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布公告诡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即此后所谓的《川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英国。百余年来，中外史籍颇多沿袭此一谬说。近年来虽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专门论述。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考订。
琦善与义律在广东的谈判，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分述如下。
一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11月底开始的。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等在天津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待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
琦善11月29日抵广州，义律12月7日来照：“本公使大臣，会同前统帅公使大臣懿，于本年七八月间，曾在天津白河口外，为本国宰相转递之公文内载各款，应请贵爵相大臣定议照会如何办理。……现在本公使大臣，惟俟贵大臣，将此等节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张，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1964年11月版，第29页。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此书。琦善4天后复照义律，答应赔款500万两，对于英方提出的其他条款，也表示“善为调停”。但对割地一事，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将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事不能仰邀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2日，义律照会琦善，要求赔款700万两，关于割地一事，义律说：“请给地方一节，据来文称云，已奉大皇帝谕旨，不愿如此办理。即英国原亦不求取地方。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照会要求开放广州、厦门、定海三个港口，并提出英国军队将“在外洋红坎山（即香港）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之后，撤回本国”。
12月15日，琦善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至于通商口岸，琦善表示可“代为奏恳圣恩”，广州之外，“另给码头一处”，且只准“乘舟载货前往，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仍遵定例，不得上岸居住，与居民私自交换”。
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有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630页。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656页。由此可见，道光皇帝认为，其他方面均可让步，但不能割地。道光的这个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谈判的基本准则。琦善之所以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允诺，但对割让香港一事却始终不敢公开答应，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也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签订条约。
义律掌握了琦善的求降心理及广州防务松弛的情况后，步步紧逼，并以武力相威胁。12月17日，义律照会琦善，同意中国赔款600万两，但对于通商口岸，坚持广州之外，浙江、福建再各开一处，并强调指出：“惟来文开载另给码头，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等因。本公使大臣再三熟思，倘如此办理，则买卖之务，必不能行。应请异议筹办，而此请并无别故，只有求予方便馆所，俾得寄寓贸易。”12月26日，义律扬言，所请条款若不答应，“议借兵法办行”。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按：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照会义律：“查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断无再给地方之理，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5日，义律照会琦善，以“照兵法办行”相威胁。同日英国海军统帅伯麦也照会琦善：“自从本日以后，就拟动兵相战。”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
以上这段时间内，英国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胁迫琦善按英方提出的条件赔款、割地，签订所谓“盟约”。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侵略者，琦善不能积极准备战守，一味把希望寄托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磨难”。他在1840年12月14日给道光的奏折中说：
奴才惟有殚竭血诚，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617—618页。
在12月27日的奏折中又说：
是以奴才故事磨难……借此延以时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654页。
琦善“磨难”政策的含义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要求既不严加拒绝，也不轻易答应，而是怯懦地拖，尽量把投降的条件定低一些，尤其是割地问题，更不能贸然允诺。清政府对琦善所谓的“磨难”是很赞赏的。道光在琦善奏折中“故事磨难”四字后面朱批：“好！”清政府投降主义的政策，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们岂肯“磨难”，决定诉诸武力，给琦善和清政府点颜色看看，打了再谈。
二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后，双方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1月8日，义律、伯麦照会关天培，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居之所。”并声言，所列各款，不能更改，限琦善3日内给予明确答复。10日，义律在照会中重申，“所有开载款节，稍毫未能更改”，若琦善“仍执前见，不允所请，必仍行动兵交争”。
英方的军事行动，的确吓坏了琦善。他1月11日照会义律，表示可考虑英方原来的要求，“代为奏恳”，在外洋给予一“寄居地”。琦善此举，颇需要点“勇气”。因为割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事，太伤“大清帝国”的“尊严”，道光皇帝能批准吗？
义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当即照复，表示愿以尖沙嘴和香港代换沙角。“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值得注意的是，义律照会中提到，寄居的“境界”，可另行详定。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香港一词，尚非全岛的总称，而是专指岛上西南一隅。岛的西北部称裙带路，东北部叫红香炉，中部是大潭，香港的东面是赤柱。下文所引赖恩爵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实则欲占有全岛”，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有详定“境界”之说。
1月1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按：寄居地、居留地，主权仍在中国；而英国主治，则纯属割让，义律的要求升级了。
次日，琦善照会义律，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筹思具复，以便即为代奏”。义律第二天复照，先说同意按琦善来文办理，但又说“一面以香港一岛接取，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归还定海和沙角、大角等地。由香港一隅变为香港一岛，暴露了殖民主义强盗的贪婪。
1月20日，义律照会琦善，表示立即归还沙角、大角，“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这是一个信号，英国殖民者不等琦善“代为奏恳”的下文，就要强占香港了。
就在这一天，义律单方面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
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
（1） 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中译本，第305页。
值得提出的是，一些西文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川鼻草约》，根据就是义律发表的这一公告。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川鼻条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1. 10. part1. P. 1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川鼻条约》。”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1. 14. P. 348.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0.这些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更权威的文献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布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使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中译本，《附录》（八），第735页。
试想，如果琦善与义律有正式签订的协定或条约文本，义律当定呈送英国政府。而巴麦斯顿的信是1841年5月14日写的，若义律呈送了正式文本，巴麦斯顿肯定见到了。实际上，中英双方任何正式协定也未签订，巴麦斯顿也只是从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而已。“不像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这就是英国政府当时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对我们判断1月20日《川鼻条约》是否签订，无疑是很有权威的。进一步说，若是琦善与义律已经签约，此后他们之间的“签约”谈判岂非多余？事实上，正因为琦善没有和义律签署任何协议，谈判继续在进行着。
在义律发布公告后第六天，即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了香港。这一天，伯麦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内容如下：“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系归属大英国王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全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
伯麦的照会，是地地道道的讹诈。
其一，所谓“已有文据在案”，给人的印象似乎双方已签订条约。其实，“文据”云云，只不过是义律与琦善往来磋商和照会。其中有的意见统一，有的并不一致，并非什么正式协定。直到2月1日义律给琦善的照会中还说：“倘贵大臣爵阁部堂，能将业将分别酌议说定诸事，曾有文据之各条款，列作盟约，俾两国制体，均无所伤之处。”足见“文据”并非什么条约，否则何必再“列作盟约”？
其二，琦善答应“代为奏恳”的是把香港作为英人寄居贸易之所，并非割让。伯麦所称“让给英国主掌”，由“英国主治”，这是有意的歪曲；
其三，琦善答应“代为奏恳”是将香港一隅作为英人寄居之所，而并非全岛。前引义律照会中“境界”另行详定，已是证明。琦善在12月28日给道光帝的奏折也说：“至于香港地方，奴才先已派员前往勘丈，俟奉旨准行，再与该夷酌定限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736页。这里所说“香港地方”，也是指香港一隅，因而才有“勘丈”、“限制”一说。
就这样，英国殖民义者用强权和讹诈霸占了香港。他们下一步目标，就是要制定条款，胁迫琦善加盖关防，以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三
在谈判的第三阶段，琦善虽早已被英军屈服，但在得到道光批准以前，仍不敢擅自与义律签订条约。
这期间，琦善与义律有两次面对面的谈判。
第一次1841年1月27日，地点在狮子洋莲花山。在秘密会谈中，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其中第一条便是“香港之岛及港让与英国”。对此琦善没有答应。英方的记载也非常明确：“二十七日，义律大佐和琦善在莲花山塔下会见。……但是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5页。琦善在事后的奏折中也说：义律呈出章程草底，“奴才当加指驳，该夷即求为酌改，兹已另行更定，容俟拟就，录呈御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776页。。琦善说，是日义律“情词极为恭顺”，实际上是英军强占香港已成为事实，义律便软硬兼施，诱追琦善加盖关防。
第二次，1841年2月10日，地点在川鼻洋蛇头湾。
这次会谈，琦善拿出了自己拟定的条款，第一条是：“既经奏请大皇帝恩旨，准令英吉利国之人仍前来广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应即永远遵照，不得再有滋扰，并不得再赴他省贸易以归信实。”义律不同意琦善拟的条款，而要“坚求全岛”，这次会谈仍无结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814、815页。
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拿出了他拟定的“条约草案”，让琦善加盖关防。草案计七条，其中一条是：“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附近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王。”《川鼻草约》一说，概由此“条约草案”七条而来。前此义律与琦善往来的照会或会谈中，均无“草约”一说，1月20日义律的公告，也用的是“初步协定”字样。那么，这个“草约”琦善签字没有呢？回答是否定的。据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记载：15日琦善派鲍鹏向英人声明不能签字，“请再予十天进行考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7页。。宾汉系当时义律手下一个军官，是个当事者，他的记载应该说是实际情况。义律见琦善不肯签字，又获悉清政府正在调兵遣将，决定再次以武力相威胁。2月16日，他给琦善的照会说：“本月之内，倘终未能以善定事宜条款，盖印了结，诸事全妥，必使再开衅端，不免仍复相战。”
这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便于2月18日照会义律：“本大臣爵阁部堂，本欲备文商酌，因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理。为此先行照会，既已承平，务望等待。倘再如上年之不候回文，即行滋扰，则前议一切，皆归乌有。本大臣爵阁部堂，万难再为周旋。”当时琦善给道光的奏折中说：
奴才前拟章程四条，未据该教遵依，续又具其自行拟具条款，呈请用钦差关防，其词尚多矫强，奴才以事关印文，未敢轻许。……奴才一面备文告以患病，借延时日；一面将其条款，酌加删改发还，饬令另缮，呈请盖用关防。仍佯谕以此出自奴才之意，尚未具奏，系大皇帝所不知。以备将来奕山等到后，可以再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833页。
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闻讯，急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但琦善告诫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战事无可避免，后一封信便不递交。结果义律态度极端恶劣，鲍鹏并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它带了回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50—251页。
2月26日，道光帝得到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英军占据香港的奏折后，即令将琦善锁拿解京。以上就是琦善与义律谈判的经过。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一） 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两广总督祁和广东巡抚怡良奉旨调查琦善罪行后的奏报中说：
现据署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禀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而重在裙带路与红香炉，名则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至前署督臣琦善是否给与全岛抑止给一隅，并无明文。……又查琦善任内所出示文，有该夷既准贸易，复求寄居，既准寄居，复求全岛之语。……窃意琦善原只许以一隅，俾得寄居，而夷情无厌，遂借此要借求全岛，似系实在情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第1103页。
琦善之被革职锁拿，系由怡良揭发其罪行所致，想他在调查时绝不会再为琦善隐恶，上述材料当属可信。
（二） 所谓《川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故《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并没有签订。“订立”、“签订”、“签字”等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论者也曾有过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G．B．安达科特《香港史》一书说：
在广州的谈判，琦善拒绝义律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之后一个时期曲折的谈判，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初破裂了。义律向广州行动，占据了大角炮台。三天后休战。恢复了达成一个协定的谈判协定即一般人所说的“川鼻条约”。义律和琦善两人安排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川鼻会谈，签定这个协定，但琦善提出了异议。安排在二月十二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没有举行。事实上，条约从未签订。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kong， P．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
（三） 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侵略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本性。
（与郑永福合作，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