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在学校学者名师聘任仪式暨教师表彰大会上，马敏教授获聘我校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下面一起走进马敏教授求学治学的故事。
郝芳华校长为马敏教授颁发资深教授聘书
治学源头
1977级的大学生在学习上都有一种拼劲。于他们而言，多年在基层，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不用老师来督促，学习极为刻苦。作为77级大学生，马敏也是这样，每天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在门口排队，每次都是挤进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去得早，走得晚，学习非常刻苦。
马敏说，“我们有一批好老师，像章开沅老师，还有教我古代史的吕名中老师，教我文献的崔曙庭老师等”。第一年在京山分院上学的时候，这些老师都跟学生住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请教。
马敏写过一篇关于师生关系的文章，当年那些老师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候晚上太热了，就相邀一起到附近的小溪里游泳，大家坐在那儿谈学问。马敏坦言，那个时候的师生关系，就像大鱼和小鱼关系：大鱼导于前，小鱼随于后，亲密无间。
这些老师把学问和人品结合，首先教大家怎么做人。比如章先生，马敏刚刚考上他的硕士生，章先生到学生寝室，说你们现在已经进来了，要开始学习了，先给你们每人发一个东西。大家不知道发什么，原来是章先生手抄的明代钱福写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来日，万事成蹉跎……”目的是让大家珍惜时光，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宝贵的时间学习。
马敏读博士时，学校实际上也没有开很多课，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自己看书，另一方面大家每周要去章先生家里一次，喝茶聊天。大家要介绍最近看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之后，章先生会给大家作点拨，指出某个材料还要看一看，哪方面的问题还没谈透，结束后大家就赶快去查阅资料、思考问题。通过这种喝茶式的、讨论式的学习，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章开沅、马敏与赵凌云书记合影
此外，还有访学。比如说刘望龄老师，趁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资料之机，带着马敏和朱英遍访江南名师，如上海师大的夏东元、陈旭麓，苏大的段本洛，南大的茅家琦、蔡少卿等。马敏说，记得扬州大学的祁龙威老师，不仅给我们上课，还请我们吃了地道的扬州菜。面对面跟这些名师请教，学了很多东西，一路走来，都是学问。
马敏说，在这么多老师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章先生。首先章先生是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做文章的学者，非常正直，有很多学术观点他是坚持的。这一点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做学问要追求真理，追求真学问。再就是章先生眼界非常开阔，看问题非常深刻。“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实际上做人、做学问都是这个道理。
章先生对马敏治学具体的影响，一是他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章先生不是纯粹就辛亥革命来研究辛亥革命的，他很注意把辛亥革命的研究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是把革命的进程、发展和社会的演化发展结合起来，提倡“社会历史土壤学”，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视野。二是章先生不断地发现一些新课题。比如商会史，章先生看到苏州商会档案后认为太珍贵了，值得整理和研究。马敏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辛亥革命时期苏州的绅商，就是受到苏州商会档案中有关材料的启发。在做商会研究的同时，马敏从商会档案中还发现了有关博览会史的材料，所以又开辟一个新的方向：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
马敏说，后来章先生认为教会大学也就是过去西方传教士办的大学，非常值得研究。我们就开始研究教会大学，而我们华师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就是华中地区很著名的教会大学。章先生把华中大学的档案全部从省档案馆要回来，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率先在全国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1989年在华师召开了第一次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敏进入这个领域，逐渐发展出自己对基督教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兴趣。
“章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指示了路径，第二个是如果他一旦发现某个非常好的领域，他会让我们去做。比如商会史，我和朱英在这个领域慢慢都成了专家”，马敏说，这是一种甘为人梯的宽广胸怀，让学生站在他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马敏认为，做学问不能光做一些小问题，要有大视野、大思维。章先生特别强调要把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看，要有一种长远的思路，一种纵深的历史眼光，真正的史学要为现实做贡献。这就是他提倡的参与史学，他说史学要参与这个社会的进程，参与当下历史的变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历史学很重要的功能。这种思想对马敏影响也非常大。
再就是章先生治学的严谨、刻苦。为了撰写辛亥革命史，章先生做了大量的笔记，湖北省社联已经把这个笔记的手稿影印出版了，字迹非常工整。学生的作业交给章先生，他往往一丝不苟，连错字、标点都改，这也是令马敏非常吃惊的。
章先生曾对马敏说，做学问要从史料开始，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所以马敏在开始读博士生时，便参与了英国外交蓝皮书的翻译，不仅训练了外语能力，也养成了比较严谨的习惯，因为翻译出来要出版。整理苏州商会档案也是对马敏的一种训练，对历史最基本的东西，如称谓、职官、行文格式，好多很细的东西就了解了。
章开沅、马敏与居蜜博士（中）合影
除了有大视野，章先生也强调，板凳不怕十年冷。马敏学术团队有许多研究往往一做就是十年，有的还不止十年，比如说商会通史，2015年出了四卷本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这个课题实际上做了二三十年，同行评价很高。章先生也认为是所里这些年来继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之较好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写作的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前后也是做了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撰写了一大批前期学术成果，有很厚实的学术积累。
治学脉络
几十年的治学，马敏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即从革命走向社会。马敏开始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但在研究革命、政治的时候，发现如果离开对社会的剖析谈不清革命，不讲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也谈不清楚，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
马敏从辛亥革命的研究，慢慢过渡到商会史的研究、绅商的研究、博览会史的研究，以及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把社会研究透了，再反过来看中国的革命、政治为什么会这样，许多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
马敏说，他的学术研究是从一个单纯的领域——辛亥革命，扩充到了三个“会”：商会、博览会、教会，有人说是“三会研究”，既继承了章先生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
马敏为大学生做讲座
学界认为马敏和朱英是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代表学者之一，马敏较早提出了一套关于怎样理解中国商会的理论框架，即把商会看成是一个组织系统，包括总会、分会、分所，这是纵的。地方商会，全国商会、海外华侨商会，这是横的网络组织结构。这是大系统思维，是马敏研究商会的重点。
马敏认为，商会史要和城市史、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跟其他社会组织的研究结合起来。比如说商会跟教育会、救火会、自治会等等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中国近代城市社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结构，马敏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即清末民初的城市往往有一套官方的组织系统，但同时又依靠社会组织——“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运作，补官方之所不及。马敏认为，中国有很多革命、战争，最后社会还是稳定的，特别是乡镇，除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影响外，也跟实际上长期存在的地方社会自治系统有关。
博览会史研究是马敏在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时发现的。商会参与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博览会，马敏认为博览会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和舞台，中国自己办博览会，也要请很多外国人来办展览，这是一个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双向过程。
博览会这个课题虽小，但是意义是很大的。当时编辑苏州商会档案时，马敏跟负责指导的刘望龄老师说，想把商品展览专门编一个目录，刘老师同意了，这样马敏编了最早的博览会史料。
在这个基础上马敏开始研究中国博览会的历史，到处搜集材料，做了二三十年，至今这本书都还没有写出来。马敏认为，在大家最热的时候要冷一下，静静观察，看有哪些新材料会浮现出来。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主编了一本很厚的文集，收集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博览史的文章。后来果然新发掘出了很多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团队又重新论证，重新申报了国家重大课题——《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大概明年年底会完稿，计划出三卷本。
马敏从事教会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现，就是牛津马士曼文献。1996年马敏到牛津访学，很偶然地发现了一批资料，即马士曼（Joshua Marsham）文献。研究之后，马敏写了一篇文章《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学者去研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流派，或可称为“马士曼学”。
围绕该文献，国内目前已有三篇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包括马敏自己指导的一名博士生。马敏说：“我自己则还在做资料和学术史方面的准备，希望写一部较高水平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学术著作。”
学界认为马敏这些发现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马礼逊为中国基督新教传入中国第一人的基础上，找到了另一个“第一人”，即远在印度的马士曼，因此可称之为“二马研究”，即马士曼和马礼逊的比较研究。
此外，作为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专家委员会主任，马敏在历史教育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学历史教材编审做出了重要贡献。马敏认为，在肩负的使命和对社会的贡献上，历史教材编审与历史研究分量是一样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搞好青少年历史教育，以史育人，为下一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责任更加重大。
国家教材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向专家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前排右五为马敏教授
学脉传承
马敏认为，应该把学者的使命和国家、民族的使命结合起来。他非常赞赏章先生倡导的“参与史学”，要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关心现实，参与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做学问要融入时代和社会，关注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并作出历史的解释。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搞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是什么，再就是新时代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探索，知道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要走向哪里，这个很重要。
马敏说，自己骨子里是个学者。在做学校管理期间，马敏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做学问，每天回去看完新闻联播就到书桌上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周末、假期是马敏做学问的黄金时间，都在写东西。前几年出版的四卷本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马敏既是主编，也是作者，除整体框架的构思外，第一卷很大部分是他写的，这个成果出来在商会史研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马敏一直保持着学术的兴趣和敏锐性。他说，做学问就是要坚持，要把学术视作自己的生命，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去追求。在这方面，最好的榜样就是章先生。马敏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要把章先生身上宝贵品质和治学精神传承下去。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
马敏与学生合影
马敏说，老师应以自己的学问、人品、志趣去影响学生，学问和做人两方面都要好，自然会得到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做老师的还要像章先生那样，得有甘为人梯的精神。比如马敏曾去湖北鄂东的农村收集了很多晚清和民初的司法档案，本来是想利用这批资料写本书或者是写几篇好的论文，但当了校长后没时间做，刚好付海晏博士论文是这个选题，马敏就把资料都给他了。付海晏根据这批资料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有关近代鄂东司法史的博士论文，逐渐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马敏对学生强调眼界要高，格局要大，既要有扎实的基础，又要有比较好的理论思维，中外文明各方面都得吸收，外语要好。去年马敏还专门招收了一个英语专业硕士生，让他利用很多英文资料来研究近代西方文明怎么传入中国，外国人是怎么看待、理解中华文化的。
马敏会定期召集学生开会，让他们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他也给学生谈自己做学问的心得。他把学生培养看得非常重，无论多忙，只要学生找他，他都会安排时间接待，从没拒绝过。马敏始终认为育人是做老师最重要的职责，学问需要传承。
马敏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后有一个讲话，主题就是传承与创新。他说：“我既然做了所长，就要把这个所建成中国最好的历史研究机构之一，让它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这是我的责任所在。”马敏正在把一些学术资源引到研究所里来。目前，研究所前不久成立了亚洲研究院和中国商会发展研究院，把国外很多学者都引进来了，包括滨下武志这样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
马敏认为，学术研究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又要有所创新，研究所要在传承章先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特色。
“这就是我想做的，把章开沅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传承下去”，马敏说。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