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章开沅先生出生于安徽芜湖，从小到大均随父亲将籍贯填写为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所以，他应该称得上地地道道的江南人。然而，章先生自己曾说：“我的血管里流有西北人的血性，西北汉子憨直粗犷的基因，也遗留在我这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后代身上。”（《寻梦无痕——西北寻根随笔》）他认为自己无论从血脉遗传还是从性格秉赋来讲，均具有鲜明的西北人特征。究其因，乃章先生的先辈中曾有三代人迁居北方，更有两代人戍役西北。这一点可能知者甚少。
2006年初秋，章先生应邀赴兰州大学讲学期间，曾携师母到新疆、甘肃等地寻根，学生有幸全程伴随，聆听教诲，获益良多。每每忆及，实深感慰。
一
据《吴兴荻溪章氏家乘》四修本及其续编所载，吴兴荻港（原属菱湖镇，今划归南浔区和孚镇）章氏，乃明末清初由绍兴迁至。自12世至14世，荻港章氏曾有三代人迁居太原，其中，13世三兄弟中之长兄怡棠公及其子维藩公、世恩公两代曾“跨马按吴钩”，驰骋于西域征战疆土。怡棠公父子三人早年的建功立业之地均在甘肃与新疆。维藩公即章先生之曾祖父。
怡棠公父子三人之所以与西北结缘，纵横于西域沙场，则与怡棠公之父、12世石庵（亦作实庵）公之北迁有关。石庵公乃荻溪章氏离开吴兴菱湖并到北方发展之开拓者。据《荻溪章氏家乘》卷十三，由石庵公三个儿子（棣、楠、桐）合撰之《石庵府君行略》载：“府君讳节文，字石庵。貌清奇，长身鹄立，言笑不苟。幼好读书，长即潜心经世之学。论政事得失，下笔千言，悉中时弊。书法具体欧阳。历赞两江、东河幕府，专司笺奏，名动一时，尤为陶文毅公、林文忠公所推重。胪陈盐政、河工、夷务各折，半出府君手，俱合机宜。以河工议叙，选河南按察司司狱，未数年迁滑县县丞，授固始令。为政以爱民清讼为首务，凡赴诉者，无不立予剖断。案无留牍，而疾恶如仇，不畏强御。有巨室戚友横暴，人发其事，廉得实。贿属关顾，府君不许，立下诸狱。由是巨室衔怨，以他事中府君落职。时林文忠公督办粤西军务，闻公被议，叹曰：‘刚正如章某，使得尽其所长，政绩必可观焉。今乃以微罪去官，天下少一良吏矣。’因专弁赍书慰藉，并邀赴粤仍司奏牍。君感知遇之深，应召前往。遂蒙奏请开复原官荐升直牧，并专折特荐堪任道府，请旨擢用。未几，文忠薨。府君乃以直牧筮仕山右，历署隰、降、平、定等州，皆有政声，同治己巳，补授代州直隶州。”由上可知，石庵公乃因游幕而离开故土，初于两江、东河督署专司笺奏，先后受知于陶澍、林则徐；而后至河南，历任滑县县丞、固始县令，但因得罪地方豪强而被免职；再其后，得林则徐推荐而赴粤任职。林则徐猝逝广西后，石庵公转赴山西出任地方官多年。其到晋任职之时间，应在林则徐去逝不久，大约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或咸丰元年（1851年）。石庵公历任隰、降、平、定等州知州，同治己巳年（1869年）又补授晋北要地代州直隶知州，直至葵酉年（1873年）卒，在晋履职二十余年。
正是因为12世石庵公的北迁，才有13世怡棠公及14世维藩公、世恩公之西征。《荻溪章氏家乘》“谱牒七”对怡棠公父子三人均有简略记载：
棣，字怡棠，号仪吉。道光辛卯年（1831年）十月初六日生。历任山东布政司经历、署临清直隶州州同、剿办山东捻匪、总理新疆后路粮台等职。光绪癸未年（1883年）四月初三日卒于天津，归葬钱塘章家园。
维藩，字印生，号干臣。咸丰戊午年（185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历任安徽无为州知州，调署怀宁、宣城等县知县，花翎盐运使衔题奏道，农工商部员外郎等。甲午以后陆续创办芜湖益新面粉公司与宝兴铁矿公司。1921年农历九月一日卒，葬杭州章家园。
世恩，字锡侯，号叔振，咸丰辛酉年（1861年）十月十四日生。光绪癸巳（1893年）科顺天副贡，历任河南候补直州判，四川候补道，兵工厂、造币厂总办，常备军统领，奏派美国圣鲁易赛会专员暨考察欧美各国军政。光绪丙午年（1906年）五月初一日卒，葬（太原城郊剪子湾）沙河村。
从吴兴菱湖迁居北国的荻港章氏三代，均有移民先驱者之根性——“宦游四方，随地占籍”。或许是因为时局动荡、国难当头的缘故，或许是因为血液中永远流淌着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冲动，怡棠公、维藩公、世恩公父子三人并不崇尚传统的科举致仕之路。怡棠公“生而沉毅，读书不事帖括，昕夕手通鉴一编，好驰马，习韬钤”。维藩公也是“生而岐嶷，读书目十行下。幼侍其父宦游齐、鲁、晋、陇间，习韬钤，好骑马”。世恩公亦“自幼好治兵略，山川形胜，扼塞之区，靡不留意……究心政治，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关于13世怡棠公何以会踏上西域的征程，章先生根据《荻溪章氏家乘》等文献，做过简略考证。怡棠公少年时代随父亲宦游河南之时，已在光、固平叛中稍露身手。他曾以河南军功议叙，前往山东历署广储库大使、临清州等职。迨僧格林沁督师齐鲁，知其能军，调赴行营，咨谋军事，颇为器重。旋荐擢州牧，前往直省，督催军饷。僧格林沁殁后，又值鲁抚张曜率豫军进攻关陇，再次应召赞襄戎幕，屡建奇功。“既而兵出玉门，平沙万里。中丞（张曜）深虑转运维艰，留守酒泉，总理粮饷，府君（怡棠公）首议增台站，募民驼于哈密、吐鲁番等处，分设转运。由是挽粟飞刍，得以无阻。时晋豫各省连年旱侵，额饷解不及半，孤军远出，时有哗溃之虞。府君筹借商款，并请相国左恪靖侯按月接济，卒使豫军立功西域，士饱马腾。”新疆肃清后，经左宗棠保荐，怡棠公擢升郡守，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带花翎，授正二品封典。及左公于光绪辛巳年（1881年）移督两江，首先奏调怡棠公前往江南襄佐。至此“始交粮台整辔南返，在甘已十有二年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出任陕甘总督是在同治丁卯年（1867年），怡棠公随豫军入陇是在同治己巳年（1869年），前后相距仅两年，而从此受左公知遇之恩，遂得于暮年随左公回归江南。
14世维藩公、世恩公，均出生于山西而成长于关陇。而且，维藩公是荻港章氏最早从甘肃前往新疆发展者。他光绪二年（1876年）投效西征大营时，年方23岁。《荻溪章氏家乘》之《赣岑府君行略》称：“弱冠从明公镜泉于新疆，时天山南北路尚未肃清，回汉羼杂，动生龃龉，明公依府君如左右手，事无洪纤，悉以咨之。府君亦殚智竭虑，于剿抚事宜，洞烛无隐。哈密等城设屯垦，筹善后，府君综其大纲，为百年闳远之计。故左文襄公督师出关，谂府君贤，委以转远军实，往来冰天雪窖之中，飞挽计胥，土马饱腾，其坚忍勤勚，有人所不能胜者……文襄凯旋，叙府君劳，以知州上荐，拣发安徽。”此足见维藩公在新疆所建之丰功伟绩。
世恩公是北迁章氏三代男性成员中唯一坚持科举应试者，但在考场屡遭蹉跌，常往返于京师与兰州酒泉之间，故在陇时间不算很长。不过，他留下大量关于西域的雄壮诗词。如《随家君赴陇西》：“金城玉垒旧曾游，万里重来待白头。胸次欲吞沧海日，眼前又见灞陵秋。廿年身世劳车马，一剑光芒烛斗牛。不有勋名能盖世，男儿翻怕说封侯。”光绪葵巳年（1893年），世恩公终“应顺天试，中副车”。世恩公曾撰《从军古意》一诗明志：“勒马啸西风，壮心拔剑起。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男儿一出门，长征几万里。”此诗可视为对章氏两代人驰骋西域疆场、纵横大漠孤烟豪情壮志的真实写照。
应该说，荻港章氏父子三人出征西域、戍役边疆以及最后离开西北，均与左宗棠有关。虽然这两代人在西北驻留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它却是章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为章氏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荻港章氏的西北之根，多少年来，一直为章先生及其家人所魂牵梦绕。追寻祖辈在大西北生活的踪迹，也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期盼。
二
2006年7月中旬，章开沅先生致电我，告知他应邀将于8月底到兰州大学讲学，为期半月，问我是否有时间一同前往。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可以说是既万分激动又颇感惊呀。激动的是，难得有机会伴随先生外出讲学，能够聆听先生的学术新见，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感受先生的睿智卓识，领悟先生的博大思想。惊呀的是，平时随先生外出访问的均是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大佬”们，此次何以专门“点将”于我。应该说，此足见先生对我的信任。当然，先生也知道我曾多次去过兰州，对兰州大学亦比较熟悉。我即刻答应非常乐意，且有时间，并禀告先生，我7月下旬要到新疆喀什参加学术会议，可以顺便考察一下新疆的气候条件等，看是否适合先生师母前往。我并向先生建议，如果觉得合适，我们可以先飞乌鲁木齐，往回经敦煌返抵兰州。先生犹豫片刻，告知待与师母商议后再做决定。不多日，先生即来电，告知决定前往新疆，并称：“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进疆。”
8月初，我从新疆返穗后，详细向章先生汇报了新疆的一些情况，更加坚定了先生师母进疆的信心。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先生此次西北之行，还有颇浓的寻根情结。只是到我们临行前，先生才向我讲述章氏祖辈的西北情缘。
8月29日晚，章先生、师母及我一行三人从武汉直飞乌鲁木齐，正式开启先生的西北寻根之旅。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为了旅行的便捷，他走的是与祖辈正好相反的路线：祖辈们是从山西到甘肃，最后到新疆；他却是先到乌鲁木齐，然后再经大戈壁、嘉峪关而奔兰州。飞机起飞不久，先生即拿出拟在兰州大学讲学的讲稿，细心翻阅。我趁机给先生抓拍了一张非常传神的照片。在飞机上，师母告诉我，当日，马敏校长曾到家里来看望先生师母，并建议学校安排一位行政人员随行。章先生在婉拒学校安排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我的办事能力，以使学校放心。
飞机抵达乌鲁木齐时，已是当地时间午夜。我的好朋友、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基教处处长郑立峰教授派人前来迎接。郑立峰教授为我们一行在新疆的行程予以非常周到的安排，并介绍我们与一些不同战线的当代新疆建设者们交流访谈。1982年，章先生曾经有过一段“援疆”经历。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内地历史学者被抽调赴疆，参加新疆大学历史系的学科建设，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二十余年后再次莅临，先生感慨万千。乌鲁木齐已有极大的变化，堪称一座美丽而又整洁的现代化都市。由于受行程所限，我们仅到离乌鲁木齐不远的天山天池、吐鲁番等地考察，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较为匆忙。先生只能通过坎儿井、左公柳等物，想像当年林则徐、左宗棠等先贤对于大西北开发的筚路蓝缕之功，却很难追寻自己祖辈在新疆生活、工作将近5年的任何遗迹。在吐鲁番坎儿井，我为先生照了一张头戴维吾尔族花帽的照片。细看照片，先生还真有点维族老人的神韵。值得一提的是，由郑立峰教授的朋友安排，我们还在吐鲁番观看了一场为我们安排的、颇为精彩的民族歌舞专场表演。
哈密曾是左宗棠当年西征军之大本营，故乃荻港章氏怡棠公父子三人居住较久之地。章先生的曾祖父维藩公，就是在该地担负着军需物质转运与组织部队就地屯垦的重任。应该说，哈密更是先生追随先辈足迹的魂牵梦绕之地。但时值学校开学之际，交通非常紧张，一票难求，我们只能从乌鲁木齐乘坐火车直达敦煌，无法在哈密短住。哈密正处于乌鲁木齐与敦煌两地中间，我们所乘火车是午夜抵达哈密。先生只能利用短暂的停车时间下车，呼吸这座正在沉睡城市的气息，遥寄对曾经生活征战在这里的先辈的追思。先生后来感言，未在哈密歇居，乃此行之最大遗憾。而事有凑巧，该年底，先生师母在广州过春节时，我们两家人餐聚，我在新疆大厦三楼新粤穆斯林餐厅所订的间房，恰好是“哈密厅”。我与先生开玩笑说：“我们在新疆时未在哈密停下来好好看看，今天在广州补上了。”
我们是8月31日大约下午5点钟左右从乌鲁木齐乘座火车前往敦煌的。由于该列火车未设餐车，所以，我们只能在站台上购买一些食物解决晚餐。我记得当时买了一只袋装烧鸡、熟食牛肉、碗仔面、干果小食之类，加上吐鲁番的朋友赠送的新鲜葡萄，所以，在我们这个三人的软卧包箱里，晚餐似乎显得还有点“丰盛”。章先生和师母又好像回到自己在家中做饭一样，事事亲自动手，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有趣的是，先生吃完面，将一块骨头带肉的烧鸡放入碗中，加入滚烫的开水，浸泡一会，戏称是自己发明的“鸡汤”，美滋滋地喝起来。
9月1日清晨，我们抵达甘肃柳园火车站（此站乃当时乘坐火车进入敦煌的必经之站），改乘出租车进入敦煌市区。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因辉煌绚烂的历史积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敦煌石窟”、“敦煌壁画”更是举世珍藏。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克非教授，通过兰大校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提供了方便。
为了寻觅先辈的足迹，在敦煌，章先生带领我们入鸣沙山，观月牙泉，眺阳关门，……整整两天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月牙泉畔有左公柳数株，均为百年以上古木，且仍郁郁葱葱。坐在泉畔亭阁，先生遥想其曾祖父维藩公兄弟当年颇爱骑马远游，认为他们也许有可能在此吟诗和词，驰骋骑射。先生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常常提倡“与古人对话”。我想，先生当时在月牙泉畔应该是与自己的先辈展开了时空对话。鸣沙山下有一块巨石，石上镌刻着一个硕大的“缘”字。我知道先生一生喜缘、惜缘，故专门为他拍下多张照片，以作存念。
在敦煌，我们开始尝到了美味的兰州拉面。虽然这里的拉面可能没有兰州地道，但我们吃起来却是香美可口，回味无穷。
为了切身感受章氏先辈们当年驰骋西域大漠、跃马河西走廊的艰辛历程，我们决定租车从敦煌向兰州进发。9月3日早晨，我们出发，经安西、玉门，下午2时许到达嘉峪关。
据章先生讲，其先辈世恩公早年曾撰《题嘉峪关城楼》一诗：“跨马按吴钩，闲为出塞游。河分中外险，日照古今愁。败鼓余残垒，悲笳动戍楼。男儿须努力，几辈此封侯。”据此，先生认为嘉峪关是可能确知的章氏先辈曾游之地。虽然《题嘉峪关城楼》未注明写作时间，但先生断定应撰于1873年11月左宗棠军收复肃州（今酒泉）之后，因为1873年10月左宗棠奉旨督办西征粮饷转运事宜，随即将粮台移设肃州。怡棠公本来常驻兰州，具体执行筹措粮饷事务，自然会随粮台与西征军大本营一同向前推进。维藩公、世恩公想必也随营进驻肃州。嘉峪关位于肃州城西，相距不过十余公里，军营少年骑以佩剑、登关一游，乃是轻而易举之事。
在嘉峪关，我们随章先生登城墙，观城楼，然后考察仅存的烽火台。在城楼上，章先生抚今思昔，感慨良多，更是身临其境地进入了世恩公的诗境中。先生认为，诗中的“河分中外险”应指过赖河，因此河正好横贯于祁连山支脉与嘉峪关之间，而嘉峪关又控扼着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处的咽喉津要。“日照古今愁”则暗寓国势日颓、边疆危急之意。目睹“败鼓”“残垒”，遥闻营中悲笳，凄凉之境由然而生。但少年诗人却不乏军营子弟的英武，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抒发精忠报国之情。当然，西征则正好为有志之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维藩公、世恩公兄弟正是胸怀壮烈地随着左宗棠军大营，由兰州推进至肃州，并最终在哈密为西征大展身手。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嘉峪关这百余年前的败鼓残垒之地，现在已修缮成为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旅游胜地。嘉峪关以酒泉钢铁集团为依托，升格为甘肃省直辖市并成为全国优秀花园城市。
出嘉峪关东行，很快到达酒泉。酒泉旧称肃州。如前所述，它是章氏先辈们随左宗棠征战屯垦西域的大本营。章氏两代人均曾在此建功立业，挥洒热血，书写下豪情壮志。左宗棠当年西征至此，为“酒泉亭”和“酒泉池”分别题联：“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甘或如醴，淡或如水；无则学佛，有则学仙”。肃州当时的状貌，由此可见一斑。毫无疑问，酒泉城中应有大量章氏先辈们留下的踪迹。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们已很难寻觅章氏两代人在此的戍边遗迹，只能到市中心的标志性古建筑鼓楼与先辈们“神会”。酒泉鼓楼有东西南北四门，分别额题“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二楼东西两边分别高悬“声振华夷”、“气壮雄关”木匾；南门有对联：“嘉峪西临，气势偕雄关并峙；雪山南耸，叠嶂与檐牙争排”；西门与嘉峪关城楼遥相对应。章先生站在鼓楼西门，远眺嘉峪关城楼，似乎看到了先辈们策马扬鞭、驰骋大漠的威武英姿。
告别洒泉，我们继续驱车疾行，循祁连山脉驰骋于戈壁大漠。平沙千里，渺无人烟，章先生每每想到先辈们当年乘马骑驼跋涉于风雪征途之艰苦，便感叹不已。晚上9点左右，我们抵达张掖，入住甘州宾馆。张掖旧称甘州，亦乃章氏先辈们西征必经之地。9月初的河西走廊夜晚，已有一丝凉意。当我们开车到“甘州美食一条街”解决推迟得太晚的“晚”餐时，因为停电之故，大多数饭店大门紧闭。由于考虑到饮食卫生等因素，我找到一家而看起来环境尚可、而正拟打烊的饭店，经软磨硬泡，“死缠”店家点着蜡烛给我们做了一顿晚餐。其实，当时饭店老板主要是考虑到两位远道而来、辘辘饥肠的长者，实在不忍心拒绝。当热气腾腾饭菜端上餐桌时，章先生又开始发挥起他的幽默，称这才是地道的“烛光晚餐”。
9月4日早晨，我们在张掖市区简略参观了张掖钟鼓楼（亦称鼓楼）等主要历史遗迹后，继续东行。此日大多数时间都下着小雨。这也是我们此次西行第一次遇到雨水。汽车一路前行，途经山丹、永昌等地，至武威歇息午餐。因为气温较低，我们中午吃的是四川火锅。下午，我们再经古浪、天祝、永登等地，驶入兰州。从河西走廊往东走，沿途均可见祁连山连绵不绝之雄姿。愈近陇东，林木、庄稼愈见丰茂，而人烟亦稍稠密。“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行进在这条千年古道上，章先生油然想起先辈们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对祁连山与黄河水的咏叹。下午7点半，我们安抵兰州大学。
兰州乃章氏怡棠公父子在西北居住最久之地，但因城市变化太大，已无多少章氏遗迹可以追寻，仅有贡院旧址，即原考官阅卷之处（至公堂）尚存。贡院门口悬挂左宗棠所书木质长联两幅，可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首联末端已磨损，字迹漫漶无可辨识。我们在兰州大学专家楼住了将近10日。在兰州，最使章先生及师母流连忘返的是流经市区的那一段黄河。此前，先生一直自命为长江之子，但经过此番西北寻根之行以后，他便很自然地对黄河萌生了浓郁的亲情。从石庵公到怡棠公父子，先生的直系祖先整整有三代人是靠黄河水养育滋润的。因此，在兰州期间，尽管讲学、交流颇为繁忙，但只要有空闲，先生师母必定前往黄河岸边，亲近黄河，观赏黄河，阅读黄河，仿佛偎依在母亲身边，享受那无边无际的温馨亲情。所以，先生从内心深处发出声音：“我的血管里流有西北人的血性，西北汉子憨直粗犷的基因，也遗留在我这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后代身上。”
到兰州后，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克非教授、杨红伟博士陪同，我们还前往青海，到青海湖、塔尔寺等地予以学术考察。在青海湖边，章先生戴着牛仔帽，骑上大牦牛，惬意至极，颇有美国西部牛仔的风范。
我们在兰州期间，还出现了几个小“插曲”。第一件事是，某天我们外出时，师母将宾馆房间钥匙插在门孔上，忘记了取出。等我们回来时，她怎么也找不到钥匙。我看到钥匙插在门孔上，便急中生智，马上拨出，交给师母，并称她早晨出门时将钥匙交给了我。第二件事是，购买从兰州到武汉的机票时，航空公司因章先生及师母年岁较高，一定要我出具县级以上的健康证明后方可购票，并言该公司曾出现老人在飞机上发生意外而被告上法庭赔偿经济损失的先例。我只好找张克非教授帮忙在兰州大学校医室开出了健康证明。这两件事，我至今仍未告知先生师母。如果当时说出来，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旅途心情。第三件事是，章先生在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完学术报告，学校领导设晚宴招待。由于历史文化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均是蒙古族同胞，所以大家一边唱着歌一边敬酒，非常热闹。我也被逼着唱了一首。赵学东院长似乎还不尽兴，准备晚餐结束后再来个“下半场”。而我又不便说不与先生师母同回宾馆，遂征询他们意见，问可否由司机先送他们到黄河岸边观赏夜景，然后直接回宾馆。师母即刻笑言，十多年前他们就知道，当学生提议老师先回去休息时，肯定是还有“下场半”。师母顺势主动提出，要我当晚“尽兴”而归，第二日上午干脆给我放假。没想到这假一放，又误了一件事。第二日上午，我的好朋友、兰州大学出版社陶炳海社长通知我，中午要宴请先生师母。而整个上午，我却联系不上他们。原来，他们一大早去了新华书店，顺便到黄河岸边游览，且在出发前已委托宾馆前台转告我，他们中午会自己在外面用餐。而服务人员却未通知我。最后，我只好一个人前往，作为“代表”享用丰盛的午宴。
整个此次西北之行，师母全程进行了重点录像，并事后编辑制作，刻成光盘，赠予我及相关人士。
三
当然，章先生此次西北之行的首要任务还是讲学与调研，所接触最多的也是学校及教育界的人士。先生师母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先后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基教处处长郑立峰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校长苏里坦·阿扎提教授、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及郑晓静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德安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基教授等拜晤了章先生。很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先生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假道莫斯科前往东欧访问时，杨恕教授当时借调至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还接待过先生。郑晓静教授则是武汉老乡，还在聊天中不时带出几句武汉话（师母能说比较地道的武汉话）。
章先生先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教育部门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研、座谈，并举行了多场大型专题演讲。针对西北地区各高校学生的不同民族构成、不同文化理念、不同教育背景及不同学习阶段，先生分别就不同主题，做了多场既博大精深、又妙趣横生的精彩演讲。
在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章先生就如何将中国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以突出新疆地方特色；如何将人文学院的历史研究纳入全院的宏观学科建设；如何正确面对与有效解决“西部人才流失”等问题，与学校领导及专家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先生提出：“在新疆地区从事历史研究，应当结合新疆的特殊人文历史环境，不要趋于大流，希望能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最后，应人文学院院长迪木拉提·奥迈尔教授、王阿舒书记之邀请，先生亲笔题字寄语同行：“发扬胡杨精神，立足新疆本土，为繁荣新疆历史文化研究而奋斗！”
章先生此次西北之行的重点是兰州大学。在兰大期间，先生多次与该校的教学科研部门专家座谈。在探讨历史上的西北开发、民族和谐发展等到问题时，先生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学术识见。如先生指出，传统学界在研究左宗棠西征时，将左宗棠收复并开发新疆，通常只归功于湘军，即所谓“三湘子弟满天山”之说，但其实也有许多非湘籍人士参与其间，如来自河南的张曜率领的嵩武军。由于左宗棠此前任闽浙总督，所以又延揽了一部分江浙皖精英协赞军务，如胡雪岩即主要帮助筹款。谈及自己的先辈，他说虽无赫赫战功，但也曾为西征的物质转运与屯垦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还为该校青年教师提供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构想，如“左宗棠与西北开发”、“近代浙商与西北经济”、“湘军与近代西北建设”、“近代西北经济组织演变”、“近代西北的人口迁徙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宏观课题，均受到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
章先生分别在兰州大学研究生院、一分部、榆中校区给师们做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走近历史原生态”“读书与做人”三场重点演讲。在讲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现状时，先生认为该领域研究在西北尚大有可发掘前景，而且其时当地的研究与内地相较略显滞后，鼓励广大青年朋友勇于担此重任。“走近历史原生态”，是先生其时思考较多的问题，亦是此次西北之行重点演讲的题目，同时也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当时颇感兴趣的话题。先生就“历史是否真有原生态”“治史者能否走近历史原生态”以及“怎样走近历史原生态”三个方面，予以详尽阐释。先生指出，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历史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毫无疑问是有原生态的。在走近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判官”，而是要尽量多地使用原始档案，保持史料的原生态，在研究过程中更要把自己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则是先生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与成长过程，特意向兰大的本科生们所做的演讲，既非常生动，又热情洋溢。
张克非教授对章先生的三场演讲予以精彩点评。他说：“章开沅教授是当今中国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而且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中，都曾经发挥和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章先生桃李满天下，其许多弟子均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借用兰州大学校友、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的一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中，章太炎先生与章开沅先生这两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共同之处。他们不仅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弟子，形成独特的学术门派。”张克非教授还特别对章先生以80高龄作西北万里壮游的惊世之举敬佩有加，勉励兰大师生向先生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因为兰州大学之缘，章先生还收获了两位西北“徒弟”。该校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刘继华和其时的本科生王淼，后来先后考上章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顺利毕业。也许这是此行的“意外”收获。
章先生在西北地区的每次演讲，均即兴发挥，既妙语连珠，风趣幽默；又饱含哲理，闪现睿智。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场合演讲，先生均有不同的精彩演绎。每场演讲之后，先生都非常热情、细致地回答听众提出的各类问题。从比较专业的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到当时广大青年关注的“超级女生”话题，从史学面临的尴尬处境到“易中天现象”的凸现，各种问题，先生都以他超人的智慧，给予听众满意的答复。特别是在说到“易中天现象”时，先生认为，易中天教授虽然不是历史学科班出生，但他做了本应该由史学工作者去做的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所以史学家要感谢他，向他学习，而不要有一种“酸葡萄心态”。先生在与广大青年学生交流时，始终能想年轻人所想，与年轻人交心，深受西北地区青年学生的爱戴。用西北师范大学田澎教授的话说，章开沅教授虽然是80岁的高龄，却拥有一颗18岁的心。
章先生此次西北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是9月12日上午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的，也就是我们离开兰州的那一天。由于此前连续多日的紧密活动安排，先生在演讲时嗓音已经出现问题；待到问题回答环节，更是声音沙哑，咳嗽不断。我非常担心。由于听众提问都是写在纸条上传递上去的，我便趁机写上“请多喝水，尽快结束”的纸条，递了上去，目的是希望先生尽快结束演讲，但我却忘了写上自己的名字。结果，先生看到此纸条，也念了出来，并说：“这位同学很关心我嘛！谢谢！”
在聆听章先生于西北诸高校的演讲时，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并就某些问题向先生请教，获益良多。事后，我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文，撰成《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发表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四
2011年6月13日上午，章先生在中山大学永芳堂做了一场“百年遐思——辛亥革命研究的省思”的演讲。我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往聆听。中午，陈春声副校长宴请先生师母，吴义雄、赵立彬两位教授邀我参加。席间，先生谈及与陈春声教授以前交往的一些趣事。师母则言，他们两老在国内有两次非常难忘的长途远行经历，一次是东北，一次是西北，两次都是由陈姓人士陪同，而且现在都在座。这其中，东北的陪同者是指陈春声教授，而西北的陪同者则是指我。2012年，章先生与师母出版《吾家往事》一书。书中刊载有他们西北归来后写给远在美国二女儿雪梅的信函，着重描述了西北之行的见闻及感想。由于先生师母每年均到广州度过春节，我们见面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提起当时的西北之行，谈及西北的一些人和事。若干年来，先生出版新的著作，有时也会寄给当时热情接待过我们的西北友人。可见，2006年的西北之行，在先生师母心的心目中是记忆深刻的。
转眼之间，陪伴先生师母的西北之行，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而我却仿佛觉得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每每忆及，总是充满着温馨与感慰。我一直为这次西北之行感到骄傲。这种幸福感会伴随我的终身。
2015年5月20日夜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