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早年留学西洋十载，回国后入张之洞幕府长期负责外交礼宾工作。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晚年为北京大学教授。辜氏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保守派人物，一生致力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和向西方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他曾以英文写了一篇重要的反传教文章，题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副标题为《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发表于上海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在该文中，他首次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就教案和传教问题，公开对西方公众发表自己的意见，理直气壮地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辩护，在近代反洋教斗争史上写下了独特而精彩的一笔。鉴于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点的疏忽，笔者拟对此作一述论。
一
辜鸿铭抨击西方在华传教，是由长江教案直接引发的。
长江教案是近代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它爆发于1891年5月间，持续到本年9月，包括有先后发生的安徽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湖北武穴教案、麻城教案和利川教案等，几乎蔓延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规模和声势上也“为从前所未有”（薛福成：《出使秦疏》卷上，《处置哥老会匪片》和《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不仅如此，这次教案前后，在长江流域还广泛流传着士大夫乡绅制做的各种反洋教宣传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洋教舆论，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和侵略分子感到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一如既往，故技重演：一方面，他们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真相，侮蔑和谩骂中国人野蛮，以博得广大欧美民众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政府极尽恫吓威逼之能事，叫嚷要用炮舰镇压”，以榨取更大的侵略权益。
负责办理长江各教案的主要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出于维护清统治的需要，张氏对反洋教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在办理教案交涉的过程中，他对传教士的无理、教民的不法、领事的强横、中国的委屈等也有相当的认识和不满。
辜鸿铭是张之洞幕僚，他对当时湖广流行的士大夫反教宣传是了解的，对整个教案的情委也是熟知的。因此，当他看到外国公众仅听传教士的一面之辞纷纷谴责中国人民，而中国政府又一味妥协的时候，激于一种爱国的义愤，便写作和发表了《为祖国和人民争辩》这篇文章，以回击西方对中华民族反洋教斗争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辞。他明确宣称：“在所有这些教案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当事一方传教士的一面之辞，而人民的声音却听不到。现在，我代表那些人民提出下列考虑，我相信这在每个正直无私的人看来都将是公正的。”（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毫不掩饰为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辩护的严正立场。
二
辜鸿铭对西方在华传教的抨击，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驳斥“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开启人民的智识”和“慈善工作”的谎言。在驳斥西方教士来华传教是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的谬论时，辜氏说：“如果仅是形式上信奉现代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便能促使人们道德更高，更好和更高贵，人们肯定会想到那民族中最好之人——不可否认，在中国仍有好的和高贵的人——将是最愿意被吸收的人”。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中国，那些最优秀和最有教养的中国人的心灵与基督教格格不入。“他们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基础”不能容忍“象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形式这样一个上层建筑”。不仅如此，在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民中，“不要说作为一个阶级道德较高”，即使“象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有教养，象他们一样好和有用的公民”也找不到。在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只是那些“最差的人，虚弱者、无知者、贫困者和邪恶堕落的人”，这些人“丢弃了他们父辈的信仰；听他们的外国先生吩咐；对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传统或记忆如果不蔑视也没有什么同情”，他们实际上成为了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遗弃者，是“中国人的弃民”而已。一旦“那仅有金钱利益的希望和其它外在影响”消除以后，他们就将成为比中国目前最坏之人还要坏的人，从而导致道德败坏和社会混乱，他还指出，“在道德上和智识上，太平天国实属皈依基督教中国人的一种类型”（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
辜鸿铭对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色彩的认识显然是肤浅的，他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反映了他地主阶级的反动实质。其所谓接受了基督教的中国人中没有好人的说法，无疑过于绝对化，恐怕也与他的阶级实质有关。但是，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不屑于基督教化，而入教者中不少属流氓无赖和地痞的现象，却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断言基督教传教士在当时未能对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就其实质而论，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基于此，他认为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工作“悲惨失败”了。
对于所谓“开启人民智识”的论调，辜鸿铭也予以了驳斥，他指出，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虽然带入了一些科学知识入中国，但由于其宗教神学观根本上的反科学性，他们所做的工作最终没有成为什么“智识启蒙”，而只能算作一称“智识把戏”而已。对此，他说：“无疑，新教传教士最近带来了大量他称之为科学和科学之教的东西，他能毫无犹豫地告诉他当地的学生清朝官员愚蠢得对月食大惊小怪；但在下一次祈祷时他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太阳和月亮仍然听命于犹太耶苏会长约书亚而停滞不动吗？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那本记录了其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吗？……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心中怀有智识启蒙目的的人说，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反科学的东西——以一个不太难听的名词可称之为‘智识把戏’。传教士自己没有意识到它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其毒害的微妙和巨大。因此，我认为，无论新教传教士能够带入多少纯科学信息的东西，他们同时也带入了一个害虫，这个害虫最终必将葬送为中国人智识启蒙的全部希望。因为不正是为反对与这同样的智识把戏，欧洲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已经战斗过和直到今天还在战斗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这儿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中国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不厌其烦地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昧的东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实在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不起外国人。……因此，我认为部分传教士最近关于科学和科学器械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嚷……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
辜鸿铭的这段议论实在精采，并从根本上否定传教为“开启民智”运动性质的胡言乱语。这种议论在近代反洋教思想史上实不多见，对我们今日客观评价传教活动仍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对于教会“慈善工作”的目的和效果，辜鸿铭也予以了否定。他认为，慈善工作本身虽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一些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这项工作由教会传教士来做却极不值得（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欧美人民和政府每年将大量的钱用来支持传教，给传教士以种种特别的保护和补偿，其实，这些钱还不如“用于支付一种意义更大且更有效的纯粹医生和护士人员去行那些传教机构所被期望行的善”（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也就是说既然西方有心慈善，与其派教士，还不如直接派纯粹的医生和护士来更名副其实些。这实际上等于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是所谓“慈善事业”的谎言。
不仅如此，辜鸿铭还指出，中国人民也并没有受到所谓教会“慈善工作”多少实际的利益。欧美政府所提供的有关钱款，绝大多数都被传教士及其家属享受掉了。他说：“如果基督教传教被认为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慈善，那么让我再问，是否实际被做的工作是值得那些传教士如此叫嚷他们的确每年都用于中国人民利益上的那么庞大的花费数目呢？在数以百万的欧美人民所捐助支持传教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他们修建漂亮的房子和疗养院、用于他们长篇的信笺和邮票的费用、用于支撑他们的讨论会和一时冲动的兴会呢？因此。我认为，那被认作为一种纯粹的慈善计划……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只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利益的一种巨大的慈善计划罢了”（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
辜鸿铭称传教士为“失业的专职人员”，认为传教计划不过是专门救济这些失业者的一种慈善计划，显示了他的讽刺天才。只有传教侵略分子自身，才能强烈地体验到这种批评的份量和厉害所在。
其次，辜鸿铭认为欧美在华传教对中外双方不仅无益，而且大有害处：它首先伤害了中华民族，造成了中国人民强烈的仇外情绪，而这种仇外情绪又必然造成对欧美利益的伤害。因此，他主张在华传教活动必须立即加以根本改革乃至彻底废止。
辜氏指出，当中国官员及受过教育的士大夫看到传教士带入中国的那些“愚昧的东西”，那些连中国雇佣来的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也不相信的鬼话，“正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随着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放肆狂妄，另一方面又经由部分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时，他们便不得不憎恨外国人。因为他们同时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属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切最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已处在无法挽回的损伤和破坏之中”（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辜氏认为，这就是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憎恨外国人的根源。
至于中国一般民众的仇外，辜氏则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传教士自身的无恶不作。而传教士所以能在中国到处游荡无恶不作，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眼中没有王法”，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裁判权；二是他们不怕公众舆论，因为他们仅同少数中国教民即那些“中国的弃民”接触。由于缺乏一般人所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他们不仅可以“无恶不作”，“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蛮横、放肆、到处插手和施行小小的暴虐”，还往往怂恿其教民无法无天（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辜氏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对传教在中国存在的真正强烈不满的原因”，也即教案屡起的根源（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辜鸿铭接着强调指出：西方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威胁到欧美各国人民在华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它利益。因为对中国人的侮辱和伤害，归根结蒂也是伤害自身。由此，他明确地宣称：中国人民象现在这样“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憎恨传教和传教士，“猛烈地撞击”它们，在道德上是完全正义的（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他正告那些“叫嚷炮舰镇压”的传教士们：“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和葡萄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和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大声以‘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场战争，除非有足够的常识，在外国人中有公正无私的正义感，否则无法阻止它”（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而要“诉诸这种常识，外国人中的正义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要求外国政府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不完全撤走、至少也应当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做某些修改”（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这就是辜鸿铭的最终结论。
三
正如辜氏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他对西方在华传教的抨击的确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他公开向西方世界宣称中国人民反教运动在道德上的正义性，这在当时中国畏洋如虎的官场气氛里不仅难得可贵，实际上也是软弱的政府所不允许的。或许正是愤激于这一点，他在正告以战争相威胁的传教士时，明确说明他们所面对的将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他的抨击中，除了浓烈的传统民族感情和意识外，还能使人体验到一种接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后所具有的神圣国格意识和民族自尊感，而这在此以前的近代对外檄文或外交文书中是难得一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辜氏此文实具有某种“民族宣言”的意义。
毫无疑问，辜氏是战斗在反洋教斗争的另一战场，这一战场几乎是他一人独自开辟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是最为主要的战士。他经由西方教育所武装，了解洋教的弱点和传教的伪善，又具有敏锐的思辩、锐利的笔锋、强烈的爱国感和无畏的勇气。因此，他的抨击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内民众朴素的反洋教斗争，而且由于在思想层次上明显高出当时领导民众、制造舆论的一般士大夫一筹，还能起到前者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长江教案期间，国内最有影响的反教宣传品主要出自湖南士绅周汉之手。他的作品通俗易懂，颇具鼓动性，在当时对发动民众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这些宣传品在内容上却具有浓厚的封建蒙昧色彩。如它们直接以“中国的圣贤仙佛”为正、耶稣教为邪；以“五伦”之道和道教佛教的各种迷信来讥骂、反对基督教的各种信仰等。有一付对联颇能集中地反映这种特色：“猪精邪教自洋传，欺天地，灭祖宗，万箭千刀难抵罪；狗屁妖书如粪臭，谤圣贤，毁仙佛、九洲四海切同仇”（转引自刘泱泱：《周汉反洋教案述论》，《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387页。）。另外，这些宣传品对诸如洋教士剜眼、割肾、取胎、切乳等罪恶的渲染，也大多来自谣传，很少事实根据，因而实际上减弱了抨击的说服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对有关传教的一切西方事物都予以捣毁，以致于传教士和侵略分子们往往借此大做文章，诽谤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使中国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局面。
辜鸿铭对传教的抨击则基本上避免了上述弱点。虽然，他也强调了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对立性，并谴责了前者对后者已造成不应有的威胁，但他主要是从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出发的。换言之，他虽然流露出对祖国和民族文化本能的敬重，但却并没有直接以此为准绳来否定基督教文化，更没有主张捣毁西方的一切；他痛斥伪善，却并不反对真正的道德提高和科学智识的启蒙；他抓住基督教神学中的愚昧成分大加挞伐，却不象周汉等人那样骂耶稣为“猪精出世”，以避免不必要地伤害西方人民的宗教感情。事实上他在抨击过程中提到基督教时，总是将其说成“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他没有提到传教士剜眼、割肾等罪恶，但却智慧地告诉西方公众：一个既不担心法律治裁又不怕舆论谴责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确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他的抨击告诉人们他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维护中国、也关切西方人民的利益。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辜氏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当然，最能反映他思想深度的、还是他对传教士所标榜的“提高人民的道德”、“开启民智”和“慈善人民”的传教性质和作用的驳斥，尤其是对后两者的驳斥颇具思辩力，成为近代反洋教斗争史上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客观地评价西方传教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具有启发价值。
当然，辜鸿铭对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批评也并非没有偏颇之处。他没有看到或不愿强调其传教活动中有些内容的主观目的、活动性质与客观效果间的差别，没有将少数真诚传播西方文化的人与传教士的主流区别开来，从而影响到其立论的全面和坚实。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西学，勾通中西文化的某些积极作用，尽管这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并非一致。然而，这一点我们却不能苛求当时的辜鸿铭。他当时著文的目的不是要对西方在华传教活动作全面完整的历史评价，而是出于维护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政治需要去评论传教活动的主流和实质。就这点而论，辜鸿铭的立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深刻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辜鸿铭的批评，使西方在华的传教侵略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论敌。也正为如此，他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惊异和一定程度的同情。伦敦《泰晤士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予以评论，一篇社论竟怀疑这篇署名为“一个中国人”的文章，“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人所写”，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静（《尊王——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其人及当局真实感情的陈述》，见《尊王篇》1901年英文版，第31页。这段信息是辜氏自己透露的。）。关于辜氏此文在西方的影响，我们从多年后一个西方学者所编纂的《中国大事记》一书中专门将此事列为一条加以记述也可见一斑（日本“中国通”驽泽吉次的话，见《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说明。《中国大事记》一书英文名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虽然，辜氏呼吁西方列强全部撤走传教机构、传教士、或者对传教予以改革的愿望最终不过是幻想，但他的争辩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赢得全世界正直人们的同情和声援，促进当时中外教案问题相对合理的解决，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32年后，一个日本的“中国通”在提起辜氏此文的时候，认为它在“当时中外关系最危急的关头，对挽救局势出过不少力”（日本“中国通”驽泽吉次的话，见《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说明。《中国大事记》一书英文名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这是符合实情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又将此文收入了他的论文集《尊王篇》一书中，使它得以继续发挥其反传教侵略的历史效用。
最后，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长江教案期间辜氏的反传教活动并不是这一活动的终结，而是起点。在此之后，他的反传教活动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大体有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对传教士的抨击更加具体和严厉，二是对基督教尤其是对与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相关连的基督教内容予以根本否定。对此，我们将另文予以论述。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