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平稳进展，并在若干专题上有所推进，研究更为细化，成果更加丰富。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没有大起大落，缓慢然而坚实地推进，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问题，应该就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吧。本文对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提供粗线条的概观，“全面”固然绝不可能，取舍得当也只是理想。一如往例，本文仅列举中国大陆研究，并限于论文。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界继续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表现及其危害进行解剖和批判。周良书提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以史识凝聚人心，以史学教育人民，以史观正本清源，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吴英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它还同时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涂成林指出，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学，必须在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前提下，注意克服历史评价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羁绊，寻求人类建立共同历史价值观、书写人类共同历史的可能。郭双林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张学良藏书目录，阐述张学良在幽禁大陆期间不仅对马列主义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自觉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李政君关注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指出1949年后，顾颉刚面临的主要学术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观，而是如何论证考据工作具有正确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以获得主流认同。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王日根分析了傅衣凌对唯物史观的体认、接受与应用，指出傅衣凌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而“升华”的根本性转变。朱慈恩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论争中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赵庆云研究了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编纂。范文澜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赵庆云还论述了荣孟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荣孟源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多有建树；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颇有根柢，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编纂，卓然成家。
有多篇文章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张立芹、周文玖讨论王韬的史学成就。王韬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也是近代第一个没有官方背景走出国门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史家。他撰写了许多西方史地著作，对当时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风貌也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朱浩关注章太炎的信史观，认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首以“信史”为其特色，提出了一整套著作“信史”的原则和方法，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派。周少川研究陈垣的史学思想。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的通识。贾红霞考察了金毓黻在国史馆的修史活动。金毓黻任职国史馆期间，制定了以纪、传、志、表、录为主的新型国史体例，并针对史官的选拔方法、职能分配以及史料的搜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先后编撰了几部史学著作，对后来修史者具有借鉴意义。
学者对近代的通史撰写也多有讨论。李科翔、王东提出，20世纪初叶，正值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折关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下，“国史”不仅在政治层面被理解为养成国民之国家民族意识的“概念工具”，而且还在历史的观念与意识层面被赋予了类似于西方“普遍史”或“通史”的崭新意涵。刘巍关注钱穆的通史研究。他认为，钱穆的通史路径，来自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困境及其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之迷茫的刺激与挑战。钱穆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总括为一种可称之为“中国主义”的历史文化论述，主要包括求“真”务“义”的历史认识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绵延性的坚守与固执、“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的“中国人”论述之阐发等基本内涵。
公众史学和口述史近年来颇为活跃。王记录、张嘉欣认为，中国公众史学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口述史似乎门槛很低，实则不然，从事者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左玉河认为，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张宝明指出，大数据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让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诸多自扰的成本，譬如“知识”的易得、便捷、碎片化，动摇了知识的确定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在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显得更为紧要。李伯重也指出：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现在却变成了重要史料。
二、晚清政治史
晚清制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内容涉及清末新政、科举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
李俊领以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机构礼学馆为切入点，对其修订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和反思。1907年设立的礼学馆，旨在修订符合宪政要求的礼仪制度，但该馆总理陈宝琛与曹元忠等纂修排拒宪政理念，仅对《大清通礼》的细节略作调整。在修订礼制时，礼学馆与修订法律馆几经争议、妥协，最后拟出暂时保留礼教内容的新法律。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重要机构，赵虎发表系列论文，探讨督办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辛丑回銮之前，督办政务处职能广泛，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处，成了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关键作用。
清季终结的科举制，是一个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有着丰富内涵的综合性机制。杨念群从晚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将科举制置于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而“废”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上，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至晚清时期的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指出清代铨选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吴佩林依据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记录“叙供”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递呈进行考察。作者指出，州县司法档案中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及清初常见的形式为“招状”，清中后期演化为“叙供”。书写结构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的特征。“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式”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观。
除制度史外，晚清政治史在其他领域也都有重要成果发表。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究，纠正了一些讹说。贾小叶就《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容酷似“康党”宣传的“忤逆”上书，背后折射的是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朱英、唐论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的新起点。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政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的根本目的。韩策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作者认为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张海荣以1902年慈禧太后为醇亲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考察载沣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行为。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
1907年7月，徐锡麟袭击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又称“丁未皖案”。安东强、姜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加以探析，指出这次突发性事件对之后丁未政潮的政治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已有丰硕研究成果，但也形成一些遮蔽。马勇认为，袁世凯遭到罢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确患有足疾，也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联。“回籍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桑兵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作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李细珠对清末权力结构的变动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和论证，揭示了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
三、民国政治史
扑朔迷离的民初政治近年来引起较多关注。桑兵讨论了辛亥前十年间“汉奸”一词的转义与泛用。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武洹宇借助文化符号和意义网络研究视角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的骷髅符号加以释读。辛亥革命前，骷髅主要象征民众苦难和为了改变此种现状的志士义举，到了民国初年，前一意涵得以延续，而象征志士义举的情感意蕴则发生了极大逆转——由视死如归的胆气和希望转变为生命虚无的失落与彷徨。黄花岗烈士墓的骷髅设计，通过凸显先烈之死的惨烈与惊怖，追问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
孙中山研究方面有多篇论文。李育民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国际观念。他认为，孙中山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寻找积极因素，吸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构筑人类社会美好的国际愿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赵立彬关心民国初年孙中山对牵涉个人名誉事件的因应之策。他指出，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刚柔兼备，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深町英夫讨论了孙中山对外宣传的灵活性：对于苏俄人，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于英、美、法等西方人，他强调民主主义和基督教；对于日本人，他强调“同种同洲”之亲。马建标从媒介与政治的角度探讨了1918年8月至1920年8月两年间，吴佩孚如何实现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杨天宏研究罗文干案的系列文章在本年度收尾。他指出，该案的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未可忽略。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
关于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有多项成果。马思宇重建了省港大罢工发生、发展、收束各阶段的过程，揭示了省港罢工与国民政府建政之间复杂深刻的互动过程。他指出，由于共产党的“半政党化”与国民党的“向左转”两股潮流的结合，在国民政府成立至“中山舰事件”发生期间，国民政府能够与省港罢工密切配合，为省港罢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省港罢工委员会开了社会组织政治化、政权化的先河。李翔讨论“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以及国民党内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并给党政军各方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马飞比较了1930年代初反蒋运动中形成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派设计的训政模式与孙中山晚年、广东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模式，认为扩大会议派的训政路线其实更符合国民党训政的价值追求，更有利于达到训政理念所预期的效果。刘文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无法真正动员民众。刘晓艺对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文宣系统如何诠释西安事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为交代因何“丢失大陆”，国民党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蒋介石就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亲笔写下了8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近年来有很多讨论。包巍、刘会军考察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较量。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与学界势不两立。随着日本侵华态势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整工作方式，加强对学生运动的引导，并开启对冀察政委会的统战工作。正因为冀察政委会受到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较好地处理了和学生运动的关系，七七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黄天华探讨了战时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谁主四川问题上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他认为，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为因应战争的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领导架构有所调整。1938年1月，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不到2年之后孔又辞任这一职务。汪朝光透过此事解释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弊端，认为蒋介石施政不当、任人唯亲、不能严控下属与其战后迅速失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吴景平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外交体制。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但战时外交体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因此难以保证。吴敏超通过绍兴出其不意的沦陷考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状况。绍兴沦陷所反映的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罗敏探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缔造的过程。蒋介石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构想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揭示出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
四、革命史
1920年4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后，对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友俄及“走俄国人的路”这一转变起了关键作用。周月峰通过梳理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中国舆论界的反响，指出苏俄在中国思想界的形象，原本是毁誉参半的“社会革命”的代表，宣言之后更有了主动主持世界正义的英雄形象。苏俄新形象的确立，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的“正义”使得其内政进一步正面化，从而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就了道路。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何友良指出，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军队领导的两个转变。前者第一次将军事斗争上升到宣示和实行中共政治主张、支撑和展开土地革命的地位，在中共的全部工作中，军事斗争由边缘向中心地位演进；后者第一次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显示出党与军队关系由辅助向主导的演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的暴力，中共在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延续革命斗争。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中共高层政策路线的转变。近年来，社会动员视角的研究逐渐兴起，中共的组织生存状态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李里则通过分析武装暴动初期中共内部枪械概况、补给方式以及枪械观念，探讨枪械问题在中共武装暴动初期对中共的暴动实践、组织运作以及暴动观念的深刻影响，加深了学界对于装备、技术在中共组织转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将环境史纳入苏区研究视野是学界的新尝试。蒋渊以1931年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和革命策略调适为中心，考察这一地方政权在长江特大洪灾的背景下，如何在革命与秩序之间，亦即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作者通过将中共湘鄂西苏区的革命纳入其与国民党、堤工和灾民相互连接的关系网之中，从论述水灾后四者相互关系的变化来揭示革命的地方状况。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周斌通过全面考察冲突的缘起和概况、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冲突对中共与列强的影响等问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冲突的根源并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强嫉视共产主义并推行维护其在华特权的炮舰政策。既往学界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研究，偏重于胜利者王明这一派，对于试图通过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但最终失败的罗章龙、何孟雄派，研究不够深入。张永通过梳理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尝试分析当时中共在组织上面对的尖锐矛盾。
红军长征尤其是长征过程中与各对手方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罗敏关注1934年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剿共”问题上的尔虞我诈。西南地方实力派利用胡汉民的政治影响力迫蒋入川，减缓来自红军的军事压力。不过，在贵州，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剿共”重塑地方政治生态，从而形成包围两广的态势。张尔葭认为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结果。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战果。不过，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的说法应当慎提。杨奎松指出：关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以削弱南、西两线防御，并以强化或迟滞北、东两路的推进，有目的地压迫、诱导，促使中共红军依其预定计划、时间和方向，突围西去，现在恐难找到任何史实上的证据。卢毅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未派更多中央军参加“追剿”，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虽然不乏蒋介石的工于心计及其与地方实力派的相互博弈，但仍不宜简单断言他有意“放水”。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刘宗灵考察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四川的恢复重建工作。他指出，四川党在抗战初期的发展整顿历程及其外在呈现，可谓这一时期大后方中共地下党组织演变的一个代表性缩影。抗战过程中，包括四川党在内的大后方各地下党，基本上实现了由抗战初期的救亡动员型群团式政党向抗战中后期具有铁的纪律与严密组织的秘密活动性革命政党的再次转变。抗战初期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扩张，是中共从危机中复起的关键转折点。赵诺对太行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发展与调整作了具体研究，认为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
随着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敌后根据地生存困难。中共如何通过与日军周旋，达成看似摇摇欲坠却又坚持不倒的“弱平衡”，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黄道炫的研究再现了当时曲折复杂的历史情境。他指出：这种“弱平衡”的状态，除了中共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广泛性质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达成弱平衡的关键。他并以河南密县为例，诠释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共的生存实态，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密县的发展与人情政治、结构裂缝、权威漂移等背景息息相关。抗战时期，因地方“沦陷”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刺激了各派势力的角逐与争夺，形成了敌我难辨的灰色场域，公众之行为选择亦因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暧昧性。对于中共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造、利用“灰色地带”以扩大影响，自然成为一种实际的斗争策略。石希峤的研究揭示了鲁南地区的中共武装如何采取“涂灰”策略，将日军“爱护村”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输诚于八路军。魏晓锴、李玉考察了抗战时期以徐永昌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对中共从“敬佩”到“敌视”的态度变化及其对国共关系历史走向和抗日战争整体进程的影响。
既往研究在讨论抗战时期宣传或话语斗争时，较多关注国、共的言论，甚少将沦陷区的言论纳入共时性的探讨之中。夏清以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事件为中心，考察国民党、汪伪、中共三方对此的不同叙事，探讨各方如何将这一事件置于各自谋划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论及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
孟良崮战役是中共在华东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关键性战役。既往研究主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展开，王安中则从双方武器装备水平、构成、战术运用以及后勤保障等多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并分析国共双方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的影响。邓广以内战时期的山东解放区为对象，基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对于中共的财粮需求状况、征收量和征收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动，以及农民实际负担与生存状态的变化情况，作了具体、微观的考察梳理，并尝试分析山东解放区战时财粮征收机制及其危机应对方法的内在逻辑。
1945年末，中共开始入主大城市，由此引发了对旧人员的处置问题。为保证京津等大城市的完整接收和顺利接管，中共提出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这一政策涉及庞大的群体，影响深远。曹佐燕揭示了“包下来”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内涵变化，试图全方位透视中共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五、中外关系史
从世界秩序的变迁中观察中国，是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之一。王建朗指出，对国际秩序的关注，是外交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由于我们曾经有过悲痛的历史，在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中，既存在“天下中心”的自大情结，也同时存在着缺少自信而对外部世界心存恐惧的心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来自两个极端的思想，甚至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吴义雄提出了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从国史角度而言，需要从整体上利用晚清史研究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理念和方法；从国际关系史而言，还需要扩展到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并竭力使用外文史料；从全球史的角度，要打破国家民族界限，探讨晚清史在更广大体系中的意义。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晚清中外关系经历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邱志红以早期广东地区英文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为对象，对存世的“红毛番话”课本进行梳理分析，讨论了它们的翻刻过程、流布年代及读者对象等，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征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中英关系方面，王涛对鸦片战争前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这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该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政策。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张振鹍对影响和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进行了史实考辨，指出1884年5月17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天津简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意制造“节略”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1898年的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葛夫平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
东亚国际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有些方面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李花子认为，“间岛”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还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然而外务省在签订《间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范围。张礼恒对光绪七年（1881）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艰难抉择。尤淑君以朴定阳违制事件为切入点来分析朝鲜的自主诉求，指出朴定阳使节团使得中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本势力，而这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
陈开科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旅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认为此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张志勇论述了晚清中葡通商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赫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讨价还价的重要条件。而赫德反对按照原议换约，并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引起较多关注。尚小明利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的总统府秘档，指出袁世凯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策略，与他在开议之初便掌握了日方的密函有一定关系。作者认为，袁世凯向日方妥协与其试图复辟帝制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五四运动前后驻华英美人士的反日运动少有专论，高莹莹的论文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他们的反日活动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华洋一体纳税问题受到关注。于广通过1928年前后卷烟统税的开征讨论华洋纳税问题，认为卷烟统税的开征，确立了华洋一体纳税的原则。魏文享亦关注所得税征收中的外侨纳税问题。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史，对南海海疆问题有突出关注。陈谦平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论，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过程中，美英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政策。栗广提出，战后初期，美国不再支持将南海诸岛进行国际托管，也不支持任何声索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希望南海诸岛问题的处理尽可能模糊化，且不能有利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旧金山对日和约》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南海诸岛，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接收方。
六、经济史
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量化历史研究方法得到较多运用，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等分支学科的融合趋势较为明显。林矗利用中国18省264个府的相关数据，考察通商口岸促进近代经济长期发展的具体效应和机制：距离通商口岸越近的地区，城市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通商口岸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留学生、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等新生事物首先在通商口岸兴起，再向内地辐射，促进了近代人力资本的发展。王哲梳理了历史空间数据的可视化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发展脉络，并以清代南方粮价空间分布和粮食运销网络为例，分析得到清代南方地区米价从东到西的四个空间梯度。云妍借助电子检索手段对清代中央档案进行了全面搜索，确认了超过2000起抄家案例。这些抄家案例以18世纪雍正、乾隆两朝和19世纪光绪朝发生频次最高；亏空和贪腐是最常见的罪名；对官员的抄家，与清代律例规定关系并不密切，而与皇帝个人意志、偏好和选择密切相关。
财政史研究方面，任智勇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变，从人事、关税政策、收入、支出四个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中枢和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口通商制度的意愿，而外部格局的变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指出左宗棠西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使晚清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廖文辉考察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指出咸丰朝的户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针对太平天国善后和“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120余年间江苏起运交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是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
金融史研究中，币制改革成为关注热点。崔志海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中美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WJenks）来华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以及受限于相关主客观条件。潘晓霞全方位探讨了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背景。她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后导致的白银危机，是法币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也不断刺激着国内币制的改革要求；进一步言之，法币改革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基础逐渐增厚有关，各界对弹性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期待。柯伟明指出，法币改革以往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后来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是各方经过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
商业贸易史方面，李晓龙注意到民国初年长芦盐业的自由贸易改革，其运作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近代新旧制度、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以张弧为首的中国官员与商人利用前清盐业旧制的逻辑来包装新政策，借自由贸易之名，行包商垄断之实。李佳佳讨论了抗战时期的西北驿运，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制度有效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在驿运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果。李玉铭探讨了抗战时期的上海远洋航运。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远洋航运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前。这是因为日本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将上海作为一个物资来源的中转站。保持上海远洋海航的畅通，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因为完全垄断长江航运而与美、英、法等国形成的紧张关系。有学者尝试将商贸史与金融史结合。燕红忠和高宇探讨了晚清时期东北的豆品期货市场。东北的豆品期货广泛存在于口岸市场、大集散地市场、产地集散市场和产地市场四级市场网络之中，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支撑着整个集散市场乃至外贸体系的有效运行。
近代土地所有权尤其是非农土地所有权问题引起众多关注，抗日根据地农业税和减租减息问题也有多篇文章涉及。杜正贞利用浙江龙泉和建德两县的档案，指出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对两县山林的确权产生了不同影响。原来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以及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都遭到了挑战，国家与山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刘志刚考察了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光绪年间，清政府在洞庭湖淤洲实行官垦政策，对遵章承佃的绅民优容有加，地方社会展现出官绅“共赢”的权力格局。清末民初，政府与精英都发生了裂变，形成县府与下层精英结合、省府与上层精英勾连的利益“共谋”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一区域下层土著精英的诉求与湖南省治运动大潮相激荡，恶化了社会秩序，最后遭到国民大革命的清算。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重塑地方秩序，但始终无法深入基层。周祖文认为，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就实际效果言，减租减息可视为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胡荣明分析了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结构，认为根据地政权不仅通过征税实现对地权的保护，同时通过对课税对象的选择、对纳税主体的确立以及计税标准的设计，有效地将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均衡的地权型税收体系，实现了税收的合理公平负担。
七、社会史
开放、融合、多元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出优长。常建华指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趋紧密，研究概念与方法相互借鉴；对社会生活的研究转向，逐步显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形态；对于史料处理显现出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理解与态度，在民间文献、历史人类学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构架与研究实践；以中国历史上生命、生计和生态意识，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和日常生活史学，构成“三生”问题意识。与此相对应，多个传统学科也开始借鉴社会史的观点和视野，拓展其研究方法和范围，其中革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社会史视角和方法，形成“新革命史”阐释途径，引人注目。李军全指出政治宣传是中共开展革命运动过程的重要环节，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的结合，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异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徐秀丽以个案形式讨论了1949年革命胜利后，个人空间的存在与表现形式。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坚强的精神支柱。
乡村史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生力量。赵旭东和张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试过程，指出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变化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张俊峰通过“土默特文书”分析了清乾隆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土默特地区水权交易的主要特点，指出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凸显了明清以后北方区域社会日益强烈的水权观念，是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新路径。
城市史和日常生活变迁史领域近年来迭有新作。湛晓白指出星期休息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普及，不完全是民间习染和被动顺应的结果，而是凝聚着国人多方面的理性认知和主动选择，背后反映出近代中国保守与求新、民族主义和世界化、内地和大都市不同立场之间的对抗。魏兵兵以上海华人剧场建筑为对象，探讨了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医疗史的研究结合了史学和医学，屡有创获。李秉奎探讨了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延续至今的理念争论。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医废存之争势如水火，双方阵营中出现“国医科学化”倡议，围绕“国医”走向“科学”的可能与前景展开热议，而“国医科学化”旨在借科学之“术”解中医之“困”，并有“领导世界医学走一条新的径路”之意。肖安淼在分析1950年的绥远梅毒防治时指出，新政权梅毒防治过程中只将绥远地区民众的生理健康视作防治成功的标准，而忽视了身体对于当地人的复杂意义，忽略了现代医学理念与宗教医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国家“阶级解放”的意识形态和扭转人口下降趋势的主观意愿的双重推动之下，导致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微妙关系。原本意在“团结”“解放”的“善政”演变成一场波及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广大地区的“割蛋”谣言风波。
将宗教与社会变迁相结合，是近年社会史研究的新方向。高力克分析了陈独秀宗教观的表现与理论来源，指出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关系没有被学术界重视，孔德的“神学—玄学—科学”三时代进化论，强化了陈独秀的无神论观念，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迷信，是文明进步的障碍，相信终将“以科学代宗教”，相信唯物史观完全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赵晓阳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例，探讨了19世纪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的社会行为及在当地居民中的印象。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被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备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印象”密切相关。
八、思想史
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引人注目。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国人产生了日渐明确的“国耻”意识和“亡国”焦虑。李帆分析了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认为出于对中国在世界进化位置的焦虑，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国家以摆脱困境的现实需求，“国耻”与“亡国”两种话语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中有较为充分的表达。它表明进化史观及线性历史观在其时的“新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民族主义叙事大行其道的背后，中国固有的鉴戒史观发挥着作用。马建标探讨了一战前后中国人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分析各派政治势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目的，认为国耻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作用，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王奇生讨论了中国现代思想话语、学术话语中影响深广的“阶级”话语。他认为五卅之后，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存在着阶级概念泛化的问题。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又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他提出，无论是将“阶级”的概念泛化，还是“去阶级”化，都是不恰当的。陈红娟则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阶级”在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译文中的原初指涉与多元化表达，认为这一概念经历了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在偏移原初内涵的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中国化的语义。此外，在《宣言》实现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阶级”概念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嬗变。郭双林对19世纪初年开始风行于英美等国，并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的文明等级论追根溯源，分析其产生的背景、流派、影响，并对其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批判。黄克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文明”与“文化”两个词汇在近代中国的来源、演变以及对历史书写与思想论辩的影响，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从以西方中心、线性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转变为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的过程。邹小站探讨了清末民初思想话语中的“民权”与“国权”概念，认为当时人使用这一对概念时，其所指相当复杂。概念不明，一方面因概念本身内涵丰富，人们在使用时各有侧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概念的使用者在思想主张上存在分歧，不免突出强调概念的部分内容，而有意排斥另外的内容。周月峰探讨了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认为这一名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其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五四后”，这一名词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在由天下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转折之中，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研究近年来受到学者重视，年内已经有重要专著问世。关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郑大华接续多年研究，从“民族复兴”话语的视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民族精神”论，以及抗战时期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讨论。
近代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家族主义与家族伦理遭遇重大挑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邹小站探讨了晚清修律中的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争，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围绕家族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现实需要，追求国家富强是否必须破坏家族制度与家族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其道德价值还是追求国家自身的富强；立法创制是依顺历史与习惯，还是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等问题，争论双方关注的焦点实质上在国家富强，而于家族伦理的伦理价值以及对于个人生命的意义，则缺乏深入的讨论。易明、陈先初分析了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对于家族制度的批评，认为其批判叙事大要从两个维度切入：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一方面展示出在近代国家救亡图存、政治秩序建设、个体自觉和文化变革上，传统家族制度所存在的不适；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在文化人的思想变迁上，家族制度的评论和质疑起到了接引西方观念的桥梁作用。后者则一方面将对家族制度的认识推向了深入，另一方面也让新旧道德更张的吁求得到了具体的载体。李维武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家庭观，认为他们的家庭观主要围绕四个相关问题展开，并产生了四位代表性人物：（1）以唯物史观揭示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说明家庭制度形成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李大钊是其代表性人物；（2）以女性问题作为解决家庭问题的切入口，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正确道路，陈独秀是其代表性人物；（3）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探讨家庭史脉络，说明家庭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及其前景，蔡和森是其代表性人物；（4）从女性社会运动维度阐发新女性观和新家庭观，以改造中国和妇女解放来解决家庭问题，向警予是其代表性人物。这四个问题，形成了由批判旧家庭到走出小家庭的基本走向。左玉河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人、战国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对“忠孝”观念的阐释。国民党着力阐述“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强调忠于国民党及其领袖；新儒家从学理上阐明了忠孝观念与家族制度的关联，重忠轻孝，强调忠于民族国家。战国策派从所谓“大政治时代的世界”的角度阐释“忠孝”观念，强调“先忠后孝、忠在孝先”原则，主张扩大忠之范围，将“孝”局限于家庭之中。这些阐释，显然具有为抗战服务的现实目的。
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传播与影响近年来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傅正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研究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分析中国人的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认为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九、台湾史
2017年的台湾史研究，就研究时段而言，清代及清以前以及战后时期研究成果较多，日据时期相对薄弱；就研究主题而言，传统的政治史、两岸关系与台湾“对外关系史”依然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经济史、军事史则较为欠缺。
台湾政治史研究中，近年来荷据时期至清代台湾史受到较多关注。林少骏、谢必震回顾了沈葆桢在“台湾事件”后的治台方略，认为走向海洋必须要有全面的海洋发展战略。傅德元梳理了凤山淮军昭忠祠的修建过程，论述了淮军为抵御侵略、保卫及开发台湾所做的贡献。岳忠豪比较了日方提出的《马关条约》的三种文本，指出出让主权的前提在于拥有其主权，这恰恰证明日方高度承认中方对于台湾等地的主权拥有，也坐实了日方自1874年以来以“台湾属于生番之地，不属于中国”为由而进行的屡次挑衅实属无理。杨齐福考察殖民统治初期台湾士人的政治认同和行为抉择，认为台湾士人政治认同的模糊性与行为抉择的多样性，与其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利益、漠视道德伦理、混淆满汉矛盾与中日敌对关系有关，与部分赴台人士的不当言论也不无关系。李理指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是由“上海台湾青年团”更名发展而来的台湾青年革命组织，存在时间虽短，却是两岸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先驱。
关于光复初期政治史研究，“二二八”事件历来是关注重点，2017年适值“二二八”事件发生70周年，论著和资料集的出版更为密集，但以台湾学者的成果较多。张晓宇通过解读林献堂日记，指出“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追求的主要是优良省治，呼吁的也是体制内改革，绝非当代“台独”分子所宣称的“‘台独’运动之源泉”。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政治，潘建华梳理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张朝晖指出军事审判权属性的嬗变，是贯穿台湾地区军事审判制度发展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随着“统帅权说”向“司法权限说”的演变，台湾地区军事审判制度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经济史方面，徐晓望对晚清帆船贸易进行了研究，指出轮船进入台湾海峡航线之后，传统大帆船贸易受到打击，但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快复苏。汪小平对“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华推行土地改革的主张进行了梳理，指出当时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其说是经济政策，还不如说是冷战之初所发生的一项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程朝云探讨了在特殊的战地环境下，金门军政当局何以要进行土改以及如何进行土改的问题，指出其推行土改的动机，与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有直接关联。
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美台关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一向是台湾史学科的热点问题。王永男指出，台美关系一直是蒋介石处理“五二四”事件的主轴，尽管蒋介石“祸引”中共，使之得以“完满”解决，但“五二四”事件的发生对美台关系仍有创伤。冯琳考察了美日台三方围绕奄美群岛“归还”一事的考虑与博弈，指出奄美群岛予日是战后日本逐步占据琉球的开端。
台湾史研究的其他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教育等方面。李细珠通过对日裔台湾学者傅琪贻著作的解读，指出傅著所述的血腥事实足以证明，武力征讨、掠夺、威胁、欺骗、屠杀、灭社，就是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董建辉、郑伟斌指出日本殖民政府文化治理术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宗教史方面，周翔认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盘瓠神话属于治病型，源自我国大陆地区。郭荣刚认为基督教在台湾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亦造成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变迁，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传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台湾基督教长期分化的格局。刘大可系统考察了台湾客家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并探讨台湾客家民间信仰对大陆客家民间信仰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杨磊、刘佳雁指出，20世纪60、70年代台湾佛教的复兴既是全球宗教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又展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是传统汉传佛教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转型和探索，并将对未来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黄俊凌对光复初期台湾教育视导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教育视导的实施，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重建政策和台湾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文化史方面，周杨认为台湾族群认同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语言”始终关联着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问题。朱双一系统考察了台湾日据时期日语推行，光复初期国语推行，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语”运动兴起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关于台湾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孔苏颜、刘小新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张高杰以《自由中国》杂志刊登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研究，指出以《自由中国》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政治理念，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也对日后台湾社会兴起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常千帆、毕昆通过对光复后“台湾儒学”三种基本形态——“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儒学”的梳理，揭示其在遏制“文化台独”、建构两岸共同文化认知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李琳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研究，考察其推进台湾社会“再中国化”的相关举措，并分析其对台湾地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产生的影响。
此外，欧阳月姣将光复初期的台湾去殖民化历程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指出目前惯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阐释框架尚不足以界定或解释光复初期台湾面临的去殖民化难题，破除“国族魅影”的障眼法，是寻求台湾去殖民化的必经之路。彭韬考察了《中华杂志》有关“中华”的论述。陈小冲通过观察蔡孝乾的早期历史，认为缺乏坚定革命信仰和工作中的被动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或弱点，此或为其日后变节行为埋下些许伏笔。
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晚清政治制度、财政制度、科举制度的变迁，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均有较多重要论述。制度是已经凝固的规则，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潜隐而关键，其“兴”或“因”或“变”或“革”均牵连广泛而深远。对制度史的重视，是史学研究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二，多学科融合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不仅社会史与史学各分支学科融合无间，从政治看经济或从经济看政治都已习以为常，革命史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符号学、美学等视角和方法也取得不俗成绩。事实上，笔者在写作这篇综述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按照相关学科划分撰写年度学术综述事实上已经不很适当，有些文章在各部分反复出现，难以归类。
第三，“器物”和“技术”研究日见广泛。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物质文明的阐发大放异彩，近代史则主要关注“西器”和“西艺”，相关研究引人入胜。从2017年的学术进展观察，今年会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发表，给近代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