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老离开人间已有四年了。他病危的时候，我正在海外，只是在报纸上偶然发现有关他逝世和遗嘱的报道。由于是初次访美，自西徂东，各地奔波，学术活动极为频繁，竟未能对我衷心敬爱的师长作任何哀悼的表示，故今天撰文以寄托深挚的思念。
东老是1954年从广西大学调来华师的。东老就任我院院长，大家都对新的领导寄予很大期望。从历史系师生来说，由于东老是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加殷切地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和教诲。
记得东老第一次在大会上作自我介绍，就“检讨”了自己的名字取得不好：“我叫杨东艹，‘艹’字形体既繁又容易读成‘’，没有群众观点。”平易近人的风貌和妙趣横生的语言，立刻缩短了人们和这位新院长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大家第一个感觉就是来了一位可以信赖而且容易接近的长者。由于时隔太久，我已记不清他在这次会上讲话的全部内容，但对有句话的印象却特别清晰：“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这句话，我以后也曾多次听他讲过，特别是1963年到北京在他身边工作以后，耳提面命，濡染渐深，终于成为我一生服膺的座右铭。它如晨钟暮鼓，时时发我深省，不断勉策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掌握真才实学。
东老在我院任职三年多，即1954年至1957年。但这些年，特别是1956年，无论从全国或从我院来看，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势最好的年代。党委和当时还是非党员的老院长之间关系非常融洽，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较多的尊重，一切工作围绕着教学进行，对中学实际的接触和研究兴味日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动人心，百家争鸣，成果频出，桂子山上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气。东老对师生员工的生活也非常注意，他多年当大学校长的经验之一，就是走马上任之日必定先看食堂和宿舍。当时，桂子山校舍尚属草创时期，他经常提醒有关同志：学校教工在一个单位往往是干一辈子，一家人在这里也往往是住一辈子，宿舍应该盖得稍为宽敞一些，适用一些，使大家得以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叮嘱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老院长的赤诚情意却温暖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大家都为我院有这样的内行领导而感到欣幸。
根据分工，东老负责指导历史系的工作。他很快就同系内许多教师都进行个别谈话，而且谈话前又做过认真的准备，对教师的家庭、学历、经历、专长、特点都有所了解。这样的谈话使人感到亲切，没有拘束，而他也就通过这个途径了解许多系内情况。他的工作很深入，甚至亲自为学生作治学方法报告，使我们大开眼界并且略窥门径。他的态度又很谦虚，有次我们请当时还不过是中年的唐长孺教授作有关科学研究的报告，事先并未通知东老，但他临时闻讯却赶来认真倾听。他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很注意。我那时曾参加时事政策的报告组，他每次见到我总要询问情况并出点主意。
作为学校领导，东老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非常尊重老年知识分子，一到武汉首先就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李达同志。对于我系钱基博老教授，他也是关怀备至，总想尽量发挥这位前辈学者的作用。他对当时正当盛年的张舜徽教授也非常器重，经常考虑如何从政治上、工作上提供帮助。他对青年教师尤其爱护，循循善诱，鼓励成材。我当时才二十多岁，系统教中国近代史不过两三年，而作为老前辈的他（抗战时即在武大任中国近代史教授）却虚怀若谷，常常就一些正在讨论的学术问题征询我的意见。1954年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来汉研究辛亥革命，接着又是波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来我院访问，他总是要我陪同接待和参加讨论，并未因为我的年轻幼稚而有所轻视。他经常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次我偶然在讲课时大口吐血，由于生性倔强，对谁也没有说，只是悄悄到医务所打了止血针。不料几天以后在路上碰见他，劈头就给以告诫：“听说你最近‘失红’，不能霸蛮，工作要有节制。”
1957年夏天，由于工作需要，东老被调到北京任民主促进会中央秘书长（旋当选为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文教），党委和全院师生员工都为这位精通高等教育的老院长的离去而感到惋惜。我也感到依依不舍，但因少小离家在外，缺少文明教养，竟不懂得应该前往送别。可是东老在极端繁忙之际却未忘记给我送来一大箱书，都是他用过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其中有李六如亲自送给他的著作《六十年的变迁》，他还专门用宣纸毛笔为我写了对作者的介绍。这些细微之处都体现着前辈学者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东老慈祥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离开武汉以后，东老尽管改变了工作部门和岗位，但对华师的关怀和热爱却一如既往。只要是华师的人去看他，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接谈；只要是华师托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办到。1963年他根据胡乔木同志的建议，代表统战部与近代史研究所联合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也没有忘记把华中师院列为主要协作单位。正是在这一年，学院把我作为骨干教师培养，请东老帮助联系进修单位。东老慨然应允，并通过组织立即把我借调到北京，先是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参加北洋军阀史料征集工作，接着就参加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具体筹建工作。他对我的业务基础和工作能力可能估计偏高，所以不让我脱产进修，强调工作就是学习。
他对学院和我本人都是极端负责的，把我和刘望龄同志借调到北京决非单纯是使用，而从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早日成材的有利条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言，他不仅为我提供到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大量借阅资料的方便，而且还使我得以与章士钊、溥仪等一大批当事人经常接触，从而增加了许多生动的感性认识。章士钊先生本来是东老的老师，此时又把我当作子弟一般，常常不厌其详地为我说明有关历史情况；溥仪先生则常以幽默的语言为我描绘宫中生活，史学工作者得以与其研究对象共同探究辛亥往事，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以研究资产阶级问题而言，东老不仅亲自率领我们前往天津，查阅商会档案等宝贵文献资料，而且亲自为我们引见全国工商管理局和统战部工商处等负责人，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学习，这些都奠定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东老又通过上述各项工作，给我很多机会向刘大年、黎澍、邵循正、荣孟源等前辈学者请教，他自己也以严谨的学风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不断熏陶着我。东老早在1920年春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十九个发起人之一，此后又长期从事史学与教育工作，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但直到晚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4年中国近现代史学术会议请他作关于社会历史调查的报告，他不仅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而且又重新通读《列宁全集》，并在有关各卷夹上许多记有心得的纸条，在报告前还就若干理论见解询问了我们的看法。这样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
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筹建工作正式开始的一次会议上，作为副主任委员的刘大年同志，讲话中引用了龚自珍的诗句：“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确实抒发了包括东老在内的这些前辈学者的抱负与壮怀。他们从不以师长自居，然而却在比教室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引导着、影响着和造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在新中国史学队伍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倾注着自己的心血。
东老对人极为宽厚，然而却又保持原则性并能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见解。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有时与另一副主任委员申伯老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为历史调查委员会筹建问题，他也曾多次与当时主持哲学社会学部工作的潘梓年同志“吵架”。但是所有这些争论，毫不妨碍几位老人之间的亲密合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在东老领导下工作，马马虎虎是不允许的，但心情却始终是舒畅的。东老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有自己见解的，他赞成周总理在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赞成陈毅同志1963年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却不愿苟同那些轻视以至损害知识分子的“左腔左调”和粗暴做法。他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内，信任和使用了一批在1957年横遭贬谪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并且用推诚相见和平等待人温暖了这些同志的心。他对1963年以后那些实际上是围攻批判的所谓“学术讨论”颇为反感，报刊上点名批判孙冶方、夏衍、周谷城，他偏偏要向我们大谈其过去与这些同志之间的共事与交往，隐约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与同情。“李秀成评价问题”出现以后，他又不断提醒我们：“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阶级斗争。”可是虽已进入中年而血气犹刚的我，仍然不免以文字得罪，被迫回校接受批判，这当然更增加了他的痛楚。后来听说他在中央统战部也遭到批判，罪名是“投降主义路线”，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东老为减轻一大批知识分子所受折磨而付出的代价。
1966年春，他为了使我免于长期沉沦，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这次是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筹备会的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秘书处工作，这使我感奋不已并且重新振作起来。东老虽然年事已高，脑动脉情况又很不好，但仍然是雄心勃勃，和我计议着如何把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恢复起来，并打算把我长期留在北京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简直是天真到了幼稚的地步，对即将风云突变的政治气候缺乏最起码的敏感。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于祖国大地，我们的善良愿望又落空了。我与东老从此隔绝多年，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更大的屈辱与摧残。
好不容易捱到1974年，我被国务院科教组（以后改为教育部）借调，参加《历史研究》复刊工作。一到北京，我立刻去看望暌别已久的老院长。刚走进空空荡荡、光线阴暗的客厅，只听得连声呼唤：“开沅同志，你来了！”东老便踉踉跄跄地下楼来了。我怕他跌倒，赶忙迎上去扶持，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们有多少话欲言又止，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还不允许我们畅所欲言，但不说话也能相互理解。以后我又常常利用假日去看望他，并就一些工作和专业上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对后辈的热情关切一如往昔，曾委托马宗霍先生（章太炎的学生）帮助我研究《书》，又向我介绍自己重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及打算翻译狄慈根《对话录》等有关情况。但是，他对当时的《历史研究》以“评法批儒”为中心则极为反感。东老学识渊博、忠于科学，对所谓“儒法斗争”种种荒诞之处极为愤慨，并且谈到国外一些讥评以说明这是给党和国家抹黑。讲到痛切之处，一向文静的东老往往拍桌起立，怒气冲冲地说：“我要给总理写信，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当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许多报刊都为“四人帮”所控制，“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泛滥一时。东老过去总想留我在北京长期工作，而现在却认为我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一个不适当的部门。每逢我们谈到《历史研究》工作时，他总是摇着头说：“搞不久的，搞不久的。”我虽然还不知道是“四人帮”借“评法批儒”在搞政治阴谋，但东老的教诲却使我的头脑多少要清醒一些。
1975年秋，“四人帮”又借所谓评论《水浒》玩弄新的阴谋诡计，矛头自然是指向病重的周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北京的政治气候又显得极不正常，我借《历史研究》编辑部改组的机会坚决要求重回武汉。离开北京之前，我又一次前去看望老院长。他的健康状况已很不佳，刚从医院打针回来，但一听说我即将离开《历史研究》编辑部，便笑着说：“我早就讲过这里搞不久的吧。”临行依依，他强打精神对我多所劝勉，直到杨师母怕他累倒前来婉言劝阻，我们才握手告别。东老的精神状态仍然很好，一再表示他要在马雍同志（马宗霍先生之子）协助下完成自己的翻译计划。我满以为还有机会再见，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永远的告别。
“四人帮”粉碎以后，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东老的消息。在一次会上，东老居然上台朗诵诗歌，欢庆扫除“四害”的伟大胜利。这位高龄的爱党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心情之空前舒畅，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气氛是息息相通的。这些年，我为《辛亥革命史》浩繁的编写工作忙忙碌碌，除偶尔寄赠自己的作品外未能再次前往看望东老。直到1979年国庆在美国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才发觉自己的疏懒已经铸成终天之憾。二十多年来，东老在我的身上曾经花费多少精力，寄予多少希望呀，而我对他的晚年生活和病痛却是如此缺乏关心。但东老毕竟是了解我的，我们在长期的交往中，除工作联系而外没有泛泛的客套寒暄，除书刊寄送而外没有任何私人馈赠。与今天社会上某些庸俗现象相比较，我们师生之间真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呵！二十多年如一日，紧紧联系着我们的有比物质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情操。在东老的面前，我永远是他的学生，永远向他请求教益。东老对我，除希望我成材而外亦别无他求。在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这种真挚的师生关系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东老是个勤奋工作而又自奉甚薄的贤者，他的谨慎和谦虚也经常为人们所称道。临终遗嘱希望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要把骨灰送到八宝山，正是这种高风亮节的表现。东老逝世后，我没有发过唁电、送过挽联，现在用两句小诗作为我对这位前辈学者的仰慕：
不占人间一土，愿作春雨润新苗。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原题：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怀念老院长杨东莼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