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沅师已年届八十，尽管我们丝毫意识不到他的“老”，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毕竟是一个漫长的人生旅程。回顾自己的人生，开沅师最感自豪的一点，就是在海内外培养了大批学有所成的学生，他曾动情地写道：“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虽然从不轻言为“人师”，但很明显开沅师是高度重视作为“师”的社会责任和人生追求的，在他看来，所谓“师”，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而在我们做弟子的眼里，开沅师始终是最令我们敬重的师长，兼具严师与慈父的双重角色。
关于“师”，通常喜欢引用韩愈《师说》中的诠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一般意义上，这已说清了“师”的基本内涵，但就学术传承和学者的成长而言，我们切记不要忘了韩愈在《师说》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导师也，即年青学者学问上的领路人。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一个人能否成才，根本在于自身的努力，但明师的点拨，良师的熏陶也至为关键，无师自通的天才毕竟是少之又少，所以古人云：“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王充：《论衡.量知》）。学者的成熟有赖于良师的指点，学派的形成有赖于延绵的师承。“师”既是照亮后学的红烛，又是传承学问的桥梁。
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能遇到章开沅先生这样的明师、良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事，也是能够进入学术的殿堂，学有所成的关键。回顾起来，自己的治学道路无不受到开沅师的深刻影响，他在关键时刻的点拨，对于自己学业上的快速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得开沅师曾很形象地说过，“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细想一下，自己不正是那群不时参与“会餐”的小鸡之一吗？从最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到后来的商会史研究、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无一不是在开沅师的导引下，寻得门径，渐入佳境，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取得了若干学术成就。
就我个人的治学而言，目前得到海内外学术界认可的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商会与绅商群体研究，二是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而这两方面的兴趣，均是缘于开沅师的引导而发生。
1981年本科毕业后，我幸运地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式成为章开沅先生的入室弟子。读研不久，为训练我们治史的基本功夫，在章开沅老师的倡议下，我同本所老师刘望龄教授和学友朱英一同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沉潜于浩若烟海的商会档案中，不仅给了我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治史的严格学术训练，而且萌发了若干在当时堪称前沿的问题意识。不过细究起来，这些所谓的问题意识也是受到开沅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对商会的研究，还在大学本科的专题讲座课上，开沅师就曾经饶有兴味地介绍过亲往苏州检阅苏州商会档案的情况以及他的一些思考，这堂课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引发了我研究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同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沅师即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这篇名文中，对晚清江浙地区的商会、商团、市民公社等资产阶级社团组织作了初步的研究，提出商会“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舞台”，“商会的成立，明显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著名的论断。这些论断极大地影响了随之兴起的商会史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章开沅老师是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和倡导者，引领了这一新的学术潮流。
再譬如我自己能够注意到晚清绅商群体问题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其中的启发之一，便是来自开沅师多次对资产阶级集团和群体研究重要性的强调。不然，即便沉浸于汗牛充栋的商会档案资料中，也有可能让这个重要课题于不经意间悄悄滑过。同样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沅师便强调，在从事资产阶级研究时，“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在开沅师对张謇的开创性研究中，他已明确地运用“群体”的概念来分析张謇社会角色的转化，指出：“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以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他同时指出：“群体这个概念毕竟不能代替阶级和阶层，但如果对这个概念运用得当，则有可能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的方法。”（《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序言”）这些论述都直接启发了我对绅商问题的研究，并成为许多思考的源头。
我曾以“曲径通幽”来形容自己介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愉悦之情，深以能在这一领域开辟出自己学术生涯的新局面而为荣。而其中金针度人，将我引入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也正是章开沅老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会大学和教会史研究在新中国学术研究中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80年代以前很少有这方面的学术成果问世。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住，并逐渐形成一股教会大学史研究热，推动了若干专门学术机构成立和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培养出一批业已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学者。章开沅老师在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端和兴起中扮演了关键的重要角色，也可以说是国内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据开沅师的回忆，他之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基督教史研究，始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与威尔逊两位教授联袂来访，建议他从事并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次年，普大的林蔚教授再次来访，考察相关大学并具体探讨在大陆联合开展教会大学研究的可能性。我随开沅师接待了林蔚教授，对教会大学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并首次知道我校前身之一即是十三所新教教会大学之一的华中大学，正是在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老师的关注下，华中大学的珍贵历史档案已由省档案馆移交校档案室，为研究华中大学的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根据开沅师的建议，我决定暂时中断有关绅商问题的研究，转而以华中大学为突破口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
1988年3月，我又随开沅师参加了在四川大学召开的首次合作研究教会大学史工作会议。以顾学稼、张寄谦为首的21名中国学者同专程从美国赶来林蔚教授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会上，章开沅老师就教会大学史研究对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意义做了重要讲话，并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欣然应允于次年6月在我校举办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及中外学术合作的可能性等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这次成都会议及次年（1989年）6月在武汉华中师大校园召开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以后持续十余年之久的中国内地教会大学史学术研究热潮的起点，标志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我对自己能亲身参与和见证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这些历史性时刻而深感庆幸，同时也非常感激开沅师将我引领进了这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在这里我结交了一大批心地善良、学风纯正的中外学者，并在他们的提携下为教会大学和基督教史的研究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教师的职责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授，而更在于人才的培养。好的老师教给学生的往往不仅是做学问的方法，而是做人的道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老师的良好风范和道德操守无形之中一定会影响到学生。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师道”的最高层次，也是教师的最神圣的义务。在这方面，开沅师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所有章门弟子从老师那里学到不仅是治学之道，而且是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生活之道。回顾起来，在治学与做人相统一的意义上，开沅师在下列数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其一，宏大气象。在为人与治学上，开沅师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淹贯浩博，气象宏大。尽管也学有专精，根基扎实，但开沅师的学术路径似乎更趋向于博，趋向于通，趋向于创臻辟莽、前驱先路的开新。开沅师曾比较他与亡友林增平先生的学术风格和路径：“林公憨厚而我豁达，林公扎实而我开放，林公长于细密而我追求宏观，林公旧学根底深厚而我略知西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开沅师和林公是最知心的学术知音，这里的“憨厚”与“豁达”、“扎实”与“开放”、“细密”与“宏观”只是治学风格的不同，并无高下之分。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都是那种博古通今，具有广阔学术视野和恢宏学术气度的一代宗师。增平先生能在三十岁出头之际，便以一人之力编成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即是其具有非凡学术气度的明证。开沅师在开新方面也是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和张謇研究到现代化史研究和教会大学史研究，每一次研究领域的转换无不表现出开沅师过人的学术眼光和惊人的洞察力，同时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其二，学者人格。开沅师最为强调史学要有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在他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而事实上，开沅师最令人钦佩的，就是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际遇如何沉浮，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如他自己所言：“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味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记得一位国外学者曾告诉我，章开沅先生给他留下的最突出印象就是始终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股浩然之气。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人的印象和评价。对我们，开沅师常以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两句题词相赠：“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里面既包含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我们后辈的勉励。照我自己肤浅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是要求我们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不媚时趋俗，不急功争利，一心以求学术的“真经”；在治学上，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以最终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风格，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惟其如此，方能成为开沅师所讲的那种“不忘根本”，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史学家”。
其三，参与史学。“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是开沅师近些年常讲的话题，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他的史观。这种史观强调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融入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开沅师认为，“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历史学家究竟怎样参与现实生活呢？开沅师的答复是主要用自己的史学成果来参与，“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开沅师所提出的“参与史学”，十分发人深省。史学要找到自己的出路，不被社会所冷漠，首先就应该自强和自省，在社会发展中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这就要求史学家不要困守学术的象牙塔，而要主动地走出书斋，关心社会，参与社会，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成果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尽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历史。任何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冷漠、逃避和事不关己的清高态度，对一个成熟和正直的历史学家都是不足取的。第二，仍需提倡“古为今用”（不是简单的影射史学或唯我所用），加强古与今的对话，在我们的史学成果中打通古今，贯穿古今，真正使史学成为构筑过去、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发展存在连续性，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因此，许多史学研究的课题将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应勇于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今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参与的史学只有在史学的参与中才能得到实现。
以上并不完全的概括多少体现了开沅师持之以恒的史学追求和对我们弟子的要求。这些追求和要求说到底是对史学境界的追求，即开沅师近来所讲的“追求圆融”。“圆融”的观念来自于佛学，对史学研究而言，“圆融”可以是陈寅恪点明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也可以是王国维强调的“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佳妙境界，但总结而言，仍还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真、求善、求美乃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只有在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中，我们才能像开沅师揭示的那样发掘出“蕴藏于史事深处的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境界——追求圆融》，《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虽然实在欠缺开沅师所言的“大智慧”，也很难成为“大家”，但还是要以老师的要求自励自勉，一步一个脚印去追求真善美，追求达于圆融的境界。这样，或许能不辜负于老师的厚望。
《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纪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