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无处不在。它制约着人们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角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统一的方法吗？方法和研究对象有什么关系？对方法本身的研究又用什么方法呢？这无疑是当前理论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认识论角度讨论了两科结合的方法论问题。——作者
在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不过是笨拙的工具。——爱因斯坦
一 从关于形式和本质的争论谈起
1924年，一位名叫W.J.赖利的学者在研究零售市场问题中，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指出两个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和它们的居民数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施棣华认为这些概念实际上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同型关系被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1949年，经济学家G.K.齐普夫对这个经验公式加以改进，于1965年创立了所谓“人类行为中最小努力”原则（参见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4、475页）。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一类方法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和人口流动规律的类同，纯粹是形式上的。应用数学方法充其量只能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和数量关系。难道数学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引用可以解决诸如人口流动、人口增长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吗？这一类问题才是更本质、更重要的问题。
在文学领域中也有类似争论。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对行列式理论卓有贡献，他曾颇有兴致地写了一篇《诗的规律》的论文。论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进行数学分析。近年来一些数学家把倍尔数用来研究诗词格律，发现四行诗只有15种不同的押韵方式（见谈详伯：《奇妙的联系：数学与诗词》，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象当年预言自然界只存在230种结晶方式一样，这一小小的成果也使数学家感到欢欣。然而，文学家也许会说：你们分析的结论是对的，但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四行诗的押韵方式只不过是诗歌形式问题中的一个小枝节。确实，对于诗歌创作和研究来说，诗歌的内容、情感、意境才是更本质、更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中的例子就更多更典型了。政治经济学家尖锐地批评数理经济学派仅仅研究经济运动的形式，市场均衡也好，边际效用也好，都忽视了市场、商品和经济活动的本质，而只注重了形式和数量关系。
这些争论集中起来看，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统一的方法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只能用来处理形式化问题和定量关系；而社会科学方法则必须遵循从“事物质的规定性”出发的原则，探讨这种质的规定性自身运动的法则。在处理事物本质问题及其联系上，自然科学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使命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研究事物发展和运动规律的，因此尽管对象不同，应该具有统一的方法。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确实，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很难判别孰是孰非。尽管如此，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理论探索的一种时尚。经济学家建立了许多数学模型来描述各式各样的经济过程，用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来研究和预测价格形成和市场均衡。历史学家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探讨古希腊城邦战争的规模，出现了计量史学和科学史研究。社会学家则将人口波动过程表达成差分方程，模拟社会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甚至在文学领域中，也出现了接受美学、传播学、诗歌语义学等新分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科学家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虽然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并且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运用大多只是处理枝节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主要是局限于“形式和数量”研究方面。正如考古学中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文物年代一样，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还只是从属性的和技术性的。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还不得不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
那么，在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中，难到存在着在形式和本质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能处于目前这种从属的地位吗？究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统一的方法？这种统一的方法实质上是什么？如果这些关键问题处于若明若暗的五里云雾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为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构造理论的基本过程进行分析。
二 认识论中的两个问题
从认识论上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性认识都基于感性认识之上。研究者必须从广泛地搜集材料开始，然后分析加工材料，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然后提出观点或理论。任何理论总是对它们所依据的材料的反映，概括和解释。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同，但从认识论一般原则上看，它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也即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为理性阶段这一过程是否能科学地进行，都必定取决于两个重要环节。第一，材料搜集中的经验（包括实验）事实是否正确，是否完备、全面；是否能反映出事物的联系和全貌；第二，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时，理论概括是否科学、是否正确。如果这两个环节中有一个发生重大差误，那么据此提出的理论必然靠不住。
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自然科学理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如果理论所依据的实验、观察、感觉、经验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片面的，偶然的，那么在这种实验基础之上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理论。因此，从认识论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能正确而顺利地进行。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研究者如何做到在研究中使这两个环节不出差错呢？首先，具体经验事实和材料几乎是无穷多的，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收集在一起。阿兰？佩雷菲特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脑袋里想写一篇论文，谈荷马时代的兵器学。文献资料越搜越多，浩如烟海。他觉得明智的办法是缩小范围，只研究头盔。但范围还是太大，于是再限定为冠缨。最后他风趣地说：‘今后谁要谈荷马时代、希腊战士的冠缨，就非引用我的论文不可。’”（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商务印书馆版，第422页）这个例子很典型。它说明研究者常用的方法是用严格限定和缩小研究对象来限制收集材料的范围的。这固然使得材料精细准确，为象考古学这样的学科或其他学科提供一种可靠的研究基础，但也必然会使研究领域无限细分，甚至会出现钻牛角尖的趋势。我们可以问那个青年考古学家，仅仅研究冠缨就能反映古希腊的兵器学吗？应该看到，这种方法特别不适应于整体规律和事物间互相联系的研究。在限制研究对象的一次又一次分割中，事物间的本质联系也往往被割裂了。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很多时候即使对一个具体对象来说，严格限定对象以缩小研究范围，也很难做到使材料充分、完备。
在自然科学中，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广泛收集了当时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知识中的经验事实，写出著名的《物理学》。我们姑且不论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而只是指出人类花费了一千多年的努力才摆脱了它的束缚。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最明显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进行主观分类。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所有这些科学都只是割取存在的一个特殊部分——即某一个‘种’，对它加以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2-243页）。根据亚里士多德学说，天上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研究对象，因此它们之间不可比，也没有联系，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从直观上看，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知识水平看，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天上的物体做着完美的圆周运动，地上的物体自然趋于下落，做直线运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最初构造他的物理学理论时，力学研究的对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而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又用他的理论来规定物理学研究的对象，这样，就束缚了人们的认识。虽然人们曾千万次看到苹果下落这一类现象，但在伽利略、牛顿作出他们革命性突破以前，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把“苹果下落”原因和天体运动规律当作同一力学研究对象，万有引力定律自然不会被发现。
总之，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任何理性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包括经验和实验），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真理，只要承认我们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在收集取舍材料时往往存在主观性，片面性因而发生偏差，在概括材料进行抽象和推理时也经常失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科学方法论”的本质了。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探索，方法论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途径来排除这些偏差和失误，使人的认识逐步逼近真理。确实，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在近二千年的发展中，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相当有效和成熟的研究方法，依靠它可以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谬误的陷阱中较快地摆脱出来，取得长足进步。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社会科学中运用？
三 对经验材料的自组织和理论的自我改进机制
波普有一句名言：“科学经常是错的，而伪科学倒有时是对的”。实际上科学家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以保证他们最初提出理论的时候，所依据的经验事实一定完全正确，也不能保证他们任何一次理论概括都不出差错。科学史证明，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在最初提出时，它所收集的材料都不全面，不能反映本质。它的理论也不完整，甚至有很大的错误。最早化学家是本着寻找“哲人石”这样的错误目的和理论来设计化学实验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化学家在研究燃烧过程时，还没有把最关键的物质——氧气考虑进去。今天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磁偏角和磁倾角是揭示地磁现象本质的两个必须考察的变量。然而在罗伯特.诺曼以前，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磁针不能指向正北看做一种误差。
然而，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它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可以一步步排除认识过程中两个环节带来的偏差。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方法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种对经验材料自组织的过程和理论自我改进的机制。它的运用保证了即使我们从不完备的经验材料和不正确的假说出发，也可以一步步做到使材料变得完备，并使理论趋于正确的过程。为了说明这种机制，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魏格纳在最初提出大陆漂移的设想时，并不可能知道这一学说和研究对象的整个范围。今天的板块理论涉及到地质学，地磁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等广阔的学科，这是魏格纳当初不可能涉及到的经验事实范围。他只能从一些局部的不完备事实开始构造他的理论。他发现非洲大陆的边界可以和美洲大陆的边界拼接成一个整体。正是从大陆边界拼合这一观察开始，魏格纳构想出大陆漂移假说。如果这一假说的形成仅仅停留在这一次性的从经验材料到理论概括上，那么无论是这些材料还是理论本身都存在很多偏差和错误。比如，大陆边界的拼合中就带有很大的任意性。现在发现，魏格纳当初提出的大陆海岸线可以拼合的设想并不正确。近年来剑桥大学的布拉德设计了电子计算机拼接法，发现正确的拼合不是现在的海岸线而是水下1000米的等深线。而魏格纳当初根据大陆海岸线可以拼合而构造大陆漂移假说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并且，地质构造上的拼接还需要利用对大陆绝对年龄的测定，这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质学家才掌握的手段。而魏格纳当时根本不可能测定和收集有关大陆绝对年龄的数据。相反，这些数据的收集是在人们普遍接受大陆漂移说后才被注意的（参见上田诚也：《新地球观》，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30页）。那么，板块理论的建立是怎样摆脱并纠正它在初始形成时的错误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考察一下魏格纳大陆漂移假说，可以发现，第一，这一假说具有清晰性，它明确提出现有的大陆是由一块整个的原始大陆在水平作用力下慢慢漂移开来的；第二，这一假说可以导出一些最初建立理论假说所依据的材料（大陆边界拼合）以外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用其他材料验证，也即它具有认识论的预见性。比如，根据大陆漂移假说，既然存在一个整体的原始大陆，那么古代曾经相连而目前相隔数千里的陆地两岸的生物种群和古生物化石必定有一致性，这一现象生物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并生硬地假定存在过“陆桥”来解释这一奇异现象。而魏格纳的假说却能包容生物学家难于解释的现象，从而把理论考察的范围拓展到生物学和古生物学。这样，它所依据的经验和材料就不再局限于大陆海岸线的简单拼合了。如果理论不具有认识论的预见性，那么人们就很难想到从与原有依据材料（大陆海岸线可以拼合）几乎毫无关系的古生物学方面的材料去综合考察大陆漂移理论假说。由于有了古生物学和生物学大量材料的支持，“大陆拼合”的任意性就相对减少了，魏格纳可以得到更为细致的理论。这些理论还可以进一步推出超出原有范围的结论。比如，考虑到地球磁场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倒转，那么根据大陆漂移说就能预见某些地区岩石中古地磁的反常现象。这就使得理论进一步要包容古地磁学知识领域。同样，建立在这样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上的理论比原有的假说更丰富，更精确了。它又能推出一些新结论，如对大陆水平移动力的研究导致对海底扩张的研究，从而使海底年龄、重力异常、火山分布等一系列原先想象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的现象进一步组织到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去了。大陆漂移说经过了漫长的自我改进，逐步变成了板块学说。这是现代最著名的地质学理论之一。
这个例子是颇有代表性的。因为，无论是物理学、化学，还是生物学，地质学，一种科学理论的成长或者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过程。虽然学科研究对象不同，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同，但是理论成长的机制，研究对象明确的过程、收集材料由片面到全面的途径都是通过在经验→理论→经验→理论一次次循环中实现的。它说明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形成正确的理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必须完备而全面地收集材料，明确研究对象（这是不可能的），然后进行理论概括，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一次一次的循环，研究对象才能明确，材料的收集才能趋于完备，理论才能趋于正确。因此，从认识论上看所谓科学方法最本质的乃是利用这一循环，实现材料自组织和理论的自我改进，以克服认识过程必然出现的两种偏差。这里，理论所具有的清晰性和预见性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理论没有预见性，它不能推出超过原来提出理论时所依据的那些经验事实之外的结论，那么材料滚雪球般的自组织过程就中断了，循环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由事实上升为理论，再由理论回到原有事实的同义反复，理论也难以自我改进。这时，由理论推出的（或说明的）事实仍是属于原有范围。如果一开始收集的材料是片面的（这几乎不可避免），那么我们根据理论思维来限定下一次研究收集材料范围时，就陷入了一个不能有效扩大收集材料范围的恶性封闭圈。这时理论是根据这些不完全的材料推导出来的，它很有可能是错的，而由于错误的理论本身的规定使得人们在研究这个对象时总是看不到那些更为本质的材料。前面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例子。同样，如果理论没有清晰性和预见性，那么在循环中，错误倒有可能积累起来，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时，提出理论时发生的偏差也就不可克服了。为了克服这种偏差，唯一有效的办法也是通过一次次的循环，把推出的结果和经验事实不断地比较，当出现不合时，就对理论修改并和经验事实再一次比较验证。一种模棱两可逻辑上混乱的理论，一旦推出的结论和经验不符，我们根本不能判别理论错在哪里，是假说错了，还是推导过程出了毛病？只有当理论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逻辑构造型大厦时，它才可能具有自我改进机制，这时，理论推断和经验事实的误差才能成为修改理论中错误部分的信息源和推动力。一般说来，理论在逻辑上越严格，推导过程和结论越清晰，它的结论就越容易和经验比较，出现的误差给与理论自我修改的动力也就越大。
总之，科学在近二千年发展中已总结出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最一般的方法，各门学科理论内容可以完全不同，使用的具体方法也往往千差万别。但它指出，只有那些逻辑构造型的具备清晰性和预见性的理论才能算是科学理论。在近代构造自然科学理论必须遵循下述的原则，这些原则被科学哲学家称为科学理论的规范：
1 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
2 自然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逻辑的清晰性，它推导出的结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还必须可以用经验或者实验来检验（证实或证伪）；
3 自然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以推出一些超出提出理论时所依据的经验或实验事实范围之外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些规范构成了自然科学方法最核心的部分。它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的规范，其原因乃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研究过程中实行材料的自组织，使理论具有自我改进机制，以克服认识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偏差。
四 什么是自然科学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回答本文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究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统一的方法？这种统一的方法实质上是什么？我们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科学方法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1 它是指认识过程中有效地组织材料（经验和实验事实），使理论具有自我改进机制的一种程序。理论的逻辑构造型、清晰性以及预见性保证了这种机制。研究者必须把这些原则自觉地贯彻到认识过程中，自觉地加快经验（实验）→理论（具有上述三个特点）→检验→组织更广泛的新材料→新的理论的循环过程。
2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以上规范在自然科学中的普遍实现。它在自然科学各学科中为了更有效地实现上述规范及循环，普遍采用了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鉴别理论。科学实验的功能是使鉴别理论和分析、拓展材料成为一种自觉的手段，有效地促成认识的循环。这样，材料的自组织和理论的自我改进，被实验→理论→实验→新理论这样一种有结构的过程来实现了。这种循环过程越快，科学发展也就越迅速。为了保证这种科学的认识过程，实验是指的受控实验，而理论则是以构造性自然观为基础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点中所讲的科学认识的一般程序和自然科学的普遍特点相结合而产生的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
3 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自然科学各学科中时，各学科根据自身的特点又发展起一套适合学科发展的特殊研究方法。比如，空气动力学中的模拟试验方法，天文学中的天文观测方法，地球物理学中的高温高压实验等等。这些具体方法都是结合学科特点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科学认识的一般程序。随着各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学科方法显得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我们称它们为每一学科在具体运用中的特殊方法。人们所谓的自然科学方法实际上是指这三个不同层次上所有含义的总和。显然就第二第三层次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学科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是针对自然科学特定对象已经和具体对象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广度要根据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相应方法对应的对象有多大程度的类似性而定。
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一个层次上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的提出，如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也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那么，社会科学包应该有这样一种科学认识的一般模式。实际上，构造自然科学理论最一般的规范早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了，很多社会科学家也在运用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把理论建立在对经验材料的分析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在理论构成中运用逻辑，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严密的。社会科学家也同样明白理论必须受实践的检验，要用经验来证明，并同样期待着自己的理论有着预见性，能指导我们的实践。那么，现在我们提倡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行两科方法的统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说，现在社会科学家已经在运用自然科学研究最普遍的方法了呢？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建立三百余年来，自然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套保证实现经验→理论→检验→组织更广泛的材料→新的理论的循环的方法，形成了共同的科学规范，它制约着科学家们的行为。这样，就使得这种循环不仅在某一个科学家个人研究中自觉地进行，而且还应在整个科学领域内广泛地进行。自然科学家有的从事理论研究，有的从事实验研究，但他们都很理解自己在这整个认识论程序中的位置。实验科学家鉴别理论科学家的设想，而理论科学家总是想尽办法去推出新的观点，指导实验科学家的实验。推进这一循环已成为整个科学共同体自觉的事业。这一点，在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做得是不够的。很多理论家虽然明白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但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忽视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这一反复循环。他们常常忽视理论必须要具有材料之外的结论。他们很少用这种新结论去组织材料，从新的角度去分析材料，并通过一次一次循环避免材料的片面性和理论的失误。我们知道，构造理论的科学规范一旦与科学家有意识地加速循环的努力相脱节，即使人们分别使用它们，它也不能组成理论的自我改进机制。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没有形成象自然科学家那样严密分工但又合作地共同加速这种循环的共同体。第二，一种方法要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工具除了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和标准外，必须有实现这种原则的手段和途径。仅仅在理论上认识到社会科学理论应有预见性、可以接受检验、具有逻辑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如果找不到切实可行的途径，那么泛泛地理解和使用这些规范就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家是找到了具体而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自然科学理论的预见性、清晰性的。这就是广泛地应用形式化和数学语言。一个清晰的、有预见性的理论不一定是形式化的和数学化的，但一个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理论往往是清晰的和有预见性的。自然科学各门类之所以要广泛地运用数学，除了用数学精确地表达事物数量方面特征外，更重要的是数学提高了理论的构造性，从而也使理论具有更大的清晰性和预见性。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1845年勒维烈和亚当斯运用牛顿力学计算并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应用了数学后，理论上的任何含糊其词都可以被数学的严格性排除。实际上，数学化和形式化除了使理论具有高度的清晰性外，对提高理论的预见性促使科学家去开拓那些原来根本想象不到的经验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如果科学家不是从数学上发现了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必定存在着一个奇异点，那么是不可能把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学说联系起来的。这时，红移现象就不可能被纳入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对象，30K微波辐射的意义也不可能被发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数学的洞察力，宇宙大爆炸的发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自然科学家在提高理论的逻辑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方面是不遗余力的，科学家把理论在这方面的一点点进步都看作具有深远意义的。为此，哲学家还专门提出了一条所谓“逻辑简单性”原则，来鉴别自然科学理论在提高理论的清晰性、预见性方面有没有新的进步。科学家认为，必须用尽可能简单和尽可能少的假说来说明更多的经验，一个理论越符合“逻辑简单性”原则，它就越美，也越可能“真”。确实，“逻辑简单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理论构造性、预见性和清晰性程度的衡量。
五 不仅仅是引进，而是创造
目前，社会科学在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途径方面却前进得很少。社会科学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认识论上的预见性都还不能和自然科学理论相比，科学研究的程序并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家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方面主要的困难在于社会科学对象不能象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形式化、数学化，社会科学家往往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另一方面社鑾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很大不同。科学实验大多是可以重复的，而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研究的对象纯粹是过去的事情，比如历史学，在这些学科中，自然科学理论规范中所要求的那种时间超前的“预见性”往往没有意义。
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现这种程序不能硬搬自然科学中实现这一程序的那些方法，而应该根据社会科学特点作出创造。这正是探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的学者的历史任务。社会科学中很多问题现在还不能形式化，数学化，但我们可以用其它办法来提高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各学科中，那些和社会科学比较接近的学科，如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同样遇到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困难。达尔文开始提出进化论时，并没有运用多少数学。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魏格纳，他那本阐述大陆漂移学说的专著《海陆的起源》中也没有多少数学。但这些理论都具备构造性、清晰性、预见性等特点。它们表明，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即使对于那些暂时不能形式化、数学化的研究对象，寻找适当的方法，提出构造性假说，系统地引进自然科学研究程序不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我们实行艰苦的创造。
另外，近代系统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出现正在为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提供有力的工具。由于这些理论对组织过程、信息过程、有目的的运动以及局部行为和整体关系方面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提出了一种清晰的构造性理论来把握它们，而这些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最难形式化，。最难清晰地表达、的，因此，它们往往成为目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接口，它们可能是把自然科学广泛引进社会科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同样，这些学科在社会科学应用时，也必须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进行一次再创造。
我们还必须看到，即使是对自然科学最一般的规范，比如上一节所说的那三条原则，在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时，还必须作出适合社会科学特点的改造。比如科学理论的预见性要求，对于历史学研究，必须具备比自然科学领域中更丰富的含义。这时，预见性不仅仅是表现在某一种科学理论可以作某种时间超前的科学预见之上，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它对理想实验的设计之上，在这里预见性是具有广阔的认识论含义的，它表现在理论能推出超出它提出所依据的经验范围之外的结论上。它意味着能指导我们分析新的材料，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事实，发现原来无关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甚至是对考古发掘的指导方面。总之，结合社会科学的特点，从自然科学中抽出的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都需要根据材料自组织和理论自我改进机制进行某种改造。可以想象，它不仅仅是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社会科学，而且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对自然科学研究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在两方学科寻求统一方法理论的努力下，把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这对自然科学本身方法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从认识论上看，从科学研究最一般的程序来看，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是可以统一的，而且也是必须统一的，只可能存在着科学和伪科学的分界线，而不可能有不同研究对象和学科之间绝对的分界线。那么，人们会问，我们又怎样看待现在社会科学中从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这种研究方法的功能呢？实际上关键在于“什么是质的规定性”？目前社会科学中关于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分析实际上是对规律的哲学解释，它只能是认识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有人之所以感到自然科学方法和它是对立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科学方法本质不了解，另一方面很多人错误地使用了分析“质的规定性”这一原则，把它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这样就难免重犯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当我们没有认识有关对象时，我们并不能科学地知道对象“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它不是仅仅靠直观思辨就能解决的。当物理学家揭示力学规律以前，人们不可能知道天上行星和地上苹果在力学范畴中质的规定性是否一样。在化学家发现有机物分子结构之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机物和无机物质的规定性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先验地靠直观感觉和思辨来确定对象质的规定性，很容易落入错误的陷阱。它一旦成为构造理论选择材料的出发点，就很可能中断认识论中纠错和合理组织材料的程序。因此，正确的关于事物“质的规定性”只能在用科学方法认识有关对象后才能确定，它只能是对科学认识的哲学解释，因此它是不会同科学方法对立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哲学的总结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哲学来代替科学方法，来代替科学研究本身。
科学从来是人类一种艰苦的事业，它不可能是在哲学家的思辨的书斋里完成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是人类一代又一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运动。而科学方法也不仅仅只是探索者的工具，它象培根所说的是大自然点起的一盏明灯，人类用它驱赶那错误和无知偏见的黑暗。有了它，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创造积累起来，使自己具备改进错误走向真理和光明的一种能力。
*载《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381-401。
**有关“构造性自然观”的论述请参看金观涛等：《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的第4节，载《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55-239。
原载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