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孙中山无疑是那些推动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中国现代化按照既定的路线艰难地行进，先是洋务运动，继则戊戌变法，紧接着，又有清政府的新政及君主立宪之筹备。这一系列运动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不再发生意外，大概用不了许久，中国必将如当时人所期待的那样重建民族的辉煌，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对于这些变化，孙中山并不满足。他在1894年就明确地表示出对清廷异族的不信任，他在其前半生一直期待的是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强调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孙中山基于西方社会内部社会问题接连不断出现的事实，更觉得中国一味向西方学习的这些东西大可怀疑，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等层面的东西，但在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方面还是应该固守住中国的一些原则和传统，这样既可保持住一些中国固有的特色，又可以避免西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弊病。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企图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孙中山无疑是那些推动者之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确实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过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情，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谈到三民主义时，曾不无自豪地宣称：“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在孙中山看来，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能否将他的三民主义由理论转化成千百万人的政治实践。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最念念不忘告诫国人的依然是努力奋斗，实现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2]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既是对先前进步的中国人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思考的系统总结与高度概括和发展，又同时关照了当时的世界潮流，探讨和分析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展国家如何赶超那些先发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等现代化理想的一般规律性问题。因而其思想见解就不仅是中国的，而是关涉到19世纪以来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某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则难免囿于后发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焦灼情绪，导致某些理论上的混乱、矛盾或不清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导入某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理论与实践的误区。
一、现代化模式的再思考
孙中山三民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有着复杂的思想背景和曲折的形成过程，它在本质上是近代国人特别是那些进步的思想家面对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理论思考的逻辑总结，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既要谋求进步与发展，又要防止那些先发国家对中国的蚕食、掠夺、演变以保持民族固有特色的本能反应；特别是作为后发国家，既看到了先发国家的进步性与合理之处，又看到了先发国家为此进步与合理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因而提出一些必要的设防和界限，以免重蹈那些先发国家的道路。这些设想从本意上说固然不错，但其内在的矛盾性格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引到了一条本可避免的歧路上去了。
本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落后，明代之前的成就与辉煌不必说了，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人凭借着祖宗的余荫依然可以在世界上夸口炫耀。而且，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的特殊性，中国人及时在19世纪前期不必发生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进步，也很难就此断定中国已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严重落后。中国是自成体系的独立帝国，其国内市场和资源配置足使中国即使不和域外交通，也满可以照旧存在和发展。
然而历史毕竟不依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逼着西方人必须向外尤其是向东寻求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不能不介入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市场中迟到的一员。
平等而合理的交往对中国当然有益而无害。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在一开始介入世界市场时，就处于不平等和受欺负的地位。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危害不必说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步入世界市场时，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强行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结果则是欲速则不达，实际上激起中国人的厌恶和反抗。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一方面表明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表示愿意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则蕴涵着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仇恨与敌对心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是限于中国的条件而不得不暂时忍耐而已。一旦条件成熟，中国人必欲报此一箭之仇而驾乎西方诸国之上。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情的支配下，中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向西方人学习的漫长过程中，几乎自始至终都不敢忘记自己民族的根性，更是在思想深处始终保持着对西方的一切进行审慎的选择的基本原则。这既是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滥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根本不信任。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敏锐地发现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合理或不禁如人意之处，那么理所当然地中国人应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避害趋利，建立更为理想的制度与文化。这种思想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所在多有。康有为既要中国学习西方，又要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去建立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避免西方正在发生的铁血之祸的空想社会主义想法不必说了，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毫无保留的赞成者谭嗣同，在面对西方社会日趋没落、社会弊病日趋严重的事实，他在思考重建中国社会的未来理想时，也不能不忧心重重地担心中国重蹈西方先发国家的覆辙。[3]很显然，谭嗣同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将要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只是他和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相比，虽然意识到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代价沉重，但他并不主张在现阶段就设法预防资本主义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弊病，而是强调在现阶段中国要无条件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待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弊病。他说：“故均贫富之党出而警醒之。虽时时倡乱，为世诟病，实欧美之功臣也，不可少也。二者相持不下，不知相反有相成之理，夏葛而冬裘也，春播种而秋收谷也，时之先后异也，而相持不下，不亦悲乎？”[4]也就是说，均贫富以及其它整治资本主义弊病的主张本身并没有错误，但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总有个先后之别，适宜之时，即使是一种正确的主张和理论，如果出台过早，也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想的效果，甚者适得其反。
可惜的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真正具有谭嗣同这样清醒认为的人物实在太少。他们大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也热情地渴望中国尽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聪明地预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沉重灾难。因而他们既渴望中国尽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总在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弊病，提出种种的救治方案，以期只吸收域外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技术、文化成果，而拒斥其糟粕和那些流弊，从而超越那些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建立一尽善尽美的现代社会。在这种种的救治方案中，最典型且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推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现代化理论。
二、孙中山的构思
诚如孙中山自己所揭示的那样，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只是救国主义，但其理论架构则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问题，是对先前各种救国理论的重大发展，不仅能“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而且有助于克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给中国带来的流弊。他在后来追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背景时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5]也就是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立论不仅要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那些急迫问题，而且要预防西方先发国家业已存在着的问题在中国滋生、蔓延，从而使中国真正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建立一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
不难看出，不管孙中山如何解释他的三民主义，但其基本思路实际上是沿着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思想家的共同路数，即中国欲改变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地位，必须向西方学习，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要有所拣择，要事先预防西方社会的流弊在中国发生。换句话说，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他所设想的三民主义，就是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又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要超越西方先发国家的经典模式，创造出一种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非经典模式，建立一种比西方先发国家已有成果更为合理的新的社会体制，吸取西方先发国家的文明精华，又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孙中山向西方人解释他的这一套设想时曾得意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飘渺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还要多。”[6]
我们无需怀疑孙中山这一理想的伟大意义，但孙中山这一设想本身不仅触及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性的问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势必是对西方先发国家经典模式的挑战。也就是说，作为后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中世纪国家，能否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羊吃人运动”，能否避免铁血之祸而一跃成为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进步的国家呢？这实际上依然回到了马建忠、谭嗣同、康有为等一大批近代思想家所曾讨论过的问题，即中国能否拣择性地采纳、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而拒斥其糟粕呢？
从理论上说，孙中山提出这一问题当然没有错。后发型的国家在规划自己的前途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借鉴那些原发型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吸收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那些本可避免的流弊。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来说，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正确的理论与主张都有一个出台的时机问题。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人为地要消除其可能产生的流弊，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则是遏制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严重的背离，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我们的这种分析也只是后来者的事后聪明。事实上，当孙中山提出这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时，其内心的焦灼情绪和善良的愿望都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无法体验得到的。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天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列强，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7]
孙中山的这些善良愿望和焦灼情绪不能不令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忍受住暂时的屈辱，卧薪尝胆，十年生聚，专心致至地学习欧美，那么我们或许真的有可能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有的地位，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然而，孙中山说这番话之后又过将近70年，中国的地位又怎样呢？中国为什么没有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呢？
中国的继续落后当然有许多内外复杂原因，诸如外部环境的不具备，内部秩序的失调等等都可以成为言之凿凿的理由。但如果从中国人向外学习的心态上，直接了当地说，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例，我们看到，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从来没有真正潜下心来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而是始终如一地相信中国只是暂时的落后，中国不仅有过辉煌而灿烂的过去，而且只要中国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还必将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种思想一方面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没有本质区别，是带有极端功利主义的目的去学习西方，另一方面，没有真正放下中国中心主义的老大帝国的架子，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外国的先进东西只是皮毛，是末，是用，而中国除了暂时地缺乏这些东西外，中国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却远比西方优越得多。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不是全盘承受，而是加上主观性的选择：吸收其精华，拒斥其糟粕。更何况西方的那点新玩艺在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那里久已有之呢？用孙中山阐述三民主义时的话说：“近来欧洲盛兴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8]这里的牵强附会不必说了，即使仅仅持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又怎能学到西方的真东西呢？更何况正如严复早就说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
不特此也。中国人之所以长时期地欲学习西方而不见成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总是聪明地以为西方的那些东西本身已有缺点，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预防它们的缺点、弊病在中国流行，而且总是期望在西方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比西方文明更为进步、更为有用的灵丹妙药。孙中山在谈到他的三民主义时说：“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的‘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10]因此，只要我们能真正贯彻三民主义的精神，我们就不仅能够治国平天下，恢复中国一流强国的地位，而且“可以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1]我们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恐怕就在于这种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反而不适当地关心他人，设想如何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民族独立与民族孤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是鉴于近代中国的事实和欧美先发国家业已存在的问题而设计的一套救国方略。因此，孙中山思想的侧重点，无不聚集在如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又能避免欧美已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曲折和灾难。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恢复中国的完整主权，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恐怕是合乎孙中山的思想实际的。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他早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是他后期提出的唤醒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都可以看作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其前后期的分别之在于，前期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排满，为了革命；而后期的民族主义在于民族独立，在于如何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孙中山敏锐地感受到并紧紧地抓住了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将这些迫切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一漫长的道路上来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却又不免露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孤立主义倾向。
我们知道，在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中，他的唯一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为在他看来，清王朝不仅代表着最腐朽的势力，而且代表着异族统治中国，是中国或更准确地说是汉族几百年来受压迫、被蹂躏的唯一根源。[12]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清政府的头上，要求清政府承担中国体制弊病的原罪。
清政府既然不能引导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清政府既然已经成为外国列强的走狗和在华代理人，那么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人的唯一选择。然而，孙中山要推翻清王朝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一方面对清政府的改革诚意缺乏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更不愿意给予合作和支持：“目前的中国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在孙中山的意思里，即使从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说，目前的清政府都是不合时宜的政府，只有在他推翻了清政府之后而建立的新政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13]因此，孙中山在其早期的革命过程中，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和内部冲突保持“善意的中立”，甚至希望西方国家支持他推翻清政府。他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曾向英国人呼吁：“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实在就是要向英国人民证明，让我们成功，这也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特别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4]显而易见，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各个民族和平共处、平等独立的基础上的，这或许是他基于革命策略上的考虑，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一理论其缺陷则是相当明显的。
另一方面，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清王朝是异族人的统治这一政治理念上的，而不承认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将革命与排满纠合在一起，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而且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在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的问题只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进行推翻旧王朝的政治革命，这种政治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利多呢，还是弊多呢？
当然，清王朝既然已被推翻，我们也大可不必替其惋惜。那么，当汉族人的政治统治建立起来之后，民族主义的革命任务是否就一定完成了呢？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非此即彼。我们看到，或许正如许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辛亥革命之前集中精力于推翻清王朝，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则将注意力转到真正的民族主义问题上来，即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繁荣而奋斗。[15]
然而此后不久，孙中山即对这一提法进行修正，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完全实现，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不仅涉及国内的种族革命，而且势必关涉中国与外国尤其是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他说：“要之，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6]这实际上是对外国资本主义操纵中国政治、剥夺中国经济利益的反感。也正如学者们通常评论的那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由先前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而转变为民族独立的问题，在内涵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解释的变化，当然意味着他的思想的成熟和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越来越激烈。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在其后期思想中对民族主义的重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唤起，如果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又有多少实在意义呢？
我们记得，孙中山在为推翻满清政府时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清政府和它的保守的官吏们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只有他的革命党人将来所建立的汉族人的新政权，才能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建立真正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关系。然而时过境迁，孙中山在其后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实际上是在宣扬中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回复到外夷狄而内诸夏的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去。在他1924年初发表的《民族主义》的长篇演讲中，我们不难看到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如何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如何提升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问题。他在列举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侵略之后说：“现在我们民族处于很为难的地位，将来一定要灭亡。所以灭亡的缘故，就是由于外国人口增加和政治、经济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我们现在所受政治力、经济力两种压迫已达极点，惟我们现在的民族还大，所受外国人口增加的压迫还不容易感觉；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觉。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17]
既然如此，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便是中国不亡的逻辑结论。那么，怎样才能唤起中国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呢？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让全国人民清楚地知道中国现在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是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古时候曾是一个“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一次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唤醒国人的民族精神，“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8]这些固有的旧道德，就是中国人至今不能忘怀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正像某些新儒家所说，从这些旧道德中或许也能够开出民主与科学来，或许也像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只要对这些旧道德予以全新的现代诠释，也不难实现现代化的转化。问题在于，当我们中国实际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时候，而企图以旧道德的复兴和欧美新文化相结合，其愿望虽然善良而美好，其效果究竟能有多大呢？
四、民主政治的绝对性与超越性
如果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重提民族精神的话，那么他所设计的民权主义理论与程序则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业已存在的弊病而提出的，是和民族主义相伴而行的。他说：“什么叫民权主义呢？这个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是一样的。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的压迫也是一样的。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的。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19]显而易见，民权主义的核心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君主专制或君主独裁。
毫无疑问，主权在民是一种极为现代的政治理念，如果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底，那么必然是孙中山曾热切渴望的“全民政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20]也就是说，孙中山所设计的主权在民的全民政治理论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囿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转向。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重要问题，各家各派的政治理想几乎莫不自称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上。因此，保守主义者可以假借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拒绝外来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冲击，激进主义者也可以假借国情的特殊性而提出超越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便很难得出真解，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无多大的意义。不过，就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演变来说，不论是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他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把握，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前后期的差异。在其革命的前期，孙中山的基本倾向以为中国的富强与发展，要必走上西方先发国家已经走过或正在走着的道路，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似乎也只能是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民主政府。故而在其早期占主要地位的政治理念中，更多地不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和代议制的怀疑，而是相信这种政治形式不仅是世界潮流的主要趋势，而且是中国必须走的一条道路。他在189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凉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精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21]他甚为明白地强调：“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22] “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刍型。”[23]
或许是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我们看到，孙中山至少在1905年之前都把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新政权的模型比附于美国式的共和制度。换言之，他所要建立的新政权便不是与天赋人权“殊科”的间接民权制，而是主权在民的直接民权制。他在1904年向美国人民呼吁：“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24]言下之意，未来的中国政府模式似将与美国政府模式如出一辙。
然而到了1905年，孙中山对未来中国政治模式的设想却有了些微变化，此后他虽然也曾讲过许多向美国学习，建立合众政府的话，但从总体上却越来越倾向于超越欧美，建立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政府。前引孙中山1905年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的谈话已有这种明显的倾向，他希望中国的新制度是在西方现行制度基础上的改进，“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25]那么，怎样才能加以改进，建立一种更为理想的制度呢？这便是孙中山在1905年之后所主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传统的评论，孙中山之所以在1905年发生这种思想转变，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代议制的失望，故而提出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论言之有理，但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些因素。一是孙中山基于对国际格局和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可能真诚赞成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盛，因为这毕竟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孙中山在1906年写给一位俄国人的信中说：“可能我未曾正确理解您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但是，如果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态度的话，我以为这种呼吁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不致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这也是十分明白和容易理解的。”[26]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又怎能指望孙中山继续坚持向美国学习，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模式的追求目标呢？
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背景看，由于孙中山在1905年之前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民主政治的歌颂者和追求者，这一点不仅深受论敌的攻击，而且也在他的追随者中产生了相当有害的不满情绪。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美国政治的诸多批评将对孙中山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必说了[27]，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也不乏对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产生极大怀疑的人。据孙中山自己说：“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背景，我们看到孙中山在此后已由西方民主政治的绝对拥护者、信奉者逐渐地变为怀疑者和有条件的倡导者，不仅对西方民主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批评越来越多，表现出日趋浓厚的选择倾向，而且逐渐地形成或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虽强，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8]
欧美之制不必学，即或学，也要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新，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政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据孙中山的分析：“兄弟历观各国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的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这又主要是因为美国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绝对化，因而生出许多的流弊。一方面，“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是叠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另一方面，“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它不得不俯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威等，才能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29]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便理所当然地不能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未来政治模式只能另辟新的途径。
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不可取，这就逼着孙中山另想新的办法，另外设计一套民主政治体制。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孙中山正式打出“五权分立”的旗帜，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美国已有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他说：“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整体，以使各机关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30]这便是要超越欧美，建立更为优良的社会制度的具体设想。
五权分立模式的设计，在主观意图上无疑是要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流弊进行修补和超越，以便真正解决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权威的流失等实际问题。但由于这一设计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原则的基础上，因而其客观效果和三权分立一样，依然是无视人民的权力，和“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内在冲突。孙中山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在提出五权分立的同时，又提出“权能区分论”和“民主程序论”，以期对五权分立的内在缺陷有所修补。
权能区分论的理论前提是主权在民，国家事务人人得而问之。“现在是民国，是以民为主的，国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这就是把国家变成大公司，人人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公司内的无论什么事，大家都有权去管理。”但在实践中，不仅人民所占的股份多少不同，而且人与人之间本身的智力水平也有不同。因此理论上的人人有权去管理，并不能推导出实际上的人人都能管理。那么怎么办呢？一方面是先知觉后知，“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31]另一方面，则有那些先知先觉者代为管理，“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避免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和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便可把他当做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他们的大权。”如此，“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像欧美的人民，把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新的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的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32]
权能区分的政治设计，应该说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创造。果如此，不仅可以使主权在民的原则贯彻到底，而且确实可以纠正代议制的弊病，实现直接民权。问题在于，孙中山的设计无疑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人民不是虚无的泛指，而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既有能力上的差异，也有无法有效地组织政权以制衡政府的组织力（这一点实际上也和孙中山的程序论不相协调）；二是现代政治的起码原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而不是良心和好人的信赖上，政府成员的个人人格和能力不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因素，好人政府在没有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权利制衡的条件下，也照样犯错误，乃至走上独裁。显而易见，这两点都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论无法圆满解决的。
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一点都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事实上，他的民主政治程序论主要的就是解决在人民能力不及的条件下，如何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即由军政到训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宪政时期，实行完全的民主政治。这一思想具有许多的合理性，但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权主义问题了。
总之，由于孙中山的民权理论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过分看重西方现代民主实践中的弊病，因而它一方面无法将民权主义的理论贯彻到底，另一方面便是要超越欧美正在实行的民主制度，建立所谓更为优良的民主政体。孙中山所提出的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他基于中国所谓特殊国情而作出的修正，是现代民主理论思想史上的一种倒退。
五、思患预防的制度设计
至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民生主义，也和民族、民权两个主义一样，都是有感于中国的现实，有感于西方先发国家已陷入的某种困境而提出的超越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形成气候之前，先进的中国人既想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的矛盾心情的集中显示。故而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头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有人去理会它。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难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它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它却是极难的。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但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真是最大的责任。”[33]此即孙中山所常常乐道的“毕其功于一役”，将社会问题、民族独立与民主问题一揽子解决。
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方面反映了近代国人要求改变落后的中国为先进的中国，要求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国人面对西方先发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无穷困惑。也就是说，他们的关切点是中国既要进步，既要发展，既要走上世界一体化的道路，但又怎样能够防止、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希望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又不希望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以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从而能够使中国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34]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设想，其愿望无疑是善良而又美好的。
问题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毕竟是建立在或依附在其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之上，我们可以一厢情愿地采纳其生产方式，而拒斥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但那不仅究竟还有多少实在意义，而且究竟还有多少现实可行性呢？换言之，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怎么可能只要其生产方式，而不要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呢？
理论上虽然如此说，但在社会实践领域，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中国大多数进步思想家事实上却都在设想怎样才能只取西方之长，而避其短，避其弊。孙中山在谈到他的民生主义时，有一段话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他说：“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是。夫民族、民权之二主义，在稍有人心者，举莫不赞同之；即有坚持君主国体之说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辩论，即归消灭。而独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义，居然有起而反对者，其言曰：‘社会主义之实际，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且今日外国之资本家，以金钱之势力垄断我国财政，苟吾国不极力提倡资本家，图实业之发展，以资本之势力抵制外人，则当今经济竞争之世界中，无中国人立足地矣。’听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辈之所以为此说者，盖未知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人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碍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之地矣。苟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盖国家之设施，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非如少数人之垄断，徒增长私人之经济，而贫民之苦日甚也。……论者又曰：‘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瞢然言民生主义，人民知识、社会组织皆无此程度也。’呜呼！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要之，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35]
很显然，孙中山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他所担心的只是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是一小部分人拥有土地和资本，而绝大多数则无土地和资本，成为绝对的贫困阶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故而他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将土地和资本收归国有，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处于均贫或均富的同一状态，以避免新的社会冲突。
均贫富的理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但是，如果将这一原则强调过分，或者如孙中山所驳斥的那种论点已指出的那样，在实业、资本、社会经济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各求所需的条件下，过早地强调均贫富，恐怕只能适得其反，有碍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结果不是均贫富，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只能处于均贫的同一状态。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着重发展生产，而过于强调分配问题。他的《建国方略》，尤其是其《实业计划》，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助于“中国实业之发达”，确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36]问题在于，孙中山毕竟是要在中国经济尚未真正获得发展之前，提前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既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这样，市场经济便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发展与起飞便无从谈起。他说：“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现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像这样的分配办法，专是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完全解决。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37]这样国家以强制手段平分社会财富，一方面势必严重抑制私人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显然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人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与繁荣。
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他的民生主义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周密的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说：“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这种大变动，外国叫做‘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便发生社会主义。……但是这几十年中，欧美各国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方法，现在还是在剧烈之中。……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38]接着他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何以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以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只看到了事物的表相，便“倒果为因”地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因此孙中山强调：“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里，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它；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39]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有其合理意义和进步价值，因为当一个社会还主要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的情况下，人为地策动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斗争，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孙中山这一基于正确的认识，并没有推导出必然的正确结论，而是相信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可以防止将来随着实业的增长、经济的繁荣而出现的两极分化。这样一来，其理论的实际价值便不得不打一个大折扣，走上自己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上：不患贫而患不均。
总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国人的共同向往，也切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质，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选择方案之一。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实际情况使人们感到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另外一种理论误区。也就是说，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当然不必照搬西方原发国家的经典模式，但是否意味着一定要排斥西方原发国家的那些经验，一定要防止那些原发国家的覆辙呢？
原载《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编印），2003年11月出版。
[1]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4页，中华书局1986年。
[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2页，中华书局1991年。
[3] 谭嗣同在《报唐才常书》中说：“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见《谭嗣同全集》第250页，中华书局1981年。
[4] 谭嗣同：《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第250页。
[5]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6]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274页。
[7]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2-253页。
[8]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
[9]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558—559页，中华书局1986年。
[10]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1-283页。
[11]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12]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13] 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14] 孙中山：《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6页。
[15]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16] 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17]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8页。
[18]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43页。
[19] 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 《孙中山选集》第592页。
[21]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3页。
[22]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23]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
[24]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5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26] 孙中山：《复鲁赛尔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2页。
[27] 梁启超：《美国政治略评》。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92—802页，三联书店1960年。
[28]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29]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331页。
[30] 孙中山：《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人第3220页。
[31]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第601页。
[32] 孙中山：《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9-347页。
[33]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3页。
[34]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35] 孙中山：《在上海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105-106页。
[36]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12页。
[37]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09页。
[38]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59页。
[39]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1-3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