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先生遗著《中国近代史》（简约本）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问世，作为现今仅存的少数受业者之一，确实感慨万千。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陈先生话不多，主要是帮助我选课，但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让我自己随意选定。他给我的印象很像一位冬烘塾师，一袭旧布长袍，还不到50岁就已经“谢顶”，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说来惭愧，我当时三心二意，痴迷于文学写作，并未认真攻读历史专业。所以除听课交作业以外，我从未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向他请教。倒是贝德士夫妇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在家中举行Party，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而且还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览室借阅最新出版的印第安文学书籍。我在金大历史系就读时间不到两年半，加以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与老师关系比较疏远。直到1954年在华中师院主讲中国近代史后，这才感到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的遗憾，并且多次通过信函向恭禄老师请教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日趋艰难，但仍热心为我指点治学门径。
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陈伯达在《四大家族》一书中直指他是“反动历史学家”，恭禄老师在南大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当然批判对象，甚至连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主干课程都不能担任，只能讲点史料学之类辅助课程。他本来是南京地区的知名教授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册《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如钱存训、程干帆、吴天威、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陈大端等，都曾先后受业于他的门下，眼界甚高的顾颉刚也充分肯定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近代史著作。可是，自从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以后，他却始终未能志气发舒，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直至1966年10月病故。人们对此感触颇深，如果仅凭一位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很难认为这种社会是正常的。
不过，“文革”以后情况总算有了明显变化，他的主要遗著陆续出版或再版，学校与社会对他也逐渐恢复了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三四代学人共同努力，编写出版的5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巨著，对陈恭禄先生及其《中国近代史》一书如此评述：“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在涉及现实时，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的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
即令是这么简略而又概括的评语，已经使另一位少数仅存的陈氏弟子茅家琦先生感叹不已。他在2007年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的《百年研究成就的总结——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笔谈稿》一文，着重指出：“我个人认为，这一段分析是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深入考察的结果，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出这本书作者对百年来近代历史著作的总结是科学的，因而具有学术价值。”我也同意上述评语“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历史学者现今对于陈恭禄其人其书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但经过反复琢磨，我觉得这些话语多少有些类似干部鉴定或平反结论的套话，说白了就是还有若干阶级斗争与政治挂帅的痕迹。
实事求是地说，陈恭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不大过问政治的旧式学者。不幸却被曾经红得发紫的“大理论家”陈伯达随意给以政治定性，才给他带来后半生那么多政治苦难。根据我的记忆，无论课堂内外，他都不谈政治，更没有发表任何政治主张。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可能有拔高之嫌，因为无论在理念上或行动上他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我的印象里，与其说他是自由主义，不如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他对人口问题极为重视，不仅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动乱之源，而且身体力行服膺节制生育。每逢海外节制生育专家来南京演讲，他必定前往聆听，而且确实只有一个独子。金大历史系学生人数很少，1948年前后不过30多人，但却是藏龙卧虎，好几位重要中共地下党员都栖身于此，学生运动的骨干更多。陈恭禄、王绳祖相继担任系主任，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但从未给以任何干预，师生关系颇为融洽。政治归于政治，学术归于学术，对学术人物何必人人事事都与政治挂钩。解放前夕，由于对共产党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恭禄老师曾有过离开南京以避祸的想法，经进步学生私下劝慰后终于留下来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继续服务。但他却未料想到，此后竞被迫离开自己平生所最热爱的中国近代史课堂。
说他“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其实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他在金大教书，但也曾经在武汉大学、西北大学教过书，其服装、言谈、举止与一般国立大学的老派教授没有什么差别。他能够运用外文资料，但从未听到他讲英语。作为贝德士的早期得意门生，他确实受到西方某些史学影响，但也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史学模式，顶多只能说是略具现代化意识，并且运用若干现代化话语而已。有的论者把他与蒋廷黻并列为以“近代化话语”陈述中国近代史的先驱，可能有些“溢美”。但他对贝德士感情较深，因为贝德士是他的亲密业师，也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创办者。他在学生时代开始撰著的《日本全史》，就是由贝德士执笔作序，贝德士为他和王绳祖的成长倾注大量心血。他在1948年前后的家信中，说自己心甘情愿牺牲自己，轮换讲授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而又缺乏师资的课程，让陈、王分别成为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的专家，而自己却成为没有什么专长的“万金油”。1950年由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贝德士被迫离校返美，在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声中，只有王绳祖、陈恭禄等金大历史系教授为这位美国老师举办送别茶话会。当然，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难免为此付出代价。
说“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这恐怕也说不上是教会大学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本来就是欧美式民主而不是俄式“民主”。全国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除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外，一般稍有进步意识的高校师生，大多想念的也是英美式民主，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国立大学莫非如此。硬要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单独与教会大学挂起钩来，最早恐怕是受了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刊载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一文，曾经提及一段往事：1950年7月，苏联哲学家尤金作为斯大林私人代表来到北京，10月9日至12月3目至外地考察并举办座谈会，借以了解中共政策走向与社会状况。1951年1月20日，尤金向斯大林报告，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二类为愿学马克思主义但所知甚少的知识分子；三类为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指出，第三类知识分子“几乎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并且不想承认马克思主义”。还怒气冲冲地批判说：“我在杭州和广州的传教士大学遇到过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公然认为，美国的文化是最高水平的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这种‘文化’。他们就是以敌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方式培养大学生的。…‘我无法判断，有多少所传教土大学在培养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它们培养的是共产主义的有文化的敌人和新中国的政治反对者。”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同意郭沫若副总理提出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报告，确认这些都属于美帝“文化侵略活动”，应“实行完全自办”，必须“把一百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教育部随即于1951年1月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决定由中央政府完全接办。中国教会大学从此绝迹于中国大陆。
尤金所说的“第三类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看作就是毛泽东所耿耿于怀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共识可以看作向苏联“一边倒”国策确立的思想基础之部分内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个人履历表上的教会大学之前规定要加“伪”字，可能正是与此有关。我一贯拒绝填写“伪”字，因为同在南京且为国民党直接统辖的中央大学反而无需冠以“伪’’字。而恰好在南京沦陷期间，汪精卫政府霸占了金陵大学校园并且建立名副其实的“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外留守人员从未向日伪屈服，并且一直为救援南京数十万难民作出卓越贡献。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并非仅仅存在于教会大学，国立西南联大此类重要代表人物更多。陈恭禄也不是什么合格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却偏偏要为教会大学受更多的牵累，直至身后还为此受到某些学界人士不必要的联想，真是时也，命也！
恭禄老师学术上早有所成，1933年8月至1936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即曾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等多种课程，而且都是用自己编写的教材。当时，中央大学教授萧一山凭《清代通史》上、中两卷声望正隆，得到蒋介石的赞誉并资助其赴英国游学。恭禄老师如初生牛犊，率先向这位如日中天的权威挑战，从1932年到1934年不断在《大公报》上激烈辩难。陈所批评者多属晚清中外关系部分，问题涉及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萧一山虽然多所反驳，但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此乃自身清史巨著的软肋，所以1934年结集双方辩论文章，经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这既体现萧氏的豁达大度，也可看出陈氏的执著真率与书生本色。也正是在1934年lO月下旬，陈先生应邀在武汉大学总理纪念周上演说，题目是“教育的功用”，其中已经提到基础知识广博的重要：“如学历史的，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必当学过。”他认为“教育不是灌输知识，乃是要有判断的能力，对于一个现象或问题，将其分析，辨别轻重利害，有个适当的解决”。他还奉劝学生要有“虚心与自信心，近代学术发达，但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限，研究学术的人，必当虚心。遇着困难的问题．须请教前辈，逼有错误当即承认。错误是人们不易免去的，护短辩护，是学术进步的大阻碍。如同我们研究中国近百年史，近几年来，公布了不少新史料，许多重要史迹的叙述必须修正；如有其他重要史料的发现，我们仍当虚心地改正。关于自信心，就是利用科学方法，继续研究一个问题，必有相当成绩，无庸怀疑的”。演说的结尾，再一次谆谆嘱咐学生：“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古人不同。应付新时代的问题，研究学术的方法，必须根本转变。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当有判断力，应付或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事变。”
上述这些史事，都说明恭禄先生虽然外貌好像一位冬烘塾师，其实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谨严的新型学者。但是，他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的南京与改制以后的南京大学，却苦于无力“应付或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事变”；特别是对于无止无尽的批判与压抑，他只能保持沉默，无法像当年与萧一山之间那样激烈争辩。因为在“新时代”他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与能力，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明年是他的110岁冥诞，出版《中国近代史》就是最好的纪念。
师恩难忘，书不尽意，即以此怀念之文代序。
学生章开沅己丑暮春于实斋
（此文是为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简约本）所写的代序。该书因故未能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录于章开沅《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