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增平走了，一晃已是四年，曾经享誉海内外史学界的“林章配”遂成历史陈迹。
自从1976年以来，我们曾经合作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合作创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合作编辑《辛亥革命史丛刊》，合作举办一系列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在长沙举办的青年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合作培养青年教师乃至博士研究生，合作编辑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辛亥革命续编》……我们合作做过的事情，加上我们打算合作做的事情，简直可以开出一张很长很长的清单。如果不是病魔夺去林公的生命，我们还会继续合作下去。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的内心经常洋溢着幸福感，正是因为自己在海内外拥有如此众多相知甚深、合作甚密的同行师友。但相较而言，与我相知最深、合作最密的同辈学者，还得首推增平。这不仅是由于地区邻近，志同道合，而且还由于在性格上也可以互相补益。所谓性格互补，并非只限于通常所说的个性，还包括学术风格与路径。林公憨厚而我豁达，林公扎实而我开放，林公长于细密而我追求宏观，林公旧学根底深厚而我略知西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们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表述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他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略近于“李胡配”（李时岳与胡滨）的观点，我则对此始终有所保留。他一直坚持中国资产阶级的传统阶层划分，我则早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常侧重史料考订，我则更为致力理论诠释。他的论著端庄凝重，条分缕析，而我则行文不拘一格，间或流于偏锋。但我们在长期的合作中，却能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求大同而存小异，有争论而不伤和气，所谓和而不同是也。
我经常有此感觉，虽曰互补但我受益更多。因为我个性比较急躁，而林公的沉稳常能弥补我的缺失，无论在学术工作或人际关系方面都是如此。《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团结协调，常为学术界友人所称道，我认为林公的诚朴宽厚起了很重要的表率作用。我还记得，在《辛亥革命史》定稿初期，由于书稿各章原来分别由多人执笔，风格既不相近，成熟程度亦不尽同，统稿的工作量相当繁重。加以当时我突发高血压病，经常处于晕眩状态，他的负担更为沉重。但他毫无怨言，整日埋头伏案，或通盘审度，或逐字逐句修改，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第一卷的定稿任务。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林公自始至终专心致志、呕心沥血，这三卷学术专著是很难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如期出齐的。但他从不以此居功自傲，只是默默做自己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情，毫不计较个人的劳累与得失。
当时，《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只他一人具有副教授职称，所以我们多以“教授”称之，但这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亲昵，正如大家称我“章总”（借用电影《创业》中的称呼）一样。增平属于外朴内秀类型，表面似乎迟钝，实则大智若愚。平时埋头工作，少言寡语，但每逢疑难问题，大家计议未决，他却能不慌不忙“挤”出三言两语即能“点化”。大家在倾服之余常恭维他“老谋深算”，其回应也无非是憨厚的微笑而已。但增平并非毫无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忙里偷闲也爱喝酒聊天，哪怕是坐在一边执杯啜饮静听别人胡侃，他也自得其乐。更多的时候是临睡之前，摸出花生少许，剩酒半瓶，自斟自饮，有时也赠我半杯，聊以相伴。这时，也只有这时，他谈兴最浓，中外古今、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尽管“语速”仍较迂缓。我们的相知甚深，多半是通过这样的深夜倾谈。那时编写组成员分卷集中定稿，我们两人则是每卷都必须参加，而且又常常住一间房，因此交谈的机会最多。“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今已无从重温此种乐趣矣。在我的记忆中，增平也有偶尔“狂放”的时候。那必定是三五酒友相聚（我不属酒友之列，因水平太低），畅饮尽欢，不拘形迹。有次他突然引吭高歌，并以筷碗击节，颇有韵味。原来唱的是1906年萍浏澧起义时当地会党所唱民歌，大家都赞赏不已。但此歌也只唱一次，以后再未听他唱过。有次与日本辛亥史专家中村义等餐叙，我们都鼓励增平献此歌助兴，虽经多次鼓掌敦促，他仍金口难开，唯以微笑示歉而已。
我很早就知道湖南师院有林增平其人。那是由于1956年教育部曾颁发一个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草案（高师系统）。以前我曾因偶然的机会列席大纲草案的小型讨论会，但并未下功夫根据大纲编写教材，好像其他参加过讨论或没有参加讨论的同行也没有这样做。唯独增平遇事特别认真，结合教学边讲边编，一丝不苟地据此大纲编成一套教材。1958年修订后经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问世，遂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大学教材。此书颇受海内外学者欢迎，不断再版，使增平成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中国近代史学者中的首先脱颖而出者之一。但当时由于政治运动很多，领导也不鼓励校内外学术交流，所以我与增平顶多只能算神交，并未见过面或通过信。
直到1961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我才有幸见到增平并略有交谈。当时我们作为东道主，承担繁重的会务工作，分别接待各省、市来的众多专家学者，所以很难与某一学者作深入攀谈。加以京沪等地的青年俊彦见多识广，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者尤多，像增平这样寡言近乎木讷的学者就多少有点被冷落。但他那谦虚谨慎、沉静深思的学者风貌，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次会后，我与外地学者的联系略有改进，但除非有紧迫的工作需要，一般也没有书信往来。1963年以后，由于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并参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与京津一带学者交往渐多，有些遂成为相知日深的挚友，但与近邻长沙的增平仍然没有互通音信。“文革”开始后，增平成为湖南省首先被揪出来的“三家村”头子，我也成为本校的重点批斗对象，彼此更是互相隔绝。1966年秋冬之交，曾经领导各高校“文革”的工作组被定性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由工作组一手炮制的“革委会”顿时流于瘫痪或半瘫痪，而造反派各山头又互不相服，文攻武斗日益激烈，学校成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批斗对象反而稍得宽闲，因为暂时被弃置一边，根本无人过问。有天下午，我到武昌大东门附近购物，突然在马路对面众多行人中发现增平，他也发现我并招手示意。但我并没有停留，他也匆匆走过。因为我们这些批斗对象自觉低人一等，已经习惯于人前低头过，免得招惹新的是非。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不满于横遭批斗，进京告状想讨个公正说法，据说他在长沙还参加了某个造反派的联络站。我觉得增平太认真也太天真，在那种混乱局势下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而增平却笑说当时只见我面无人色，低头走路。这倒是事实，因为当时我的确心灰意懒，从不主动向别人打招呼，以免招来白眼自寻没趣。但增平也正因为有这一反抗举动，回长沙后便遭到“革命群众”更为残酷的批斗，甚至在饱受毒打以后还被踏在地下，连门牙都脱落两颗。当然这都是“文革”后听增平说的，边说还边张开嘴，指点着让我看那两颗补上的假牙。
我与增平的重逢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而且这次重逢又成为我们在学术事业上携手合作的起点。1976年夏秋之间开始工作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最初并没有增平，因为感到他的目标太大，害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烦。但随着编写工作的开展，深感有增加一位富有经验的主编的必要，经与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商量以后，由他到湖南向有关方面疏通，让增平参加并主持编写工作。言椒颇为精明能干，居然说通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可能人民出版社这块牌子也起了某些作用吧。当时增平还没有完全解放，仍然在乡下茶场劳动“锻炼”。记得他初次赶来参加编写组会议，穿的还是带有尘土的劳动服装。但无论什么处境，增平的人生态度都是极端认真的，他讲炒茶经验头头是道，大约炒茶的时候也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吧？同样，他一来编写组便投入全部身心，迅速调适自己并恢复了学术研究的态势。没有任何客套，更没有任何推脱，仿佛我们原来就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这才真正是天生的投缘！
与千千万万其他人文学科学者一样，我与增平都是在“文革”以后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1976年到1990年，仅我们直接合作的主要工作已如上述那么多且富有成效，而两湖地区年轻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群体的崛起，也渗透着我们两人的心血与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合作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辐射到全国，其影响且已为众多海内外同行学者所认知。但就正常的人生来讲，这毕竟是晚开的花朵，虽然绚丽，终究不免过早凋谢。1990年夏，我浪迹海外，虽然友情依旧，但已无法继续合作。稍后他又身患不治之症，还未等我从海外归来就匆匆离开人间，真是时也，命也！
多年以来，我常对友人说，林公必定高寿。不仅因为他有长寿型的亲缘背景，而且他的相貌、体型、体质都具有长寿特征，加以沉稳憨厚，性情温和，对人宽宏，都增添了我对他健康的信心。我从未想到他会先我而去，深愿归国以后继续发展林、章合作的新局面。但人事天心终究相违，更为密切而又辉煌的合作只有寄希望于我们湘鄂两地的门人。林公死后，我在内心经常有一种想法，即他在“文革”期间身心受摧残太深，甚至在“文革”以后也继续为“左”倾残余影响所困扰。林公自律甚严，待人厚道，加以性格比较内向，有委屈都憋在心里，难得有宣泄的机会。郁结既久，自然会诱发疾病；否则以他平日体质之健旺，何至如此匆促辞世？
谨书此文，作为对亡友的永远追念。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