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与陈庆华，对我来说，都处于师友之间，一向以学长视之。
1956年暑假，学校让我到北京参观学习，并顺便购买历史博物馆编制的一套中国近代史图片。1949年南下以后，我一直僻处武汉，与外界颇为隔绝，又是第一次到首都北京，所以事事都觉得很新鲜。当时教育部正在召开师范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到会者限定为副教授以上，因此只有少数人参加，其中便有陈旭麓。我刚评上讲师，当然不够资格，但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承担，我又恰好借住在该校招待所。承蒙陈桂英、龚书铎的帮助，让我们非正式地列席此次会议。
我早年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又是第一次列席这样层次的会议，所以颇感拘束，只是默默聆听王仁忱、孙守任两位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倒是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的魏建猷怕我冷落，满面春风地给我送来一杯茶，使我受宠若惊，反而更加忐忑不安。会议休息时，陈旭麓热情地邀我到他房间小坐，问长问短，并鼓励我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天会议讨论的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恰好我已做过一些研究并写过一篇论文，所以复会后便鼓起勇气参加讨论。当时“双百方针”刚刚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又是争鸣的热点，所以讨论相当热烈。会后，《历史研究》发表了我的论文摘要，使我深受鼓舞。
20世纪50年代不像“文革”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很少开什么全国性学术会议。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下，报刊上学术讨论曾经热闹一时，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接着又是1958年“教育革命”拔白旗，史坛一片冷寂，同行之间连书信往还都极少。直到1961年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才再次见到旭麓。他与夏东元、胡绳武、金冲及等已有辛亥革命方面的论著多种发表，是会议上的热点人物，但他们对我这样后进地区的后进分子却颇为提携。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在大会宣读论文，他们都很高兴，旭麓连说：“这是我们上海代表提议的。”我自然非常感激，但由于会务工作繁忙，未能与他们深入交谈。
我与旭麓交往比较密切是在“文革”以后。他对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的编写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活动非常关心，虽然并未给以顾问之类名义他却每会必到，并且提出许多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也常请他为学生演讲，他也有求必应，尽管那浓重乡音很难懂，需要找人不断写黑板或“翻译”。老实说，我对“文革”前的旭麓文章并不喜欢，觉得大多较为平淡且无新的突破。但“文革”后旭麓的思想和文风都大为解放，几乎每篇文章都闪烁着思想火花，常能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等等，因此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众多青年学者、学生的热烈欢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研究的层次也进一步提升，思考得较多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陈代谢问题，因此他的文章便增添了哲理性，更加耐人寻味。但他却很难专心致志撰写自己的学术专著，因为对青年太热心，凡有求上门的事，如审阅文稿、参加会议、做学术报告等等，几乎来者不拒。我每次到他家中叙谈，总是看见书桌上堆满四方八面送请审阅指点的文稿书稿，好像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旭麓又特别认真，对送来的稿件一丝不苟地阅读，并且提出详尽改进意见，有时还亲笔为之修改。为培养青年一代学者，真不知耗费多少心血！
但他在华东师大的处境并非甚好。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太多，同事之间几十年相处，难免相互磕磕碰碰，特别是“文革”期间派性斗争反反复复，弄得人际关系紧张而又复杂。旭麓不幸也卷入漩涡之中，而且在“文革”后继续成为有些同事揪住不放的攻击对象。其中是非曲直外人不得而知，他也从未向我谈过这些内情，倒是与他对立者有时向我透露若干情况。我过去的学生谢天佑是同情他的，经常为旭麓鸣不平，但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也是我的朋友）便怀疑我是否偏袒旭麓。自1981年以后，我与许多外地友人一样，把华东师大历史系视为是非之地，每到上海宁可借宿复旦或上海社会科学院，借以避免不必要的猜疑。1983年，我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工作以后，了解有关情况稍多，觉得旭麓确实有点受压抑。例如，他新中国成立前即为副教授，但在1981年我们这些晚辈都提升为正教授后，他却迟迟未能晋升。再如，他本身的学术水平与培养人才之众多，早就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充分肯定，但却迟迟没有取得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在评议组内，戴逸、张岂之等常与我议论此事，都认为不应该以个人恩怨与历史陈账干扰职称与学位评定工作。若干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大量努力，学位办公室对此也有相当理解，但阻力毕竟很大，干扰纷至沓来，直至旭麓猝逝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旭麓死得过早，过于突然，但我不认为是由于郁郁不得志，或是受了什么闲言碎语的极大刺激。他相当豁达且意志坚强，并非斤斤计较的心胸狭窄者。尽管我已负责评议组的召集工作，但他从未向我有所申诉，也从未托人对我有所影响，完全听凭评议组的客观判断。每逢有人谈起这些事情，他多半一笑置之。他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对青年更充满爱心，头脑里已经容纳不下个人得失的考虑。死前那几年，他到处开会，到处作报告，发表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而家中书桌上还有那一摞摞永远看不完改不完的年轻人写的文稿书稿。他已经做得太多太多，他还想做得更多更多。他是太累了，太累了，非常非常需要休息，而永远也得不到休息闲暇。只有死亡才能强迫他休息，赐以永远的安眠，何况又几乎没有什么痛苦，这是他的幸福。旭麓生前，我常以四川新都宝光寺一副对联劝慰，那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如以不了了之。”这死大概也就是不了了之吧！佛理深邃，佛法无边，阿弥陀佛！
旭麓死后，上海史学界曾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有许多满怀深情的悼念发言、悼念诗文，还出版了厚厚的纪念文集。他的未竟之大作（《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陈代谢》），也经由弟子们的认真整理而正式出版。奉献终身，生死无愧，旭麓可以安心永远休息了。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