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呵！转眼章开沅老师已年届九旬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九十高寿！在庆祝老师九十大寿之时，作为弟子，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继承吾师之志，弘扬本所的学术精神，让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回顾起来，在开沅师手创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无数学子受惠良多方方面面皆能感受到老师学者人格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在我看来，开沅老师对本所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可能还在他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史识”与“史观”，以及其“史识”、“史观”对本所同仁和众多弟子的“开示”。这里的“开示”系借用佛家语，其实也就是启发、影响之意，但此种启发和影响往往又具有令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或至终生难忘。
在《史学寻找自己》这篇隽永的短文中，开沅师特别提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力排众议，对郑樵及其《通志》所作出的高度评价：“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二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也。”所谓“别识心裁”，即治史者对历史的领悟和裁断，或曰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关于“史识”，唐代刘知几有“史才三长”之说：“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才”是指治史的才具、技艺和方法，“史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史识”则是指修史的识见和判断力。对史学家而言，三者皆十分重要，但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史家只有具备较高的“史识”，具有洞察历史真相的“眼力”，方能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大家。
愚意以为，作为当之无愧的当代史学名家、大家，开沅师过人的“史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史学研究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和把握力，即所谓治史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将弟子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本所学术所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研究、早期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均系开沅师最早发现和提倡，并全力加以开拓，然后弟子们相继跟进、加入，最终形成成果迭出、蔚为壮观的大好学术局面。对此，开沅师曾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的“会餐”，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母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那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不难看出，每次“会餐”的结果，都推动了本所学术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本所的年轻学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当下学术界各种名目的“导师”很多，诸如硕导、博导、博士后导等等，但像章开沅老师这样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能够真正做到“别识心裁”，不断为学生“寻得门径”，指明方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的“导师”，估计还真的不是太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学术单位，如能拥有几名这样“独具慧眼”的“导师”，则是单位之幸；一个学生如能遇上一名这样真能示以学问及人生方向的“人师”，则实为三生有幸！学者有多种多样，有的专注于埋首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取得了不菲的学术成就；有的则在做好自身学问的同时，关注面更为宽广，志趣更为远大，更善于为所在的学术群体谋集体之未来，开辟新的天地。如前者可称为“战术型”学者，后者则可称之为“战略型学者”。就其在多个学术领域的开创之功而言，开沅师正是中国“战略型学者”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真正“大师”和“领军人物”，其学术影响力乃是国际性的。
其次，开沅师“别识心裁”的“史识”，还表现在他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往往有自己独立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常常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读开沅老师的著作、文章，常能体味到其思想的火花和睿智的思辨直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能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理性之美。
在多种场合，开沅师都曾反复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史家必须要有自己的风骨，治学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种立的见解，并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加以贯彻。以辛亥革命史研穷而论，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一些人怀释“辛亥革命中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的时候，他能高瞻远瞩地指中，辛亥革命中研究，“从总体上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就局部而言，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非常不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并具体指出，要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实现从“革命”向“社会”的转向，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研究“革命”，从而逐渐形成“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理论构想。开沅师的这些独到的见解，不仅廓清了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意义的不正确的认识，而且为今后几十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如，当有些人简单地以为教会大学只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不值得加以研究时，开沅师则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断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一深刻论断，打消了当时许多人的顾虑，促进了其后教会大学史研究这一学术分支的崛起。
章开沅老师不仅在一些学木研究的大关节上头脑清醒、预判准确，敢于直言，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论断上也常常新见迭出、振聋发聩，令人印象深刻。警如，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物质生活并未充沛之时，他便较早地意识到了章太炎所言“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就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就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随着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这就告诫我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和经济增长，更不可将进化和增长视作绝对的信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很可能是挥之不去的现代病，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道德的滑坡。因此，与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相反，开沅师则认为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阐明了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文明观。若干年后，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面临的许多生态与社会的复杂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佩服开沅师当初敏锐的学术判断。与此相同的还有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新一轮现代化启动之时，开沅师即在其名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用“离异与回归”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离异”而学习西方，扬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是绝对必须的，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努力发掘经过长期筛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生命活力，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并为当代文明的发展服务”。因此，在根本意义上，“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中。这些论断，可以说既中肯又理性，对我们今天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无启迪意义。顺便说一句，《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不到16万字，但写作于开沅师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认真研究，从中可发现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近代化思想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开沅师之所以具有过人的“史识”，能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创获和开新，除有章学诚所强调的作为“著书者之心术”的崇高“史德”外，关键又在于他长期对史家“通识”意识的强调和主动修为。在他看来，“别识心裁”的“史识”与“贯穴熔铸”（梁启超语）的“通识”密不可分，史家“贵在通识”。
近代史学名家梁启超在谈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的关系时，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论述：“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开沅师认为，梁氏所谓通识，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人，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于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在提倡史家“贵在通识”方面，开沅师完全是身体力行的。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横通”，也讲“纵通”，还讲中外古今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胸，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在他看来，史学的使命如司马迁所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很难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中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就历史“纵通”而言，同美国著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样，开沅师力主“大历史观”，主张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开沅师便率先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观点，给人以极大启发。先生认为：“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实际上就是要从历史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长时段中，观察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全种和全过程，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在历史的“横通”方面，开沅师不仅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而且主张要注意历史学科内部及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尽可能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的方法，“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贯穴熔铸”的“通识”内涵上，开沅师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史学本身，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理和智慧融通的高度。他提出，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次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史学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地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精神境界不仅是美的本原，也决定着对宇宙、社会、人生认识的深浅高低。王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说的虽是诗词创作，但对史学研究亦有启发意义”。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史识”和“通识”，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悲天悯人的人类终极关怀上的，是来源于历史又超脱于具体历史的大关怀、大觉醒、大智慧，只有达到这样的思想至境，才能真正做到“神游冥思，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语），获得前所未有的史感，从而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现史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开沅师曾满怀深情地表露过他心目中的“大历史观”：“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保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则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开沅师近90年漫长人生中对历史和史学的不断思考，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理应成为本所学术发展的指南。“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王充《论衡·量知》）学术的传承有赖良师的指点和开示，对章门弟子而言，只有通过不断“重读章开沅”，弘扬其学术精神，方能真正使我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选自《章开沅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