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田中正俊首次见面，应该是在1979年11月10日，即我结束美国访问到达东京后的第三天。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所以对于一切都感到很陌生也很新鲜。按照主要接待人东京大学佐伯有一教授的安排，11月10日参观藏书极为丰富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由于市古宙三所长不在，便由资深研究员田中正俊教授陪同参观。
田中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身躯高大，卷发凹眼，颇有西方绅士风度。他对所内藏书极为熟悉，边走边讲解，历历如数家珍，确实为扎扎实实的饱学之士。但我却在一架书的夹缝中无意发现一本相册，随手打开一看，原来是1899年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避难期间给柏原文太郎等人13件函札的照片。我当然非常高兴，田中也说自己过去未曾翻阅过这本相册，不知道它竟如此珍贵，并表示一定设法取得原件收藏者的同意，把这13封信全部影印寄赠给我。我回国不久，他果然实现了诺言。我经过考订并加以校注，把这批信件发表于《辛亥革命史丛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这可以说是我与田中结交之始的一个纪念。
11月11日是星期天，晚间日本历史学会在东京大学学士会馆举行大型酒会，欢迎正在东京大学讲学的刘大年与刚到日本的我。到会的人很多，除历史学者外还有各界知名人士。由于我是初来乍到，不熟悉相关情况，田中先生主动协助我与众多来宾周旋，一一握手致意，并相互交换名片。我本来性格内向，尤其不善交际，幸亏有田中先生的指点，才不致冷落任何一位日本友人，并且在日本史学界初步留下较好的印象。
此后，我常常感到田中仿佛兄长一样关心呵护着我。1981年10月中旬，我们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研讨会，田中先生与许多日本著名学者一起前来参加，并且提交了题为《辛亥革命前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日中关系》的精彩论文。与岛田虔次先生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照，田中先生显得特别活泼开朗，不时与担任翻译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风趣盎然而又平易近人。会议期间，胡绳先生由于即将率团参加东京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嘱我利用休息时间协助他与日本学者相互认识一下。我请田中帮忙，他很快便把十几位日本学者集合起来，整整齐齐站成面对面的两排，让胡绳很快便与所有到会日本学者一一握手致意并相互交换名片。看见田中那高大的身躯站在排头，热情洋溢而又精神抖擞，感到非常可敬可爱。
此后十年左右，由于我们的研究领域有所差异，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是相互之间仍然保持论著交换与通信联系。直到1993年夏天，我与妻子应熊本县邀请参加宫崎滔天纪念馆开幕典礼与讲演会，随后又因赴台手续滞碍，在东京附近的美杉台住了两个多月，这样才又与田中正俊先生等日本好友重新欢聚。记得在我们即将离日赴国的前一天，田中得台风警报，冒雨跑来与我们告别，并且亲切地告知我们在台风期间乘机旅行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很不放心。临别时他又叮嘱久保田文次先生一定要亲自送我们安全到达机场，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看着雨中他那高大身躯的背影，我们的心中充满着温馨的亲情，暂时忘记了离开祖国和亲人已有三年之久。
我于1994年回到武汉，此后几年常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每次都住在北师大校友会的小招待所，但吃饭则在附近的外国留学生食堂。有一次晚餐时，突然发现田中夫妇也在那里排队买饭，原来他应邀来北师大讲学一个月，很快就要回国了。我们都为这次意外的重逢感到高兴，但由于彼此都还有另外的约会，便约定周末的晚上6点钟再来此餐叙。到了周末，我按时来到餐厅，找了一张小桌坐下，却未见田中夫妇到来。有些师大熟人怕我久等，便邀我与他们共进晚餐；但我相信田中绝不会失约，仍然独自静静地等着。果然，不一会田中夫妇便匆匆赶来了，但田中先生走路似乎已有些困难。原来他们下午去王府井购物，回来时赶车非常困难，那时出租车也很少，好不容易乘上一辆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下车时田中先生却被别人挤倒并扭伤了脚。他本来应该到校医院治疗或回宿舍休息，却又因为坚守信诺忍着伤痛前来餐厅与我晤谈。我为此深感不安，劝他回去休息，他却满不在乎地高谈阔论起来，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聚会。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几乎每年都要到东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国际研讨会与其他活动，但由于日程安排得太满，加以田中先生又已经退休，所以很难见面叙谈。只有一次是在1997年12月13日晚间，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邀我顺便参加他们的忘年会（新年会餐），野泽丰、田中正俊等老朋友都赶来团聚。久别重逢加上提前欢庆新年自然是其乐融融，大家都纷纷举杯致热情洋溢的贺词，欢笑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异常欢快热烈。可是轮到田中发言时，他却以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章先生他们正在纪念6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并且与日本右翼势力作面对面的斗争，我为此感到内心的不安。”整个会场突然安静下来，似乎热情突被冷却，我也感到非常尴尬，却不知怎样说才能化解这意外的困窘。也许有人会认为田中迂腐到不通人情，但我深信他的诚挚话语完全发诸内心，尽管对欢乐的宴会显得有些“搅局”。
由于多年相知，我能理解田中当时的复杂心情。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噩梦所困扰。正如《战争·科学·人》的前言所说：“我出生于1922年。1931年9月，由日本关东军在满铁沿线柳条沟阴谋挑起所谓‘满洲事变’时，我刚刚8岁，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1937年7月，在我14岁中学三年级时，又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从而使‘满洲事变’以来的中日战争，扩及到整个中国。”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1943年12月，考进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还不到一个学期，便被征召到陆军服役。1944年9月由大阪出航开赴前线，在航程中几乎每夜都受到盟军鱼雷攻击，载有数万士兵的17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到达马尼拉时只剩下3艘。由于盟军飞机轰炸猛烈，田中又于这年12月登上由12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在仓皇逃跑的航程中仍然不断遭到鱼雷攻击、飞机轰炸与炮舰追击。好不容易在1944年除夕的凌晨逃进台湾高雄港，整个船队又只剩下3艘。直到1946年初春才从台湾到达和歌山县的田边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回到东京大学继续攻读东洋史。
从21岁到25岁，田中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日本侵略军队中度过。但这一期间他所“目睹的惨状，饱尝的痛苦和污辱”，连他的家属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其所以长期缄口不言，一是感到自己的痛苦经历与牺牲了的战场伙伴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再则是又担心说起这些悲惨往事时会被别人认为有意夸张。但是到了1978年8月，他终于公开“倾诉”了，在《历史评论》第340号上发表《战争体验与历史的经验》。他认为：“即使可以不谈自己个人的体验，但是‘战争体验’是非谈不可的。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一种反攻势力的进攻。……之所以产生这种对于战争感受非谈不可的心情，是由于意识到在以后的日本，谈战争体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后，田中先生便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反对右翼势力和文部省教科书歪曲历史真相的正义斗争。1982年11月，他在《历史评论》第391号上发表《从“侵略”到“进出”》一文，公开谴责日本文部省设置教科书调查官，不断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政治干涉”，力图淡化日本对外侵略的罪行。田中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曾经参与日本国内教科书编纂工作，所以对于这种强制性的“政治干涉”更为反感。他悲愤地指出：“文部省纠弹‘可忧虑的教科书’，大声疾呼人性与道义教育；可是如果借‘更客观’为名，将人性从历史中抹杀，就是对人类和人类历史的一种冒渎，其对历史教育所带来的颓废，将是无法估量的。”同时也反躬自问：“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原本不应受到科学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的人，不也就在检定制度下，违背自己的意志或为教科书执笔，或从事教育，因循以至于今日？如果再屈从于文部省的这种‘历史观’，身为历史教育家或研究者，不但不能负起社会的责任，而且对于亚洲各国人民和未来的日本人民将会不期然再次扮演加害者的角色。”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语言，反映出他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所以他在1997年岁末忘年会上的讲话虽然略显唐突，但是大家对他的心情却是都能理解的。
这么好的老人终于在去年匆匆走了。就在此前不久，他还与我就《战中战后》一书出中译本问题与我多次通信，丝毫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离开人世。他在临终前的遗书中仍然以此事为念，谆谆叮嘱一定要保证译文的准确流畅。我想，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便是把他这本书（也是他一生治学与做人的总结）译好，把他的一片赤忱奉献给中国的年轻一代。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