，不仅难容彼此、更是难处一世。
可能民众或热心读者会发出疑问：“然则除官报外，凡报皆为一丘之貉乎？何无一报为官场所嘉许？岂真正不容邪之比例然耶？”[4]英敛之回答：“是、却又不尽然”。除政府举办的官方报刊之外，其他各报（主要指民营的独立的民间报刊）均为“一丘之貉”——要么一心为名为利、要么贪图升官发财、要么逢迎钻营，目前来看几乎没有哪家报馆得到过官府嘉奖与官方赞许，难道真的应了“正不容邪”的公例吗？似乎立于民间的立场、站在百姓的角度就要与政府作对、与权贵为敌，究其缘故不外乎是：首先，报纸和报人应该报道真实的新闻、传播正确的消息和发布准确的资讯。在清末民初，国内出版发行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报纸可谓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它们往往既传“信”、又传“疑”，可能连报社、报人自己也搞不清究竟人物孰是孰非、新闻谁真谁假、事件来龙去脉。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百密一疏、鱼龙混杂的情况——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无心之过，让一些无稽之谈、无根之语混入中文纸媒版面（外刊也存在大量虚假新闻），难以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难以保障论说时评（各类评论）的公平公正。因此，那时的报刊其新闻传播活动在准确度、可信度、思想性性、启发性、教育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无论新闻传媒如何发展与发达，真实性始终是新闻的生命线，准确的报道和客观的评议是报纸的底线和红线。任何新闻传播发展时期或阶段、任何传媒空间或环境，报纸要做到公道正派、报人要做到耿介正直。报纸在论是论非之时，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偶尔也会出现颠倒是非（仅学识或技术层面）的现象，不敢“打包票”是非的判断准确无误，有待事实检验和社会的核实。其次，报纸和报人应该而且必须针砭时弊、指斥权舆。“指伏摘奸”对于担当“审判官”角色的报刊、对于担任“话事人”的报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是不是法官的“大法官”。所以，不光报馆、报人自己充满凌然正气并且浩气长存，还要奏响社会的正气之歌、发出民众的正义之声，扶助人间的正道与沧桑，具备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正当的合法的合理的舆论监督往往需要报馆和报人拥有极大的勇气，正确的深刻的合情的大众媒介批评同样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政治手腕和媒体气度、媒体格局。在严肃和严谨的舆论监督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能不顾一切一味蛮干、不能不顾后果一味顶针，要讲究方式方法，要侧重态度原则，要注意循序渐进。虽然，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理由充分、极其正当，然而弄权祸国、偷奸耍滑、心怀叵测、鱼肉百姓之人还是会情有不甘、心中恼怒——他们肯定不乐意权力被人牵掣、隐私被人曝光、私利被人损害，视公正的报道和正义的报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报章通过口诛笔伐、大打“文字仗”，虽然甚为精准与严密、其实也无伤大雅，似乎没有什么漏卮出现或者“空子”可钻，然而“自觉负屈者”——可能是被冤枉、被曲解、被误会之人，也可能是没有被冤枉、被曲解、被误会之人，还是会嫌弃和厌恶报章评议的不确切、不合理和媒介批评的不近人情、不留情面，他们一般会反对报刊登载的批评性文章为自己的名誉翻身、为自己的颜面反驳、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假使，一旦“因缘巧合”触及了权贵之忌、触犯了独裁者权力、刺激了为非作歹之人的痛处，报馆及报人旦夕之间则祸患堪虞乃至于性命难保。如果批评的言辞不那么激烈、锋芒不那么毕露，稍微平和、舒缓一点议论或笔谈，对他们发表一些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点到即可的评价，报馆及报人可能只会被督办或指责，尚不至罹祸。再次，报馆言语过激或态度不合时宜。报纸发出的声音、报馆站稳的立场、报社表现的态度，应该“执中允厥”和“抱元守一”，不偏不倚发大公之论、无党无派出公道之声。否则，报馆之言论过激或观点偏颇，会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官长来说，则有莠言乱政、妄事攻击之嫌恶；对于社会，则有畏避权贵、依阿取容之讥诮。许多的时候，报馆报人的所作所为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做又不是、里外皆非，真可谓是进退失据、羸角跋胡；设若真的处在如此之两难的处境，又怎能担负批郤导窾的神圣职责、又怎能使个人或团体都能接纳从而感到愉悦？妄事攻伐、莠言干政、搬弄是非、轻佻嬉戏，是英敛之时代不少报纸及其主笔的重大缺陷之一，有违新闻伦理、有悖传媒道德、有误职业操守；此外，讨好权贵、依附势力、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崇洋媚外、欺上瞒下等也为时人所诟病，表现出极大的不公正和不公道。必须提出的是，报纸的言论及其提出的观点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效力，只能从新闻批评上予以曝光或者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舆论虽然有力量但不是万能的、言论虽然看似声势颇大但在现实当中往往奈何不了对方（因为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监督），尤其难以抗拒一意孤行的军阀、刚愎自用的独裁者、势力滔天的权贵。第四，报刊须在保持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其言论自由不被金钱收买或诱惑。开办一家独立自主的报馆相当不容易，而维持报社的日常运行同样不简单。英敛之创建《大公报》时期主要是依靠王郅隆等资本家的原始资本挹注，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太多家产或资材，主要是以管理、文笔、技术等“软性”资本入股。经济（财力）上，《大公报》一开初便需要集资（股本）“巨万”之多，很多都是英敛之及其合作者付出了全部“血本”和“家当”，其中不少是多年经营的积蓄，可见办报需要充裕的金钱和费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报刊拥有足够的财富和经费，才能不被利益所驱动、被金钱所收买、被财阀所豢养，才能做到言论独立自主。第五，办报是一个需要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的行当与事业。从精力（精神）角度上讲，报馆之人——专职从事新闻传播事业者，往往比一般人要焦神劳思、不遑寝处，不仅要挖空心思作文、殚精竭虑发论，既是专才也是全才、知识面要比普通人广泛而渊博，比如英敛之等人沉潜于时务、精进于时事、研习于时政，而且还要重视报业市场的拓展、营销推广的手段、广告招徕的效率等。更何况“业新闻纸者”还整日处于畏惧“法纲”——钳制正常有序言路的“权网”，担忧或恐惧陷入官司或麻烦等的担惊受怕中。从某种程度上讲，从事新闻与传播事业及其相关实践活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是一桩需要下苦功夫的事业，需要要奉献精神，呼唤有敬业精神。事实上，早期的报馆也不太盈利、赚钱甚至要折本、亏损，所以“非至愚者、何乐出此？”以办报为终生志业的先进报人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存续那么一点“愚昧”或抱有那么一丝“顽固”——执著的信念、坚守的理念、坚韧的挺立、献身的精神，这是正是他们镌刻在骨子里的鲜明气质与特征。
实际上，性格孤僻、桀骜耿介的英敛之本人也是此类“性情中人”，是一名典型的报人和文人，有着较为崇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追求，有着坚韧不拔的新闻道德与伦理品质。办报十余年间，他不怕受累、不辞辛劳、不惧官府、不畏人言，不问收获埋头苦干、不问前程风雨兼程，做社会维新的对症药、政治改革的顶门针。但是，他之所以牢骚愤懑、废然思返甚至直欲蒙袂入帘、披发下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难处”或困惑而是因为同业的不理解、同人的不支持以及普通民众（广大读者）的不同情不清醒不觉悟。试问：多少报人做得到荆棘林中打盹睡、麫糊盆里耍琉璃。
基于这个缘故，但凡稍经济能够自立、敢于主持正理的报馆，不会被权势所左右、不会被金钱所击倒、不会被利益所收买、不会被权贵所打压，这种“敢言”的报纸未有不为官界和权贵视为“眼钉肉刺”的，尤其是那些贪污腐败、自甘堕落的官场官员（正直、清廉、开明、爱民的官员除外）必欲除之而后快——谁愿意有人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呢？谁乐意有人总是挑刺、跟自己过不去呢？谁能够坦然接受有人在耳边絮絮叨叨呢？然而，如果报刊界操觚发论可以救正于国、补助于民，那么报馆即使拼弃性命、牺牲一切又何足吝惜、何足道哉！为正义而战、为彝良而争、为真理献身、为社稷牺牲，报人甘之如饴、倾心向往，就像战死沙场的战士一样荣光。面对强权与不公，哪怕封馆停刊、哪怕斧锯鼎烹，报纸也要一如既往、在所不惜。“文死谏、无战死”的古训言犹在耳，报馆、报人承荷此天职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对于政府变相的查封与严苛的审阅制度，报界非常不满，惟恐政府及相关检查机关“审查既久、尚未得其当耳”，找不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报馆、得不出服众的结论，却耽误、迟滞了报馆的发展大计。英敛之本人断非同流合污之辈，亦非“模棱派”（骑墙派）以此取媚流俗之人，他和他的报铁骨铮铮、鲠直狷介，说话掷地有声、评论鞭辟入里。如果，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能够像《京报》（彭翼仲因言罹难被发配边疆）那样敢作敢为、敢想敢行，取得巨大社会及舆论效益、收到深远的政治效力并赢得民心士气尤其得到读书人的尊尚，那么即便遭受封馆、逮捕他也绝不退缩半步。
尽管，封建时代和北洋军阀时期，封闭某家“良”报馆、逮捕某位仗义执言的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清流一时所惋惜、为大众一时所哀叹，但又同时受到正直高尚、善良忠贞之人的崇敬。不惧刀枪斧钺、不怕鼎镬之刑，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文人风骨、清议风采，也是中国社会及大众认可与赞许的“大丈夫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论，报人必将趋之若鹜、不改初衷，报馆必将负重前行、踔厉奋发甚至以此为傲。英敛之恳诚向众人呼吁：希望“吾道不孤”。他呼吁社会，与《大公报》同志向合、旨趣相符的报社越来越多；他倡议报界，像《京报》这样担当道义、遵从公理、论扬公论的报纸不断涌现。否则，正直敢言的报馆被关闭被停刊被罚没被收监，岂不是堵塞言路钳制思想、使社会愈发黑暗、贪官污吏愈加胆大妄为？岂非让为非作歹之人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乎？如此下去，则是人民与社会的不幸、国家与社稷的不幸。
俗话说得好，“是真的难磨灭，是假的安并牢；心里没有病不怕冷糕点，心正不怕影儿斜。”古人有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孰是孰非”到底还是自会有公议和公论，“是真是假”最终还是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是非之标准，历史老人会有睿智的见解和判断；成败之结论，时间之矢自然会有公正地评价。处士横议、道路传铎和采择刍荛、问计苍生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民主气象与舆论风尚，表现出国家各级管理者的开明态度和开放胸襟。公道从来自在人心，舆论向来反映民意，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天地之间也正气。西谚曰：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即便“作假”、“不公”存在一时、蒙蔽大众，但也注定不能长久，假的真不了、真的错不了。也许，特殊历史阶段（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文革时期）的社会价值的评价体系会摇摆飘忽不定、正义的审判会出现严重漏洞，但是非的标准、公理的定论最终还是会风清气正、拨云见日。“公理”最后由人民去评说、正义最终由历史去证明。那么，各方势力如政治集团越禁止言论自由越不好，往往事与愿违，须知“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道理，显见这些自私自利者流心地不光明、举止不正派。其实，政府应该而必须让报刊自由报道、百姓自主判断，视媒体为诤友，视报人为良友，不惧观点碰撞、不惮彼此争论，通过广泛宣传、深入讨论真相才能浮出水面、真理才能愈发清晰，观点愈辨愈明。纵观《大公报》首要创始人英敛之从事办报活动的一生——他始终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5]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6]，把办报作为践行“文人论政”的重要途径，为百姓伸张正义，为社会呼吁和平，为国家争取权益，为民主大声呐喊。
四、结语
行文至此，卒章显志，英敛之概括性、总结性地深入论扬说：“报馆，为国民耳目、喉舌。善之者，则监督向导、转移社会，天职非轻；恶之者，则处士横议、颠倒是非，憎兹多口。”国内创办或设立的成千上万的报馆（社），作为国民的“耳目”和“喉舌”，是国民利益的维护者和国民诉求的代言人，不仅扮演着“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天职，而且承担着“转移风俗”“灌输知识”的任务，同时还可以借助报刊及其承载的资讯与传播的信息振兴经济、辅助商贸。偱此，报馆（社）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明演进的关键推手，是商业繁荣的助力、经济勃兴的助手、知识普及的工具，还是教育完善的环节、民智开启的内容、发达社会的动力、政治进步的动能。面对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民族式微的情势，历来主张向西方学习——师法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文化的英敛之，“希望以知识分子兼天主教徒的身份拯济天下、献身社会”[7]，同时冀望其他报刊知识分子也和自己一样“以天下为己任”。事实上，在近代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一代新闻人用开山辟路、以启山林的探索精神，不断思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总结实践中的办报经验”[8]，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报纸要有益于人民、报馆要有益于国是、报人尽己之天职。
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刊开始产生。”[9]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到今天，逐步显示出“式微”的态势，这与英敛之时代的报馆报纸报人相较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具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具备一些相通的特性——传播之法、传媒之道、伦理规范等规律性的内涵式的“实践论”与“方法论”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而且这些媒介属性与传播特质并不会因为传播媒介的演进、传媒形态的衍变、媒体技术的提升而发生“位移”。现代化的事业型的报馆（社）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人才化、经济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新闻宣传与舆论机构，往往以新闻传媒集团（中心）的形式或面目出现，既是一种新闻报道事业也是一类文化传播行业，既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具备事业性和营业性。而且，这些新兴的办报机构或曰新式的报业机关，不仅是国家民族的侦察兵和瞭望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耳目与喉舌——为国家和人民收集信息、研判情报、提供咨询、充当智囊、建言献策、贡献刍荛，也为国家和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诉求，反映社会舆论和人民意志，为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鼓与吹、奋力摇旗和呐喊。有研究者指出：“《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开启民智、寻求民主为己任,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评论时事、评骘人物、评判事件,尤以”敢言”著称于世、享誉报界,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区别于他报的显著特色。”[10]英敛之奠定了敢言的基石。
报纸的宣传作用、政治任务、文教角色以及社会功能，原本在于宣扬文化、教导民众、普及知识、热心公益，报道社会翔实消息、提倡青年奋斗精神。新闻传播事业作为国家与人民的信息中枢、资讯载体和舆论中心，消息情报的集散地、新闻文化的交换中心，成为国家和社会这个“首脑”和“主官”作出准确的分析、正确的判断、客观的评价、全面的治理的凭籍和依托，不会盲目行动，不会盲从跟风，不会盲人摸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赞成、认同、欣赏、首肯报纸之人群尤其是报人群体——报刊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启蒙民族、教育大众，为社会前驱、为人群导师、为历史镜鉴、为现实参谋，其天职相当之重大而且神圣；而那些厌恶、排斥、质疑、反对报纸在人们，则认为报纸胡说八道、假话连篇、混淆是非，令人心生嫌隙、深感憎恶。出于各自利益点、出发点以及阶级立场、共同心理、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等的不同或多远，得出的看法观点、态度情感等结论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一正一反的真实事例深刻说明报纸有好坏、优劣之分，人们对待报纸亦也喜恶、褒贬之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自近代以来始终在进化与演变，自然有其发展之规律之特点，媒体工作者应该而且必须敏锐地洞悉报纸衍化与推进历史进程当中的传播现象与规律、叙事逻辑与方式等。我们认为，无论传媒如何变化，守体方能固本、守正方能创新，报纸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契合；不管传媒怎么演进，报人要在纷繁芜杂的媒体环境中，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产生高质量的新闻作品、文化作品，繁荣学术研究、裨益社会人心、助力科技知识更新迭代。实际上，社会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心报纸”，公众任何时期都呼唤有正义感、有道德感的“良知报人”，这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定还是如此。报刊知识分子（传统的报人）是一个时代的“眼睛”，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是先知知后浪者也是先觉觉后觉者：他们拥有自由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既不为外界诱惑所困惑也不为个人欲望所禁锢；他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报格，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贬低大众；他们拥有家国情怀和新闻理想，以报业为终生追求、以言论为不渝志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乃至人类命运联系起来。综上所述，就晚近时期极度贫困的旧中国和极度衰弱旧社会而言，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要想唤醒大众、振起民人，没有什么比民族复兴、国家重振更加重要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开启民智、挽救愚民更加紧迫的任务了。以《大公报》肇基人英敛之为代表的先进、开明、卓越的报刊知识分子，敏锐且预见性地指出——中国亟需引进和借鉴外国报纸（期刊），亟需在“中土”推广和扩张近代的新闻纸，正合时宜，时不我待。
Promoting daily newspaper timely and urgently：The advocate and practice from modern press-intellectuals——Investigation of news-thought and practice of Ying lian-zhi
SHI Xin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Engineering,Scholl of Marxism；Guangzhou,Guangdong ;510225 ）
Abstract:Advanced newspaper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Ying Lian-zhi, the early founder and host of the 《Ta Kung Pao》, emphasized that journalists who “open their eyes to see the world” must deeply consider national concerns, care for the people’s suffering, an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esight: a new country must start from the new people,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freshing the country. Cultivating people’s intelligence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is a top priority, and the group of journalists who “foresight the latter” must “have a responsibility”; The only way for the people and enlightenment is to report intelligence, seek communication through obstacles, eliminate current problems, and eliminate external threats; Promoting daily newspapers, popularizing new knowledge, and instilling ideas are the only way to save our people, awaken our dreams, and pursue brightness.Key Words:《Ta Kung Pao》; Ying Lian-zhi; Urgently promote daily newspapers; Newspaper intellectuals
作者简介：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博士，讲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新闻史）博士学位，曾供职珠三角某市委部门，现为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编辑出版史等。社会兼职：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员、广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会员以及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中心、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重点基地兼职研究人员，发表论文、调研文章90多篇其中核心论文10余篇，不包括港澳台加韩俄等国际期刊，湖南科技学院、五邑大学柔性引进人员，广东江门二类高层次人才、共青团江西省委驻江门工作处高级顾问等。
【注释】
[1]施欣.论中国古代报刊近代化嬗演的历程、特征与启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96.
[2]郑丽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24（2）：1.
[3]赵建国.清季报刊对海权论的传播[J].学术月刊，2023（6）：193.
[4]於渊渊.英敛之时期《大公报》批判言论再审视[J].学术交流，2018（7）：166.
[5]徐新平.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J].湖南大学学报，2012（5）：149.
[6]张勇丽.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7]周萍萍.立足本土，会通中西——英敛之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基督宗教研究，2021（2）：342.
[8]徐新平著.晚清新闻思想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1.
[9]万李娜.进行的报刊对传统史学的比附[J].青年记者，2017（4）：87.
[10]施欣.担当与尽职——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其当代启示[J].荆楚学刊，201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