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西行逃难)

1、告别老宅

作为一个企业主,祖父不太关心政治,但很关心市场。当然,从关心市场的角度,往往又不得不关心政治。他有一个书房,我们小孩子平常不允许进去。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他改变了态度,允许男孩子们到书房读报。

进去一看,大开眼界。祖父的书房,藏有各种书刊,还摆着一台很大的收音机。收音机当时是稀罕物件,在芜湖很少有人拥有。报纸有芜湖的《皖江日报》,有天津的《大公报》,有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一次家庭时事讨论会。祖父和父亲根据报上所载,收音机所播,以及自己在军政两界听来的消息,展开认真讨论,以对时局做出判断,安排工厂的生产营销,并判断家中妇孺是否应该“跑反”。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日益紧张。11月底,芜湖开始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祖父和父亲必须做出重要决策。他们意识到,这次中日战争,肯定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上海已成交战区,不能像往常那样往上海“跑反”,只能随难民潮西行。父亲主张全家迁徙,但祖父却要求父亲带着妇孺西行,他自己留守芜湖。

一天晚上,父亲领上我们兄弟五人,来到祖父的卧房。祖父和祖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父亲再次劝说祖父母一起西行,祖父依然拒绝。他还说:“我父亲创下的家业,因我能力有限,已有中落趋势。我已对不起祖宗,不能离开祖业,保全自己性命。”他决心和祖母,还有家族里其他愿意留在芜湖的人留守到最后。

父亲很着急,带着我们兄弟,一起跪在祖父母面前,恳请他们一起走。祖父态度坚决,不为所动。我们只好以跪拜大礼,向祖父母告别。

那时,在战火的驱迫下,华东一带西逃的民众越来越多,汇成一股巨大的苦难潮流。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分批出发。第一批是两个青年,一个是我曾祖父的小儿子(我们的小叔祖父,我们常叫他“小爷爷”)[1],一个是我大哥。他们两个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父亲决定让他们先走。由矿山的一个矿师带着他们,直接去了他的家乡贵州。父亲自己带第二批走,包括外祖母、母亲、我们姐弟五个,一共八人。

我们这一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武汉。上船的时候很狼狈。难民很多,我们一行又有老有小,母亲还有身孕,行李又多。靠我们自己,行李是不可能搬上船的。多亏郑师傅,身上背满行李,一次又一次身手矫捷地翻越栏杆,从一楼一直攀到三楼,将全部行李安顿好。我们小孩没有订到房间,被安置在三楼的大餐间开地铺。那是头等舱吃饭的地方,倒也宽敞。

就这样,我们扶老携幼,离开了祖父母,离开了老宅,离开了芜湖,颠沛往西而去。

2、乱世生死

船到武汉,我们在位于花楼街的萃仁旅馆落脚。为了业务上的方便,我们家常年在萃仁旅馆包了房间,相当于益新公司的驻汉办事处。因为是老客户,萃仁旅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但就是弄不到继续西行的船票,令人着急。

父亲想到了他的那位萌兄贾伯涛。贾伯涛很讲义气,很快到旅馆来看我们,还请我们吃西餐,一副很潇洒的派头。他运用自己的关系,帮我们买到民生公司的船票,可以直达重庆。我一直记得从武汉到重庆坐的轮船的名字:民贵。之所以记得准,是因为母亲在船上生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的八弟。临产的时候,船长很热心,设法腾出来一个房间做产房。八弟出生之后,船长还提议:“这个孩子是在民贵号上出生的,就取名‘民贵’吧。他以后坐我们的船,永久免费!”

可惜,八弟未能再坐“民贵”号,到重庆后不久就夭折了。船抵重庆之后,我们在乡下租了一个地主家的房子住下来。八弟不幸患上肺炎,战乱之中,缺医少药,很快就离开人世。那天晚上,父亲出差在外,母亲紧紧地抱着八弟,悲恸万分,但没有流泪。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也没有流泪。就那样静静地坐了一个晚上,为八弟守灵。

八弟已经不是第一个在乱世中去世的家人了。由于旅途劳顿,颠沛流离,到重庆之后不久,外祖母、六弟和我都生病了。外祖母是中风,六弟是伤寒,我是“走马牙疳”。外祖母和六弟很快就死了,只有我活了下来。就在我治好牙病回到家里不久,八弟去世了。

我们家在战时的“生死”故事,在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面前,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家而言,则刻骨铭心。

3、离别双亲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到重庆之后,发现重庆物价涨得很快。他不敢坐吃山空,决定出去工作。

先是,我的姨父是一个老国民党员,战时在蒋介石的委员长重庆行辕挂名当参议,平常靠行医补贴家用。父亲去找他,他把父亲介绍到一个补充团里当军需官。这一工作,工资不高,却非常忙碌,要不断随军送新兵上前线。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工资又不够养家,只好另谋出路。

正好贾伯涛在赣南当上了师管区司令,有意请父亲去当军需主任。父亲心动了,把姐姐、三哥、五弟和我送入位于江津的国立九中及其附小之后,带着母亲去投奔了贾伯涛。

但是,虽然是师管区的军需主任,收入似乎也不够养家。父亲曾经托到重庆办事的同事看望我们,给我们带点东西。其中有一位,还让我看了父亲写给他的信。在信中,父亲说,他很感谢贾伯涛,让他“有一枝栖”,但待遇低了一点,流露出另谋职业之意。

果然,不久又来了一个好机会。资源委员会在江西大余设立了钨矿管理处,处长恰好是曾经在我们家矿山当过矿师的程义法。程义法将父亲调去,当秘书。父亲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因为他对矿山的工作比较熟悉,收入也高一点。

1944年,日军发动反扑。豫湘桂战役之后,日军在1945年初攻占大余。父母再次沦为难民,顺着山路,从江西走到安徽,回芜湖老家。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因有在资源委员会下属单位的工作经历,本有机会参与接收工作。他若参与接收,或可保住自家的矿产。但是,他看到接收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加上30年代参加筹备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不愉快经历,拒绝了这一工作。

[1]章师所云“小叔祖”,当系章兆森。据《荻溪章氏家乘》,章维藩有三子:兆奎、兆彬、兆森。兆森生于1917年,章师长兄开平生于1919年,年龄相仿。

章开沅
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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