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突然驾崩，临终懿旨令载沣以摄政王监国，“重大事件”向隆裕太后请旨。其时中外舆论环境颇有利于载沣，清廷通过合议方式制订摄政王监国礼节，载沣与隆裕达成分别处置国家政事与宫内事件的权力妥协。在台谏势力的推动下，意在掌控国政、兼具立宪特征的钤章署名制得以实施，禁城防卫乃至全国兵权亦收归摄政权力。另一方面，载沣甘居臣位，谦逊处置居所、召对、班见等礼仪问题，淡化皇权威严，符合舆论的立宪期待，同时亦引发礼节不肃的担忧。监国摄政王体制的核心是臣掌君权，易受慈禧遗旨以及皇室权力斗争的影响，载沣后续又未能及时推行立宪政制以消除隐患，宣统朝的亲贵政治与政出多门由此发端。
关键词：载沣；隆裕；摄政礼节；钤章署名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清廷宣告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光绪帝之死因久为学界疑案，而慈禧太后的突然离世则影响更大，尚来不及做出权力交接的妥善安排，即撒手人寰。慈禧先后颁下六道懿旨解决未来皇权的继承问题。懿旨的核心内容如下：（1）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2）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3）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4）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5）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慈禧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6）慈禧病势危笃，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1
第一、二旨在二十日，第三、四、五旨在二十一日，第六旨在二十二日慈禧临终前颁发。这六道懿旨大致确立了未来皇朝的权势结构：溥仪入嗣皇位，其父载沣位居王大臣之首，以摄政王监国，但“重大事件”向太后请旨（何谓“重大事件”却未言明）。
年仅26岁的载沣作为两宫驾崩以后的皇朝掌舵人，并非慈禧临时起意，提前已做布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成婚，三十二年正月长子溥仪出生以后，载沣作为未来执政者的地位日益显现。2慈禧着力栽培载沣，于次年令其进入军机处，3派差查办杨翠喜案，意在考验载沣的政治能力。可惜载沣历练时间太短，不足两年便要掌控朝廷大局。其皇族辈分、政治经验和年岁威望均有欠缺，如何做到上承太后、下驭群臣，并使皇朝顺利过渡到宪政的彼岸，确非易事。
至于未来皇朝的另一要角隆裕太后（即光绪帝的皇后）4，慈禧弥留之际授之以“重大事件”的最后裁决权。且隆裕拥有皇帝溥仪的嫡母名义，地位至尊。隆裕与载沣的关系，既为君臣，又是嫂叔，在皇朝礼法中占尽优势。刚过去的同治、光绪两朝，又是太后垂帘听政、训政的体制，历史惯性利于隆裕参与政权。在王大臣方面，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结合，构成绝大势力，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张之洞乃至台谏清议亦各有盘算和话语权。
溥仪继位时未足三周岁，如何妥善安排监国摄政王载沣与太后、皇帝乃至群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名分礼节，成为清廷亟待解决的难题。随着溥仪十一月初九日提前登基，监国摄政王体制势必迅速建立。为此，隆裕、载沣和诸王大臣、司员利用一月之期，通过合议方式制定摄政礼节，初步达成宣统朝政治权势的分配与利益妥协。本文通过重建监国摄政礼节条文形成的前后语境，分析各方势力的政治思虑和得失利害，希望能推进对于政出多门的宣统朝政治的认知与理解。5
一、“监国摄政王”新制的出台
清代在宣统朝以前，存在过三种非皇帝亲政的临时体制：亲王摄政（顺治朝睿亲王多尔衮）、顾命大臣联合辅政（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大臣、咸同之交肃顺等八大臣）和太后听政（同治、光绪初年慈禧、慈安共同听政，慈安逝后慈禧单独听政、归政以及戊戌后训政）。6按照慈禧懿旨的权力安排，载沣作为皇帝本生父，以摄政王监国，似近于亲王摄政体制。但其最后懿旨，命载沣有“重大事件”须向太后请旨，则仿如肃顺等八大臣与两宫太后短暂共治之故事，甚至要考虑太后听政体制的因素。因此，宣统新朝的监国摄政王体制必是先因后创，自成一格。
御史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述了“监国摄政王”安排的出台缘由：
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7
可见两宫临危定策的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极为关键。其晚年幕僚许同莘指出：“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8慈禧鉴于为同治、光绪帝承嗣的需要而立溥仪，张之洞却出于“国有长君”的考虑，力主给予载沣秉政大权，故有“摄政王”叠加“监国”名义的提议。9但慈禧私心作祟，先是诏命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欲自为太皇太后继续秉政；到次日自知不起，乃变为载沣裁定“军国政事”、“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之法。两旨虽兼用“监国”“摄政王”名义，实质均未授予载沣君主全权。
特别是载沣必要时就“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之诏尤为关键。根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此为慈禧最后发出的懿旨。10军机章京许宝蘅日记称：“至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两年后补记：“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世续）、张（张之洞）、鹿（鹿传霖）、袁（袁世凯）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11可以想见，载沣须就“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乃慈禧弥留之际做出的重大决定，却不无私意，12为后来政争埋下伏笔；而文字措辞则由世、张、鹿、袁四军机斟酌商定，庆亲王变劻和载沣以避嫌并未参与。其中“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一语，在程序上确保载沣垄断隆裕的懿旨发布权，以尽量减少对于载沣施政的干扰。
问题在于，以“摄政”兼“监国”的决策过程极为仓促，一旦细究，易起争议。时人亦莫名所以：“其殆以摄政王为爵位，以监国为职权乎？煌煌巨典，为古今中外之创举。”13从儒家经典与历朝史事看，“摄政”与“监国”在名位上存有本质区别。《左传》论“大子（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14故监国历来为太子之事，如明朝太子朱高炽代其父朱棣监国。15关于摄政故事，最著名的则数以王叔之身辅助年幼成王的周公，以及清初辅佐顺治帝定鼎中原的皇（叔）父多尔衮。相较于“监国”名义，“摄政”更适合载沣与溥仪的血缘和政治关系。
“摄政”兼“监国”在西说亦不可通。《大公报》发表“论说”，指出“摄政”与“监国”于西法有“法定代表”与“委任代理”之别，“摄政为宪法上特定之机关，而监国乃君主委任之机关，二者之不能同时设定，为各国宪法之公例也”。特别是“摄政”有宪法上的权力保障，而“监国”只是君主自由选择的结果。此前三个月，清廷刚刚宣布九年筹备宪政之期，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可惜不能未雨绸缪，定立“摄政”或“监国”的规定。作者提醒“将来宪法颁行，垂为定制，其于此二者之间不可不加区别”，16暗喻宪法可为摄政权力制度化保驾护航。
据闻载沣爱读《大公报》，17又极注重外交，自然留意到“摄政”与“监国”在西说的冲突问题。报刊揭载之内廷消息指：“监国摄政王应译为监理国政字样。日昨内阁满票签处翻译官竟将监国字义译为署理国政字样。摄政王以名分攸关，不容稍涉含混，颇为不悦。闻内阁已另行改译，并拟将翻译错误之员议以应得处分。”18在西方国家，摄政“监理国政”有制度保障，监国“署理国政”属于临时性质。载沣更属意前者，因此明确自称为“本摄政王”，同时删除群臣所拟的“本监国”称号。19西人舆论稍后皆称之为ThePrinceRegent（摄政王）。
如此，则按摄政之说，仿效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的摄政祖制，似乎顺理成章。如御史俾寿适时进呈洪承畴奏对多尔衮的笔记，建言“是我皇上既可继述世祖章皇帝之心传，而我监国摄政王尤可媲美摄政王之伟烈”。20问题在于内阁官员遍检库藏顺治初年摄政典礼旧档不得，内容不得其详。21而且多尔衮的个人历史与政治评价甚为复杂，颇具争议性。其人权倾朝野，传闻与太后成婚，暴卒后被谥为“成宗义皇帝”，不久被控谋逆，罢官夺爵，直到乾隆帝为多尔衮翻案，认可其定鼎中原之功，配享太庙。22载沣更面临筹备宪政、消弭满汉畛域等时代要求，多尔衮似非其愿意或可以效仿之人。另一方面，仿周公摄政亦为不少舆论所主张。惟周公历史相距遥远，不但制度难以考实，而且其“践祚而治”的传闻亦容易引发礼教争议。23再者满汉之争已成舆论焦点，很少看到满人特别是宗室王公提议效法周公，无疑制约了载沣仿周公摄政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载沣亦有意汲取西方宪政经验，授权驻日公使李家驹咨询日本顾问有贺长雄相关问题，包括立宪国的摄政权限、大权及特权的范围，摄政与皇帝的政治关系，祭典、谒见、外交等礼节问题。有贺长雄介绍了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摄政制度，提出西方制度下的摄政于军事、外交、祭典、修宪等权力皆受限制，但也认同中国自有国情，不必全然接受。24李家驹若据此提交报告，似乎不能解决清廷构建摄政制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综合三方面言之，清廷所能汲取的政治、历史、国际资源皆受限制，无法全盘照搬，更多的需要衡量中西新旧，自创新制。
依据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懿旨，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摄政王载沣监国礼节。但该旨是军机拟议后请旨下发的，25显示慈禧已无法指示礼节原则，而军机又因关系重大却未有成例，必须群臣会商方可。二十五日，军机处片交内阁各部院，咨称“俱毋庸会议，限三日内各具说帖，汇交军机处”。26到期未能缴齐，又延迟五日。27如此缓慢的原因，在于各部院令下属司员各具说帖呈堂，既需要逐条辨析，各堂官又各持意见，难以形成本部院的意见说帖。从严修日记可知学部情形。二十六日，各侍郎、丞参便开始议礼。次日，学部左侍郎严修“与瑞臣（宝熙）来署，阅各司局所拟议礼说帖，选择圈识，至晚乃散”。次日又与丞参“商改说帖，至夕乃散”。二十九日，杨熊祥往见严修，“来述荣相（荣庆）之意，拟改两三处”。初一日学部官员群集，“张、荣两相、宝侍郎、乔左丞（乔树枏）咸来署议礼，至暮乃散”。28参事江瀚在日记中指出，当日议礼“仍未决，可谓儒缓矣”。29
十一月初一日，王大臣将各部堂司所议摄政王典礼说帖十四件交下军机处。许宝蘅等章京“分列条目，汇纂一编，再呈堂览”。30初二日下午，会议政务处议决礼节二十八条，“封送枢垣，各军机略加点窜，缮具说帖，面商摄政王，而王又稍有更改”。31初五日，军机大臣交下该稿，“同人分条汇类，令供事清缮底稿，再候张相核定”。32初六日脱稿，初七日将奏请颁定，因载沣尚需修改而未成。33初八、初九日群臣忙于宣统帝登极大典。初十日，宪政馆诸臣终日“商拟签注摄政礼节说帖，日暮乃归”。次日刘若曾、乔树枏、汪荣宝、严修、宝熙、沈林一、吴郁生等人继续草拟说帖。十二日，严修等人“终日在宪政馆讨论说帖中条目，旁夕送内阁”。34内阁在当日午刻便开会议礼，宪政馆的意见勉强赶得及。据恽毓鼎日记所言：“摄政王礼节各画阅字，人给排印礼议一纸（阁臣杂采众议为之）。”35赴会的江春霖则说：“据发印单内开一十七条，近不引国初摄政之典，弗稽前明监国之文，仅就各衙门所递说帖，意为弃取。”36当天的讨论以事前拟定的十七条为基础，群臣只须在赞成之条后署名，事后向摄政王呈递《内阁部院礼节清单》十七条。37
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一月初四日开始，御史、言官、学官等清议势力纷纷上折要求尊崇摄政体制和变通礼节。其中，召见、座位、居处等问题多被提出。载沣除将赵炳麟奏请统帅禁卫军一折交陆军部议以外，统一交由内阁部院会奏。各折、片、呈的具体情形摘要列见表1。
鉴于“廷议纷纭，莫衷一是，摄政王颇嫌烦扰”，38故于十五日发布上谕，催促内阁各部院会议摄政王礼节。39同日，军机大臣再议，“申未始回”。40十八日，内阁、各部院堂官会画奏稿。41次日摄政清单仍“送王阅酌改”，方为“改定”。42据闻经载沣以蓝笔改动数处：“奏牍书写摄政王，原议双抬，改为单抬；每年公费银二十万两，改为十五万两；水陆各军归摄政王统率，改为节制。尚有二处系改字句。”43所改皆为谦逊起见。
表1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上奏监国摄政王礼节事宜各折、片、呈汇总
日期 上奏人职衔 摘要
初四日刘廷琛大学堂总监督摄政王责任重大，宜崇体制，奏陈座位、召见、谕旨、居处四条
初十日蔡金台御史奏陈大祀、座位、召见、谕旨、居处等
十一日赵炳麟御史三请规复署名旧制（折）；请摄政王总统禁卫军（片）
十一日忠廉、陈田、赵炳麟、崇兴、惠铭、徐定超给事中、御史奏陈禁城居住、奏章直达、召见设座等
十四日江春霖御史驳十二日内阁清单七条：禁城护军、私邸谒见、公费、居处、服饰、召见、称谓
十五日史履晋御史呈请常朝礼节、拜跪、奏事各节切实变通，请旨著为令典
十五日叶芾棠御史奏陈座位、居处、公费、书写抬格、禁城护卫等
十五日谢远涵御史奏陈监国摄政首重大权，章奏直达，监察政府，劝勿谦抑
十八日刘廷琛大学堂总监督奏陈视事、居处问题
资料来源：《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5、32-34页；赵炳麟：《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132、1135-1137页；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梅阳江侍御奏议》，第17-21页；《史侍御奏陈朝礼》，《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第4版；《本馆专电》，《新闻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张；《刘廷琛奏监国摄政王视事及居处两处关系尤巨请睿断施行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5-0092-006。
二十日，内阁各衙门正式会奏，诏准《钦定摄政礼节》。颁定之旨声明“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应照所议办理”，44模糊显示隆裕行使了同意权，且不用“钦奉”字样，并未如慈禧临朝之威势。最终钦定的监国摄政王礼节共十六条，总目包括：告庙、诏旨、称号、代行祀典、军权、典学、朝会班次、朝见座位、钤章署名、文牍款式、代临议院、外交、舆服护卫、用度经费、邸第、复政。相关内容绝不止于今人所理解的礼仪，更涉及皇室、政事、军权与外交等方面，体现宣统朝全新的权势格局。
二、载沣与隆裕的权势分野
监国摄政王体制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建立载沣、隆裕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45隆裕才有宣统朝皇太后的权位，但其与载沣的权势分配问题随即出现。为应对恭亲王溥伟等人的异动，禁城住宿人员除照例轮班者外一律清场。但以何名义发布诏令，张之洞与奕劻有不同意见。许宝蘅对此有关键性的记述：“张相谓此件系发端之初，宜再斟酌。庆邸谓此乃宫内事，不能不用摄政王面奉懿旨。”46结果依照奕劻之意，以“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方式颁行内阁。此旨明确隆裕、载沣的君臣地位，后者不能干涉宫内事。随后，载沣穿孝百日，赏贵太妃、贵妃公费银，新帝万寿日期，皆以摄政王奉懿旨的方式颁行。47隆裕挑选这些宫内事似是有意为之，意在明确自己凌驾众人之上的至尊地位。唯独晋封贵太妃、贵妃位号一事，出于隆裕之意，48却以上谕方式发布，乃参照嘉庆、道光、咸丰历朝成例。49
隆裕成为名义至尊的皇太后，本已喜出望外，50初时并未阻挠载沣行使大权。最显著一事，即缺席十一月初九日的宣统帝登极大典。传媒消息称：“嗣皇帝登极，原议请皇太后拥抱登御座，皇太后坚不允从。乃由摄政王在宝座旁扶持，群臣朝贺毕即回宫。”51此外，因为溥伟不服载沣独掌政权，擅称得到懿旨，总理内外丧仪，载沣在隆裕的支持下发布谕旨，告诫皇室宗亲必须遵从慈禧遗命。52上谕明确载沣代掌皇帝的国政大权，地位高于王公百官。53载沣亦着意拉拢隆裕。礼部请示太后崇上“隆裕”徽号时，使用玉册、玉宝还是金册、金宝，载沣准以加隆，使用玉册、玉宝。54反而载沣自我谦抑，所用册宝只是按照亲王成例的金册、金宝。55叔嫂关系表面和谐，有助于达成彼此权力之妥协。
初二日的《会议政务处礼节清单》提出：“遇有重大事件可请太后懿旨。按摄政王见太后自称曰臣，又按何等要重之事须请懿旨，由摄政王自裁定之。”56此条正式确认隆裕和载沣份属君臣，但载沣自行决定何谓“重大事件”以及是否向隆裕请旨。其后根据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提议，十二日《内阁部院礼节清单》改为：“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以谕旨宣示施行。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57善耆的意见被采纳，这条敏感而关键的条款最终就此敲定。较诸慈禧临终懿旨，载沣职权新增“黜陟赏罚”四字，并增入“他人不得擅请擅传”的规定，但“重大事件”仍未明确是政事抑或宫内事。
初四日以后，御史、学官纷纷上奏，旨在尽量保障摄政权力与皇权的合一，暗含防止太后干政之意。其中两点至为关键：一是诏旨发布采用钤章署名制，下节再论；二是载沣入居禁城，并由此牵连出禁城护卫、全国兵权等问题。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首言禁城问题，初四日奏请摄政王乃代皇上行政，居所应与视事偏殿相邻，乃至搬出乾隆帝的御批《通鉴》为据。58此折因违反大丧十五日内不奏事之例而被载沣下旨训斥。59到初十日，载沣仍将刘奏抄交内阁核议。十八日，刘廷琛再行奏请载沣入居禁城，强调此举有“翼圣躬”“尊国体”“肃宫禁”“慎机务”的必要性。60十一日，忠廉与赵炳麟等六名御史合奏，亦有议请摄政王入住禁城的内容。61根据陆军部、大理院及张濂荣之议，十二日《内阁部院清单》已提出“监国摄政王可入居禁中，并择宫廷附近之地东华门、西华门一带别营邸第”。62十四日江春霖上奏附和：“此议甚为周妥，监国摄政王入居禁中，不惟拥护易周，并可省营建之费。惟仍欲别营邸第，则当仿国初摄政王，以示优异。”63尽管群臣纷纷奏请，但入居禁中终未成事。载沣新建府邸在禁城附近，外廷设临时起居之所（偶尔过夜64），但绝不住宿内廷。
赵炳麟谈到：“曾向前大学士张之洞言其利害，力嘱主持此事。之洞谓居内非监国摄政王所愿，臣遂不敢渎争。”65载沣不理群臣吁请，坚持不居禁中，宁可每日奔波于王府与宫禁之间，除了担心人臣僭越的舆论，更是顾忌与隆裕的微妙关系。载沣日记显示，从十月二十三日开始视事，至十一月二十日礼节确定，太后召见有六次之多，其中三次颁下懿旨。66特别是十一月十八日隆裕从益寿宫搬至长春宫，67距离载沣理政的养心殿甚近。养心殿为召见群臣之所，按制只有载沣可以面奉懿旨，隆裕一般不会驾临。但载沣若依刘廷琛之言，夜间亦居住于养心殿附近，与隆裕过于接近，行政恐受掣肘。因此，载沣上午处理政务以后，选择距离大内较远的东华门内三所作为宫内休憩之地（后来设置电报机、翻译和司员，使之成为临时衙署），68夜间返回王府住宿，明显有回避隆裕之意。
当然，载沣亦不愿放松对于禁城的实际控制，部院大臣对此心领神会。十二日《内阁部院清单》根据外务部（管部军机奕劻）和宪政馆参议吴廷燮的提议，建请“紫禁城内值班执事文武官弁兵丁，均归监国摄政王调遣”。69就在前一日，赵炳麟却节外生枝，片奏摄政王应组建并统领禁卫军“以固根本”，朱批交陆军部议奏。二十日陆军部复奏，以摄政王统领禁卫军不符体制，“拟请简派近支王公及谙练兵事大臣二三人，总司稽察守卫事宜”。并请特制双龙合符，阴文合符交值班统领收藏，阳文则由摄政王收存。“遇有临时调遣，发交该营统领等，与阴文合符，照验明白，即时遵行，违者从重治罪。”70载沣准奏，并派载涛、毓朗、铁良负责宫禁防卫。71到十二月初三日政策又变，载沣谕派载涛、毓朗、铁良训练禁卫军，兵员选自各旗，专归摄政王统辖调遣。72据闻“因某尚书从中主持，又经江御侍（江春霖）上折力争，谓宫廷重地不可无专军以资保卫，请宸衷独断而免纷争”。73江春霖更提出，在原议禁城兵丁归载沣调遣一语中，加入“及中外陆海军”六字，“方为不背遗命，亦与立宪国天皇统帅海陆军，摄政以天皇之名行大权宪法相仿”。74稍后政务处大臣也认为“摄政王代表皇上统率全国海陆各军，不特分际适合，并与君主立宪之制亦相暗合，已决议将此条采入”。75载沣接受群臣说辞，果断将军权纳入《钦定摄政礼节》：“皇上有统率全国海陆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所定皇上大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76其后更专颁上谕，明确“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之一切权任事宜，于（朕）未亲政以前，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以合宪法”。77载沣藉口宪法，成功掌握军权，提示这正是打破慈禧临终懿旨桎梏的绝妙途径。
三、钤章署名以行国政
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以发布摄政王谕的方式执政。刘廷琛最早上奏反对沿用旧制，认为“上谕外另有摄政王谕，两谕并出，非辟上之道”，应以皇帝名义发布一切诏旨，明确“监国摄政王所办之事，即皇上之事；所发之言，即皇上之言”。78蔡金台稍后亦提出“睿亲王时或称谕旨，或称王谕，似非统一之道”，现时应“俱恭以谕旨饬行”。79载沣与群臣讨论后颇为赞成，并为明确摄政制度下的政治责任，实行钤章署名制：“凡有谕旨，均请摄政王钤章，由军机大臣署名，然后遵奉施行。至摄政王如有面奉之懿旨，一并由王署衔钤章，军机大臣仍均署名。”80只有钤盖监国摄政王金印、军机大臣署名的谕旨（包括懿旨）方为有效，惟发布懿旨时载沣必须同时署衔、钤章，以表“面奉”之义。
1861年咸丰帝驾崩以后，以同治帝年幼，谕旨下发均须钤盖慈安、慈禧分别掌控的“御赏”“同道堂”印章，“以为符信”。81载沣以钤章行监国摄政王之任，或有仿效之处。十一月初二日的《会议政务处礼节清单》提出：
（1）懿旨由摄政王面请，即由摄政王传布，并须签盖钤章，存储档房，另缮副张颁发他人，不得擅请擅发。
（2）摄政王见枢臣，王正中坐，各军机大臣东西坐，详细讨论，由摄政王裁定，即签盖钤记，另缮副本发出，仍旧传旨、交旨。按前奉慈谕，本有令签押之意。82
据此，所有懿旨、谕旨均实行钤章制，乃得到隆裕之同意，甚至出于其提议。副本发出，原本存档，正是便于隆裕查核。此时尚未见军机大臣署名之规定。十一日，御史赵炳麟奏请以摄政王署衔、军机署名的方式发布一切谕旨，使得军机署名一事得以实施：
至军机大臣寄信交片亦应遵照乾隆时祖制，于谕旨之后一一开具承旨衔名。部院督抚有应具折复奏者，应开写某年月日接到军机大臣某某等字寄，奉摄政王传旨等字样。如此则与祖制悉合，而一切流弊皆可杜绝。83
有学者认为，赵氏意在使军机负担述旨之责，保证摄政王政令畅通，84其说有待商榷。详绎赵炳麟在光宣之际的行事，这已是他第三次奏请军机署名。早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二十三日，赵氏认定军机处旧制含立宪性质，奏请规复乾隆祖制，军机大臣拟旨、荐人均要署名以负责任，皆奉旨留中。85其意一石二鸟，既可装点立宪门面，更能限制奕劻、袁世凯等人擅权弄政。赵氏在光绪三十二年奏陈袁世凯操纵的新官制缺失，明确否定大臣署名制：“我朝名分最严天泽之分、冠履之辨，断无臣下署名谕旨之理，应仍旧称某衙门奉上谕为正。此则名义所在，亦即预防专政之萌者也。”86前后立论相悖，除了窥视舆论风向转变之外，制约政敌之意则无二致。赵炳麟此时第三次奏请军机署名，表面只言规复祖制，实际仍想推动立宪与制约奕、袁。孟森的分析较为清楚：“原炳麟建白之意，援据祖训，即隐寓责任内阁之制于其中。所称承旨人名，当由敕定一人为署名之大臣，则他军机有参与之权，而责有专归，不似前此之易于分谤。”结果却是军机大臣全体署名，“虽署名亦与向来浑称军机处者无别”。87
张之洞视署名制为立宪过渡形态，令幕僚许同莘从中西政治资源中寻找署名依据。据云：“文襄欲博考历代署押之式，自碑板以至唐人告身，搜罗略遍，而其式皆不相宜。”88宣统二年发生弹劾军机案，资政院易宗夔等35位议员联名提出：“现在之军机大臣采用副署制度，断非署名敕尾而已，必当如各国之内阁国务大臣负完全之责任。”89许同莘与汪荣宝因而讨论署名的政治意涵。后者认为“此非负责任，乃防矫制也”。前者补充说：“当定署名款式时，张文襄公曾嘱余考唐人告身，及日本敕书格式。然则署名之义，盖折衷今昔而非全负责任者也。”90可见张之洞之重视署名形式，“负责任”与“防矫制”均在考虑范围，隐约含有向责任内阁过渡之意。
军机章京许宝蘅却极不赞成赵炳麟的军机大臣署名制，在日记中陈述制度源流，详加驳斥：
军机大臣承旨署名之制，乃雍乾时事，彼时军机大臣不同对，故令署名，且惟寄信中有之，至内阁奉谕旨者则不书。后改为第一人署姓，迨阿文成薨后，高宗以和珅望轻，谕令不必书姓，仅书军机大臣字寄，至今相沿。初制亦与西法总理大臣署名有别。今诸议皆请摄政王及军机大臣皆署名，赵又牵附旧制。愚窃以为不然。现今奉旨非写内阁奉旨即写军机大臣奉旨，若以署名负责任之意释之，内阁、军机非皆承旨之人手，非皆负责任乎？徒以署名不署名强分得失，殊属无谓。91
许氏意识到署名提议根本无关旧制，而意在效仿西法。但其认为摄政体制本质仍是载沣代皇帝决定、军机辅弼，所谓署名不过多一番文牍工夫，反而易生差错。新制执行首日即出现署名遗漏的情形。92
就载沣而言，军机署名制寄寓其仿行立宪、同负责任之意，不仅限于形式或如实传旨，因此颇为看重此项新制。内廷消息称：
日前摄政王召见军机时，曾经交谕，略谓现值摄政时代，所有一切谕旨均须钤章、署名，良由重大责任非仅监国一人所应担负。嗣后凡遇谕旨署名，均须详加斟酌。如有不合之处，务必剀切陈奏，另行增删，勿得随声附和，委弃责任，以致贻误。93
当然，载沣的宣示反映军机大臣实际仍唯其马首是瞻。再者，军机虽有不同意见，犹待摄政王裁决。枢臣能否得参机要，仍取自载沣心意。据报载：“除戴尚书（戴鸿慈）之入枢垣曾经密议外，余如廷杰之补法部，葛宝华之补礼部，溥良之外放，事前枢臣皆毫无消息。比至交谕署名时始知。风闻某某两枢臣均有不甚满意之处。”94可知从权势角度看，钤章为实，署名为虚。钤章署名制的实行亦能制衡隆裕，化解“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的慈禧梦魇。正如时论所言：“其明奉母后懿旨时，假使监国摄政王认为不可行，不加钤章，则即不能实行。”95同理，军机大臣亦能通过署名，共同制约隆裕干政。特别是庆亲王奕劻，载沣虽不满其贪贿，却以其皇室辈分、资望甚高，可以约束隆裕，仍授予军机领袖以及责任内阁总理之权。
四、君臣名分与礼仪之争
诏旨发布和军权控制属于国家的核心权力，而礼仪安排更多地反映政治关系。后者的聚讼争端比较多。正如《新闻报》的观察：“其关于非政权者八，办事所也，住所也，邸第也，公费也，服色也，轿马也，称名称官也。而尤以跪见、立见、坐见一端，辩论最力。”96其中最难处，正如法部员外郎吴建三所言摄政礼仪“大旨不外有异于天子，而有别于诸王大臣”，97建构出次于君、高于其他臣子的“监国摄政王”的政治位阶。
十一月初四日，刘廷琛最早奏陈礼节问题，将载沣监国比附周公摄政，但须减损周公“践祚”之礼，于禁城偏殿理政，坐于皇帝宝座之东。98礼臣奉命议礼，意见亦相仿佛。任职礼学馆的张锡恭认为周公“践祚而治”，后世摄政俱应仿效。只是礼节不能完全同于君主，“摄政王常日视朝之位，别殿偏东南面似得其宜”。99另一位礼臣、礼学馆纂修曹元忠明白指出“周公固履天子之位也”，100“摄政之事既法周公，则周公郊天之礼即可为摄政王法”。101所议祭典只须与皇帝稍作区别即可，其意见为礼部采纳。礼部奏定所有坛、庙祭祀，言明载沣代皇上行礼，“与周公居摄之礼正复相同，自非寻常遣官恭代者所可比”，所不同者唯“祝”“嘏”二事。102
载沣召见时，臣工应跪见、立见还是坐见，讨论最为激烈。刘廷琛提议军机大臣与诸王大臣跪拜后，应行赐坐议事。在其看来，摄政坐位已显尊严，赐座之举并不算同坐议事（坐对）。御史忠廉等六人联名奏请尊崇摄政王听政礼节，亦主张枢臣可以坐而论政，但侍坐无案，而载沣旁坐有案，以作名分之别。后续有人提出按照官品高低决定是否赐座，御史蔡金台上奏大加反对：
夫以二百余年听政肃穆之地，忽焉而群臣坐立参差，是何景象？且恐外人援此而议损觐礼，则关于国体尤巨。即谓古有三公坐论之事，亦当俟皇上亲政后，特恩改定。此时出之议礼诸臣，则迹涉轻藐。且乘此危疑之际，不惟诸臣不敢擅改朝章，即摄政王亦似不当轻更祖制。103
蔡氏以外交、祖制为辞反对赐坐，表面尊崇摄政王，“以摄政王分为本生，则自奉诏后，除恭对皇太后外，实别无北面之义，分固尊于周公也”，实际暗示载沣并非皇上，没有权力更改觐见制度。许宝蘅观察到：“此说与诸议皆不同。余前与仁先（陈曾寿）、子安（杨熊祥）私议即谓应照旧跪见。”104但跪见主张确是少数，据闻“各衙门说帖有主张应跪者，有主张免跪礼者。其结果究以持免跪之说者居多数”。105
朝议时，综合吏部、礼部、学部、陆军部和邮传部等建言，十二日《内阁部院清单》提出的召见方案甚为谦抑：群臣向养心殿御座行礼，载沣侧立，随后往东暖阁议事。入阁后以军机大臣、文武三四品为标准，区别坐、立，实质仍视摄政王乃众臣之首而定。江春霖随即上奏反驳，指出载沣乃是代皇上召见，如此安排不合皇朝规制：
查向来召见，官无大小，礼节皆同。至督抚之见印官佐杂，乃有坐与不坐之异。以此为例，是比监国摄政王于督抚，不足为尊，而视翰詹科道各佐杂则未免太贱矣。职意立则俱立，不宜以军机大臣、文武三四品强分轩轾。106
但《钦定摄政礼节》并未采纳江春霖之见，且进一步删除《内阁部院清单》中的“监国摄政王侧立”字句，即载沣连侧立在旁受礼亦未接受，改为在东暖阁等待枢臣入内议政。此条似是接受十五日御史叶芾棠的奏议，“中设御座而摄政王左立，按孔子于乡党，诸多未洽，不如不立而避之为愈”。107
新朝礼节的变动，鹿传霖在日记中有所记录：“自今日（二十一日）始，养心殿召见，先向御座跪安，即入东暖阁。摄政王西向正坐，各枢居右旁坐，事毕述旨均同前。”108如此安排将臣工见皇上之礼，与见摄政之礼彻底分开，前者依旧跪拜，后者则载沣故示谦抑，座位稍尊于枢臣，明确自己并非皇上之化身。据闻枢臣见摄政王礼节本拟立见，但“摄政王坚不允，改为坐见”。109而且入直之初，枢臣“立候摄政王到，庆（奕劻）、世（世续）、袁（袁世凯）皆请安，张（张之洞）与余（鹿传霖）皆揖”，110礼节不一，显得较为随意。载沣召见位卑、清望的臣工，往往以赐坐表示优礼，111用实际行动化解江春霖“视翰詹科道各佐杂则未免太贱”的担忧。
在载沣百日孝满之后，群臣择期行“班见”（列班进见）之礼。这是群臣面向监国摄政王的唯一大礼，象征载沣正式执掌朝政。载沣将“班见”地点选在外廷面积狭小的文华殿，112意示谦抑。在当日的“班见”礼前，载沣谕免年高爵尊的奕劻，以及庄亲王、贝勒载滢、公载泽、贝子载振等兄属，孙家鼐、张之洞、鹿传霖等三位年老之汉人重臣行礼。“余皆分班行一跪三叩礼。殿中纳陛下，设座一，摄政王仍立于座左而不坐。”113载沣行礼差异化的做法，使整齐划一的礼仪失去庄严与秩序。据在场的汪荣宝观察：“届时行礼凌乱无序，不可名状。”114恽毓鼎则说：“行列凌乱，四品以下，据礼臣奏，应在门外，今亦进到甬道上，与大员混，不遵约束也。”115御史们担忧的体制不肃之象已露萌芽。
五、结语
综观摄政礼节的权力安排，载沣确实获得政务和军事等实权。钦定礼节亦规定，凡与各国订约遣使，均由载沣主持，则外交权限亦收入其囊中。此外，根据学部（张之洞为管部军机）提议，摄政王代皇上祭祀，照料皇上学业。116这些权力已经超越政务的范围，并有条款保障载沣对钦定礼节的修改权力：“以上各条，如有增减修改之处，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度酌改施行，他人不得擅违擅改。”117作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似乎已经权倾一时。
尽管如此，犹有御史言官认为摄政礼节不够崇隆。谢远涵上奏警告：“摄政王谦让过当，值国家多故，非徇小节之时，倘大权旁落，政出多门，后患何堪设想？”118江春霖亦预言，假如礼节不肃，“微特监国摄政王之威令有所不行，并恐国家三百载之声灵因之弗振，盛衰之机将由于此”。119载沣谦抑行事，除却其性情的主观因素，皇朝君臣礼法的舆论制约亦不可忽视。学部员外郎胡玉缙的议礼说帖提出“事权必须统一”，“典礼不必过隆”；参事江瀚阅后认为“实为扼要”，本已写好的说帖遂不出手。120多数臣工不以跪见摄政王为然，可见其仍将载沣视作臣而非君，故不适用君主礼节。再者，刘廷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尝试加隆摄政礼节，以达到制衡宗室特别是隆裕的政治目的，似乎行不通。监国摄政王受封册文的内容，便是恭录慈禧两次遗旨，象征着载沣的权力来源。“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的慈禧梦魇实际尚未消除。载沣必须时刻警惕隆裕。宣统元年三月，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奏上皇太后贺折及请安折，载沣责以“与例不合，殊属冒昧”，传旨申斥。121
其实，载沣摆脱掣肘的最好办法在于制订正式宪法，确立摄政的法律地位。载沣在议订摄政礼节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一些具有宪政特征的安排。京师《大同报》指出摄政王体制“合于立宪国之程度者”，有朝见易跽为坐、诏旨署大臣名、总统海陆军、代临议院等数事。孙宝瑄读后感叹“今之舆论不可谓无进化”。122假如载沣能够顺势而为，就手中权力果断推行宪政，将会开创不一样的政局。但问题在于载沣明察细节，却不能对于立宪要政心有定见。如提前召集国会一事关系重大，需要审时度势，实力施行，结果载沣却迟延观望，反而“颇以枢臣首鼠两端、诿过当宁为憾”。123
张之洞于宣统元年八月去世，清廷失去唯一能够斡旋皇室各派的股肱汉臣。载沣随即面临隆裕的步步进逼，摄政体制渐被破坏。据《大公报》消息，十月十六日起，载沣奉懿旨隔日至长春宫向隆裕奏事。124从载沣日记看，虽不必隔日前往，但太后召见之频率的确加密，并出现内务府大臣转送懿旨前来之事。125同时载沣令将监国以来改为钤章署名后的所有谕旨、交旨各件，另缮黄册，分为两函，进呈隆裕御览。126宣统二年五月载沣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127可见摄政与太后的权力争夺，处于紧张的拉锯之中。直到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九月二十六日组织责任内阁，名义上仍行钤章署名制，载沣实际大权已失。十月十六日载沣“以醇亲王退归藩邸”，128摄政体制正式终结。
世人多诧异于“清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129的历史巧合，以为运数使然。实则载沣以摄政王监国，在张之洞以及赵炳麟等台谏势力的协助下，汲取并折衷周公古礼（汉）、多尔衮国制（满）、西方宪政（洋）等政治资源，创设介于专制与立宪之间的监国摄政王新制。问题要害或不在礼节是否崇隆，而是载沣摄政未能及时因应立宪潮流，顺势而治，结果“为诸贵要牵掣，遇事不复能行其意，众皆失望”。130立宪过渡时代，政海波涛诡谲，需要的是富于见识、强而有力的掌舵人，载沣显非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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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3、247、251页。关于第一、二旨，上谕档有小注：“是日枢堂已散，（中午）十二钟后皇太后召见于寝宫，特降此旨。”可见慈禧虽身体不适，但事态紧急，不得不乾纲独断，确定继位人选。
2参见张海荣：《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另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慈禧选择载沣摄政和溥仪继位的考虑。参见李学峰：《光宣之际皇权交接若干问题考》，《明清论丛》第15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31-239页。
3丁进军编选：《载沣等王公亲贵履历》，《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4叶赫那拉氏（1868-1913），都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之侄女。光绪十四年奉懿旨立为后，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始上徽号“隆裕”。为便利叙事起见，本文统称“隆裕”。
5载沣与隆裕太后、奕劻、载泽等权贵的政争关系，参见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樊学庆：《赵炳麟与宣统朝亲贵用事政治格局的出现》，《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惟既存研究较少讨论宣统朝的监国摄政王制度因素。至于载沣的整体研究，见庄练：《大小醇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李志武：《载沣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6参见徐凯：《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李文杰：《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8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14-215页。
9《再志摄政王朝仪》，《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4版。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7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653页。太皇太后遗诰在慈禧去世后才起草递进，只是名义上的最后懿旨。
1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218、353页。前者言拟进该懿旨的时间在十一时以后，与《德宗实录》关于慈禧未刻（下午1-3点）升遐的记载较为符合。
12西人对慈禧此举的分析颇可留意。“其意盖欲与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族以机会，于有要事时得以参预也。如此办法，则可维持叶赫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占之地位。设监国摄政王及余人有仇视之举动，则新太后可本此谕以说话也。”见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陈冷汰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
13徐家驹：《摄政与监国之研究》，《北洋法政学报》第84册，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下旬，第1页。
14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15江春霖：《拟摄政王礼节说帖》（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梅阳江侍御奏议》，聚珍本，1927年，第21页。
16《立宪国摄政及监国之意义》，《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初二日，第3版。
17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18《内阁译文之错误》，《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4版。
19《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张第4版）规定：“王自称曰本摄政王，或曰本监国”。最后钦定“王对众自称曰本摄政王”，见《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5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6页。
20《俾寿奏为恭进洪承畴奏对笔记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1086-042。以下所有未刊档案均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
21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第216页。
22《清史稿》卷218《睿忠亲王多尔衮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021-9032页。
23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553-555页。
24有贺长雄从1908年11月8日开始，为奉命考察日本宪政的驻日公使李家驹讲授日本宪政。为解决清廷摄政礼节的实际问题，有贺长雄因应李家驹的要求，中断正常的讲义，在12月6日（十一月十三日）讲解摄政问题。参见熊达云：《洋律徂东：中国近代法制的构建与日籍顾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7页。文中简要列出两人问答，引自《有贺长雄讲述宪政讲义》第35讲《关于摄政的质疑问答》，收在《伊东巳代治关系文书（186）·日本宪法讲义》，北泉社，1995年。笔者循此线索，通过赵蒙博士在日本获得该资料原文，并经海丹博士辨析日文草书，谨致谢忱。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50页。
26《恭拟摄政王典礼》，《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第5版。
27《限期饬议摄政王礼节说帖》，《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第7版。
28《严修日记》，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影印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21-5723页。
29郑园整理：《江瀚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285页。
3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2页。
31《修订摄政王体制纪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
32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2页。
33《修订摄政王体制纪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
34《严修日记》，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影印本），第5729-5730页。
3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8页。
36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梅阳江侍御奏议》，第17页。
37《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张第4版。
38《催议礼节之原因》，《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3版。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78页。
40《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41《内阁为会议监国摄政王一折知会与议各堂》，《内务府收文》，档案号：05-13-002-000363-0091。
42《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43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409-410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82页。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47页。
4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19页。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54、260、261、270页。
48《进崇贵妃位号原因》，《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第7版。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56页。
50《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51《摄政王扶持嗣皇帝登极》，《大同报（上海）》总第245期，1908年12月19日，第28页。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64页；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0页。
53李家驹特别向有贺长雄询问，上谕“朕以下”是否可以说包括皇帝也是被监督的。后者回答：“从道理上讲是不可以的。因为摄政是替代天皇行事，如果让摄政监督的话，就变成天皇自己监督自己。但贵国皇帝尚在幼冲，从方便的角度看，由摄政监督别无大碍。”见《有贺长雄讲述宪政讲义》第35讲《关于摄政的质疑问答》，《伊东巳代治关系文书（186）·日本宪法讲义》。可见本生父摄政与出继子皇帝的关系及如何相处，亦是时人的一大困惑。
54《礼部奏加上隆裕皇太后徽号是否用玉册玉宝折》，《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5版。
55《奏监国摄政王遵例用金册金宝片》，《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第5版。
56《修订摄政王体制纪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
57《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5期，第7页。
58《宣统政纪》，第24页。
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69页。
60《刘廷琛奏监国摄政王视事及居处两处关系尤巨请睿断施行折》，《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5-0092-006。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注明结果，似是留中不发，见《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74册，第68页。
61赵炳麟：《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第1132页。
62《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张第4版。
63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梅阳江侍御奏议》，第20页。
64《摄政王之住宿三所期》，《时报》，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第2版。
65《掌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为条陈再请监国摄政王居禁城之内折》，宣统二年二月三十日，《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5-0098-001。
66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301-306页。
67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5页。
68《监国之耳目》，《大公报》，宣统元年五月初五日，第4版。
69《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张第4版。
70《陆军部议复御史赵炳麟奏请定禁卫军制度折》，《南洋兵事杂志》第28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9-13页。
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82页。
72《宣统政纪》，第63页。
73《要闻》，《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第1张第4版。
74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梅阳江侍御奏议》，第18页。
75《各御史分奏摄政礼节之评议》，《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1张第4版。
76《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5期，第8页。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251页。
78《宣统政纪》，第24页。
79《宣统政纪》，第32页。
80《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5期，第10页。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82《修订摄政王体制纪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
83赵炳麟：《三请清政源疏》，《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第1135-1136页。
84李文杰认为，赵奏本意“在于让军机大臣如实传达上谕，并可追究传达偏差之责”。见其《君相关系的终曲——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85赵炳麟：《请清政源疏》《再请清政源疏》，《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第1047-1056页。
86赵炳麟：《论立宪预防流弊第二疏》，《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第917-918页。
87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200页。
88许同莘：《公牍学史》，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
89《为遵章质问军机大臣副署制度及宪政编查馆法权事说帖》，《宫中档簿》，档案号：04-01-01-1106-045。
90《许同莘日记》，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号：甲622-11。
9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3-224页。
92《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93《纪闻·监国谕军机勿弃责》，《广益丛报》第230号，宣统二年三月二十日，第1页。另参《大臣副署之精神》，《大公报》宣统元年四月十五日，第3版。
94《摄政王简任之独断》，《大公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第1张第4版。
95《论监国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之制度》，《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第3版。
96《论摄政王典礼》，《新闻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张。
97吴建三：《律学馆存摄政王礼节说帖》，《刑-法部档簿》，档案号：16-02-014-000006-0014。
98《宣统政纪》，第23页。
99张锡恭：《周公居摄位考》，《茹荼轩文集》卷3，华亭封氏篑进斋刻本，1923年，第28-29页。
100曹元忠：《周公践祚说（下）》，《笺经室遗集》卷3，学礼斋，1941年，第7页。
101曹元忠：《摄政王摄祭南郊礼议》，《礼议》，南林刘氏求恕斋，1916年，第5页。
102《礼部遵议坛庙祭祀监国摄政王代诣行礼事宜折（并单）》，《大清法规大全》卷3《礼制部》，考正出版社，1972年，第20页。“祝”，祝辞言明代皇上主祭；“嘏”，代受福胙而致之皇上。
103《宣统政纪》，第35、32页。
10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3-224页。
105《会议摄政王接见官员礼节》，《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第7版。
106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梅阳江侍御奏议》，第21页。
107《本馆专电》，《新闻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张。
108《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109《庆邸议摄政王制度之一斑》，《大同报》总第244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第31页。
110《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111《摄政王优礼儒臣》，《四川教育官报》第6期，宣统元年六月，“别录”栏，第3页。
112顺治十年（1653）帝敕造文华殿，作为经筵日讲之地，后亦为科举殿试阅卷之所。见《清会典》，中华书局，1991年，第485、1266页。
11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40页。
114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8页。
11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432页。
116皇上典学事宜归摄政王督察之条，理由写明“光绪初年本有醇贤亲王督察之旨”。见《修订摄政王体制纪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
117《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5期，第11页。
118《本馆专电》，《新闻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张。
119江春霖：《驳议摄政王礼节疏（附议七条）》，《梅阳江侍御奏议》，第17页。
120郑园整理：《江瀚日记》，第284页。
121《宣统政纪》，第235页。
122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孙宝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1364页。
123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第204页。
124《摄政王诣长春宫奏事》，《大公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日，第2张第1版。
125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41页。
126《摄政王面谕枢臣述志》，《大公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第2张第1版。
127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1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30页。
129陈锐：《袌碧斋杂记（三）》，《青鹤》第1卷第9期，1933年3月，第3页。
130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