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将学问作为自己的爱好

“我最擅长的是实证研究。”坐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朱英如此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实证研究就是笨办法,只有搜集的史料比别人多、比别人全面,才能在思考与论证问题的时候,做到跟别人不一样。”

1978年,朱英入学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至今已在历史领域下了整整36年“笨功夫”。在人文学科因无法产生显著“经济效益”而被边缘化的时代,朱英“将学问当作爱好”的坚守更显出人文知识分子的淡泊与可贵。

商会研究是安身立命的课题

“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朱英经常告诫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博士们,“把一个问题谈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你的学术贡献。”显然,“商会研究”便是朱英的“一亩三分地”。1983年,朱英发表第一篇商会研究论文《商会简明章程颁行日期补正》,此后他几乎再没离开这个领域,“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他曾在访谈中这样表示。

朱英与商会史的结缘其实有些偶然,他高考填的志愿是中文,录取时调剂到历史系,在不断学习中慢慢领悟到历史的魅力。1982年,朱英考上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陈辉、刘望龄等教授,“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专业研究”。

当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3个老师只带了4个研究生,并没有分配哪个老师专门带哪个学生,没有统一的课程,也没有培养计划。“上课就是几个人一起,到章开沅等先生的家里座谈,各自谈自己读的书、谈自己的想法,然后由老师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如此自由的教学形式,充分锻炼了学生们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此时,朱英开始窥得学术的门径,尝试写论文,“第一篇论文,章先生帮忙改了很多”。耳濡目染中,章开沅等老一辈学人严谨的治学风气影响了朱英,尤其是章先生倡导的“实证研究下的创新精神”,成为朱英日后的基本治学方法。

1982年,章开沅先生指派刘望龄老师、学友马敏及朱英三人去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这对朱英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苏州商会的档案长达40余年(1905-1950年代初),卷帙浩繁,整理起来是一件需要毅力的事。朱英他们第一次一去就是半年,除了吃饭睡觉就泡在档案馆里。此后他们又多次赴苏,少则几天,多则两个月。整理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常常告诫年轻的朱英,不要急功近利,急着发表的成果不一定好。等到120万字的整理成果《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出版,已是1991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资料集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一时间,商会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此后,朱英和马敏集10年功力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于1993年出版,成为近代商会史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著作,也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内涵。

在商会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的同时,朱英的一亩三分地也逐渐扩展至近代经济社会史、市民社会、商人社团、商民运动、民国自由职业群体等相关领域,由于在商会史这一领域下过苦功夫,转移到其他领域也能得心应手,多有斩获。目前,朱英对商会选举制度、南洋商会史等课题产生兴趣,准备要在这些“别人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全面”的新领域开始自己的探索征途。

年轻时吃点苦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从事历史研究30多年,朱英已有相关著述20余部,发表论文近200篇。“有人问我怎么连着发论文,我说他只看到发论文的时间,却没看到后面做的大量工作。”在颇为高产的学术成果背后,是朱英几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埋首故纸堆的默默耕耘。坚持、吃苦耐劳、全身心投入,这些支撑朱英从事清苦的历史研究的品质在他年轻时便得到历练。

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朱英下乡到武昌近郊农村,第二天便被派去公社(镇)将一担农用物资挑回来。公社到大队(村)有10里路,从没挑过担子的朱英,肩膀被磨得疼痛难忍,又累又渴,不得不走几步停几步。朱英到路边农家讨水喝,村民看到他疲累的样子惊呼:“哎呀,你们这城里娃跑到乡下来做这些事情,真是太造孽啦。”担子挑回村里时已近天黑,肩膀也磨破了皮,但朱英很庆幸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此后,朱英很快适应了农村环境,但他爱好文学和阅读的习惯没变,总是抓住一切空闲读书,成为村民眼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于是,朱英被调到民办中学代课,成了“全能教师”,不但教语文、历史、政治等文科,后来连音乐、体育都教,“除了数学,基本上把所有的课都兼了。”

朱英孤身一人在外,一门心思放在学生身上,不仅协助他们搞文艺活动,课余还一起拉二胡、吹笛子、打篮球、打乒乓球。学生的欢迎,给了朱英很大的成就感,也使他对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有了最初的感悟,“课堂外的接触对学生的帮助更大,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水平再高也当不好老师。”

吃苦干活与担任教师,知青时代的两大经历,使朱英从学校和家庭的小天地中走向社会,接触到各色人等,学会为人处世的技巧,也使他能够抓住“文革”后首次高考的机遇,在别人犹豫迟疑的时候,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扭转了命运的走向。“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吃苦耐劳的锻炼,对于后面的人生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朱英这样总结知青经历对他的影响。

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

1999年,朱英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该所的前身为章开沅先生创立的历史研究所。在章开沅等老一辈学人的身体力行下,历史研究所形成了良好的治学传统。朱英将这种传统总结为高标准、学术坚守、人才培养和研究氛围四个方面。

高标准表现为章开沅先生常说的,“我们要以国家队的标准来进行自我要求”。学术坚守则表现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坚持人文学科的内在规律,既要联系和服务现实,又要努力做到超越现实,留下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学术成果。在后继人才的培养方面,研究所形成了年龄、学历、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同时强调因人而异、扬长避短,各有专攻与团队合作相结合。在研究氛围方面,章开沅先生一不允许学生给自己拜年,二不提倡同事之间互相宴请,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简单纯洁的和谐人际关系,没有矛盾和内耗,就可以将心思一心一意放在研究上。

研究所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使得朱英等年轻学者能够快速成长,也使该所成为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重镇,其辛亥革命、商会史、近代经济社会史、近代资产阶级研究、教会大学史、博览会史等研究,在国内、国际都具备比较高的水平。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五任所长,朱英认为自己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守成和发展”,他要做的是,努力维护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的传统和氛围,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坦率地说,我们所里的老师待遇并不算高,但研究条件好,科研经费充足,关键每个人有自己的成就感。”

朱英从来不给研究所的教师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一定完成多少课题,发表多少论文。可喜的是,研究所已自发形成你追我赶的进取风气,研究人员自我加压的效果比行政部门的量化考核更加有效,不仅比规定的任务量完成得更多,还有不少年轻老师破格评上教授。

现在,朱英最憧憬的生活是,卸任所长以后,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要想把学问做好,就要把学问作为自己的爱好,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这样做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问。”

文/曹世生,摄影/陈希昌,编辑/程秀莉

本文原刊:华大在线-华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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