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宋应离老师相识，是35年前的事情。当年我作为河南大学的学生，刚刚跨进校门。宋老师是当时学校派出的招生老师，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就是宋老师亲自选录的。所以，我们一直对宋老师抱有感激之情。但那只是初识，我真正与宋老师熟识，是15年前的事情。 15年前，我从历史文化学院调到河南大学出版社工作，与宋老师开始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宋老师作为老社长，多年以来，一直关心出版社的建设和发展，关心我们晚辈的思想和工作。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未间断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实践工作。他不仅为出版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并不想过多地从感情层面表述对宋老师八十大寿的祝福，因为宋老师的道德文章，宋老师的学术贡献，是大家所公认的。虽然宋老师没有得到当今不少年轻（不排除年长）学人所狂热博取的各种荣誉光环，但我觉得对宋老师的任何赞誉都不为过，而且这种赞誉在宋老师面前实在显得有些多余。
在宋老师八十寿诞之际，我想说的是，在宋老师的倡导和带领下，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的两大成绩：一是在编辑出版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出版社，我们的学报，我们的史学月刊，以及教学单位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国内编辑出版系统中，都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影响力，通过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河南大学的综合办学实力，成为河南大学创建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学术支点；二是在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中，创建了中国期刊史、编辑出版学、编辑学家研究等几个特色方向，组建了一支学术素养较高的专业队伍，出版了一批基础理论与学术创新研究成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形成了学界所称的“中原学派”。如果用现今大学排行和学科专业排行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的话，我们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和编辑出版实务，其综合实力和学术水平是名列前茅的。这是河南大学的荣誉和骄傲，也是与宋老师几十年来的倡导和推动分不开的。
我一向主张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特别是事关事业发展和学校荣誉的大事，我们不必过于自谦。我们做的是传播工作，通俗地讲，传播就是吆喝。过去我们学会了为别人吆喝，今天也为以宋老师为代表的这一学术群体吆喝一声。我们无愧于这个学科，无愧于这个行业，也无愧于河南大学。
我在青年编辑培训和研究生入学教育时常说一句话：“编辑出版工作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一项事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和行业并不十分看重，认为这不过是为别人做嫁衣，甚至我们自己也有人缺乏自信。其实，人类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成果都是需要经过编辑之手提炼和传播下去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一种学术创新工作。特别是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时也是人心浮躁的时代，思想提炼和文化传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也显得尤为重大。宋老师正是这样一位把生命托付给学术事业的前辈，他几十年来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特别是宋老师曾两次遭受身体上的意外之灾，他不但以超越常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病魔，而且带着病痛之躯，仍然锲而不舍，无怨无悔地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梅贻琦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在河大这汪学术深潭里，宋老师就是这样的大鱼，我们尾随身后，学会治学，学会做人。在此，我还想重复一次上面那句话，并与所有热爱编辑出版工作和编辑出版事业的同人共勉。
最近我比较关注大学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河南大学正是这百年历程的见证。百余年来，中国的大学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为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的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大学发展道路并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要命的问题，是在历代先贤学人身上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几近荡然。港媒评价中国现今的大学为“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河南大学作为百年学府，是中国最沉着而淡定的大学，虽饱经风雨而百折不挠，虽世事浮华而坚守不弃，至今仍然带有浓厚的大学余韵，因为这里曾有一批享誉学界、成就斐然的先贤大师，也有宋老师等仍然健在的前辈学人，他们所代表的学术精神，涵育着河南大学这方学术沃土，河南大学也成就了他们的学问人生。这种精神，是河大之根，是河大之魂，是河南大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晚辈学子们享用不尽的文化甘泉。
因此，我们今天为宋老师祝寿，除了叙说师生之谊而外，还有一层意义，也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弘扬，对先贤学人的敬仰。
祝宋老师健康长寿，祝河南大学“健康长寿”！
（本文为作者在宋应离老师八十寿辰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