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龚书铎先生已经仙逝一年了。一年来，我常常会想起他老人家，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想起在北师大随他读书治学的那些温馨的日子。 我得知先生之名是在1982年。那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并逐渐对中国近现代史发生兴趣。当时师大历史系的师资队伍十分强大，名家辈出。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不待言，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研力量也相当雄厚，且不提奋发有为的郑师渠、房德邻、史革新、王开玺、孙燕京、李志英、叶丹等那时还年轻的老师们，较为年长并给我印象很深的，除先生外，还有张守常、王桧林、方攸翰、荣国汉、梁义群、郭大钧、李慎兆、鲁振祥等前辈。1983年，先生成为历史系主任，我们对他就更为熟悉些。但先生知道我，却已到了1985年。那年的上半年，我获得保送研究生的资格，所选报的专业就是中国近现代史，而喜欢的研究方向则为近代中国文化史。先生约见了我们，并进行了一次相当于“面试”的谈话。我至今依稀记得当年能够如愿学习近代文化史的喜悦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化史继民国之后又一次勃发的时期。在当时重新掀起的文化史浪潮中，先生是潮头人物，堪称新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率先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并以此为方向，于1984年招收了首批研究生。该方向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一共有两位，除先生本人外，还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先生。他那时候在北师大历史系兼职。李先生才华横溢，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极具眼光的出版家。1984年，龚、李二位与其他同道，还带头发起了在郑州召开的首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以及很有影响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后者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当时的史学界尤其是文化史界，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先生为该丛书编委会的唯一召集人。为出版这套书，他从约稿、审稿到出版，颇费了不少心力。我曾多次听他谈到过这套书的有关情形。
先生是较早自觉对中国近代文化史进行整体把握的史学家。80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创造性地探讨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形成、结构、核心、主要线索、发展特点、历史地位，以及它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演变的关系等宏观问题，阐发了许多启人深思的观点。如他明确提出和深入阐述过的关于“戊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命题，就极富思想价值，很是令人回味。
还在1988年，先生探讨上述问题的论文合集《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一书，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曾多次增订再版。同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精心选择和汇集了当时学界探讨有关问题的重要论文。这两部书，连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首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化问题》，都是当年我们研习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经典著作和入门读物。在当时，它们对于这一学科方向的发展，曾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后来，他又出版过《近代中国和文化抉择》、《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以及《清代理学史》等有影响的论著。
我属于龚、李合招的第二批研究生，1986年9月正式入学。我们这一批研究生包括3位保送生在内，一共有7名。这在当时已经是人数很多的专业方向了。由此既可窥当时该研究方向所受欢迎的程度，也可见先生敢于开创新局的宏大气魄。
我由于是大三已被免试推荐为研究生，实际上等于提前一年接受先生指导。在那提前的一年“预备”期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先生和史革新老师的指点下，尝试对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的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很吃力地将《张文襄公全集》20函逐一阅读，并做了厚厚的几本笔记，最终完成了一篇以此为题的本科毕业论文。那篇论文虽然写得一般，但当时却得到了先生及时的鼓励。先生特别肯定文中引用张之洞晚年《惜春》一诗，来说明张氏对自身新政活动“事与愿违”的可能后果并非一无所知一事，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发现”。该诗云:“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大约从那时候起，我似乎朦胧地找到了一点从发掘一手材料入手、进行史学研究的感觉。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两位导师都给我们上过近代文化史专题课，所讲内容包括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变化，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辛亥革命与新文化等专题。但当时的讲课不像现在这么古板正规，而是聊天式的。除了内容新鲜、信息量大、思想深邃之外，两位先生的个性，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性格迥异:一温文尔雅、老成持重；一才情横溢、豪迈奔放。李侃老师讲到忘情处，竟然会叫我们中“太聪明的，不要学历史”，而当改学某某应用学科。而我们将他的话求教于先生的时候，先生却笑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但两人也有一致处，就是烟瘾都奇大，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吸”烟，而是“烧”烟，要一根接一根不停地点上。正是在这烟雾缭绕的熏陶中，我个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无穷魅力，且终于在“史学危机”声声不断的时节，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在龚、李两位导师中，先生自然是“常务”。他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为了敦促弟子们多读书，随时了解其思考动向，以便及时而有效地进行指导，他曾采取过一个让当年的我们无法偷懒、倍感苦恼的措施，就是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坚持写读书笔记，还规定每周都要上交给他亲自批阅。具体做法是，指定一个同学专门负责此事，每到周末，就把大家的读书笔记收上来送给他。他的批阅也不是走过场，而是仔细阅读我们的笔记之后，认真批上自己的指导性意见。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册研究生阶段先生以红笔批阅过的读书笔记。其中，有改正我错别字的，有纠正我弄混某著作作者名的，甚至还有提醒我日期错乱的，比如，1987年12月14日，他就在我的读书笔记本上批阅道:“本周日记，月份都写错了”。每次凝视先生这几个红色批字，我都忍不住要自嘲当年的马虎，而先生那种亲切责备的神情，也会活灵活现地浮动在眼前。
当然，更多的时候，先生的批语还是具体指导我如何有效地读书和进行初步的研究。仅以笔记中有关“辜鸿铭问题”为例，先生的批语，就有多条。如1987年9月27日，他在我前一周的读书笔记上就批阅道:“泛览与精读要结合，要有所侧重。‘辜鸿铭问题’有基础，当集中点时间发掘下去。此文作好，亦有意义。不要东抓一把，西抓一下”。我上大学四年级不久，就对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其人和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发生兴趣，并陆续收集了一些资料。先生上述批语，正是针对我兴趣点过多的毛病而言，希望我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辜鸿铭问题”上，争取早出成果。
按先生要求，我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把所看过的辜鸿铭资料进行了初步梳理，上交给他看。10月11日，他又在我的读书笔记上批阅道:“把看过的有关辜（鸿铭）的东西理一下很好，看来很有基础。再继续注意收集，但基本东西已有，要先细读、消化、思考，不要只顾找。宏观没有扎实的根基不行，泛泛而谈，难以长久”。由于担心我只顾一味地爬梳各种资料，而忽略从大处去认知辜鸿铭的主要思想，故他有上述提醒。
不仅如此，当我表示想要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来把握辜鸿铭问题的时候，先生又告诫我:“有关辜氏的文化问题，还是从多方面探讨为好，不要只讲东西文化交流，也不要把文化观狭隘化”（见1987年10月25日的读书笔记）；而当我试图从变态心理学角度来理解辜鸿铭的文化性格，并大看变态心理学著作时，他又及时提醒我:“不要把辜鸿铭作为变态心理者来研究。此类书可看，但不要乱用”（见同年11月29日笔记）。
后来，我对辜鸿铭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并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学者”的道路，这些都与先生早期的引导和督促分不开。在《辜鸿铭文集》的“后记”里，我曾对他给予文集的编译自始自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谢意，并深感那是“一个老师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好的支持和帮助”。其实，何止此译著，又何止辜鸿铭研究，在对我长达7年的教育和培养中，先生所花费的心血之多，又怎可计数！而他对我读书笔记的批阅，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多年来，我常常会拿出这本笔记来翻阅。每当我困乏于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就会想起先生当年如何当老师。简直难以想象，百忙之余的他，仅仅是每周耐心批阅7个硕士研究生的读书笔记，就要花掉多少时间！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努力工作。我也深知做读书笔记的好处:它能持久锻炼学生积累、提炼和归纳问题的能力，能帮助学生不断整理思想，养成日常思考和写作的良好习惯等等。但我却只能是一般地要求学生们自觉去做，实没有勇气像先生那样，每周都亲自督查和批阅指导，尽管我的学生远不如先生当年之多。
先生还非常关切学生研究的问题，经常及时地提供各种研究动态和信息。有时到他家，他还会送给或借给我们一些与研究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供学生参考。如有一次他从台湾访问归来，带回一本大陆难以见到的沈松侨先生1984年版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一书，就曾专门留给我细读细看。那时，我硕士学位论文《试论五四后期的“东方文化派”》刚刚答辩，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对“反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也甚为喜欢，觉得很有创意，连夜将其一气读完，颇有认知收获。后来我有机会结识沈松侨先生，把此事告诉给他时，他感慨此书在台湾也少有流通，而在当时的大陆竟然能产生影响，实在为一幸事。
先生博览群书，对文化领域的许多门类都有丰富的知识。他曾因精通戏剧史，而被北京某专门学院郑重聘调，这一故事是当年我们这些学生津津乐道并引为自豪的。先生认为，一个文化史的研究者如果视野狭隘，知识贫乏，缺乏思想能力，将难有作为。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广博的求知欲和理论兴趣。我读本科生高年级时，他专门为我们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侯外庐先生的弟子步近智，讲授中国思想通史；读研究生时，他又请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王道成教授，专讲中国科举史，同时请本校艺术系的李含中老师，系统讲授中国美术史。其中，美术史课经常放幻灯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另外，他还要求我们必须系统学习各部门文化专史。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广博的文化史知识传授和训练，对于后来我们形成必要的研究视野，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注重理论修养，是先生治学和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经常要求我们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马列经典原著，除此之外，也提倡我们多看一些西方新兴的思想学说，以开阔视野，不过他反对轻率乱用，强调谨慎。先生讨厌食而不化的标新立异、乱用新名词和故作高深，反对急功近利、为创新而创新，倡导平实、厚重和严谨的学风，认为着力向思想深处发掘，主要取决于问题意识的明确，材料的丰富和逻辑论证的严密清晰，并不在于花里胡哨的理论装饰。他研究文化，但并不夸大文化的作用，不赞成文化决定论，不主张文化泛化。这一观点，至今对于我仍有很深刻的影响。1997年以来，我关注近代中国的新名词并尝试进行概念史研究，他每次见到我，都给我以积极鼓励，同时提醒我应该注意的问题。
先生是严师。他说话慢条斯理，温和可敬，但对学生的治学和做人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学生不专心学习，或拖拉作业，治学不严谨，写作不认真，或处事不妥当，他都可能给予严肃的批评，有时甚至一点不留情面，学生们因此往往很“怕”他。我亲眼见过多次他批评自己学生的情景。有一次，他批评一个学兄不分青红皂白，将正确和错误的思潮归并在一起，以“形形色色”统而称之为不当，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而我自己，当然也少不了挨他的批评。
记得博士毕业那年，因为想调换答辩地点，我就“遭遇”过他的一次严厉批评。当时，先生的博士弟子答辩，一般都在文史楼的一间光线很暗的旧办公室里。而我有个学长正好负责管理文史楼附近学校新修的留学生楼，他得知我要答辩，主动提出，那天留学生楼恰有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空着，可以无偿借给历史系一用，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效果也要好些。于是我就去找龚先生，问可否考虑换一下答辩的地点，结果却遭到他一顿“训斥”。大意是，像白寿彝先生那样的大历史学家，多少年在这栋楼里工作都不嫌它破旧，现在它居然“容”不下你了！答辩重在内容，形式和场地有何要紧？要是答辩完成得很差，那才真正可羞。我被批得满脸通红，赶紧低头认错，惭愧而出。
先生在原则问题上是严格、严肃乃至严厉的。他很有原则，但同时也宽厚。学术上有所批评时往往针对现象，并不及人。他常常讲“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反对苛求于人。而当他以此言来为学生出版著作作序时，则既洋溢着对作者宽厚的肯定、勉励，也暗含着不要骄傲自满、努力空间还很大的提醒。
严于律己，是先生留给弟子和许多人的深刻印象。治学上自不待言，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从未见到过他在各种场合迟到。每次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请他来开会、答辩，他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前来，谢绝接送，且总是提前到达，丝毫不摆大学者的架子。在他高龄的时候，我们请他到人民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只要不与他事冲突，他都一定认真准备，如约赶到，且每次都讲得满头大汗。先生是“天生”的历史学家。他有宏阔的综合视野，也有惊人的记忆力。尽管所参与领导的学术行政和教育事务众多，他却总是井井有条，从不忘事。先生也世事洞明，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不是那种只知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究。先生终生信奉唯物史观，认为实事求是乃唯物史观的灵魂，并形成他鲜明的史家个性。他晚年称自己的书斋为“求是斋”或“求是室”，曾出版《求是斋随笔》和《求是室文集》上下册，由此可见其治学精神和人格追求。
前年11月，在先生逝世后的那些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我曾一再重读和体味他的《求是斋随笔》和刚刚出版不久的《求是室文集》，并写下挽联:
先生一代名师，多超凡之处，弟子永远学不尽；
史学千秋伟业，仅求是一端，门人已足奉终生。
如今，先生去世已经有一周年了。在这特别的时刻，有关先生的往事不断涌现于脑际，遂谨作此文，以表达对于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2013年初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