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投奔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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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开金大
2、奔向光明
3、过封锁线
4、进入中大
5、新革命碰上旧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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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开金大
形势变化很快。与刘不同先生辩论之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国民党要实行大逮捕，必须疏散一部分人。我因为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所言又全脱胎于《新民主主义论》，因此目标很明显。一个晚上，曾宪洛来到我宿舍，很严肃地和我讨论了一回，并说：“你必须走！和我一起走。”路线是从上海到四明山区。
听说他将和我一起走，我非常高兴。但是，在那之后，他好多天都没有露面。本来我们的宿舍楼连在一起，相见并不难。但恰好在那节骨眼上，就是见不到他。原来，形势紧急，他到上海做联络工作去了。平常我都只与他联络，现在找不到他，心里很紧张。
并且，那个时候，话传得很快，谣言满天飞。我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熟人过来问：“你还没有走啊？”这更增加了我的压力。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走了。这就意味着，暗中活动的敌人也可能知道我要走了。多危险！必须马上走，不能坐等曾宪洛了！
恰在这时，我的一个青年军出身的同学罗卓荦为我提供了一条可以投奔解放区的线索。他本来不属于进步团体的，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甚至还满怀敌意。但是，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由于大批忠于蒋氏父子的出身青年军的学生被开除出校，加上形势变化很快，他慢慢受了我的影响，开始同情进步运动了。有意思的是，他与汉口的两个小学教员有联系，这两个小学教员属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通过他们，可以联系到地下党，投奔解放区。他既已同情进步学运，自己也愿意和我一起投奔解放区，于是自告奋勇帮我联络。
很幸运，一下就成功了。于是，他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出身于青年军但已同情进步运动的同学严国超，加上王元圣和他的一个在政治大学读书的老乡黄贲，在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悄悄离开金陵大学，从下关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汉口。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走了之后不多久，大概就是11月下旬的某天晚上，半夜时分，大逮捕的触角真的伸到金陵大学去了。我很庆幸走了，要不然，那一口书箱就摆在我的床底下，很容易被搜出。只要打开一看，就可以坐实我的“通共”罪名了。何况，在那次辩论中，我还是一个主要发言人。听说大搜捕的时候，有的同学慌乱之中把一些违禁品从窗口扔出去，结果同样被逮个正着。当然，这些同学也和我一样，不是真正的地下党员，而只是同情分子，最多是个活跃分子，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突击搜捕，能够抓住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人，那些真正的地下党员，非常老练，藏得很深，反而抓不着。
有一位同学，长着一张娃娃脸，别人给她照相，洗出来一看，都忍不住笑她“破涕为笑”，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她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原来她当时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因此，真正的党员，被抓住的反而不多。
不过，被抓的活跃分子中，也有一些表现得非常从容的。有一个女生是民主人士邓初民的干女儿，白沙女中朱彤老师的得意门生，就是一个在前台的活跃分子，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之后，有一天，从拘留的地方捎出信来，要同学给她拿支口红去，被捕的时候走得太匆忙，无法化妆。被捕了还有心情涂口红化妆，这也是一种风骨吧，以此显示对国民党权贵的藐视。
2、奔向光明
在汉口双洞门铁路桥附近有一所教会小学，罗卓荦的同乡熟人就在这所小学教书。我们被安置在小学对面的一栋楼上，楼下是一个家具作坊。我们非常小心，平常不敢下楼，唯恐惹事。那两位教员与地下党“小张”（后来知道原名方敬之，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水利厅长）联系，“小张”再与许昌市委联络，那时许昌已经解放。
很快得到消息，可以前往许昌。走之前，“小张”见了我们一次，特别向我们叮嘱，万一遇到了危险，要分散隐蔽，不要互相牵扯，尤其不能把在武汉接头的事情说出来。他还向我们宣布了一些其他的纪律，并交代了过封锁线时的注意事项。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受革命纪律教育，对革命的风险，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马上就要脱离国统区，进入向往已久的解放区，通过封锁线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风险？在拥抱光明之前，我们将经历怎样的黑暗？怀着激动与不安的心情，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离开金大时，我们一行是五人。到了汉口之后，严国超为了与他表妹的爱情，决定不北上了，一对情侣结伴去了江汉军区。我们剩下四人，在傍晚时分登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我们坐的那一节车厢没有装煤，空空荡荡的，就我们四人。敞篷露天，煤灰满地。出发不久，又下起小雨。被风一吹，寒意袭人。
当天深夜，我们到了驻马店。驻马店是最后一站，火车不能再前进，前面就是国共交战区了。下车之后，我们不敢住旅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别的证明，身上带的，还是金大的学生证。当时青年学生已成重要嫌疑对象，要是被盘查，我们立即就会暴露；另一个是，我们缺乏斗争经验，走的时候，没有在服装上稍微掩饰一下。我上身穿了一件棉袍子，下身穿着一条咖啡色的美军呢裤，脚下蹬着一双美军皮靴，这种打扮，不伦不类，旅途引人注目，其他几位同学完全是学生打扮，更容易让人怀疑。
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来到离车站不远但比较偏僻的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打开简单的铺盖躺下。没有狗叫，非常安静。虽然很冷，但由于太累，躺下就睡着了。
等到醒来的时候，天已微明。不是自然醒的，是冻醒的。醒来后发现，薄薄的被子上结了一层霜花，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我们悄悄起来，收拾好行李，离开了那栋房子。来到车站，灯火已经多起来了，开始有活动的人影，有小店正张罗卖早点。我们跑过去，每人要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稀饭，抱着就喝。一碗稀饭下肚，手也暖和了，身子也暖和了。
3、过封锁线
吃饱之后，我们开始观察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已经身处人鬼交界处，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我们努力寻找能帮助我们跨越最后的黑暗进入光明之地的人。我们打起精神，仔细观察人们的一举一动。突然，看到一个人的身边围了几个人，大家在给他银元。他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悄悄快步走过去，一打听，此人是一个司机，他的车子就是开往许昌的。果然，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有这样的司机，在两个营垒之间来回跑，穿梭于“阴阳两界”，做生意，冒着生命危险挣钱。
我们求他带我们到许昌去。他点头答应了，并给我们开了一个价钱。很不幸，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银元都拿出来，凑到一起，也还不够。司机很痛快：“我看你们都是正儿八经的好人，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非去不可了。那就少收你们一点吧。”他接过我们的银元，又从中拿出来两块给我们：“这个你们拿着。到了许昌，如果一下子找不到人，还能买点东西充饥。”我们很庆幸，碰到了这么好的司机！
从驻马店到许昌，需要先过几道国民党军的关卡。大概那时国民党军队人心已经涣散，前面几道关卡，连停都没有停就开过去了。到了最后一道，才被叫停。两个国军士兵端着枪上车，叫旅客把行李举起来接受检查。我们的行李很简单，轻轻一举，就过了头顶。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怕万一搜到我们的学生证。
但是，士兵才查了坐在前排的几个人，还没有走到我们跟前，司机就凑上来了：“长官，下来抽根烟，休息休息。”两个士兵一听，马上就下车了。我看到司机脸上堆满了笑容，客客气气地给两个国军递上香烟，并帮他们点上。将火柴放回口袋之后，手很快拿出来，一边道谢，一边握住了其中一个士兵的手。原来，他塞给了那个士兵一点银元。经过司机如此一番“公关”，两个士兵没有再上车检查，我们就这样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我原本想着过封锁线该有多么危险，脑袋都是提着走才对，没想到如此平淡，一点都不精彩。连那两个国军士兵，也没有摆出穷凶极恶的架势。不过，我们还是很庆幸顺顺利利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对那位善良而老道的司机充满了感激。
这时，司机又告诫我们：“再往前，国民党的关卡是没有了。但是，在进入共产党地盘之前，有一段两不管地带。在这一段，可能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强行上车。你们千万不要多事，由我来应付。”
果然，不多久，有两个人拦住了我们的车，上来了。一看，两个都面带杀气，一身黑色棉大衣。“糟糕，我们碰到劫匪了！”我心里如此说道。他们在车子里从前面走到后面，又从后面走到前面，巡视了一番，下去了。大概他们一看车上坐的人都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懒得动手吧。结果，又是有惊无险。
就这样，我们相当顺利地到了许昌。大家高兴极了，认为从此告别了黑暗，前途一片光明。
4、进入中大
我们马上去找市委。来到市委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市长出去了，一个秘书接待了我们。秘书姓黄，是一个老革命，曾经留学日本。
和我们寒暄两句之后，他问我们：“小张还好吗？”
我们回答：“还好。”
他说：“曹市长出去了，你们先住下吧。”
说完，他领我们来到一个房间，把我们安顿了下来。
不久，市长回来了。他一见到我们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开饭。”
那一顿饭吃得非常美。一个是饿了，另一个则是刚通过封锁线，来到解放区，第一次吃到北方食品。有卤牛肉，还有一些素菜，主食是高粱做的窝头，里面掺了一些绿豆或别的什么东西，很松软，口感不错。我生平第一次吃窝头，结果闹笑话了，把它当成了蛋糕，边吃边说：“解放区这么好，可以吃到可可蛋糕！”此事一度被传为笑谈。比我们先到的一个从中央大学过来的人对我讲：“章开沅，这只是做得比较细致一点的窝头。这是领导机关，当然做得讲究一点。牛肉也不是每天都有。上牛肉，那是为了表示隆重欢迎你们。”
到许昌市委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写自传。大概通过自传，解放区才能够了解我们在过去究竟学了什么，做过什么，将来适合干什么工作。当然，应该也带有一点审查的意味。
我对自己的“历史”自认清楚，但也还是有一个疑点。我记得在计政班学习期间，我和秦邦文、闻刚一道报考过一次三青团的中央团校，我们都报了会计系。但是，报考三青团的团校，肯定需要三青团的资格，我又不是三青团员，如何报考的呢？是不是有谁通过熟人帮我临时开了个证明，让我蒙混过关了？虽然只隔了几年，但对于这一段，我已有点模糊。因此，老老实实作为一个疑点，写在自传里了。年老以后，我在台湾碰到闻刚，偶然想起此事，向他求证。没想到他听完之后张大了嘴巴，说：“你胡说八道！你肯定记错了。怎么可能临时给你弄个证明？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没有参加三青团团校的考试，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难道是我当时曾经冒出来过想参加团校考试的念头，但因没有团员资格而未果，后来的记忆却把当时的念头当成了事实？不过，中共对于一般的党团和青年军的经历，都只作为一般政治问题，不予深究。真正追问的，是和国防部二厅的关系，和情报、特务的关系。因此，我那个小小的疑点，并没有受到什么重视。
自传交上去之后不久，就有很多单位来分别找我们谈话，希望到他们单位去工作。那时正儿八经的京沪大学生进入解放区，很受重视。一旦有人投奔来了，各个单位就抢着要。最令我头痛的，是居然有一次来了好几个人，把我围在中间，向我请教该如何办银行，把我当金融专家对待！这也太高估京沪来的大学生了。像我，评论一下金圆券还凑合，要我办银行，那就一窍不通。不过，有一项工作曾经令我和同来的几个人都动心了，那就是办报纸。这个工作我们自认能够胜任，并且也有个干部编制，生活待遇会好一点。
有一位先到许昌市委的姓陈的年轻干部主动向我们交心：“根据我的经验，在工作之前还是学习一下比较好。现在有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中原大学正在招生。”
他讲得对。在“白区”学习的时候，虽然向往革命，也参加了一点活动，看了一点书，但大学生活基本上是自由的，没什么约束。初到解放区，改造一下，熟悉一下组织生活，知道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实在非常重要，否则处处碰壁，问题成堆。
当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工作之前的学习有哪些好处。对我而言，主要是范文澜吸引了我。范文澜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书我早已拜读，很崇拜他的学问。而中原大学的招生广告上写着，范文澜是校长。于是，我决定进中原大学学习。一同从汉口过来的王元圣等其他三人也决定进中原大学。
许昌市委不错，对我们的选择表示支持。临行，市委秘书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块钢洋做盘缠，还给我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是“证明”，其实就是在一个纸烟盒上写了一行字。可见当时的办公条件并不好，堂堂市委，连像样的公文纸都没有。我们就怀揣着那张证明，离开许昌，到中原大学报名。中原大学初建时在宝丰乡下，我们去报名时，已经迁到开封河南大学。
5、新革命碰上旧警察
我们很顺利在中原大学报了名。没有入学考试，但在正式入学之前，必须先在一个招待所里过渡一下。原来，学校刚从宝丰迁来，头绪还没有理清，宿舍还没有完全弄好。住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有点无所事事。还好，附近有一排书店，我便每天都到其中的一家去看书。
这家书店的书比较好，除了卖书，还卖一些体育用品。老板总是一副很有礼数的样子，我每天去，他都与我寒暄问好，并客气地说：“坐一会吧。”我以为他是真心欢迎，因此每天都去他那看书。没有钱买，一看就是半天，自认为是个打发时光的好办法。
有一天，我正津津有味地看书，来了一个警察，向我招一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对警察抱有一定戒心。因为新解放的城市，留用人员比较多，很多警察都是用的原班人马。向我招手致意的这一位，看起来就像个旧警察。
看他招手，我把书放下，走到他面前，问他：“请问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请你随我到派出所去一趟。”
他就是附近派出所的，把我带了过去。
我问：“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他说：“书店老板告你了。”
我问：“告我什么？”
他说：“两条。第一条，他们店里最近丢了很多篮球。你每天一早就去，又不买书，东张西望。”
我插嘴：“为了找书看，我当然要东张西望。”
他不理我，继续说：“第二条，他们怀疑你。”
我问：“怀疑我什么？”
他说：“你的打扮和本地人，和学生都相差太远了。你穿个棉袍，下面套个军裤，还穿一双大头皮靴。样子可疑，我们要审查一下。”
我说：“我是来中原大学上学的，现住在招待所。我需要去招待所讲一下。”
他说：“你暂时不需要说，我们再商量一下。”
说完，他把我带到一个临时拘留人犯的地方，有一间屋子，以及屋外的一片空地，用围墙围了起来。屋子不小，里面挤满了人。摆着几个尿桶，气味很不好。屋外的空地，墙角也摆着尿桶，但因为天气冷，没有什么人呆在外面，气味稍微好一些。除了受不了屋里的秽浊空气，我还怕关押在那里的人欺负我，因此，没有进屋子里，而是呆在外面空地上。我连手表也没有戴，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心里很着急，被关在这么个鬼地方，连信也带不出去。那个警察把我往里面一关，扬长而去。旁边连个警察也没有，申诉无门。
大概过了正午，外面突然吵闹起来，来了一大群人。仔细一听，还有与我一同来中原大学的罗卓荦等人的声音。我高兴极了，提高嗓门叫了一声。听到我的声音之后，那些人和派出所的人交涉了一会，就有警察过来，把门打开，将我放出去。
原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还没有回宾馆，引起罗卓荦等人的关注。一打听，有人看到一个警察从一个书店带走了一个年轻人，往派出所而去了。罗卓荦马上向中原大学的招生办反应此事，于是大家就找到派出所来了。确认我被拘留之后，他们找了派出所所长。所长是中共派来的，但他也是新到不久。他一听说被抓的是从京沪来的大学生，还是专程来报考中原大学的，马上意识到不对，说：“我就来处理此事。”又说：“我也刚来，这些警察，我很多都还不认得。”
才到开封，竟碰到这么一桩事情，真出乎所料。我连续多天都去蹭书读，却没有给老板带来任何生意，他可能很烦我。但也犯不着那么大张旗鼓，还表面对我客客气气，暗地里却找了警察来抓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