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马尼拉之行)

1、“三天后可拿签证”

1986年是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国内外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仅在10月份,我就先后应邀参加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三处的学术活动。1979年以来,我应邀访问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旅行一般都比较顺利,有时甚至比国内出差还要简便。但这次前往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令人印象深刻。

先是,由于邮程的意外阻隔,菲律宾国立大学的正式邀请函很迟才寄到武汉,要在中国办签证,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得知我先要参加悉尼大学的研讨会后,东道主乃建议我到澳大利亚之后再办理入菲律宾的签证,并热情地事先向该国外交部打了招呼。

与我一道到悉尼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戴逸、金冲及和林家有三位。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国际关系,但感觉礼仪甚于实质。会后,我们又应邀访问了堪培拉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与澳洲学者继续进行学术交流。

到堪培拉之后,我立即到菲律宾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值班领事热情友好,并告诉我:“三天后可拿到签证。”我很高兴,放松身心去交游。

澳洲之行轻松愉快,以与袋鼠、孔雀合影结束了访问之后,戴逸、金冲及、林家有回国,我则前往菲律宾总领事馆取签证,准备单独前往菲律宾国立大学作短期讲学与访问。

1986年10月于澳大利亚。戴逸喂袋鼠,被戏称“宗亲联谊”。右为金冲及,中为戴逸。

但很不幸,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未能如约提供签证,苦笑着对我讲:“本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总领馆就可以自行决定,可是国内突然发生变故,临时取消了我们自行发放签证的权力,非常抱歉。”他们答应继续与该国外交部联络,并建议我回北京后立即前往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打听消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无可奉告,不想多说。还好,我熟识的美国学者傅因彻(John Fincher)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事官员多年,与亚洲的一些外交官比较熟悉。经他打听才知道,原来菲律宾出现了政变迹象,国防部长利用阿基诺总统访日之机,召集十万群众大会,猛烈抨击政府,并且派出军事人员控制外交部,未经他们同意外交部不得发出任何指示。像我的签证这样区区小事,自然被搁置一边,无人过问。

没有办法,我只好乘坐澳航班机回国。

2、两手准备

到北京机场时,已是半夜。办完入境手续并过关,到达预定的旅馆房间,已是凌晨三点。实际上,我能用于办理签证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根据菲律宾国立大学预先安排的日程,两天之后我就要开始演讲,而且他们业已通知有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因此,起床之后,我立即赶到距离旅馆较近的近代史研究所,借了一部小车前往国家教委。我向外事局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都认为比较难办。但仍然热心地为我开了介绍信,并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我拿着介绍信前往菲律宾驻华使馆,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告知:“您是我国邀请的第一位中国资深历史学者,我们早已获悉此项邀请,但碍于现时规定,未经我国外交部回复,我们无法给您签证。我们会立即与外交部电传联络,请您下午五点下班前再来等待回音。”

离开使馆之后,我立即驱车前往民航公司购买了两张机票,一张从北京到马尼拉,一张从马尼拉到新加坡,出发时间在同一天,但其间有一小时的差距。我自有计划:如果能拿到菲律宾的签证,可以在马尼拉机场将去新加坡的时间推迟一周;如果拿不到菲律宾的签证,则提前去新加坡,以免逾越在马尼拉机场的法定停留时限。

之所以会有此计划,实在是因为时间已经很紧迫,不允许作更为周详的考虑,也无法再与他人从容磋商,只有自己当机立断。

购买机票之后,我又发电传给菲律宾国立大学,告知飞机的班次和到达时间。

下午5点,我再次进入菲律宾使馆,经办人员说:“我们已经发过几次电传,仍未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复。”

这一天正好是周末,他们本已下班,但仍留下一人,陪我等待马尼拉的消息。直到6点多钟,估计菲律宾外交部早已下班,再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便告辞,回到旅馆,打点行装。

没有菲律宾的签证,我只能途经马尼拉,提前去新加坡了。

3、柳暗花明

第二天,我乘民航班机从北京起飞,在广州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受到质疑,因为我的护照上没有菲律宾签证。我赶忙出示从马尼拉到新加坡的当天机票,工作人员一看,确认我是在马尼拉机场转机,而且都是中国民航售出的机票,便放行了。

重新登机之后,我密切注意有无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正好前排座位有一个菲律宾籍贯的华裔商人。我上去与他寒暄,并问他:“菲律宾国立大学离机场有多远?机场入境处有没有电话?”他说:“大学离机场很远,入境处没有公用电话,必须过关后才能打电话。”

糟糕,我虽将到马尼拉的航班班次和到达时间电传给了国立大学,但并未告诉对方我可能无法入境,必须直接去新加坡。入境处又没有电话,那该怎么办呢?我只好匆匆写下国立大学历史系的联系电话,交给那位华裔商人,请他回家后转告:“章先生已经由马尼拉机场前往新加坡。”

到达马尼拉机场之后,我无法办理入境手续,便坐在转机休息室等候。明明知道没有签证不能入境,但还是存有一丝幻想。或许非常时期会有非常手段,我还有入境的机会?至少,国立大学历史系来接机的人员,或许会到转机休息室来找我,可以和他们见一面吧。我当时这样想。

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寻找,我便到新航窗口办理登机手续,并托运了行李,然后又坐下休息。

就在这时,有两位菲律宾女士从远处跑来,并用英语高呼:“章教授来了没有?”

我连忙迎上前去,原来正是菲律宾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丘吉尔(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和卡玛佳(Maria Luisa T. Camagay)教授。她们在入境处等了半个小时,没有看到我的踪影,于是赶来转机处寻找。

她们问清情况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我向新航取回行李,并且把去新加坡机票行期推迟一周。然后也顾不上向我多作解释,便一起直接到入境处的办公室,交给值班官员一张纸条。官员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便让我入境了,既未做过关检查,也未在护照上盖签证印章或作任何注明。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国防部支持阿基诺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的信笺,而此人后来也担任过菲律宾总统,他就是拉莫斯。

4、政局波动的影响

入境之后,在前往国立大学的途中,丘吉尔提出来:“应该到中国使馆报个到。”但使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经通报后,文化处官员把我们从侧门引入,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先生怎么这个时候来马尼拉,我们连大门都不敢出了。”

我笑道:“本人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努力办到。”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两位菲律宾女士似乎是使馆的常客,随手拿了几本画报之类的宣传品,便与我一起告辞了。

其实马尼拉的局势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但也可能是最紧张的危机时刻已经过去了。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经常堵成长龙,花花绿绿的“吉普尼”(Jeepney,利用二战期间美军遗留的废旧吉普车改装成的简易交通工具)屁股后面冒着滚滚浓烟,卖烟、卖糖的大群小贩穿梭奔跑在各种车辆之间,不时把手伸进车窗大声叫卖,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

两位女士把我送到国立大学的宾馆,并陪我共进晚餐。她们以葡萄酒为我压惊,并告诉我:“有人打电话,说章先生已经到新加坡了。”

我说:“有惊无险,太缺乏刺激,不过我倒是想写一篇小说。”

她们连忙问:“您想写一篇什么小说?”

我说:“题目叫做‘两个女人援救一个男人’。”

她们一听,开怀大笑,大家像老朋友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门便看见有佩枪警卫坐在正对面,据说昨晚马尼拉市区仍有枪声。早餐后,我到附近山间小路散步,感到后面一直有人跟随,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服装整洁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后便结伴而行。他肯定是大学保安人员,不过我也懒得捅穿,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聊一番,语言倒也不俗,显得较有教养。

我的讲演如期举行,讲题是《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听众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大概偶发的政局波动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菲律宾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许多中青年学者和教授根本不知道孙中山是谁,也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宫崎滔天兄弟是什么角色。我很后悔带来这么一篇讲稿,如果改成《1896年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与彭西》(彭西是菲律宾革命志士),也许会引起较多人的兴趣。

菲律宾的历史学科不大景气,几乎全靠女学者支撑,听说“男人都做生意赚钱去了”。由于国策需要,比较受重视的是东南亚研究。因此,我讲演以后无从展开讨论,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绍当代中国大陆,这样才有了可谈的话题。

丘吉尔等东道主始终热情洋溢,利用各种方式把我介绍给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并且设法让我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名胜古迹参观访问,热情可感。

菲律宾之行结束之后,我即前往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这次旅行倒是轻松愉快,因为菲律宾国立大学各系、所有一批教授(约20余人)与我同行。在机场候机时,我发现自己如同厕身女儿国,因为这些教授除三四位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反而显得势单力薄了。

章开沅
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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