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鹤龄做为一名仕途一帆风顺的青年官员，于戊戌政变之后，不顾个人安危，开始撰写著作，系统阐述其与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物一脉相承的政治变法主张，充分展现了思想界角斗士的精神面貌。不仅如此，他的思想颇具个人特色。
【关键词】张鹤龄 变法 思想 特色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发动政变，下令逮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海外，张荫桓等支持变法的官员相继被罢黜、囚禁和流放。在这种恐怖气氛笼罩之下，维新派顷刻瓦解，在国内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敢于面对屠刀，敢于著书立说，敢于公开坚持变法信念的人，必定是思想界坚定的角斗士。张鹤龄做为一名仕途一帆风顺的青年官员，不顾个人安危，于戊戌政变之后开始撰写著作，系统阐述其与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物一脉相承的政治变法主张，充分展现了思想界角斗士的精神面貌。张鹤龄作为维新变法事业的坚定继承者，作为变法理论的系统阐述者，到现在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
张鹤龄（1867-1908），字长儒，啸圃[1]，江苏阳湖人。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官员家庭，“父讳受书，官浙江知县。”[2]鹤龄自幼聪敏好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光绪十八年（1892），成进士[3]，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后捐道员，候补湖南试用道。历任署理湖南粮道、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总教习、南洋公学总理、湖南学务处总办、署理湖南按察使等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病逝于奉天提学使任上，年仅四十二岁。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变法经纬公例论》一书中。是书分为上下两卷，共有28篇文章组成。根据自序，是书完成于“光绪二十六年，岁纪庚子十一月”。这是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混乱的年代。张鹤龄是在顽固派的笑声中，义和团的呐喊声中，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完成了这本重要著作。值此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吾人感到有必要将张鹤龄的变法思想介绍给大家。
一、自由平等意识
自由与平等，既是西方政治民主理论的两大基石，也是维新运动区别于此前历次变法运动的根本性标志。研究戊戌维新时期的人物，划分维新派，既不能看一个人对待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的态度，也不能看一位官员对待一项具体行政措施的立场，而只能以是否具有自由与平等的观念，是否赞成议院制度为基本标志。
张鹤龄显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学术中的自由与平等观念。他说：“欧西大儒，渊源佛法，深维平等之义，独得真诠，学艺大启。名理专家，考求益精，本之实测，求得线界、比例两大公理，著为精言。而释氏平等之法，确然有所遵循，不啻迷津宝筏。其自由线界之说曰：人人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其平权比例之说曰：两利两害，己轻群重。大哉！言乎可谓深切著明矣！”[4]他进一步解释道，“夫自由者，人所共具之情也。我欲达其自由之用，而选侵越乎他人之界，则权利之间，我盈彼绌。而我之所以处彼者，先已使之不得自由矣，安所谓人人自由乎？若夫己群相较，其群而为什也，则己与其群为一与十之比例也。其群而为伯也，则已与其群为一与百之比例也。合什伯之群，而共营一权利，则自营应得之权利，曾不得逾乎十中之一、百中之一焉。苟侵越之，是无地以处此什百也。若夫祸患之来，则同力以捍灾，无幸全而苟免，甚至舍其一身而利其全群，将怡然赴义，皆视为分内之固然。何也？己固轻，群固重，比例之公理然也。凡此，皆泰西政治学家考验合群之治法，而于人情物理中求得最精、最大之公例也。”[5]
而后他称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说，“比者欧美诸邦，深明此理，布之政教，昭著炳麟。平权之说大行，合群之用斯显。以之安民，而人皆乐业也；以之禁奸，而道不拾遗也；以之恤灾救患，无孤独之苦，无行乞之穷也；以之治官，而国与己有权界，己与民有权界，不病国不妨民也；以之为通商之治，而两利必不独利也；以之为联邦之治，而利益必使均沾也；以之为保太平之治，而使臣往来公法共守也；以之为同仁之治，而居留贸易一律保护也。”[6]这里的“平权”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所说的“平等”。在张鹤龄看来，西方的自由民权学说具有人类普适价值，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应当共同遵循。“明彼我之线界，权己群之轻重，则所以求底于平者，固为至精至宏之道。虽起吾国尧、舜、孔、孟而质之，亦无以易乎其说也。”[7]
“自由与平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民生之见识不同，操术因之迥异”[8]。不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对于“自由”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张鹤龄看来，当时世界上有“开明的自由”和“野蛮的自由”之分。所谓“开明之自由”，是指社会的每一分子，“各有当尽之职分，应保之权利焉”。所谓“野蛮之自由”，是指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互不相爱，“群不相附，强者食弱者，黠者阱愚者焉。”[9]不知二者之差别，不等待条件成熟，一味提倡自由与民权，难免酿成社会大乱。
虽然如此，自由与平等的实现，毕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张鹤龄认为，在实现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决不能因为可能诱发社会动荡，仅仅为了专制君主一己之私利，愚弄百姓，将自由与平等拒之国门之外。缺乏自由与平等意识的国民如同忍辱偷生的奴隶一样，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由众多“奴隶”组成的民族与国家自然难于避免被任意宰割的命运，很难立于强盛民族之林。“夫时艰之廹，外侮之乘，受折辱而不知羞耻，极困殆而不知振作，彼强且智之族，将囚缚而兽絷之。抑于我专制政法之私，则亦且有大不便者，任之以事而止知顾其私，餂之以利而遑复恤其义。幸于无事，则猥鄙偷息。及乎有事，辄忍辱苟全。民无权矣，枯株朽壤耳！国无群矣，土崩瓦解耳！国者，民群之所积而成。政者，民事之所合而成。固未有至愚且柔之民，而能进其国与政于明强之域者也。”[10]
社会进步有其自身的规律，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必须遵循渐进的原则。既不可“骤而进之”，也不可“域而限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请毋遽言民权也，先兴民学；请毋遽言自由也，先达民情。兴学之道，又有序焉。先之，以崇艺术；进之，以明理义……达情之道又有序焉。先之，以明公理；进之，以黜专制……特是吾国民学之兴有二难焉：一曰：物力短绌，则创建不易；二曰：文字艰深，则学艺难通……民情之达亦有二难焉：一曰：烦苛之仪文，动称名教；二曰：钤压之政法，习与性成”[11]。总而言之，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通过移风易俗的变革奠定建立文明社会的良好基础，进而达到废除专制，走向自由、平等的民族康庄之路。
西方国家在实现民权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中国社会要想实现自由与平权自然难于一蹴而就。“盖自君主专制之政，一变而为贵绅元老之政；再变而为君民共主之政；三变而为公举民主之政。览其递嬗之局，变革之顷，大抵钟簴震惊，膏血涂炭。不知几经险危，几历阻难，而始得公然认自由为性真，畅然指平权为公理”[12]。中国历史上溯到三皇五帝之时，是一个“平权”的社会，因此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观念。可惜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自由”和“平权”的观念受到了严重压制。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在我国“实无一日而不存也”。他说：“汤武放伐，诛其君而吊其民，非出于家天下之私意。故易曰：‘汤武革命，顺平天而应乎人’。孟子曰：‘闻诛一夫，未闻弑君’。质言曰：‘愤君权之恣暴，而求伸民权焉耳’。若进而求之唐虞，其治法固有独隆者，尧将禅舜，咨于四岳，明扬侧陋公举也。舜之禅禹，询谋佥同鬼神，其依亦公举也。伯夷以讴歌讼狱不之箕阴，而不有天下。帝启敬承禹道，民咸曰：‘吾君之子而遂克嗣服，亦公举也’。古民权之重如此，孟子所以有‘得乎邱民而为天子’及‘民为贵君为轻’之说也。秦汉而降，一统专制，君皆世及，民失其权。然君民和会，国罔不兴。君民乖离，国罔不亡。故二千余年明君达人，论治法者，终以民情之向背为最大宗旨。民权之说，吾国虽未大行，而民权之理实无一日而不存也。夫天地间至正至大之公理，固有自然长存，而非人力所能使之存亡者。”[13]张鹤龄如此讴歌民权，称之为“天地间至正至大之公理”，并且坚信中国社会将来一定会实现民权，这种勇敢行为在当年是比较罕见的。
二、社会进化观念
社会进化论的传入，使维新人士大都形成了进化的历史观。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演化的过程，政治制度是否文明，是划分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标志。君主专制是“据乱世”的政治体现，君主立宪是“升平世”的政治体现，民主共和则是“太平世”标志。因此，他说：“《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日本书目志序》）
张鹤龄的历史观也具有进化论的特征。如同康有为一样，他也使用了《春秋公羊传》“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概念，他说：“大宙往来变革，迁流不可殚究。《春秋》家约举大率分为三等：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据乱者，创造改革之时也；升平者，明备之时也；太平者，大同之时也。”[14]但在区分社会进化的标志时，张鹤龄却与康有为有所不同。他认为政治制度与学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制度的优劣与学术发展水平的高下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政治制度与学术的衍生又与宗教存在着源与流，或者说是母与子的关系。他说，“人治之理，曰政，曰学，相为维系，恒视其盛衰之率以定世运盛衰之率。而政、学之源，恒出于所宗之教。”[15]因此，在他看来，世界各地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学术。“故政、学者，与教相肖者也。教为开辟，学为引伸，政为敷布，其相生之序可得而言。”[16]
在众多的宗教中，儒教、基督教和佛教流传最为广泛，最具有代表性。就其三大宗教各自传播区域和历史来讲，虽然每一个宗教也都存在着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和“太平世”过渡的序列。而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他说：“是三教中，各有治乱，各有升降，故各有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焉。此就三教析言之耳。若大综世宙之变化，观三教之会通，世各有所宜之教，教各有所主之世。大抵儒以名治，主拨乱之世；天主以实治，主升平之世；释以性治，主太平之世。”[17]那么，道理何在呢？
在张鹤龄看来，几千来来的儒教以一贯之思想，可以归结为以“名治”。“至于《诗》《书》所纪载，《春秋》所褒贬，官礼所制度，大率主于崇伦纪，重名分，修典礼，别嫌疑，进文柔，黜强武，尊本农，抑工商，尚尊亲，严赏罚，由周而来，治孔学者悉宗之 ，愈进而愈盛。三千年来主更姓，民更族，而治不更法……士大夫奉功令以为学术，守章程以为事功。下逮闾阎专心壹志，苛律之而不怨，重税之而不逃，酷刑之而不怒……综论其治，实能取万有不齐之事而整饬之，取万有不齐之情而禁制之。故曰：以名治，而主据乱之世也。”[18]张鹤龄所说的“名治”，“五·四”时期之“纲常名教”，都是时人对儒学实质的精辟概括。
在张鹤龄看来，无论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民主政体的形成，都与基督教的教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都体现了一种“实治”的精神。“要其学艺、政术进步之骤，殆绝等伦，亦与其教法有确然相附者。盖其格致精能，参赞化育，实由造物主宰之理研索而来。其平权合羣，蔚为茂俗，亦由天赋权利之言引伸而得……名理之精微，有骤闻之而不得其解者。然其实测实验，灼见眞知，著之治法，其效已彰明较著……故曰：以实治，而主升平之世也。”[19]
张鹤龄认为，佛教虽然在“据乱世”时代，没有多大用处，但非常适合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其甚深微妙之理，视现今世界大众知识隔域之途尚长，略有南北两极，隔域冰洋，未能通行之象。盖亿兆之待治于政刑者方多，必待智慧开通，妄念争心逐渐消释，而后佛法之泯灭、空无方能相受……今西人平权，自由胚胎于佛法平等，无有高下之说。环球众生苟能由勉强以几自然，庶乎太平之治凭此以为起点。”[20]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张鹤龄认为，与“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相辅相成的宗教是儒教、基督教和佛教。社会发展循序而进，既不可超越，也不可阻挡。“夫教本同源，而法有差别；世本同道，而运有变迁。故三世之递嬗者，天之理也；三教之迭兴者，亦天之理也。凡此者皆不容骤而致，亦不能限而绝也。”[21]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张鹤龄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张鹤龄的这种认识不仅与康有为有所不同，而且与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等人均有明显区别，颇具个人特色。
三、维新变法诉求
维新人物大都是依靠西学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这标志着古典中国哲学开始向近代发生转变。张鹤龄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他也尽可能地吸收了当时从西方传来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是物质相互运动的结果。“物之名万，天、地、动、植，皆物也，人工所成亦物也。天下之实境尽乎于是矣。综而计之，约分四端：曰体，曰质，曰气，曰力。质之合者曰体，体之分者曰质，质体之不可骤见者曰气，贯乎气与质体之间者曰力。力为气、体、质之所发生。故气、体、质为体，而力为用……故气、体、质为形，而力为神。”[22]并且认为，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运动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如吸力、爱力、结力、黏力、压力、涨缩力、凹凸力、抵拒力、离心力、向心力之类是也。此两类中或静而即可见，或动而始可见。动静相因，互显功用，大抵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皆受命于力者也。”[23]
自然界是物质运动的体现，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何在呢？张鹤龄回答说：是相互之间的竞争力推动的，是人世间“恩怨报复”的结果，并且认为这种竞争永远不会停止。“乃若人之有生，其争竞之念旣难泯，其天性之固有[24]。又多激于人事之不平，纷纷攘攘，迭相抵距，迭相报复……大地搏搏，万古茫茫，若造物者设一弈枰，而使亿万豪杰庸流，顚倒奔于其中。若环无端，而与世无极，皆此躯体之内一点争心成绝大之力，积相抵距相报复于无涯。是故力竞之世界，殆终无平之一日也。”[25]“人世间恩怨报复，进退消长，往往变本加历，实与物质中所含凹凸力类相似。至于一人之身，性情变幻，亦显有凹凸力。”[26]这是说，仔细考察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各种“力”的综合运动的结果。
既然人世间充满着各种竞争力和恩怨报复，古往今来，一切政治设施，一切宗教礼仪，一切学术探讨，都是为了规范这种竞争力而设立的。“人心之力谓之灵，事行之力谓之理。轻之、重之、消之、长之，谓之政，谓之教，谓之学。政、教、学之事由消长焉，而存亡焉，谓之古，谓之今。古今，世宙则力行之界而已矣”[27]。
人世间的各种竞争中，权力的争竞乃是最为残酷的，也是时常发生的。“吾中国历代鼎革废兴，皆权力争竞之胜负也。其藩侯大臣闇于篡杀者，近于元老、贵绅之变革。其由布衣草泽弋取天位者，近于君民争战之变革。此其祸患率在家天下之世，故秦汉以后权力之争竞尤烈。而二千余年易姓改物，若是其促，数也。”[28]在欧洲，也正是由于君民权力的激烈争斗，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多次变革。“若考其君民争权之事，则远自希腊、罗马迄乎近今。英、法、德、美诸邦，成败废兴多由于此[29]。盖自君主专制之政，一变而为贵绅元老之政；再变而为君民共主之政；三变而为公举民主之政。”[30]
山川河流，沧海桑田，人类社会，无不经历了巨变。变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今夫日球以一点火质成最大光明之物，地球以一点热汁成无所不载之物，皆变也。自有文字以来五千余载，以比未有文字之岁月，殆五千年中之一瞬耳。然山川迁徙、沧海扬尘，所在多有昔之帝乡王会，今则风云郁苍。昔之裸壤穷陬，今则赆琛荟萃。春非古春，秋非古秋，望古遥集悲欢万端矣。”[31]
张鹤龄勇敢地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教条。在他看来，革故鼎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么变之于上，要么变之于下，要么主动变法，要么被动变法。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与其消极被动的变，不如积极主动的变。惟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今日地球之列邦，是非得失高瞩遐瞻，非区区数百年之治法所能禁囿……况乎大宙之变相率而俱变，无由独立于不变。少数受变于多数焉，弱者受变于强者焉。由前之说，变之权不于上，将于下也。由后之说，变之权不属己，将属人也。”[32]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相同的，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由君主专制而变为君主立宪，也是必然的。在张鹤龄看来，进入“升平世”无非有两个途径：一种是欧洲的激烈变革，另一种是和平的演进。前一种变革将导致大规模流血，后一种取决于君与民的共同理性认识，同心同德才能取得政治进步。他不愿看到流血的暴力，希望通过教育等和平手段，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继今以往，凡文明之邦，政治与教化联属而并进，同心协力共保治安，庶几乎曩昔险厄之情，阻难之力不致再见乎。盖上下和会，智识同途，心力同轨，固能出据乱而进升平也。然则平权之一境固天地间必开之运会，君民同德，则和平焉。而驯致于平，其治可企而待也。若乃君民异体，则争竞焉。以力求其平，其祸且不可胜言也。或进而问曰：吾国之进于平也，将和平者乎？抑争竞者乎？则起而对曰：唐虞之典谟未泯，孔孟之微言大义未坠，昌而明之，以树之的。又循序而几之，无躐其阶。二者俱备，四百兆人之褆福可驯而致也。”[33]张鹤龄期待着自上而下变法运动的再度展开，他的变法诉求既是比较温和的也是相当迫切的。
在张鹤龄看来，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弊端丛生。“自词章、楷法之学盛，而所学非所用，士类因以凌夷矣。科目保举之徒滥，而举无大公，仕途因以冗杂矣。堂廉隔绝于高远，而臣下因以欺蒙矣。官吏积资为升转，而豪杰因而坐困矣。吏役苛索之无度，而盗贼因以繁滋矣。狱讼不决于众共，而奸猾因以舞文矣。上鬻官，而贿赂之徒因以得志矣。上信邪，而左道之徒因以作乱矣。农政不修，而农者皆惰矣。兵政不修，而兵皆疲矣。工商政不修，而工窳商困矣”[34]。
为此，张鹤龄开列的治病良方是，“去冗官，则人无幸位之心也；责实效，则人无苟安之志也；革敝窦，则人有自好之情也；去压力，则人有效忠之望也；破资历，则人有自见之思也；黜顽固，则人有开化之机也；斥伪学，则人有专门之业也；去浮文，则人有质直之行也；绝鬻贿，则人有廉耻之节也；厚禄糈，则人无内顾之忧也；信赏罚，则人无希冀之怀也。”[35]
惟有通过变法可以改变衰败的命运，那么，中国的变法该从何处着手呢？张鹤龄指出：“今以至美之政，而加诸渺不相附之世，譬之餙沮洳以氍毹，涂粪坏以丹雘，多见其委弃而已矣。今之言治者必曰：变法。言变法者必曰：西政。然以声病小楷之人才，贪赃枉法之官吏，流失败坏之风俗，委靡浮薄之人心，吾不知政何自而行也”[36]。“今吾国之为学也，耗思于文艺一门。其从政也，疲神于例案数卷。即此二者已属不相附丽之端。况事变遭逢，创亘古之所无。交迫迭起，皆闻见所未经，思虑所未及”[37]“吾国达官贵人，履高戴厚，不知天地为何物。至语以明理天演，以精微进种，开化之微验，犹执盲者使察秋毫，执聋者使辨七音也。而况蚩蚩者，氓令其保族类、爱君国、善羣治、奉教理，如之何其可哉？”[38]
张鹤龄认为，通过完备的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官员队伍的行政素能，可以为变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夫法之变也，必变其行法之人，而后法不为人所坏。尤必变其受法之人，而后法不为人所挠”[39]。“而学能进种也。进种之效能，使顽者化、固者通、劣者纯、陋者文。如果木之植，经园工之移接，而果实繁大与原种迥殊。又如育蠺之法，察其病恶加之厘剔，而茧丝一律纯美。学之益于人生亦如是矣”[40]。
以上这些富于改革精神的见解都相当深刻，在当时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即使在当今仍发人深思。
（文章原载：《黑河学院学报》2010年创刊号）
注释：
[1]《清代职官年表》，第3214页，张鹤龄有记载的字还有：筱圃，篠圃，筱浦，小浦，小圃，啸浦。
[2] 谭延闿撰：《奉天提学使阳湖张公墓志铭》，《碑传集补》24册，第10页。
[3]《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卷，496页。
[4]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39页。
[5]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39-40页。
[6]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0-41页。
[7]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1页。
[8]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2页。
[9]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2页。
[10]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4页。
[11]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5页。
[12]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6页。
[13]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7页。
[14]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7页。
[15]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8页。
[16]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8页。
[17]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8页。
[18]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8页。
[19]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59页。
[20]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60页。
[21] 张鹤龄：《教世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60页。
[22] 张鹤龄：《实测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3页。
[23] 张鹤龄：《实测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4页。
[24] 作者注：羞惡是非，卽其競心。
[25]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38页。
[26] 张鹤龄：《平力篇》上，《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1页。
[27] 张鹤龄：《实测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4页。
[28]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6页。
[29] 作者注：宝则吾中国数千年来成败废兴，亦由君民争权也。
[30]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5页。
[31] 张鹤龄：《变力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10页。
[32] 张鹤龄：《变力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13页。
[33] 张鹤龄：《平力篇》中，《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下，第46页。
[34] 张鹤龄：《法人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1页。
[35] 张鹤龄：《去冗官》，《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2页。
[36] 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3页。
[37] 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5页。
[38] 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4页。
[39] 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6页。
[40] 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