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发表了许许多多的论著，举办了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从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的探究。特别是重点回顾了70年来的史学成绩、总结了好的经验做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论著和会议，进行简要介绍。
热点纪念研究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界就此主题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许多期刊开设了专栏，回顾了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不足之处。
涌现了新的学术机构，新增了专业性研究刊物。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殷切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历史评论》《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节点上。
举办了多个领域的学术史会议。6月1—2日，由河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办。围绕“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议题，分别从文化发展、灾害应对、卫生健康、外交政治、经济改革和水利建设等多方面的变化发展提出了独特见解。9月21日，“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检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10月20日，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了“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聚焦主题，深化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厘清了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与未来进行了展望。此外，还召开了“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新中国70年研讨会暨第5期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等会议。
出现了一批学术史论述。陈锋的《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学者，也出现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可喜的辉煌局面。罗敏的《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回顾了民国史从确立逐渐走向成熟，提出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 70 年回眸与展望》提出晚清政治史在过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王建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瞿林东的《探索史学历史促进史学发展——新中国70年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戴逸的《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马克垚的《70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提出，我国世界史学者应当高瞻远瞩，建立宏大志向，为国家、民族、学术贡献力量；了解社会实际，从社会中学习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既要百川汇海，也要在一定领域力求专精，深入钻研，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努力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马敏的《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新中国史学发展70年的一个侧面》认为，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高士华的《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抗日战争研究七十年来跌宕起伏，曲折前行，收获颇丰。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加快构建抗日战争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朱汉国的《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指出，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加大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史学理论和方法备受重视
历史研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近些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强化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
举办了多个史学理论研讨会。9月21日“首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回顾了新中国70年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总结了新中国70年史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展望了新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的新愿景。12月16日，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者们回顾了70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轨迹及未来发展和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变迁。围绕“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五四时期婚姻变革的基点与滥觞”等主题，对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宗教等内容以及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进行了交流。
回顾了学术史研究，多位学者探讨了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关系。于沛的《批判与建构：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认为，中国历史学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推动新中国历史学持续发展。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虽然较好地践行了“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但在加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方面，今天仍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做到“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张旭鹏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李政君的《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认为，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左玉河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认为，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红民认为，抗战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未来也要用唯物史观深化抗战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事实，强调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用史料说话，讲好中国抗战故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回应新的时代需要，解决新的问题。
新的研究视角蔚然成风，出现了“身体转向”“动物转向”“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新革命史转向”。身体史研究等得到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唐棣宣、吴光会《身体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视角》等。人与动物关系史得到较大发展，沈宇斌的《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指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王立新的《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提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最强劲的学术潮流，引入跨国和全球史的方法可以让民国史研究者更加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关注跨国的思想、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的输入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考察民国历史上的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从而丰富和深化对民国历史的阐释。关于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陈红民的《“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和李金铮的《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先后发表，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为此还开设了“新革命史”专栏进行讨论。从多个层面推动了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反思。
近代政治军事外交史研究求变求新
近年来，随着新的议题和资料的不断拓展，近代政治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9年这一领域也是成果丰富，特别是革命史研究日趋新潮，抗日战争史硕果累累。
革命史研究依旧保持较高的热度。近代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革命史的展开，随着社会的变迁，之前一度衰落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近年来重新成为热点研究话题。今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围绕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历史关联、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中的人物、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朝鲜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何异同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多位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对中共创建历史的重要贡献。8月，“中共革命的行动机制”学术会议在兰州大学召开。12月7日，第三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此外，还举办了首届中共组织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等。在这些学术会议中，青年学者就党史领域的重要话题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
在研究内容上，中共制度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黄道炫的《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近年来，抗战史、日本侵华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相关资料越来越丰富，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2019年是纪念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一文发表80周年，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通过发掘代表性的个案，深入探讨了沦陷区统治政策、经济情势、基层民众生活、汉奸等问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学术工作坊”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抗战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研究过程中新史料、新问题、新方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高士华强调，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抗战，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要注重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王奇生则强调了抗战史资料来源的多语种、多元化特点，研究新视角的多样性。9月21日，“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检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议题。魏文亨探讨了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人员考训制度，毛光远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讨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张皓的《1935—1937年对日问题上蒋汪权力之争研究》认为1935年8月至1937年12月，是蒋汪权力之争的重要时期。这场权力斗争，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而进行。《抗战时期民族英雄的建构与诠释》朱琳的《铁血与合法：抗战时期漫画的空间出版》探究图像表达的民族化与阅读模式的公共化、政治化，如何促发了漫画阅读的普及与接受。
沦陷区研究持续升温，一些文章对沦陷区进行了多个面向的深入探讨。黄伟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青年学生救助研究》发现，中共针对沦陷区青年学生的现实状况，不失时机地采取相应措施，救助并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到自己阵营。利用青救会从各方面救助青年学生；通过根据地学校从思想、军事和学业上救济与帮助沦陷区青年学生成长；注意在敌后沦陷区对青年学生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有关沦陷区历史的文章还有《苏南反“清乡”：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与生活》《汪伪的县政与困境——以1941—1944年黄陂县为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论析》《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生存策略——以伪军与伪政权的粮食竞逐为中心》《傀儡之军:汪伪政府海军述论（1940—1945）》。
其他重要文章还有《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时期冀中区的秘密交通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人在东北之暴行报告》《无差别轰炸:民众的历史记忆与罪证之间（1937—1946）》《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述论》《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身份之锢——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探赜》
南京大屠杀研究再上新高度。7月3日，在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2019年学术委员会会议暨《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创刊一周年研讨会。张宪文表示，南京大屠杀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平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要进一步拓展研究项目，如日本暴行不仅包括南京大屠杀，还包括细菌战等。张生认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已经过了累积性研究的阶段，应进一步探索并用新视野和新方法开展研究。围绕大屠杀的历史，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角度所作的概念生产、范畴界定及内涵丰满化等方面仍大有可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应从历史学起步，并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全面的知识生产，尤其要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面。王建朗提出，未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要花大力气开展实证研究，进一步厘清南京大屠杀及相关史实，要注重从跨学科的角度切入。一些学者还提出，还应关注和平学研究、微观史研究及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传播等。还有《亲历、书写、传播:费吴生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宣抚”抑或控制:大屠杀后日军在南京的卫生防疫》
一些学者探讨了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了“档案与民国史研究的再阐释”工作坊，运用国内外档案资料，在民国史各领域展开研究，探讨了北洋政府的军政冲突、对外交涉，国民政府的军事动员、外交政策、经济运作，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军事活动等。强调拓展新视野，利用新方法，将档案运用与民国史研究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张仲民的《阎锡山与洪宪帝制》通过揭示阎锡山支持袁世凯背后的内在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以及当时的帝制文化构建情形及其实践效果。指出阎锡山后来在个人回忆中利用其收藏的来往函电等档案资料，重构了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饰其昔日参与洪宪帝制的行为。这提醒当今近代政治史研究过度依赖的所谓档案资料，内中实存在不少陷阱与局限。
关于民国政治人物的研究。政治人物研究长久不衰，特别是重要的军政人物的历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2019年，孙中山研究成为热点人物。2019年是孙中山先生所著《实业计划》成书100周年，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中山学社、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了“百年回眸与展望：孙中山与《实业计划》”青年论坛，为青年学者搭建了展示孙中山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努力促使孙中山研究后继有人。5月24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了第七届“孙中山与宋庆龄研讨会”，在高雄举行。两岸学者开展对话，交换意见，寻求共识，挖掘孙中山、宋庆龄思想和精神的时代意义。对于推动两岸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加强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促进两岸同胞铭记历史、凝聚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一些学术机构还举办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孙中山思想及行谊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推进了学术研究，加强了两岸交流。人物研究的重要文章还有《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民初国民党、旧立宪派与袁世凯的离合关系新探》《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孙中山北上提议铁路计划与民初党争》《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再研究》
关于晚清政治研究。翁有为的《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刍议》指出，结束割据和战乱状态，实现和平与统一之道，历史选择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军阀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历史大势及其历史性之破题。周积明、丁亮的《盛宣怀与上海电报局改制》指出，盛宣怀作为一位有远见的实业家，更由于个体利益与电报局利益相互缠绕，更多的是代表股商利益与朝廷抗争。刘晨的《太平天国乡村政治再研究——以乡官群体为中心》分析了1860年代太平天国231位乡官构成的乡官群体。代表性文章还有《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等。其他重要的文章还包括《奕劻与中法战争》《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也谈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郭卫东的《约章齮齕: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抗争》认为中法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战和议题进行了几轮交涉，形成系列条约。中方在条约交涉中，动员各种力量始终不懈地抗争，较好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的时机，占据了较为主动的交涉地位，赢回了些许利权。其他重要的论述还有《公法、主权与利益：一战时期北京政府对德侨财产之处置》《戊戌政变后日本《太阳》杂志对康、梁的报道和评论》《从蒋介石日记看全面抗战时期苏美对中共的支持》《论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等。
五四新文化成为思想史研究热点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五四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近代新思想、新观念的演进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探讨。学术界举行了各类五四主题会议。4月12—14日，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的“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此外，一些高校还举行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学术研讨会、“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和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五四”精神对当下的影响和借鉴意义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深化了对于与“五四”有关的诸多学术问题的理解。
喷发了一批五四主题的论文。耿云志的《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治革命的新起点。杨念群的《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认为，“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扬逐步退潮。瞿骏《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认为，钱穆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彭春凌的《何为进步：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变焦及其投影》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美关于斯宾塞的新认知传入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诠释。1902年旅日后，章太炎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通过东学的新知识渠道及“滤镜”功能，他对斯宾塞的认知有偏误地维持在其崇重科学、漠然于宗教的维度上。英、日、中数种文字的斯宾塞文本及其评价的曲折传译，产生了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反映了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生产的某种情状。彭姗姗的《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认为，关于杜威访华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响—接受”的框架内展开，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与五四时期的中国都是复杂多元的变量。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马建标的《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程美东的《新知识群体与五四运动》认为五四就是新知识群体对于国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也标志着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运动开始越来越发挥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通过词汇和概念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演变，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新变化。王士皓的《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认为，“规律”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但是其“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最终确立却只有几十年时间。在古代汉语中，“规律”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降，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规律”不仅完成了自身的彻底转义，并在与其他相关词语的比较中取得优势地位，成为表述“客观性”“必然性”最常用的术语。黄兴涛、陈鹏的《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论述了”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李里峰的《“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认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任吉东的《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通过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认为“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
其他代表性文章还有《辛亥时期国体政体的意涵与辨析》《己亥庚子年间康有为的勤王思想与实践》《新文化的理想与困窘——蔡元培看五四运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通”与“贯”》《词汇、观念与思想: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流动的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路径与趋向》《“五四”运动中的图像生产及主体呈现》《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先进群体救国之道再转向》《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与李大钊社团活动异同及其原因初探》《传媒、政争、工商业与五四运动的形成》等。
文化史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持续活跃，运用新文化史方法和视角研究成为普遍现象。
召开了多个大型文化史会议。2019年8月，“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华文化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11月，北师大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阅读和接受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夏静的《在政党与国家之间——《义勇军进行曲》接受史》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最流行的抗战歌曲”。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对立，国民党从利用转为禁播，共产党则逐步重视。此曲的传唱和接受过程。呈现了歌曲和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金伯文的《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认为，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此类文章还有《甲午前后的报刊地理、新闻呈现与读者阅读的回想》等。
关于历史记忆视角。《精神内涵再诠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记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五四运动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财富，其历史记忆绵延至今。五四精神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被赋予诸多层面的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持续宣扬革命精神。“文革”结束后，将“五四”传统定义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新世纪以来，创新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当下，五四精神被进一步凝练和归纳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中既有五四精神传统的继承，也有新的演绎和引申。其他的重要论述还有《南京大屠杀文化记忆的后现代转向》《作为媒体记忆的南京大屠杀》《作为“记忆”的“五四遗产”及其寓言化——以舒衡哲的“五四记忆”研究为中心》等。
关于文化和社会形象研究。刘晓琴的《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认为在清末民初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心。刘丽丽、徐振岐的《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舆论界对马占山抗战的形象塑造及影响》认为，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外媒对马占山江桥抗战的高频报道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对促进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起到了一定作用。贾钦涵的《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提出，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针对接吻文化泛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从“礼仪”“卫生”“风化”等层面开展了持久的争论，政府管理者也以维持伦理道德为名，积极干预接吻文化的传播。
关于话语研究。黄兴涛的《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指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权”，在清末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但五四运动及其后，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反帝的话语武器。涉及话语研究的此外还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等。
关于报刊史研究。近年来，在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洪煜、符晓林的《权力文化视阈下的近代上海报贩组织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近代上海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政府权力逐渐渗透到报贩组织中，报贩组织的性质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报贩行业组织也从一民间行业组织逐渐成为受政府控制的准官方行业组织。陈建云、杨唯汀的《〈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认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
经济和社会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武力、李扬的《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和辉煌成就》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结合中国国情、阶段性任务和国际形势，不断推动各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这个基本特点在完善所有制结构、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以及改革对外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朱汉国的《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并日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国普遍实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建立并不断完善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人民群众享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构建并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民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和不断提升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越来越高。
关于财政和金融史研究。任智勇的《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指出，到1853年，因河工和太平天国战争产生的巨额另案经费近3000万两，清政府财政自此已无力维持。户部推出的各种补救措施中，以征收商业税和金融改革影响最大。商税的征收失败导致清政府。此后在商业性税收方面除厘金外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厘金也因此承担了恶名；金融方面推出的铸大钱、行钞因未顾及信用问题和细节考虑不周导致失败，并影响了此后中国纸币的推出与金融控制权的旁落。燕红忠的《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认为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陈勇的《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认为，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其他重要论述还有《太行解放区村财政整理之考察（1946—1949）》等。
城市史研究佳作频现。王笛的《“茶博士”: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别冲突》认为，茶馆是展现抗战时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社交网络和地方政治的最好窗口，职场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成都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与女茶房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都映射出茶馆工人们的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其他重要文章还有《开放、发展与中国城市近代化启动散论》《民国时期北京汽车化研究》等。
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蔡禹龙的《近代中国发网手工业的兴衰（1900-1937）——基于山东省的考察》认为，中国近代发网手工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通过对外贸易出口的方式促进了中国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妇女提供了谋生的途径。其他重要文章还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晋西北农村互助组述论》等。
重视环境史视角。高元杰的《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认为，河工物料从柳束到秫秸的转变，既反映了河工对林木植被的沉重压力，也是黄、运二河改造下的农业环境适合高粱广泛种植的条件使然。河工用秸一方面提高和巩固了高粱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比例，另一方面造成了民间燃料和肥料的短缺，加剧了民众的乱砍滥伐以及对山野植被的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危害农业生产。张莉、陆昱君、李屹凯的《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的蝗灾，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该文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
医疗史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马金生的《病人视角与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学界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多从医生的视角出发，对病人的关注度则明显不够，应在尽量扩充和综合使用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致力于历史情境中病患世界和病人能动性的具体呈现与揭示，同时更要积极尝试从生命史角度呈现人们的身体感知和生命观念及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在关联，从而将医疗史研究纳入生命史的维度。此外，《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也涉及医疗史。
社会生活史研究热度不减。刘丰祥的《1928-1937年北平大学教授的休闲生活》探讨了大学教师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丁芮的《隐忍的反抗：董毅北平日记中的北平沦陷区生活》指出，沦陷区民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非正式的抗争”以此表现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及对日伪统治的反抗。从微观层面考察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隐蔽其中的多种形式的抗争。《民国时期北平的厕所改造》发现，老北京城内催生了一批专门以粪业为生的社会群体，如底层以掏粪为生的“粪夫”，经营粪便生意的“粪商”与“粪阀”。一些大的粪商与粪阀在京城内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即“粪道”，对势力范围内人家的粪便进行收集，从而牟利。其他相关的论述还有《抗战期间一位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秦润卿日记〉的考察》等。
社会治理备受学者关注。江满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认为，1949—1956年，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对防治蝗灾高度重视，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推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改造蝗区生态环境，使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这项工作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拥护，而且受到了国际关注，促进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付燕鸿的《政府维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指出，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天津城市乞丐数量激增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乞丐问题，天津市政府除实施传统的救助之策外，还推出一些强制收容和管制的措施。涉及社会治理的还有《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等。
妇女研究依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黄道炫的《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认为，抗战和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军队和党政干部婚姻实施限制措施。通过惩戒和引导双管齐下的管控，这一措施实施堪称平稳，没有激起大的波澜。在政治权力强力推进的过程中，婚恋意外成为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碰撞与交融的着力点之一。赵研杰认为，五四前后在西方作为社会问题的离婚在中国却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新青年视离婚为处理实际生活中没有爱情之婚姻的一种方式，是追求男女人格平等、个人自由的手段，是文明、进步的象征。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女性处于弱势的情形下，离婚恐怕仍是一个男权概念。此外，《英华书院与晚清女子教育》《“另类”之相：华北根据地“非婚关系”问题新探》《晚清至民国“劳动”观下的妇女家庭劳动》。《新女性与抗日战争——以吴菊芳为例》也聚焦了妇女研究。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严海建的《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认为，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此类研究还有《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大学区制改革背景下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始末》《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等。
其他重要的论述还有《民国时期上海时装表演构成和特点分析》《权势转移——从慈善视角看近代士与商阶层变动》《清末民初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战争与毒品：战时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启蒙与生意：近代新式辞书〈辞海〉的编纂出版》等。
一代有一代之视野、理论、方法。历史研究的创新有待于研究范式的转换、视角的扩展、相关理论的指导、史料的扩充。回顾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热点研究，史学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学术机构、刊物和学者不断涌现，在史料文献发掘整理、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路径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历史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从理论、体系上创新还比较薄弱，和一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有学者表示，我们的日本史研究和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其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展望新的一年，如何推陈出新，加快构建历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使命。期待史学工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借鉴。
（文章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