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其“大”的程度,当事人和后人的认知,似都有些不足。由于时人对那次鼎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对革命可以带来的转变又期望太高、对共和的见效要求太快,从民国二年开始,国人对新体制的大失望已经萌芽,而革命并未成功的看法也逐渐树立,衍化成一种固定的认知。受此影响,我们对辛亥革命本身及随后尝试共和的早期经历的观察,也渐失平常心和批判力,而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某种固定的视角和思路去观察和思考。其结果,有些与此相左的看法,虽提出甚早也实有所见,却为我们所忽略,长期视若无睹。

本书就是国体转换的当事人当时的感受和分析。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出版于1913年1月,是《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为“刊行十年之纪念”而出之“纪念增刊”的主要部分,附在该杂志的9卷7号之后。因其时间的巧合,那十年的政治通览,基本等于回顾辛亥前十年的经历,从当事人角度,告诉我们那次革命怎样“一路走来”。

此书最主要的作者,是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通论”和八篇“各论”中至少两篇,悉出其手。其余作者,目前只有署名“指严”者可以确定为许指严,余皆待考(因各论皆署笔名,多数笔名似乎都仅此一见,也不排除其中还有杜氏的作品)。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大概都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出版者)人员。这样看来,本书不仅为杜亚泉所主撰,全书构想也应出自于他。

杜亚泉这几年较为人所关注,主要因为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中西调和取向。当年他因此不能与时俱进的坚持而失去了《东方杂志》主编的工作,近年却因此另类的(alternative)主张而引人注目。不过,大部分杜氏的关注者,却不甚注意他对辛亥革命的即时认知和分析。

不可以常例论的五千年大变?

与后来很多人不一样,杜亚泉当时就充分注意到那次鼎革的根本性质(以下凡未注明者,皆引自《通论》),他说:

吾侪今日,处共和政体之下,追忆十年以前,……虽国势之颠危、民情之锢敝,犹不免为五十步百步之观,未能逾十年小变之常例。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很明显,以共和代帝制,是个以千年计的大变。类似的说法,也曾为不少人提及,却并未真正据此思考。若定位于变化的层级,只要确认共和为革命之目的,任何能造成这样转变的革命,宁非极大的成功?至于尝试一个全新政治体制的成败,那是一个更大变革的一部分;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本身,不应为其承担责任;而其带来的政权鼎革,却无疑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与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直到今天。

这是一个充满颠覆和根本性变革的全方位巨变,且仍处于进行之中。它可以说是“革命”(revolution),也可以说是“转化”(transformation),更可以用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来概括。正因为变化是全方位的,政治层面的共和取代帝制,不过是其一个有代表性的象征;复因为变化是根本性的,洋溢着革命的激情,这又是一个希望与风险并存的发展进程,很难以常理论。

杜亚泉既认识到这是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又指出了其不可以常例论,所见实高。前者或尚有人提及,后者则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分享的睿见。好些年后,梁启超对“革命时代”的历史研究有了概括的认识,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可惜的是,这样的卓越见解对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影响不大。迄今很多研究者,仍喜欢用按图索骥的方式,拿各种古今中外的常例、常轨来衡量辛亥革命。

殊途同归的革命与立宪

?杜氏见解的另一特点,是明确了此前革命与立宪“殊途同归”,这与后来的史学论述中常将二者视为对立,非常不一样用。在他看来,辛亥前十年

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荥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制为代议制。其始途径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则殊途同归。由立宪运动而专制之政府倾,由革命运动而君主之特权废。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而十年以来元首之更迭、议会之发生、政党之勃兴、与夫行政机关之改革,莫不以是为要领焉。

因此,“中国十年以来之政治,自一方面观之,为革命运动之进行;自一方面观之,则又立宪运动之进行也”。这样的见解,也有人分享,梁启超就屡言之。不过,杜亚泉进而提出,立宪的任务尚不止于革命。用时人的话说,君主、民主是所谓国体问题,而立宪则是更实际的政体问题。立宪的实质,是“以宪法规定统治权”。具体言之,则“必设议院以代表国家意思,制定法律;政府则依国家之意思以执行政务;更立法院依法律以行裁判。而地方自治,尤为立宪国家之基础”。这样的立宪,前清仅开其端,而民国尚未接其续。

在杜氏看来,变独裁制为代议制,既是革命的任务,也是共和的要求。“综观我国十年以来之历史,不外乎改革政体、实行立宪之一事。革命运动,亦无非以此为目的。”革命可以转换国体,却不一定能保障代议制的推行;故革命之后,仍需进一步推行立宪。惟民国二年时的状况,则是“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故“今后之进行,我国民正宜努力”。最后一语,或并非简单的套话。从清末以来,凡事诉诸“人民”,便是对当政者失去信任的隐语。同时,“国民”大致也是一种适于整合各类不同政治力量的概括性认同。

梁启超后来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时,也提出革命与立宪共同的说法,以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不过主张立宪者想要实行“政治革命”,而主张革命者却要实行“种族革命”。双方“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而辛亥革命即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起义前有四川咨议局人士主导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响应而宣布独立的也多是“各省咨议局”。

这个说法不能仅视为想要在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果实”,多少也有些史实的依据,近年不少人即仿此而立说。那时梁启超正以“国民运动”来涵盖双方,即两者都是“诉诸一般民众,合起来对付满洲政府”的国民运动。不过他进而指出:“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梁所谓政治革命,即杜所说的立宪;约十年过去了,共和仍只是个“招牌”,充分表现出很多读书人的失望。

这后来表述出的失望,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杜亚泉自己虽已认识到这是一次五千年的大变,他在民国二年说“立宪之前途尚远”而寄希望于国民时,已隐约有些不耐了。余人的不满,大体也滥觞于此时。对于很多未曾认识到此次鼎革性质的人来说,革命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就“成功”,后面诸事也都应同样顺利而神速才是。或许正是革命成果来之太易,宠坏了早已被近代连续的挫折逼得急不可耐的国人。

速成的革命?

的确,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其速成。用杜亚泉的话说,自武昌发动后,“五旬之间,各行省之光复者,十居八九。其余各省,亦莫不先后响应”。可以说,“此次革命之举,诚速于置邮传命矣”。这是个非常形象的表述,且那时好像还是世界性的趋势。此前(1910年)也是由帝制改共和的“葡萄牙之革命,成功最速。于十月四日午前一时发难,至午后二时而葡王出走,是日白拉茄披推为假大统领。一年以内,痛革旧政,颇收美果”。比较起来,“我国革命之成功,虽不及葡萄牙之神速,然决非其他诸国所能比拟”。

如果说此时杜亚泉对中国革命的“神速”不如葡萄牙还略感遗憾,稍后他的心情就更好,乃自豪地说:“自辛秋起义,不及半年,共和聿成,民国统一。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不特中国所未有,抑亦先进之所无”。自十九世纪以来在中外竞争领域屡屡受挫的中国,竟一举走在世界前列了!能不让很多人心旷神怡!

不过,杜氏同时也开始思考,革命成功太容易,则后续问题可能甚多。“夫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此自然之理也”。他想起一位美国人曾说,“使中国革命自此竟告成功,则吾美之共和将无价值”。这话虽不动听,“其言固含有至理”。因为革命是“至宝贵至艰大之事业也。美人富自治性质,犹必经十余载之痛苦,始观厥成。以吾习于专制之民族,乃不数月而遽收美果。揆之事理,决无若此之易易。则其必将再经挫折,再经磨难,又势所必至者”。盖“吾国专制之毒,入人已深,一旦易名共和,而形成共和国家之内部分子,未尝受相当之磨折,俾与国体同化,则其杌陧凿枘,因不体合而生种种冲突,亦固其所”。

杜亚泉眼中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对比(分别与自治和专制相关联),固带有当年的时代特色;然那时就能够考虑到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共和体制的成败取决于国人能否“与国体同化”,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后来他分析二次革命的总因,也认为是“社风骤变”造成的“道德堕落”,仍是从国人对新制度准备不足的角度立说。这也是杜氏与众不同之处,即他往往能从事物的基本层面思考和分析问题。此前他对清季新政的考察,便已表现出这一特点。

摹拟繁复政治可能导致革命?

杜氏于1909年初入主《东方杂志》,与朝廷下诏加快预备立宪大约同时。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到1910年4月,《东方杂志》在七卷二号刊出“改良序例”,重申“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的办刊宗旨,并以各种新栏目配合“宪政方新,世变益亟”的现状。又一年后,更在八卷一号(1911年3月)宣示了“本社之大改良”,表示随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近,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东方杂志》也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回应“随世运而俱进”的读者。

或可以说,杜亚泉时代的《东方杂志》,就是与清末宪政与时偕行的。而他对清季新政的认知,却比很多时人更深刻。他在1900年就提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气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甚至可以说,“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即今人所说的技术)以成之”。而中国读书人则不论在朝在野,“皆热心于政治之为”;今日当“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盖政治只需要少数人,而“存活于我社会中多数之生命者,必在农商工之界”。若能“职业兴而社会富”,则“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

杜氏所谓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隐约可见今人爱说的国家(state)与社会的关系。尽管使用的语汇不同,表述的隐显也不一,他从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与社会不仅密切关联,又处于一种多层面的紧张、冲突甚或对抗的竞争性关系之中。约十年后,在辛亥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论证了两者间关联互动的关系,提出“政治者,社会上一种之事务也。政府者,社会上之政治机关,亦一种之机关也”。

而随着西潮东渐,中国偏重“政治”的传统得到了欧洲及日本“繁复政治”的支持,变得更加强有力,并直接体现在新政的举措之中。由于欧洲以及日本

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社会之人,或习焉不察,讴歌于政府万能之下,至事事依赖政府而为之。营一业则请国库之补助,举一事则求官厅之保护。民间独立心之薄弱,实为当局者多年之干涉政略所养成。积之既久,遂不自觉其迷误。

这样的外国思路,不幸为正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所仿效,遂以为“无学部则教育必衰,无农工商部则实业不振”。其实,“社会之事物,有自然之法则管理之”——“社会之活力(才力、财力之结合作用),有一定之制限,政府决不能创造之”;而“社会之发展,有一定之秩序,政府亦不能揠助之”。盖“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有生产之活力,则实业自盛”。杜氏这些见解,与前引技术兴则政治变的早期观念相对照,便可见其沿袭发展的脉络。他强调:

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教育也,殖产也,政府惟司其关于政务者,不必自为教育家、自营农工商之业也。夫国家教育之兴,非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籍之谓;国民实业之盛,非政府多营官有事业,多定检查方法之谓。总言之,则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

因此,与其“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若政府“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是真正学贯中西的见道之论。只有对中国传统政治和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观念有深入理解,并了解西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学理,才能说出如此通透的话。

而教育和商业不应由政府主导,更是杜亚泉反复申论的主题。对于农工商部,他主要认为是“虚设”,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而学部之设,则给教育带来了直接弊害。因为“学部管理教育,事事必就绳墨”。其“所颁布之教育法令,渐臻严密”。大至教科分配、学级编制、教师资格和教授书籍,小若节日纪念的礼式、放假休学的日期,“甚至服物细故,亦或规定而取缔之”。其条例之繁密,“仿之科举而更甚”。如此多的束缚,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不可不大加减削”。

杜亚泉注意到,日本当时已有人提议“废止文部省、农商务省”等部门,而中国留美学生也因美国不设学部,倡议中国也“废去学部”。他也主张中国之“教育行政、农工商行政,不必另设专部”。说到底,“教育实业等事,全赖社会之自谋,国家仅任提倡检查之责,其直接自办之事本少”。尽管他稍后观念略有转变,认为自清末“商部开办以来,力惩旧习,积极进行”,使“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但整体上,杜氏坚持社会的事应让社会自为,并不看好政府过于积极的作为。

盖不仅权力永远导致腐败,官僚机器亦自有其强大的惯性作用,使一切向形式化和文牍化的方向发展,直至欲自我遏制而不能。在有官僚政治传统的外国,若政府太有作为,“势且不可久”。清末中国本“人才未贮,财力未充”,乃“不自量力,尤而效之。规模不可不备也,于是乎增设若干之官厅,添置多数之官吏;而又不可无所事事也,于是乎编订种种之条例,设立种种之名目”。当时“政治所以纷繁纠杂者,正因官吏太多,彼此以文牍往还,以消日力,所谓‘纸张天下’是也”。其结果,“当局以张皇粉饰其因循,朝士以奔走荒弃其职务。问其名则百废具举,按其实则百举具废”。

官僚政治这种自我消耗且难以自制的惯性作用,今日正盛行于全球,而杜亚泉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洞烛其奸,实在难能可贵。

直到今天,多数研究者仍沿袭着“无学部则教育必衰,无农工商部则实业不振”的思绪,把清季新设各部作为一个“进步”的正面举措进行论述。在大学扩招而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后,这些新设各部本身也成为学位论文题目;而其中讨论最详细的,恰是杜亚泉苛责最多的各类章程条例和繁复检查方法。这些新研究倒是与当年以文牍为政务的时代风气暗合,颇具以条文为史实的特色,再现了“纸张天下”的风采。

今日多数研究者基本不以新政期间政府举措过多为病,还往往指责其作为不够。而杜亚泉的态度则相反,因为他很清楚,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与开支的增加成正比。在他看来,清末的宪政,常以仿效“他国之繁复政治之形式”为目标,而未曾认识到“国家政治,在精神而不在形式”。正因为致力于形式求备,一些并未考虑中国国情的举措,常使人“感其事之无益,觉其费之可省”。

例如,清末办警察是中外研究者一向称赞的举措。但杜亚泉则注意到,中国的警察制度,徒从形式“摹拟他国,似未适合于我国之情势”。盖西方城市人口多,“故有市街警察之制”。中国则“一二大都会繁盛之区,固可仿而行之;乃各府县之城治市集,亦复于数十武之内,植立武装之巡士;甚至乡村之间,亦间有之”。由于乡镇本无多少需求,这些巡警不过“终日植立而无所事事”。警政是当年民政部耗费最多的事项,实则“其费甚繁,其益殊少”。若能从“适于用”的角度改革之,“则全国之内,所节必多”。

总体看,中国实行宪政数年,徒“摹拟他国之繁复政治,包举一切,而能力不足以副之”。更重要的是,

此等事务,皆在官与官之间,与吾民无与。吾民之所须于国家者,除对外而求其捍卫国境,对内而求其缉除暴乱,此外则讼狱之事,不可不仰官厅裁判;赋税之款,不可不向官厅输纳而已——所谓刑名钱谷而已矣。吾望吾政府编订它制之时,勿仅存官多治丰之见,而虑及官多生事之害也。

这其实是杜亚泉区分政府与社会职能的一贯见解。被他名为“减政主义”的小政府取向,在他眼中既是“各国社会上之新倾向”,也是“我国政治上之旧经验”。这也是杜氏与许多今人不同之处——那些以为新政举措多多益善的研究者,基本不知中西政治传统中尚有小政府的取向,或虽知却视而不见;他们大体仍存“官多治丰”之见,而未见“官多生事”之害。故其对清季新政的认知,常与杜亚泉异。

关键在于,繁复的新政到那时“弊害已形,致反对之声,一时哄起”。若不“釆用减政主义,收束局面,以为持久之謀”,则前途堪忧。杜氏\r

逆料其结果,殆不出两途:一曰迫于财政之困乏,仅仅维持现状而不得,则敷衍益甚,而几等于销灭;一曰不顾民力之竭蹶,益益进行现在之政策,则搜括愈力,而终至于溃决。其尤不堪设想者,则一方面行其敷衍之策,而政治销灭于上;一方面尽其搜括之实,而经济溃决于下;大局遂不堪问矣!

革命怎样走来

上面是杜亚泉1911年3月的预测,现在看来,不能不佩服其洞察力。革命发生后,他分析其起因,以为主要是“政治之不良,政体之未善。而种族之异,亦足为其诱因”。尽管“革命之现象,至今年而大著。而考其主义之发生,则夫提倡之、传播之、实行之,伏而不灭、蹶而愈奋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从太平天国到最近的吴樾谋炸端方和徐锡麟枪毙安徽巡抚恩铭,各种“言论事实之发现于近年中者,既日演而日激。革命之声浪,震荡于国民之耳鼓;革命之思想,遂深印于国民之脑筋”。

不过,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为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结果,到“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所谓官方“制造革命”的说法,早由章士钊发其端;但章更多是说反话,杜却是认真的。问题是,努力推行新政的朝廷何以能让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即其行之惟恐不力的,皆是“离民之心、解民之体”的举措,是非常值得思索的。这直接牵涉到清季改革与革命的复杂关系,非片言可了,只能另文探讨。我们且看杜亚泉的见解:

此次清廷革命,其本因有二:一为远因,则以满人专有政治上之特权,种族间生不平之观念;一为近因,则由于世运变迁,专制政体不适于时世。而其助因有三:一为中央集权,二为大借外债,三则财政紊乱、政费浩大、税目繁杂。

清末的种族问题,过去是有些讳言的。其实既是事实,也有构建的成分,还有大量待发之覆。而所谓专制政体不适于时世,实各说不一,其背后隐伏的关于专制、时世的理解,也相去甚远。我的看法,由于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清季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详另文)。杜亚泉之所论,更多还是时人所谓专制和立宪的对应。倒是他所说的三助因,环环相扣,皆与新政直接相关,可能是促成革命更直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道家主无为,儒家主君主垂拱而治,都是一种不强调作为的小政府取向。而小政府的一个基础就是分责分权。历代关于郡县和封建的长期争议,便与怎样分责分权相关。昔人也说郡县制是中央集权,那其实是针对着封建制的弱中央而言,与今人心目中的中央集权,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切莫混淆。但清季新政最后几年,确因推行改革出现明显的集权现象。

盖清代督抚理论上是朝廷外派人员,却又有不小的独立权限,故其“常利用其中间之地位”进行运作。当民气强盛时,便“藉人民之后援,以抵抗中央”;若中央意志强硬时,则又尽力压制,“保中央之信用,以摧残民气”。及新政推行,朝廷发现“行省分权,不能举改革之实,遂主张集权;即以是受人民之反抗,为此次革命之重大原因”。而盛宣怀在辛亥年提出的“干路国有,借款兴筑”政策,酿成了四川保路运动。前者便与中央、地方的权责相关,后者又触动时人关于借外债即“丧失国权”的普遍认知。不得不事事作为的政府,面临浩大的政费,又不能违背永不加赋的祖训,遂只能靠征收临时性的苛捐杂税和大借外债来应付。揆诸当时舆论,两皆有自杀意味。这些方面,本书通论和各论均有论述,颇可参考。

追寻已逝的现场感?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和进行,身历鼎革的当事人,其看法与后人常不甚同。我们借助后见之明,更容易看到什么直接影响到了结果。然而有些后人非常关注的,在时人的眼中,却可能不过如惊鸿之影,一掠而过。反过来,有些他们所特别看重的,我们或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包括本书附录中的几种“大事记”,有些我们今天来编写,可能就不会收录;而有些那里不曾纳入的,我们反会大书特书。胡适早就提醒我们,历史记载中“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本书中所有与今不同的记录和分析,都可视为历史研究的突破口。

最重要的是,当下记载有其特定的长处,即在其可能“捉住当前一境”的现场感,那是后人永不能有的。顾颉刚曾论笔记的好处说,“或写其直接之见闻,或记其偶然之会悟,要在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传说中李贺在驴背得句即书于片纸,正欲保存“其一刹那间之灵感”。盖史事常如章太炎所说,“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当时写下的文字,不论其写作或记录的意图如何,多少都能留下几许“一刹那间”的感触;与后人追记、考证者大不相同。

本书的整理出版,不仅让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见解,还能让我们体会时人的“当前一境”,庶几可以捕捉已逝的“空中鸟迹”。例如,本书在论述袁世凯在直隶练北洋新军时,便注意到其“数次办理秋操及南北合操,颇能铺张扬厉,耸动外人”(本书《军政篇》)。这一点向为后之研究者所忽视。1905年北洋新军的首次实弹演习,据说耗银百万两,在当时可是件大事。以当年的预算,固不免有人以为这样做是过于浪费、劳民伤财,但也让许多人——特别是在华外国人——看到一个“尚武”中国的兴起。所谓“颇能铺张扬厉,耸动外人”,寥寥十个字,已概括了两方面的观感。这样的现场感觉,最为后人所缺乏。

注意外人观感,是当年一个重要现象,展现出一种面向世界的新眼光。《东方杂志》对此也是有意为之。在前引七卷二号的“改良序例”中就新增中国大事记、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以及中国调查、世界调查等栏目,都是考虑到“万方多难,供殷鉴于寸心”;俾读者“不出户庭,足周知乎四国”。后来八卷一号的改版,也强调要“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对于时事,更“近自吾国,广及世界,凡政治上之变动、社会上之潮流、国际上之关系,必求其源委,详其颠末”。

本书的编纂也遵循类似的取向,故配有“十年世界大事记”和“十年世界大势综论”(今入附录)。在杜亚泉的论述中,更明确从中西文明结合的视角观察中国的革命:

此十年内之变局,不特在吾国历史中,为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即在世界历史中,亦为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盖十年以前,欧洲之文明,输入我国者,仅物质科学之一小部分;精神科学,殆付之等闲。至政治上之思想与学说,尤为守旧者之所嫉视。虽仇洋之气焰,既因巨创而渐消;而革新之精神,犹为群顽所阻遏。鼓荡之而消融之,使欧洲政治上之原理,得移殖于东亚大陆之上,则固自近十年始也。他日者,因两文明之接合,辟伟大之境域于精神界上,固不能不以此十年为孕育胚胎之时代矣。

把辛亥革命视为“世界历史中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恐怕是很多今人不太容易想到的。但也只有循此视角,才能真正理解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什么胡适把新思潮的任务界定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中西文明接合之后,还要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辟伟大之境域于精神界上”,大体延续着梁启超早年希望东西文明“结婚”的梦想,却是后来许多人早已忘却的抱负。北伐时胡适曾教导西人,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当时的最高阶段,而西人就对此视而不见,需要他这个中国人来提示,同样也是秉承这样一种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

本书又一表现时人“当前一境”的描述,可见于杜亚泉对清季立宪国策的回顾。他说,“我国由君主立宪之预备时期,一跃而为民主立宪之确定时期,其进化之速,亦足为我国民幸矣”。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袁世凯稍早在鼎革时也曾说:由于改用共和国体,中国人遂“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甚至1912年成立的孔道会,在上书大总统袁世凯时也说,“中国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

这些政治和文化倾向不同的人不约而同地使用的“一跃”,最能表现那种一举领先世界的荣幸感。而且这几乎是个二级跳式的跃进,前“一跃”的立宪尚未及实现,后“一跃”的共和已凌空起步,并轻松跨越。故若从倒放电影的视角看,两跃的起步点几乎是同一的;若分而视之,从前“一跃”到后“一跃”,也没用多久。当时世界的共和国不多,中国便居其一,在亚洲更是第一个。久积之愿望,竟然一朝实现,得来不甚费工夫,其庆幸、自豪之感,皆发自内心。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样的心境,已久违了。

对另一些人来说,原来革命这样轻松容易,从此也就进一步确立了“革命”在从思想到行动各层面的“正确”性。“革命”在中国社会中的吸引力,自然不胫而走,成为很多人遇到问题时一个名列前茅的选项。套用今人的话说,在改写历史之后,要同样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续写历史的向往,成为后来很多人的希望;也常因其事不能速成,而给很多人带来失望。过去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便多受到这类失望的影响。

或许即因这次令人失望的具体革命并未“成功”,才让抽象的“革命”在此后仍让人流连不已,浮想联翩,甚至感觉不“告別革命”就不足以推进他事,却淡忘了我们其实经历着五千年未有的大变。迷途知返,不妨回看时人当下的观感。

文章来源:《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序言(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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