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湖南长沙市举行了一次全国辛亥革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2012年，为纪念这次会议，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了一次题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与承传”学术研讨会，1981年长沙与会的部分师友再聚会。我提交会议的文章题为《“长沙会议”三十年摭忆》，其中有一段是写的与章开沅先生交往的回忆。会议开幕当天晚止，我来到章开沅先生与夫人的房间拜访。章先生很高兴，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了，你写的都是真的。我当年在中原大学校报上发表的文章，早已找不到了，谢谢你费心找到，还将扫描件送给我！会议结束后，章开沅先生和夫人要乘车离开宾馆，我到宾馆大门前送先生，章先生开玩笑对我说：郑州市政府应该请你当代言人，郑永福，郑州永远幸福！接着又笑着说：这回你又有的写了。下面将2012年我提交的文章中一段回忆文摘录在下边，以表达对章开沅先生深切的怀念：
章开沅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1981年长沙会议后，我在研习中国近代史过程中，从章先生的言谈和著述中，受益极大，看过下面的回忆，便知这决非虚言。
我生性怯懦，加之学识浅陋，与专家学者说话很发怵。1981年长沙会上见到章先生，感觉先生不仅学问精深，为人也和蔼可亲。1983年12月15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学术年会，主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章开沅先生、张磊先生、刘望龄老师等与会。期间在中州影院看电影，我恰好和章先生坐在相邻的座位上。当时电影是“跑片子”——一个影院演完一本再送到下一个影院上演。我们坐在影院里，片子尚未来到，但灯已熄灭，黑乎乎的。章先生对我说：我们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够细，日本学者就比较细。如，关于卢梭民权学说怎样从西方传到日本的，传到日本后有哪些改造，有什么影响，日本人都有较详细的研究。我听了大受启发。电影结束后，我又陪章先生在附近的街道上转了转，边走边听章先生“讲学”。还清楚记得章先生在一家店铺买了只烧鸡，我说这家烧鸡味道不错，您可多买两只。先生说，一只就够了，家里人口少，多了也吃不了。
回到开封后，我反复思考章先生在电影院的训导，决定先从《天演论》做起。我借来了1948年英文版的赫胥黎文集，与严译《天演论》一一对照，着重探讨严复对赫胥黎原著的改造。1984年9月山东威海《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恰好有一天我们在一个组，便向章先生等做了汇报。章先生还夸了我一句，说：什么叫聪明人，你这就叫聪明人。我说个题目或思路，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是有想法的。但说出来并不是说我要做，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了。我和章先生及在场的丁守和先生说，经过中英文本对照，我发现严复对原著有重要改造，写了篇论文，寄给《近代史研究》。编辑说文章还有点意思，但不拟采用。章先生和丁先生说，不是有点意思，是很有意义。我不知章先生或丁先生是否和编辑部的先生通了气，反正是第二天与会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夏良才老师找到我，问了问我还发表过什么文章后说，你回河南后立即将天演论那篇文章修改后寄给我，我们给你发表。1985年文章发表了，高兴之余，我能不发自内心的感谢章先生吗？写了几篇关于天演论的小文章后，我又着手写关于卢梭民权学说传到中国来的问题，先发表了一篇《卢梭民权学说与晚清思想界》，以后想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但因有别的任务，就搁下了。
那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甲午战争与严复》，但会上谈的是我关于历史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大意是谈恩格斯致布洛赫信中所论历史合力问题。恩格斯认为历史是由若干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历史的发展系由历史的合力所致，历史结局是参与其中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又都不是各种力所期望的结果。由此我认为，戊戌维新既是资产阶级维新又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而考察其间各种力的较量，得出结论是那拉氏对变法是支持起码是默许的。之所以镇压变法，是因为历史进程危及到了她本人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私利，不仅是对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也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悖。我还胡思乱想，认为力有三个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有朝一日经过学者的努力，可以通过对各种力分解合成，在坐标上画出个轨迹，展示出某历史阶段发展的趋势曲线。章先生说，国外学界有“社会力学”一说，你可以继续思索下去。当天午餐后我又与孔祥吉兄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的鼓励。返回开封后，我立即着手把会上说的主要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晚清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论纲》，于次年发表。后继续思考，在北京戊戌维新百年学术大会上提交了《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戊戌变法性质的再认识》一文，得到学界肯定，认为有创新。
2000年“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报到当天晚上，我去章先生的房间问安。因当时房间内没有旁人，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胆子也大点了，就多坐了一会。期间我谈了一些对“邪教”的看法，认为：长时间内，我国学界重视研究农民起义，且给予极高评价。但对农民战争中“邪教”的破坏性及对人们思想的毒化、奴化揭露分析不够。对中国社会中至今存在“邪教”滋生、流行的土壤考察研究不够。我还说，封建迷信要反对，其实，任何类型的迷信都应该反对，因为本质上迷信都是一样的。章先生鼓励我继续思索下去，我很高兴。
每次我见章先生时都有些拘谨，但往往章先生一两句风趣的话，就会使我放松许多。比如，有一次我见到章先生说，我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为研究课题，是受了章先生的影响（指受了章先生著述的启发）。章先生说，受了哪个Zhang先生的影响？是张謇吧？一句话把我和在坐的都逗乐了，气氛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又有一次在武汉开会，报到时见章先生坐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就走上前说：章先生您好！我是郑州大学的郑永福。章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章开沅老到连你郑永福都不认识了吗？一句玩笑话，让我脸红了，但也完全放松了。
2003年起，我先后应邀到韩国某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当2006年长沙会议时再见到章先生，感到分外亲切。次日随章先生等去毛泽东主席故居和刘少奇主席故居参观，一路聆听先生高见，兴奋莫名，受益颇多。
还要补充一点。研究生毕业两年后的1984年，恩师胡思庸先生希望我到章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说愿意向章先生推荐我。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惜吾妻吕美颐当时得了场大病，两个孩子又小，只好放弃了读博的念头。如果，唉，没有如果了。
令人欣喜的是，前年我主持做《民国时期河南珍稀短刊断刊目录》时，发现在中原大学（范文澜先生曾任校长）校刊委员会编的《改造》杂志中，有章先生读大学时写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改造》第一卷第九期（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出版）上刊登的《二十队墙报工作总结》，署名是学生会干事章开沅执笔。一篇是《改造》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刊登的《一个孤儿找到了‘娘’》，署名章开沅。很可能华中师大章先生的门生早已见到过该文，但恐不为更多的人所识，特扫描书影，以飨“长沙帮”诸师友及感兴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