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提要：
现代化成为全人类不可回避的命运–为什么必须区别学习过程和起源过程–学习的前提：人不能引进道德上错误的事物–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学习：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学习现代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民族国家–立宪的重要性–民族认同的形成：传统文化与理性的二元分裂–被动的学习过程：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印度、奥托曼帝国的例子–主动的学习过程–日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什么如此迅速–日本的”亚洲主义”–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不稳定性的暴露–现代社会的内部整合和演化
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存在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因为随着民族认同符号及形成的机制不同，民族国家建立方式和社会现代转型之速度大不一样。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大多限于现代性发生社会，其民族认同之形成，基本上是一自然过程。而第二种类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立则是在最早完成社会现代转型国家冲击下发生的。它不需要依靠来源于加尔文教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对统一共同体之主观认同，只需利用现有的政治权威，斩断终极关怀和原有政治有机体之联系（工具理性随之出现），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它们可以是学习的产物）正当性基础，进行立宪实行宪政即可。这是一个比现代性发生社会更为迅速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一旦现代化的冲击来临，该过程即普遍发生。基于该机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可以越出西方文明之范围，导致非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即引发现代化后进社会的学习和立宪，故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可以把全人类都卷括进去。
确实，在人类历史上19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变化具有某种分水岭性质。一方面，德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已成为一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之集合，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标志经济自主的北方压倒依附于英国棉织业的南方，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现代化竞争更趋激烈。由于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在西方的确立，全球化立即对所有传统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该过程，他曾这样写道：”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换言之，现代化后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要是不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19世纪下半叶起，全人类被迫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挑战，这就是必须有意识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由此，全球化冲击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是有别于轴心时代以来传统社会各自演化的全新过程。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大文明纷纷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俄国宣布解放农奴改变米尔制度，东正教社会痛苦的现代转型揭开序幕。日本则进行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两次痛苦的鸦片战争，开始了自强运动以应对全球化冲击。甚至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亦第一次出现建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尝试。
但是，传统社会如何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现代转型呢？以往的研究，只是强调推动这一转型的物质力量和前提，如这些传统社会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巨大压力，因求存救亡的需要，必须学习西方科技以至引进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如果用现代性的系统观来考察传统社会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都看不到的关键性要素，这就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先在观念上确立其正当性。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传统文化实行现代转型。
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为学习现代制度寻找正当性根据。 要知道，大多数人是不会去学习道德上错误的东西的。把现代事物特别是制度（例如市场经济、现代政治的制度和科技广泛运用等等）学习过来的同时，人们必定会问：为什么这些制度是正当的？在那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现代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现代价值的形成源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结合，经历了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漫长的历史演化，它们并非是市场经济扩充的自然产物。而现代化后进国家在学习现代制度时，并没有经历上述过程。要顺利地引进西方现代事物。在确立现代制度的同时，必须证明其为正当。
从现代性的系统观看来，所谓现代社会的建立是指现代价值系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对于现代化后进社会，现代科技和相应设施由于其有效就可以成为必须学习和引进的理由，但社会制度大多是文化价值系统的实现，价值系统演化遵循自身独特的规律，从外界引进的硬件和设施并不一定会促进价值系统的变化。特别是该社会存在着由传统确立的一套自己的正当性标准，在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标准未曾改变之前，大规模引进现代社会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就很典型。15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帝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大的殖民地，但是它既不像英美那样是新教占统治地位，也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如德国那样经历了宗教改革并接受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甚至不如它在南美的殖民地通过民族独立转化为民族国家。 法国大革命后，西班牙一度引进拿破仑法典以及学习各种现代制度，但西班牙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直步履维艰。其关键原因正是天主教和现代价值的矛盾。
特别要强调的是，不同的轴心文明有着自身的正当性最终标准和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价值系统，它规定了这些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同和不同于西方的正当性论证模式。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就必须解决它们与非西方文明原有的信仰和道德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化解其冲突。如果该问题不解决，引进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可能生根，而且会导致原有社会崩溃。从理论上讲，化解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价值冲突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或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正如上一章分析所指出的，只有该过程发生，政治共同体（国家）才不再由终极关怀层面的认同来规定。
这样，根据图4我们可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民族主义兴起，认同结构之巨变同时会引发工具理性形成。也就是说，一旦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并实行立宪，个人权利等现代观念就可以随着民族独立被引进，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这通常亦是工具理性之形成。这时，学习引进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国家迅速实现耦合。由此可见，建立民族国家（立宪）在学习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社会转型过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上述变化的实现可以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过程。所谓被动，是指该传统社会没有抗拒西方入侵之能力，通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完成现代转型。首先是沦为殖民地，西方现代价值随着制度的引进在本地精英分子中确立，传统终极关怀及其正当性标准亦逐步地退出政治经济生活。一旦西方社会对殖民地控制能力衰落，殖民地独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印度是被动转型的典型例子。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现代价值由外引进，社会精英由国外培养。在殖民地统治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大党，在社会精英心目中来自本土文化的终极关怀虽在国家认同中起作用，但它已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达到工具理性所需要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 在公共领域上与民主制度配套的价值，亦基本来自于西方。对于这一类被动过程，展开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和理性可能发生二元分裂以及可以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
当传统文化很难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又不能实现信仰与理性二元分裂时，传统终极关怀和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西化的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后果是非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发生长时期的文明冲突。它伴随着两种文明的战争，传统社会的解体，社会内部长期期动荡、无序和普遍贫困化。奥托曼帝国的命运就反映出这一点。早在18世纪奥托曼帝国已经感受到西方现代的冲击。由于伊斯兰教比印度教更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拒绝精神与世俗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致使社会精英阶层几乎无法理解和接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其结果只能是文明冲突和传统大帝国不断地衰落。不管它在器物层面如何现代化，因无法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最后只能崩溃。 到今天为止，相当多伊斯兰社会的传统精英（伊斯兰教的本土宗教领袖）仍无法接受工具理性所必须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由此引起对学习之厌恶，这正是20世纪原教旨主义兴起之温床。
根据以上分析，在逻辑上必定存在着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如果传统社会在全球化冲击来临之前或来临之时，已经做到了理性与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或有某种因素可促使二元分裂的达成，这时社会现代转型必定极为迅速，现代民族国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建立。该过程在速度上和上一章所讲的西方第二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同，而有别于殖民地式被动式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必须注意，在主动学习过程中导致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原因是非西方传统文明内在因素，它必定极深地卷入学习机制。换言之，在主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现代化主要是靠学习模仿，而这些制度正当性根据之形成即文化现代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所能说明。文化现代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本土的价值在外来冲击下和外来价值结合，成为其引进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现代化，一直使西方社会学家感到意外。日本只用了三十年即完成社会现代转型，成为19世纪末世界五强之一，其速度可与德国媲美。从制度层面看，日本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学习和引进。但在文化价值层面，日本用作论证现代社会制度合理的根据，则与西方不尽相同。日本至今仍不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全盘接受西方政治契约论的国家，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日本的立宪和公司的运作以及市场经济及国力的高速成长。
日本社会现代转型之迅速，可以归为日本传统中本来就潜藏二元政治结构：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具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天皇背后的文化观念是神道，而德川幕府政治合法性基础本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但早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日本独特的儒学–徂徕学。徂徕学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国学更把天皇视为至高无上。 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是王政复古，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正好揭示了日本能迅速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机制：理性和终极关怀（神道和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一方面使得日本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同时通过王政复古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1889年2月11 日明治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现代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的实现。宪法规定作为国民的全体日本人如何编成现代民族国家，如内阁向天皇而非国会负责，天皇统帅陆海军以及国民的各种权利。正如安德鲁o戈登（ Andrew Cordon）所说：”宪法的颁布及民选国会的召开，象征日本已成为一个由主体组成的国家，民众一面要承担国家义务，另方面也获得政治权利。义务包括男性要服兵役、所有人都要上学，每个人都要付税。权利包括少数人得到选举权、能够在政府决定预算中表达意见。” 故自1880年代起，日本就迅速加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去，工业产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1895–1915年间，其工业总产量增加了2.5倍，同时期的美国只增加了l倍。
总而言之，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面冲击尚未来临时，日本传统社会已蕴含着某些价值。这些价值自身虽不足以催生现代社会，但是一旦开始启动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这些有着极强的本土资源的价值，就会迅速亲和相应现代价值并和西方引进的社会制度耦合，成为其正当性基础。这使得日本传统社会现代化与其他国家被动学习过程不同而格外迅速。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前提是天皇（加上国学和神道）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及用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实行立宪。由于明治时期的政治理性是与儒家道德和神道分离的，所以它可以迅速接受西方价值，成为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中，天皇既是国家象征亦是最高统帅，国会对天皇约束力极为有限。这样，日本民族国家建立，同时意味着每个人确立国民和臣民的双重身份。对社会来讲个人为国民，对国家而言个人是忠于天皇之臣民。国家是由天皇为代表、必须效忠的对象，而非由个人权利合成之客体。由于天皇为一个唯日本才具有的客观认同符号，日本因此以单一民族国家见称。
就民族国家性质而言，日本和德国同属第二种类型。即这两个国家主权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德国和日本的兴起，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亦意味着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已超越西方文明范围，开始演变为一种力图把所有轴心文明都包括在内的世界秩序。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德日与英美属于不同类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前者与后者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呈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如第五章所说，西方现代性三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持唯名论主张的加尔文主义视任何社会组织（包括民族国家）为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这样，国家只能用立法权来界定，主权是由人权合成的，而非实体之属性。而现代民族国家间的世界秩序（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面），只能是如图2所示的国际法笼罩下主权国家的契约共同体。 但是，在德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它或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如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或是某种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如日本忠于天皇）。这时，必定造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亦不一定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了。
在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出现日耳曼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泛日耳曼主义。在19世纪，因为以大英帝国为首的现代性发生国家主导着国际秩序，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当时只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竞争中的潜流，西方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的稳定性尚未破坏。日本崛起后，情况日趋严重。在日本民族主义中，天皇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忠君为核心价值的日本式儒学形成了其对世界秩序之想象。在日本式儒学看来，黄种人的亚洲有别于西方，应成为一共荣圈，而先进的日本当然是亚洲的领袖。该民族主义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之界定，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而非遵守国际法的各民族国家平等的契约组织。也就是说，随着德国和日本等第二类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已出现和图2所示结构的不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剧烈战争的硝烟味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特别是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使得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变成不稳定的，甚至会对其第一层面产生冲击。在后发型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化学习导致社会整合的解体。我们在第七章中论证了，只需迅速斩断传统终极关怀和社会有机体（包括传统国家）的联系，就能较顺利地引进西方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只是高度简化地讲了一个必要条件。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更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能代替原有社会有机体实现社会整合。这对于那些幅员辽阔大帝国的现代转型特别重要，因为这些社会的迅速转型，通常出现传统社会有机体被包容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由于传统社会有机体和现代国家组织方式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两者被迫结合就必然会引发内部组织形态激烈的变构。其结果，多半是传统社会有机体在现代化过程中解体。这样，只要新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必定出现严重的社会脱序。
非西方传统社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发生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和不能建立民族国家而出现的社会无序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传统社会因不能接受现代价值导致文明冲突；而前者则是主动学习现代价值、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的社会危机。它或意味着某些轴心文明对经学习得到的现代价值必须进行重构，才能实现社会整合，或意味着去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代替碎裂的民族国家。前一种情况即现代价值之重构，意味着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价值之新价值之出现，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形成能实现社会整合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两种过程和主动学习一样，都会迅速地以雷霆力钧之势展开，并指向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该过程立即对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发生冲击。这既是现代社会结构越出其起源地以后的进一步演化，亦是多元现代性的呈现。
简而言之，源于西方（严格地说是来自于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特别是大帝国）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然而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在学习之后均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就碰到巨大的挑战，走上无可避免的自我调整和演化之路。无论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还是中华帝国，在发生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整合危机时，均是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实现社会重建。因此，为了展开传统社会在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后社会整合危机的发生以及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讨论，我们必须先分析何为马列主义以及对现代性而言它有什么意义。
本文摘自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