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
求实存真很难，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数据，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
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如为尊者、亲者讳之类。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说：“研精沉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但对史学完全适用。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与人论国学书》）
其实，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而且说得更为形象。其致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乃《日知录》经历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
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这些话语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迂远烦琐之讥”，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治学诚然艰苦，但苦中又有乐，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那就是最大的欢悦。
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三长”之说，但更为强调“史德”。他说：“能具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人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他说：“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他所说的“自注”，不仅说明“取”材的出处，还要说明“去”材的缘由，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术之诚伪”来看待，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的苛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投机取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二、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很难维持长久。
三、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大潮的冲击则诱发学风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
因此，现今学风败坏尽管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错误政策导向），但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站稳脚跟，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气概推动良好学风的发展。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