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是位学者，专业是近代史学，曾有《辛亥革命史》（三卷）等著作出版，八十年代任过华中师大校长，1994年自海外讲学归来后，主持“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工作，并继续承担博士生导师的教学事务。其指导培养的新一代史学博士如朱英、马敏、桑兵以及最近毕业的黔籍学子游建西等，已逐渐因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为学界关注，被誉为“章门弟子”。
1996年中秋时节，章开沅先生到黔访问，应邀出席“21世纪史学展望”研讨会。其间，在游建西的相约下，我和潘年英一同去往地处苗岭的雷山西江。
贵州本是一个“土著世居”与“移民开发”混合而成的边区行省，交织着从对抗冲突到交往兼融的离合悲欢。由于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相互差异，境内各地的发展变迁又颇不平衡。时至清代，雷公山一带的千里苗疆，仍被中原官府视为“化外之地”，直到鄂尔泰举兵征伐，用武力开辟“新疆”，才始有与外地相同的卫所及厅州建制，而其载入史册的代价则是残暴与流血。
雷山是当时的“新疆六厅”之一，原名丹江，辖丹江、凯里二卫，以及鸡讲、黄茅岭和乌叠三司及雷公山一带的百余村寨。境内山高坡陡，地旷人稀，交通困难，生存维艰。尽管如此，改制以来仍兵事不断。其中最为震动的便是一个半世纪前由张（秀眉）、杨（大六）率领的苗族起义。
杨大六的浑名叫昂达喽，苗语意为勇敢、强悍。“杨大六”三字是汉译谐音。杨的家乡在雷山，具体位于如今已被开发为贵州东线苗族风情旅游景点的郎德上寨。我们的车从雷山县城出来，经过该寨，因天色已晚，无暇探访，只好擦肩而过。
西江就是当年的“鸡讲”，苗文记作HKE－KANG，本意为“荒凉之地”或“有鬼的地方”。汉名从“鸡讲”到“西江”的转化，标志出时代的演变和命名者自身的升华。
按公布的统计资料，西江当时有居民一千多户，五千余人，全系苗族，被称为贵州乃至中国和世界最大的苗寨。居民生存方式以农耕为主，但山多田少，发展困难。乘车沿途所见的景致，最为突出者有三，即荒坡、山林和梯田。四处皆山。村是山寨，人乃山民，路在山上，河流山间。贵州“地无三里平”的特征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由远处望去，不少从坡底到坡顶的田土，其坡度之陡，犹如挂在壁上，令人感叹其开垦之不易和耕作之艰辛。时逢秋收，农户们一家一户地到田里割稻打米，勾头弯腰，爬坡上坎，扛着百余斤重的谷斗由此到彼，不知耗费多少汗水劳力。联想起车水马龙漫舞轻歌的发达城市，真是天上地下，无法平心相比。
当晚，经匆匆的联系和安排，我们近乎贸然地进到本寨一户人家，并在山歌米酒的相伴下，与主人共进了一顿气氛热烈的苗家晚餐。事前并无准备，且家境一般，主人却忙出忙进，杀鸡剖鱼，酒歌相伴，呈现出令人感动的朴实友善。遥想当年清军进剿此地，视土著为蛮为敌，兵戎相见，涂炭生灵。如今恍若隔世，是非得失，似乎已化于苗胞耿直宽厚的情怀之中。
但学者没有忘记。
次日，在雷山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章开沅先生语出惊人。他简单叙说了此行见闻之后，谈到了苗岭山区贫困落后的地理及历史根源；接着话锋一转，郑重其事地以中原后裔身份，站立起来，慎重其事地向本地苗胞致歉，为自己的祖辈把苗民驱赶到如此贫瘠的地方生存及历史上种种不公平举措表达内疚和惭愧。其实“中原”本是模糊名词，历朝历代换了不知多少“天子”；清兵进剿，与章先生本人本家有何相干？从蚩尤、炎黄数下来的陈年老帐，其也并无义务个人承受。不说此话，无人责怪，凭何要提？王守仁等当年贬谪贵州，也未见有过此种忏悔，还不是照样功德圆满，名扬中外？
我想，相干的是史学涵养，所凭的是学者良知。举凡我的有限见闻，此为头次直面历史责任的无畏担当，并且不是权贵云集的重要场合，亦非光环普照的学术圣殿，而只是边远闭塞的山区小地，面对区区几位无足轻重的异域乡亲。
然而，这正是其份量所在：面对民众就是面对历史；面对历史，就是面对自身。
时隔一日，我们返回省城贵阳。章开沅先生作了题为《史学寻找自己》的学术报告。报告以史实为据，提出史学要从权力意志和商品诱惑的干扰中回到自我，寻求发展与更新；并强调社会进步离不开社会分工，学者的声音是时代发展的健全需要；同时还举了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雷山之例……
那么，什么是学者的声音呢？我想，章开沅先生的言行，已是一种可贵的呈现。作为史学专家，他主张首先“尊重历史”，继而方可“超越历史”；作为学者，他笃信“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龚自珍语）。
这是中国传统中难能可贵的学者声音。
章开沅先生是位学者，专业是近代史学，曾有《辛亥革命史》（三卷）等著作出版，八十年代任过华中师大校长，1994年自海外讲学归来后，主持“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工作，并继续承担博士生导师的教学事务。其指导培养的新一代史学博士如朱英、马敏、桑兵以及最近毕业的黔籍学子游建西等，已逐渐因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为学界关注，被誉为“章门弟子”。
1996年中秋时节，章开沅先生到黔访问，应邀出席“21世纪史学展望”研讨会。其间，在游建西的相约下，我和潘年英一同去往地处苗岭的雷山西江。
贵州本是一个“土著世居”与“移民开发”混合而成的边区行省，交织着从对抗冲突到交往兼融的离合悲欢。由于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相互差异，境内各地的发展变迁又颇不平衡。时至清代，雷公山一带的千里苗疆，仍被中原官府视为“化外之地”，直到鄂尔泰举兵征伐，用武力开辟“新疆”，才始有与外地相同的卫所及厅州建制，而其载入史册的代价则是残暴与流血。
雷山是当时的“新疆六厅”之一，原名丹江，辖丹江、凯里二卫，以及鸡讲、黄茅岭和乌叠三司及雷公山一带的百余村寨。境内山高坡陡，地旷人稀，交通困难，生存维艰。尽管如此，改制以来仍兵事不断。其中最为震动的便是一个半世纪前由张（秀眉）、杨（大六）率领的苗族起义。
杨大六的浑名叫昂达喽，苗语意为勇敢、强悍。“杨大六”三字是汉译谐音。杨的家乡在雷山，具体位于如今已被开发为贵州东线苗族风情旅游景点的郎德上寨。我们的车从雷山县城出来，经过该寨，因天色已晚，无暇探访，只好擦肩而过。
西江就是当年的“鸡讲”，苗文记作HKE－KANG，本意为“荒凉之地”或“有鬼的地方”。汉名从“鸡讲”到“西江”的转化，标志出时代的演变和命名者自身的升华。
按公布的统计资料，西江当时有居民一千多户，五千余人，全系苗族，被称为贵州乃至中国和世界最大的苗寨。居民生存方式以农耕为主，但山多田少，发展困难。乘车沿途所见的景致，最为突出者有三，即荒坡、山林和梯田。四处皆山。村是山寨，人乃山民，路在山上，河流山间。贵州“地无三里平”的特征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由远处望去，不少从坡底到坡顶的田土，其坡度之陡，犹如挂在壁上，令人感叹其开垦之不易和耕作之艰辛。时逢秋收，农户们一家一户地到田里割稻打米，勾头弯腰，爬坡上坎，扛着百余斤重的谷斗由此到彼，不知耗费多少汗水劳力。联想起车水马龙漫舞轻歌的发达城市，真是天上地下，无法平心相比。
当晚，经匆匆的联系和安排，我们近乎贸然地进到本寨一户人家，并在山歌米酒的相伴下，与主人共进了一顿气氛热烈的苗家晚餐。事前并无准备，且家境一般，主人却忙出忙进，杀鸡剖鱼，酒歌相伴，呈现出令人感动的朴实友善。遥想当年清军进剿此地，视土著为蛮为敌，兵戎相见，涂炭生灵。如今恍若隔世，是非得失，似乎已化于苗胞耿直宽厚的情怀之中。
但学者没有忘记。
次日，在雷山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章开沅先生语出惊人。他简单叙说了此行见闻之后，谈到了苗岭山区贫困落后的地理及历史根源；接着话锋一转，郑重其事地以中原后裔身份，站立起来，慎重其事地向本地苗胞致歉，为自己的祖辈把苗民驱赶到如此贫瘠的地方生存及历史上种种不公平举措表达内疚和惭愧。其实“中原”本是模糊名词，历朝历代换了不知多少“天子”；清兵进剿，与章先生本人本家有何相干？从蚩尤、炎黄数下来的陈年老帐，其也并无义务个人承受。不说此话，无人责怪，凭何要提？王守仁等当年贬谪贵州，也未见有过此种忏悔，还不是照样功德圆满，名扬中外？
我想，相干的是史学涵养，所凭的是学者良知。举凡我的有限见闻，此为头次直面历史责任的无畏担当，并且不是权贵云集的重要场合，亦非光环普照的学术圣殿，而只是边远闭塞的山区小地，面对区区几位无足轻重的异域乡亲。
然而，这正是其份量所在：面对民众就是面对历史；面对历史，就是面对自身。
时隔一日，我们返回省城贵阳。章开沅先生作了题为《史学寻找自己》的学术报告。报告以史实为据，提出史学要从权力意志和商品诱惑的干扰中回到自我，寻求发展与更新；并强调社会进步离不开社会分工，学者的声音是时代发展的健全需要；同时还举了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雷山之例……
那么，什么是学者的声音呢？我想，章开沅先生的言行，已是一种可贵的呈现。作为史学专家，他主张首先“尊重历史”，继而方可“超越历史”；作为学者，他笃信“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龚自珍语）。
这是中国传统中难能可贵的学者声音。
本文原载《南风》杂志，1997年第2期，推送稿略有订正。
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学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