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跨世纪的文化巨人，梁启超的贡献和影响几可称“无远弗届”。在“西学东渐”的19世纪晚期，在“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梁氏就有不少重要思考和言论，对同时代人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以此视角解读梁启超，对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在当下思考与科学有关的文化问题，当有启发意义。 ——编者
梁启超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一直倾心于西学。在清末，他通过自己所办的报刊大力介绍和宣传西学，其中自然包括西方的科学。但也正因为其精力所注在介绍与宣传，所以，也还未曾明确地形成他自己特有的科学观。真正表现出他的科学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主要有三篇著述，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欧游心影录》的《科学万能之梦》一节；二是1922年他在科学社年会上的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三是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所发表的《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仔细分析这三篇文章，可看出梁氏对科学的看法是有所变化的。
在《科学万能之梦》一文里，梁氏因受欧战大破坏的刺激，尤其是受到他所接触到的西方一部分思想家、学者的悲观情绪的感染，他着重指出科学大盛行，造成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缺少了意志自由，使人们多少丢失了善恶的责任感，引起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重冲突。在他看来，科学不能不对大战的灾难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过信科学万能”，是一大失误。他借西方人之口说出“科学万能论破产了”。不过梁氏终究是一个有理性的学者，他特别声明一句：“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这就是他1919年冬天，根据对战后欧洲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篇讲演里，他的基调颇有些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德赛二先生在中国似乎是最受敬仰的两个偶像。从笼罩在一片悲观气氛的欧洲回到新思潮狂飚突进的中国，梁氏对科学，即赛先生不觉间增加了几分敬意。况且，他讲演的场合是科学社的年会，他的听众都是科学家和一般敬信科学的知识分子。所以，梁氏在这篇讲演里，正面地讲述他对科学的认识，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严厉批评了中国人以往对科学的误解和曲解：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以为只是形而下的器艺之学；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以为科学仅仅是指科学所造就的种种结果，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强调凡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的。若离开科学精神，任何学问都是做不成的。这是他对科学比较深切的认识。本着这种认识，他又严厉批评了中国人因不能正确认识和运用科学，所以在思想学术上便一直存在着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和散失等五大病症。所以，通篇讲演贯穿着宏扬科学精神的主调，没有讲一句贬低科学或是说科学有什么局限的话。
第三篇《人生观与科学》是1923年5月下旬写出和发表的。是年1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的讲演，宣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将科学逐出人生观之外，遂引起地质科学家丁文江的反驳。张、丁二氏皆梁氏好友。不过张氏早于清末即追随梁启超，其思想与梁氏更为接近，交往亦更深。梁氏此文对二氏皆有批评，其基本倾向是科学只能解决人生大部分问题，一小部分，但却是更重要的部分，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他主要是指情感的领域，如爱憎、审美之类。他认为这类情感，带有不可认知的神秘性。他极强调这一部分对人生的重要。他说：“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他的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观察此后梁启超的言论著述，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科学观的最终表述。
梁氏何以会有这种二元式的科学观呢？
我以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思想的不彻底性。梁氏是一位知识面很广的学者，但钻深研极的著述甚少；梁氏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而其思想多流于常识的范畴，甚少精深的追索。因此，梁氏够不上一个哲学家。
梁氏把科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超过这一范围，科学就无能为力。这等于是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相信有一部分问题是认识永远不可及的，是超科学的。这在哲学上是不可知论的一个变种。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认识不完的事物，决没有绝对的永远不可认识之物。现代心理学、脑科学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梁氏当年以为科学不可及的人类情感领域，有许多方面已逐渐被揭示出来了。梁氏在其《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里，强调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本身的价值时，已很接近于承认科学认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在《人生观与科学》的演讲里，却明确地为科学划定了界限。可见其思想的不能一贯，因而不能彻底的毛病。但梁氏一生，就其主观而言，对科学始终是尊重的。1922年底他成为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成员。在他的引导和鼓励下，他的子女们多半都从事科学工作，且各有所成就，这也可算是一个证明。
文章出处：《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