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与世长辞。如今，从他门下毕业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学者。
王奇生是章开沅1994年招收的博士生，如今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他的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采用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视角对国民党进行研究，曾受到学界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章开沅也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在王奇生看来，自己的老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跟随章先生学习的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自己和师门同辈学人的治学思路。
章开沅
采写丨刘亚光
新京报：章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领域的专家。在你看来，章先生在这一领域有着怎样的贡献？
王奇生：我跟章先生念书之后，并没有和老师一样做辛亥革命这块的研究。所以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适合评价老师在这一领域的具体贡献，只能大略地谈谈。首先当时我不再选择做辛亥革命史，而是转向中国的政党历史的研究，有一部分原因恰恰是章老师这一代学者在辛亥革命领域的研究已经做得十分精深，我们很难超越。
当年章先生他们和台湾学界也有一些争论。大陆学界一直将辛亥革命认定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台湾学界以前长期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国民革命。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革命年代我们党做的一个政治性的定位。章先生则是从一个学理的层面去论证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包括后来他的学生马敏等做的有关商会的研究，也是在试图论证这个群体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总之，到章先生这一代学者这里，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很多基本问题、史实层面的研究，都已经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在我的印象里，最近这20年里相关的研究大的突破就比较少，这也侧面说明他们这一代学者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史》（全三册），章开沅 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2月
新京报：在你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章先生主张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这对你治学思路的启发？比如你的博士论文《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也是采取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视角。
王奇生：我在那篇文章里也提到，日本学者们也认为章先生是大陆学者里面比较早地运用这种复合视角来做研究的学者。章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非常强调历史事件中人们所处社会的群体心态、生存环境等问题。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他会特别注意当时的社会动员对人们心态的影响，包括革命中的宣传问题。这在那个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个学界极为强调政治史研究的时代非常难得。我当年跟着他读书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好好学习这些方法和视角。若干年后我意识到这种社会学与历史学视角相结合的重要性，偶然回头去看老师写的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当年就已经非常重视这些，也在教我们，只是自己当时没有领悟。
章先生也非常强调做历史的要放宽眼界，尤其是做近现代史研究，总共到现在也就100多年，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这100多年，而要用一种中西古今贯通的思路去看问题。除此之外就是强调一种历史学的现实关怀，即“参与史学”，不能做脱离现实、关在象牙塔里的研究。
新京报：作为学生，在私下相处中觉得章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奇生：章先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师。我博士论文选择做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他非常支持。他从不强迫我们跟着他的方向，总是提醒我们每个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精深的一亩三分地，这需要根据我们自己不同的兴趣去选择。我们师门其实后来也有很多人成为了优秀的学者，而他们也是在政治史、社会史的结合方面做得比较早也比较出色的一批学者。比如桑兵当年的博士论文是做清末民初时期的学生群体，这在当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课题。后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拓展到更广的领域，章先生也非常鼓励我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本人研究兴趣也很广，议题横跨商会、教会大学、辛亥革命、南京大屠杀等，在这些领域基础史料的建设方面投入过巨大的精力。
章先生给我的印象也非常和蔼，我在之前写的纪念文章中也提到过这点，我们经常能很随意放松地和他聊天。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师兄告诉我先生对他们十分严厉，他们当年中秋节时候买一点水果去看先生，先生把门一开，看到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立马把门关上不让他们进去了。这个细节非常有趣，可能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心态和性格都是会有变化的。
可能在我来读博以前，章先生担任校长，比较严厉一点。
《中国近现代史》，章开沅 朱英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新京报：说到担任校长，章先生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时也在学校推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除了章先生之外，当时有一批出色的高校校长涌现。学生之间的氛围和当下也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王奇生：担任大学校长是章先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在我读博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校长了。不过我在武汉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当时刘道玉校长以及华中理工大学的朱九思校长，都是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改革者，再加上章先生在华师，三位校长都在武汉，这个地域性特征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从现在的视角看，章先生他们这批校长应该说是塑造了一个中国大学非常理想的时代。这除了他们自己非常开明、吸收各家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之外，时代本身也很适合高等教育改革。
不像现在的大学可能包袱太多，自主性慢慢被压缩了。当时的学生们自主性也比较高，也没现在那么大的绩点上的压力，同学之间关系也比较融洽，可以在课外大量阅读，发展自我。
作者｜刘亚光
编辑｜张进 安也
校对｜刘军
转载自：新京报2021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