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与过去和外国都“不一样”的时代,产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见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将这类“非典型”现象,视为理应如此的“常态”。

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外国人把中国的近代视为“例外”,可以是出于歧视;而中国人有相同的认知,固不排除是这类外来观念的内化,但恐还有别的原因,需要仔细斟酌。若众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无意间已感觉到这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故可以允许很多“不一样”的存在?

“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显得“恒常”,同时过去相对易得的“稳定”也被频繁而剧烈的动荡所取代。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显带有梁启超所说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难律以常轨”,往往出现结果与预定的计划相反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时代,且还有很长的过渡期(此过渡不仅是一般常说的从传统到现代,更包括从文质化转向物质化)。

今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一方面带有很多想象的意味,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异性,而且这类特异性已经影响到对近代中国的认知本身。故不仅“过渡时代”的特异性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独特认知又会对我们认识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都相当值得反思。或可以说,中国的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借助历史想象,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讲述的,就是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故事。我把《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放在前面,作为本书的前言。里面涉及的大国与小国、近代的记忆与失忆,以及从认知回归泱泱大国风范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兴趣的。其中关于物质与文质的辨析,尤点出近代的一个重大变迁。

晚清的邓实把文质看作物质的对应项,而今人则多表为“非物质”。眼中唯有物质,文质也就成了非物质(不过立言当从众,我现在也多表述为非物质,以随顺世缘)。

从过去极为看重非物质面相到后来思想的全面物质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遽变。孟子看重的恒心与恒产的关系,就此颠覆。心态已充分物质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意义,也越来越难以理解非物质时代的昔人。这恰是所谓大国转身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地方,即由于大器晚成的过程太长,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归,使今天的人难以认识过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隐去。

很多人都确认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日本真正成功之处,可能更多表现在虽已大规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样法。反观我们,从衣食住行看,虽不能说已经西化,却已迥异于百多年前的中国。既不够西化,也不那么“中国”;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欢学着说东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难分的现象。近代大国转身的艰难,正表现在许多类似的转变之上。这样一些时代性的面相,特别需要从史学视角进行通论性的观察。

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

如今我们的经济体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对近代积弱成习的中国人来说,国际地位提高本应是愉悦的事;近年实际出现的,却是一些“不高兴”的言说,并以能“说不”来表现“强大”和“有力”。这类反常现象,可能与我们对近代史的基本态度相关,即侧重于检讨和反省,内容也向以屈辱和反抗为主。

不仅当代现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眼前心态也受到史学熏染。反过来,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一向显著。在西方,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可能出现转变。

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容易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关注近代中华民族主动、建设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静地看待大国转身的艰辛,不论成败,皆能挺起胸膛承担,回归到休休有容的真正大国风范。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03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