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
关键词：战时外交；大国地位；中美关系；中英关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编号05J ZD00010）阶段性成果之一。2005年12月，笔者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之邀访台。本文的基本内容曾在近史所报告会上演讲，此后又获准可在近史所外刊物上发表。谨向台北近史所同仁的帮助与宽容表示感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关于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一步步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相关的史实叙述已经比较清楚。①[关于抗战时期外交史事的著述甚丰，此处恕不一一列出。相关学术综述请参见拙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杨青、王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上，仍有若干有待于深入的课题。即以中国走向大国的历程而言，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基础，带来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对中国政府主动的有意识的外交努力则研究不够。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为，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大国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主动争取大国地位，又怎样以一个大国的思维来推进自己的外交。受限于相关史料的零碎，本文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不能系统连贯，难以复原事件发展的全貌，一些论断亦未必精当。笔者唯期拙文有抛砖之效，引来学界同仁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意识的起源
一般认为，四强地位的确立，以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为标志。莫斯科宣言确认了美、英、苏、中四国对战时及战后世界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一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地位感有显著跃进，”四强”一词频繁见诸中国的报刊。
然而，事实上四强一词的出现以及大国意识的产生，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早得多。在1942年初26国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26国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颇感自豪。
从目前所公开的史料来看，四强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诸美国。26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1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4-5页]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不久，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蒋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对宣言发表后的中国地位作了研判。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15页]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蒋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他对国家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然而，这还不是蒋介石内心的准确表露，因为大事长编的编者对蒋介石日记作了加工，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诸蒋介石日记的原文，该段文字应为：”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元月反省录，文中黑体字为笔者标出，以显示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区别]两相比较，名义上以四国为中心，与四国已成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当差别。而甚恐有名无实的表述，则更进一步表现出蒋对这一地位能否名至实归尚有相当疑问，担心徒有虚名而受实祸，其不自信与疑惧程度则比前一表述更甚矣。
可以看出，当美国人提出四强一词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地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是惶恐，担心名不副实。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四强一词的接受。《中央日报》社论很快便采用了四强一词，虽然我们尚不知道这是不约而同产生的社论作者自己的发明，还是美国人的说法已从国民政府核心层有意传出，但社论反映出中国社会是认同并乐于接受这一说法的，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的。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①[《华府伟大的决定》，《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第2版]
对于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们有所期待，但同时也意识到，这还有待于中国更多的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试图调解英印之间的冲突。这一出访，本身是中国大国意识的产物，而它的成行又催生了社会上大国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多的议论。蒋介石在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出了希望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的要求。《大公报》便这样评论说：”这话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蒋委员长有资格讲此话，且讲后必有效”，自信满满的心态跃然纸上。③[《委员长对印度之发言》，《大公报》（社评）1942年2月24日，第2版]
已经确定了对中国采取扶持方针的美国人，则在不断地给中国以鼓励。1942年2月13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华盛顿晋见罗斯福总统后对记者称，”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此非仅虚名而已，而为抗战五年之代价，蒋委员长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④[《拉铁摩尔谒罗斯福报告中国坚持抗战》，《大公报》1942年2月15日，第2版]
此后，四强一词在各类报刊文章及讲话中时有出现，但并未广泛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进程尚未发展到对战后世界的规划阶段，人们贯注全力于战争，而四强的身份则更多的是在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由于，尽管由于罗斯福的提议，中国名列26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这是四强一说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3]事实上，就连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一事也曾颇费周折。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人对四强一词的使用频率不高，且颇为克制。如蒋介石在1942年10月向国民参政会报告一年来的外交时，便使用了四强一词，但皆非自我高调肯定，而是以别人推许之词出现。蒋在报告中陈述，”今年一月，我们在华府订立盟约的时候，我们是最先签字四国之中的一个国家，且被推重为世界四强之一，这在精神上与道义立场上说，我们中国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但要知道：这是同盟国对于我们民族善意的期许，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特别的诚挚辅助，我们国家实际的力量与进步，实在还够不上，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勿以为人家以四强之一推许我国，我们就莫名其妙了。”⑥[《最近一年来外交财政经济军事报告》，1942年10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4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英美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见提高，其大国地位感也与日俱增。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
宣言签署后，中国代表、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致蒋介石等人电中表示：”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对于击溃敌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关系。”①「《傅秉常致蒋介石、宋子文电》，1943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1981年，第812页」傅秉常之言并非其独创，而是源于美国的肯定。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此前曾对傅秉常说：”此宣言已将中国提高与美、英、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②「《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3年11月1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3页」蒋介石显然赞成这一判断，他在复电中对此表示了肯定：”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③「《蒋介石致傅秉常电》，1943年11月4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5-816页」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大国意识至此已经牢固确立。
中国舆论亦对四国宣言的发表高度重视，认为这是确认四强的标志。有论者指出：”事实上，中国成为当前及战后世界机构中四大支柱之一，是由于中国本身几年来英勇作战的结果。
法律上，中国之被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已经由莫斯科宣言，而完全确立。”④「汪叔棣：《空前的国际盛事》，《东方杂志》第20号，1943年12月，第3页」此后，人们在谈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时已不再羞涩和保留。1944年6月蒋介石致罗斯福的一封电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此时的自我定位。蒋在表示中国将参加筹建联合国的会议时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也。”这里，中国已当仁不让地以整个东方国家的代表自居。⑤「《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2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28页」
二、争取大国地位的构想与努力
以往对抗战后期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美国的作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中国成为大国的过程中确实给予了支持；二是战后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特别地位，即四强、世界警察等构想基本上都是美国提出并大力加以推动的。人们对中国政府所作的贡献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国民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朝着大国方向努力。在美国提出战后构想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形成同盟关系。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价值，中国与美英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受援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同盟互利关系。因此，中国注意在盟国的合作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与英美的交涉中，蒋介石显示出几分未曾有过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 ）将军会见蒋介石，称其得罗斯福电，将由他本人指挥美国来华空军。蒋立即表示，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军队都应归中国统帅部指挥。遭此拒绝后，马格鲁德为缓和气氛，表示此事待其电询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蒋进而表示，即使华盛顿之意与此相同，他亦不赞成。不久，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该战区内的所有盟国军队，皆归统帅指挥。马格鲁德亦就此前之事向蒋介石表示了道歉。⑥「《困勉记》第69卷，第10页，台北”国史馆”藏」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实现的目标。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几年间所发起的”革命外交”，虽有所进展，但其进程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事功未竟。不平等条约是横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便低他国一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盟国阵线形成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地位，从而扫清争取大国地位道路上的障碍，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194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与交涉之时机，已可开始否？”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1日」
国民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也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绝不只是单纯地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关注战后和会及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人们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情况，那时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失望而归。《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指出，现代国际史上屡次证实的一个教训是，”取得战场胜利易，取得和议胜利难”.尤其是第二、三等的胜利国，很容易在和平会议上遭遇失望，上次欧战后的中国与意大利就是例子，”这次我们万不容不有些远虑”.社评建议盟国间建立一个战后世界安全机构计划委员会，统筹具体办法；建议中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延揽人才，制定中国提案。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人们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将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③「《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1页」
除了强调中、美、英、苏四大国的特殊地位外，该草案还从另一方面设计了确保中国进入理事会的制度，提出了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该草案提出，”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及其他七会员国之代表组织之。前项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指定之，其他七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选举之。”该草案认为，过去国际联盟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理事会往往行动迟缓，贻误事机。因此，该草案准备对理事会的活动方式加以改革，”将理事会改为常设，各代表长川驻会，以便随时应付事机。④「《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分解》，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5页」
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特殊的资源，以人口为重要依据的设想，得到很多人的呼应。有的还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如王云五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应按会员国的人口比例确定在国际组织的代表人数。但为防止出现人口过多之国所占代表人数过多，人口过少之国不能派遣代表的情况，王云五的方案提出了适当比例原则，拟规定人口一千万以内者，每国一名；一万万以内者，除一千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三千万一名；在两万万以内者，除一万万照以上办法外，余数五千万一名，在三万万以内者，除两万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七千万一名；超过三万万者，余数每万万人一名。这样计算，人口再少的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出席，人口一亿者可出四名，两亿者可六名，三亿者七名，四亿者八名。讨论问题采取多数决定制，次要问题过半数，重要问题则需四分之三者赞成方为通过。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王云五还提出，新的国际组织可以接纳战败国的新政府参加。⑤「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1943年4月，第6-7页」
关于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鉴于过去国联的软弱无力状况，各国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在相关国家的讨论中，有主张成立邦联或世界政府者。美国有人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各国空军国际化，将各国空军隶属于国际组织，供国际警察使用。对此，国内的讨论也颇为热烈，且一般都主张新的国际组织应拥有更大的权力。有人提出，空军国际化仍不够，”当更进一步，使海军之主力亦隶属于国际组织。”因为没有海空军的配合，陆军便不能从事侵略性的进攻。各国应将大部分军机及巨型军舰、潜艇等移交国际组织，并规定以后除国际组织外，不准加造。那么，谁来统率使用国际武力呢？人们提出，”美、英、中、苏四国此次既为正义而战，战后为维持世界和平，于不得已有实施国际警察权之必要时，自必能始终维持正义，故以统率及使用此项国际军用机军舰之责委诸四国国籍之人民，实际上本无可虑”.但是，为昭大信及公允起见，对于向守中立的国籍人民应尽可能多予任用。①「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第7页」
朝野各方都参加了这一讨论，总的倾向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威的新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中、美、英、苏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认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形式，不外四种：联合会、邦联、联邦、世界国家。世界国家太过理想，难以一蹴而成，鉴于过去联合会的失败，新组织必然介于邦联与联邦之间，即尽量加强联合会，扩大其职权，严密其组织，以便能切实执行制裁。②「见《中央日报》1944年7月7日，第13版」人们认为，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全世界几年血战的结果，毫无疑义的，已经证实了世界上最有力的四个国家为中国，英国，美国，与苏联。
负担起正义阵线的先锋，为扫荡暴力主义尽了最大使命的这四个国家，在战后，一定也要形成新势力的中心，为建设新世界体系而发挥最大的作用？？战后新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在世界组织最高机构方面，一定要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领导力量。”③「汪叔棣：《战后世界机构论》，《东方杂志》第39卷第13号，1943年9月，第4页」作为曾经有过被压迫经历的国家，人们当然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又注意强调大国的特殊责任，主张”在未来国际和平机构中大小会员国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④「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14号，1943年9月，第19页」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呈该室参事周鲠生所拟的《国联约章草案》，草案综合了此前讨论所提出的若干设想，并使之更为合理化，更具可操作性。草案强调：”每一会员国在大会中只有一投票权，其代表人数得视其在国际事务上之重要性定为一人至五人”.各会员国的代表名额由大会根据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决定之，”理事会由美、英、苏、中及大会选出之其他五会员国之代表组成之”.⑤「《王世杰呈蒋介石新国联约章草案》，1944年7月13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33页」这一方案赋予四大国毋庸置疑的理事国地位。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⑥「关于中国对筹建联合国的贡献，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近年来比较着力的研究，可参见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同时，在一些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十分紧要的问题上，则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方针。
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是国民政府在登上国际舞台后便已确定的外交方针。1942年6月，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电中明确指出：中国对国际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的事，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凡美国参加之事，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①「《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2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156页」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讨论时应把握的分寸，顾维钧曾有如下建议：”三大国自以为出大半力量，抗战胜利后不免各图操纵，彼此疑嫉，不但英美间，即英苏与美苏间难免有各自为谋，主张不一之点。我国地位虽列为四强之一，似宜慎重发言，减少提倡为得计？？我宜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以居中调和折中，俾可增加我参与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②「《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4年8月6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66页」事实上，在此后讨论争议当事国是否具有投票权（对四大国来说，即对涉及自身的冲突事件是否具有否决权）问题上，在是否建立国际空军、国际警察等问题上，中国均顾及美方立场，修正了自己的政策，改而主张争议当事国不参加投票，也不再坚持建立国际空军和国际警察。
三、地区大国的角色展现
作为一个大国，不只是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境以外的事务展现其关怀，发挥其影响。这也是抗战后期的外交与以往的显著区别之一。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性的、应付式的。抗战后期，中国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
国民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虽然名列世界四强，参与国际事务，但实际上还是把中国比较明确地定位在亚洲地区大国上。开罗会议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的一份会议对策提出，对于专涉欧洲问题，中国是争取发言权，还是不积极过问，殊值考虑。该文件认为，”我如参与一般欧洲问题之讨论，力求多所干预，纵能如愿，亦未必利大于害”.因为在对一般欧洲问题讨论时，中国事实上不能不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样便会与苏联对立，从而对中国殊多不利。该文件回顾说，1939年国联讨论苏芬战争时，中国曾处于极端困难状况，此一事实永宜注意。但该文件认为，有一类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即关于德国投降问题的决定，因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未来日本投降问题的解决。鉴此，参事室提出的对策是：”1.对于一切专涉欧洲之问题，我政府可不要求参加，亦不必表示意见。2.对于德国投降问题，我政府应予注意，务期对德条件不致与我政府所预定之对日条件，有甚大之出入。”③「王世杰：《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1943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7-48页」
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远征军出征缅甸；介入英印事务等。有关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以及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学界已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充分展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大国责任感，本文无需赘述。比较起来，如果说对朝、越、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历史因素影响的话，那么，考察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可能对探讨大国意识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宗藩关系。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
蒋介石一行经缅甸飞印。蒋在出行途中的一则日记，显示了他此行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国责任感。蒋在日记中写道：”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①「《蒋介石日记》，本周反省录，1942年2月7日」
在十余天的访问中，蒋介石与印英当局、国民大会党及有关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但是，英国政府内心对中国居然介入英印事务持排斥心理。丘吉尔在给印度总督电中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同意让一个外国元首来充当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与甘地等人之间的仲裁人。而国大党则仍坚持英国应立即将印度主权交还印度国民。
中国对印度事务的介入，不只是着眼于战时军事，更着眼于战后政治。蒋介石在研究出访计划时便指出了这一点：”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3日」这一政策，便是反对英国战后继续在远东维持殖民主义统治的政策。印度独立问题成了焦点所在，成了是否真诚推动反殖政策的试金石。因此，蒋介石对印度问题极为看重，将其视为外交的指标性工作，甚至声称：”英印问题乃为我国外交成败之关键也。”③「《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4日」
1942年7月，英印矛盾激化，国大党准备发起不服从运动。7月14日，国大党执委会通过了由甘地起草的《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2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提出，党报应对印度问题发表应有的主张，蒋表示同意，并叮嘱社论须公平合理，对于英国如用高压手段则违反同盟国抗战宗旨一点，应特别提出加以警告。7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论印度问题——一个朋友的呼吁》。社论对英态度比较和缓，在主张给印度自由的前提下对国大党有所劝说：”我们深刻感觉印度的自由和同盟国的胜利绝对不能分离”，”印度之必须给予完全自由，是我们的信仰，实际上也已经成了我们的盟邦英国政府的方针，现在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社论希望印度国大党以大局为重，在8月7日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时，对”不服从运动”的议案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④「见《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7月28日，第2版」
但蒋介石对这一社论很不满意，认为社论只对印度国大党提出呼吁，而对英国人则未提出要求。蒋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了他对此事的严重不满甚至是愤怒：”孰知今日中央日报社论，主张印度国民大会不可通过’不服从运动’之决议案，而希望英国如何条件方面，则并未提及。
此种人只知英国为不可开罪，一意奉承其宣传，而对于我中央最大最重之政策，则不加注意，甚至党国前途给其一言牺牲亦所不惜，此种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故弄其小智以市惠于外人，可痛之至。余于午餐后方见此荒唐之社论，痛愤不已”.蒋随即嘱陈布雷另撰《再论印度问题》，作为补救，”印人见此，或可不致悲愤误会，仍能贯彻我对印政策，而不致为其阴谋所破坏乎”.对于此事，蒋感到”终日愤闷，至晚总不能安眠”，感叹”人才之难与用人之苦极矣”.⑤「《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8日」
次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印度问题》。社论对英方也提出了要求，要求其切实给予印度人民以自由，恢复印度人民的感情，使其反感转化成友情，从而能使印度人民发挥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蒋在29日的日记中称，”英国宣传与阴谋并进，其魔力之大，实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王宣传部长中其毒计之深而犹不自知，诚险恶极矣。本日中央日报再论印度问题之文字，甚有力量，呈以挽救昨日之险症，对印政策尚不致为其所破坏也，然亦云险极矣。”然而，印度局势并不如中方所期望的那样发展。8月8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甘地发出开展”不服从运动”的指令。孟买等地出现罢工。9日，甘地、尼赫鲁及国大党常委等16人被捕。蒋介石对此甚为不安，但苦无干预实力，便向美国发出呼吁。蒋于次日急电罗斯福，指出印度局势如此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极大挫败，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如再任事态更形恶化，中恐轴心国之声势大为增强，而同盟国在此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其揭示之主义，亦将失精神上之意义”，蒋主张”同盟国应不辞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以实际行动昭告于世界”，希望美国出面干预印度局势。①「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176页」
同时，蒋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 .Seymour ），对冲突加剧表示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蒋坦承对印度人民求取自由之期望，实表十分之同情，希望由英国主动提出调解，请美国出面斡旋，并期望英国向国大党方面保证，”英于战后必允印度独立”.②「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177页」
丘吉尔反对盟国介入印度问题。他在8月31日致蒋介石电中表示，英国难以接受美国总统来调停英印关系。丘吉尔并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比之于中国的国共两党问题，意在反对外部干涉。蒋从丘吉尔电中看到了背后的”威胁性的词意”，但也无可奈何，表示”只有置之一笑而已”.然而，尽管反殖政策在印度问题上遭遇挫折，但国民政府仍矢志坚持。9月15日，蒋在研究对英美外交方针时表示：”决定以印度独立与亚洲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对美英外交方针之基础。”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196页」
反对殖民主义并非仅仅针对英国，它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关于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美英之间存在着分歧。美国认为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但英国认为宪章只适用于欧洲，不影响英国对印度及缅甸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要求盟国仿大西洋宪章之举制定太平洋宪章的呼声。1942年3月23日，立法院长孙科公开表示，希望美英再提出太平洋宪章，并提供担保，给予印度、越南、朝鲜、菲律宾等国以自由。
蒋介石遂指示王宠惠等人研究是否有提出太平洋宪章的必要。
1942年7月，王宠惠等向蒋介石提出报告，认为大西洋宪章确有缺陷。如宪章第二条规定：”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改变，两国均不愿见其实现”，此仅为一种消极的民族自决，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甚多，中国切望于大战之后，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作积极之调整。但报告建议不采取太平洋宪章的形式，因为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全世界，中国所提的也是普遍性的原则，故可作为大西洋宪章的补充条款。该报告提出了三条补充建议：（1）大西洋宪章，尤其是关于各侵略国武装解除及各国与民族自决等原则，一律适用于全世界；（2）日本之领土，应以其1894年发动侵略战争以前之范围为准；（3）各民族及各种族一律平等，为世界和平与进化之要素。④「王宠惠：《补充大西洋宪章联合宣言文稿》，1942年7月7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796-798页」
抗战后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在战后终结殖民地制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
1944年7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指出：殖民地的争夺，为战争原因之一，”故欲确保世界之永久和平，则殖民政策包括各国委任统治制度在内，必根据大西洋宪章之原则，最后达到废除之目的；至最低限度亦必须加以修正改良，逐渐达到自治”，”殖民地制度，断无永久保持之必要，现有一切殖民地，务使其于最短期间能独立自主”.该文件提出，轴心国及非轴心国的殖民地可区别对待，前者于战后立即交由国际治理，后者于战后由国际会议根据各地的文化、经济情况限于若干年内必须取得自主与独立。这一建议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并影响了盟国战后对殖民地的处置。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战后世界和平意见书》，《中央日报》1944年7月7日，第14版」
四、战后处置计划之一斑
战后处置计划是考察中国大国作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计划对本国利益的维护与扩展，对世界局势的安排，直接反映出它在未来世界中期望扮演的角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便很快开始考虑这一问题。1941年12月20日，蒋介石研究中国与盟国间订立条约的问题，他主张，中国除了应向盟国提出军事要求外，还要提出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其政治方面的要求包括：”甲、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乙、对俄要求其承认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丙、东四省、旅大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丁、各租借地及治外法权与各种特权及东交民巷等皆须一律交还中国，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①「《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0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早的一份有关领土要求的计划。这些要求涉及西藏、香港、外蒙、东北等领土，虽不周密完全（如台湾尚未列入），但可视为中国全面考虑领土问题的开始。
对于中国的战时战略及战后要求，蒋介石在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有一简略而全面的记述。他拟出的这份与美商讨事项计划，广泛地涉及战后同盟、中国收回失土、周边国家的地位等问题。该计划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甲、长期同盟；乙、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丙、台湾、琉球交还中国；丁、军港、海空军基地、共同设备（30年为期）；戊、安南共扶；己、泰国仍予独立；庚、印度战后独立；辛、缅甸与南洋各国共扶；壬、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癸、中美俄同盟。”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9日」在这十个方面中，关于周边国家的有四项，涉及安南、泰国、印度、缅甸及南洋诸国等；关于收复领土的有三项，计划收回东三省与旅大、台湾、琉球、外蒙古等；关于同盟计划的有两项，分别为中美同盟及中美俄同盟。还有一项为与美共享军事基地与设施，此项当指旅大，意在未来收回旅大租借地的交涉中引进美国因素，得到美国的支持。
这一计划，反映出中国这一新出现的大国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或期盼，不仅要求收回中国失去的主权，还力图扶植周边国家（包括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和被英法殖民统治的国家）为独立国家。
事后看来，这一计划大部分实现了，还有一部分则未能实现。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战后处置计划中的领土问题，尤其是对日领土问题。其他如外蒙古问题，蒋虽曾在历次文件中将其纳入收复范围，然最终未能收回。此一挫败，实力因素使然，要从同为战胜国的强势盟友手中收回外蒙，实非易事。相比之下，考察对日领土交涉问题，也许更能看出中国外交之得失，因为日本已注定是战败国，如何处置领土问题，基本上不是实力问题，更多的是战略及外交问题。
在对日处置计划的讨论中，”以德报怨”是近年来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③「如黄自进：《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以德报怨”真相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04年9月；袁承毅：《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有学者经过文本比较研究后提出，”以德报怨”一词并非国民政府首先提出，而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导蒋介石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时所拟的标题，是日本媒体的归纳。④「”‘以德报怨’原本只是日本新闻媒体对蒋介石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之解读，却因贴切形容蒋宽大对日之理念遂演变成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综合名称。”参见黄自进：《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以德报怨”真相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第183页」笔者在阅读蒋介石档案中的特交档案时，偶然看到一份外交政策建议。这份文件名为《战后我国外交基本政策》，提出了以下十个方面的对外政策建议：
一、一般维持世界和平，加强经济合作
二、美国吸收助力，保持自主
三、英国消除疑虑，吸收助力
四、苏联约定和平，分途发展
五、日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六、德国恢复国交，吸收助力
七、欧美二三等国家加强国交，经济合作
八、印度精神同情，文化联系
九、远东弱小民族兴灭助弱，形成外围
十、澳洲纽西兰加强国交，吸收助力①「沙学浚：《战后我国外交基本政策》，1944年，具体日期不详，《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4」
有关这一政策建议的后续处理意见未见文档，但从国民政府的外交实践来看，这一建议应是受到了重视。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对有关各国的外交方针与这一政策建议基本相同，或者说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因此，可以说，”以德报怨”并不只是日本媒体的归纳概括，而是中国方面认真考虑过的对日处置政策的基本原则，当然，其文字的最初提出权亦属中方。
纵观对日领土收复方案的演变，拟收复领土依被侵占时间之先后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1931年”九一八”后沦陷的东北；二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的台湾；三是1879年被日本吞并的曾是中国藩属国的琉球。前两类已有很多研究，本文着重考察琉球问题。
战后是否应提出收复琉球的问题，在历次有关的设想中并不一致，有时提出，有时避而不提。相比于前两类，提出收回琉球的要求在时间上也要晚一些。在前述蒋介石1942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蒋提出了琉球”归还中国”的问题。但在1943年1月的日记中，蒋又写道：”战后能收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②「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270页」琉球问题并未纳入。可见，收回琉球似乎不是中国始终如一的要求，其收回的迫切性不仅不及台湾和东北，也不及外蒙古。
中国政府公开提出收回琉球问题，据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史料，应是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有记者问：战后的中国领土是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还是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宋回答说：”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美国方面有一流行口号，即’日本为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③「《宋外长谈话》，《大公报》1942年11月4日，第2版」
11月下旬，宋美龄启程访美。蒋介石给宋提示了她日后会见罗斯福时的谈话要点，其内容为：甲、东三省、旅顺、大连与台湾琉球须归还中国，唯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乙、越南应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其15年内独立；丙、朝鲜应即独立；丁、泰国仍保全其独立；戊、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故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但可有一过渡时期与办法，勿使英国失却体面，缅甸亦然；己、南洋各民族应明言训政年限，20年内扶助其独立；庚、外蒙古应归还中国，至于自治问题，则由中国自定之。①「《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24日补记」
应该说，美国对将琉球归还中国持积极态度。据宋美龄1943年3月1日电报告：她与罗斯福总统的讨论结果是，”关于战后问题，琉球群岛、满洲及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香港主权应属中国，但可划定为自由港，朝鲜独立可由中美共同担保”.②「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287页」1943年5月，英国外相艾登（Ant hony Eden ）访美。宋子文与罗斯福及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 ）、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H.L.Hop kins）等人多次见面，探寻英美讨论内容。赫尔再次对宋子文表示，英美均尊重中国权利，”台湾、琉球、东三省、大连，自当归还中国”.③「《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对于收回琉球问题，中国政府内部并非没有不同主张。时任外交部亚东司司长的杨云竹与代理亚西司司长的徐淑希均不赞成提出收回琉球。在宋子文公开提出对琉球的主张之前，不知高层内情的杨云竹曾对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JohnService ）表示，社会上有关收回琉球的说法只是一些个人的不切实际的主张。生活在那些岛屿上的人并不是中国人，尽管那些岛屿曾一度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但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中国很久了。杨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在订立和约时提出收回琉球。④「Service to Gauss，17J une 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 gn Relations of the Uni ted S tates，1942，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pp .732-733」即使在宋子文讲话发表后，徐淑希仍提出了不同意见。徐在1943年5月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指出，琉球与台湾不同，而与朝鲜类似，在被日本吞并之前琉球已经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中国对琉球的传统权利在20世纪是早已过时的东西。因此，中国不应要求收回琉球。徐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唯一现实的办法是促使这些岛屿从日本独立出来，为此，战后可先在琉球建立国际监管。总之，绝不允许日本再使用这些岛屿作为侵略基地。⑤「Xu Shuxi to T.V.Soong ，31May 1943，XiaoyuanLiu ，A Partnershi p f or Disorder ：China，the Uni ted S tates，andThei r Pol icies f or the Postw ar Dis posi tion of the J apanese Empire，1941-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78.」
1943年11月，中、英、美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为准备开罗会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提案作业，琉球问题是这些提案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两份比较重要的提案，即军委会参事室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方面的提案，都曾提出过收回琉球的主张。
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所拟《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所应接受遵办之条款》的政治条款中，除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中东路、台湾及澎湖列岛外，还提出”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但对于琉球问题，其处理方法显与前述领土收回的刚性要求不同，该方案准备了变通办法。方案在附注中称：”琉球群岛比诸台湾及澎湖列岛，情形稍异，如美英坚持异议时，我方可考虑下列两种办法：甲、将琉球划归国际管理。乙、划琉球为非武装区域。”⑥《日本投降之条款》，《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4「」
但是，一份只标注1943年11月而未署明具体日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提出的《战时政治合作方案》，与此有所不同，该方案只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⑦「《战时外交》第3册，第505页」
如此，则琉球不在收复之列。这一方案在时间上似晚于国际问题讨论会所拟方案。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方案，与国际问题讨论会的方案大致相同，除提出日本应从”九一八”以来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撤退外，还要求日本将以下所列归还中国：甲、旅顺、大连；乙、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丙、台湾及澎湖列岛；丁、琉球群岛。同样，琉球群岛的变通方案为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①「《战时外交》第3册，第499页」
但参事室的态度不久发生了变化。王世杰拟呈蒋介石的《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提出的要求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②「王世杰：《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1943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50页」但核诸原始档案，便会看到，初稿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台湾琉球应归还中国”，后琉球二字被改成澎湖，原始档案保留了修改的痕迹。③「《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第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7」
在有关琉球立场转变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蒋介石。11月14日，蒋介石准备首脑会谈的资料与提案。在有关远东政治的提案中，蒋提出三点：（1）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2）保证朝鲜战后独立；（3）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在蒋的这一计划中，琉球已不在归还之列。④「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第431页」次日，蒋透露了不提琉球的原因：”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而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⑤「《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
可知，11月中旬时，蒋介石已一锤定音，决定不提出归还琉球的要求。
此后，在开罗会议上，倒是美方主动地提起了琉球问题。罗斯福问，琉球群岛，中国是否愿意要？蒋答，中国愿与美国共同占领琉球，俟该地托管之时，与美国共同管理。有关这一会谈的记录语焉不详，仅此而已。倒是蒋介石后来的回忆稍许详细些。蒋回忆说：当时罗斯福总统问他，”在台湾的东方还有一个什么群岛，你的意思以为如何？”蒋反问：”你所说这个群岛是不是指琉球而言呢？”罗说，”就是琉球”.蒋表示，”这个群岛从前是属于中国的小王国，可是在甲午年以前，早已被日本占领了。所以琉球是与台湾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此时对于琉球不想要单独的归还中国，我只希望由中美两国共管。此事并不急要，留待将来再说吧。”⑥「转引自张其昀：《开罗会议纪实》，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第7页」
11月24日，霍普金斯给中方送来美方草案。该案提议：太平洋上被日军占领之岛屿，其中包括许多岛屿日本曾自承不予设防，而竟变成重要军事根据地者，吾人决定永远不能为日本所有。日本所攫取的领土，小笠原当然归还中国。⑦「《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开罗会议》第021卷，台北”国史馆”藏：08A-01530」在讨论美方草案时，中方指出小笠原群岛当为琉球群岛之误。而对琉球问题，蒋介石决定”不必明白载入。盖琉球虽曾为中国藩属，但究系一独立国家。战后对于琉球之处置，至少在原则上，应同于战后对于朝鲜之处置。不过琉球应该脱离日本统治，则无问题”.由于美方草案中已有”凡系日军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土地，一概须使其脱离日本掌握”一条，中方认为这已可包括琉球，故不必再明确写出放弃琉球。⑧「郭斌佳：《参加开罗会议报告》，《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开罗会议》第021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33」由于中方对琉球问题表现出克制的态度，此后正式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未提及琉球问题。
蒋介石何以对琉球问题表现出如此态度？蒋在与罗斯福会谈当天的日记透露了些信息。蒋在日记中写道：”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就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①「《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由此推测，蒋对美国的提议是出自真心还是试探尚不能确定，他不想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态度，以趝免引起美国人的疑心。
蒋介石对美国产生疑心的原因何在，目前还看不到相关史料。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似乎是多虑了。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曾数次提及琉球问题，他仍主张把琉球交还中国。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对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又提及琉球问题。罗斯福说：斯大林熟悉琉球历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属于中国并应归还给中国。波茨坦公告将把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及我们决定的小岛内。看起来，可能是在开罗会议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又讨论了琉球问题。
直至1944年10月，罗斯福仍在考虑琉球如何处置的问题。10月4日，顾维钧、魏道明、胡世泽、商震等拜访罗斯福。罗斯福表示：将来日本在太平洋之岛屿如何处置，颇费考虑。美国不愿再增土地，琉球及小笠原群岛，无论如何，亦不能交还日本。又称，听说过去小笠原岛王曾由中国任命。②「《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250页」由此看来，蒋对美国的怀疑可能并不准确。
蒋介石对琉球问题未作积极措置的原因比较复杂，道义因素、实力因素及策略考虑均发挥了影响。前已叙述，反对殖民主义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一项重要坚持，琉球虽曾是藩属国，但毕竟是独立国家，其与中国交往的紧密程度尚不如朝鲜，要求将其纳入中国版图，与支持印度独立等反殖政策相对照，道义上难以自圆其说。蒋介石还认为，中国海军实力很弱，即使名义上占有了琉球，也不能行实际管理之效，与其名不副实，还不如与美国共同占有。
而在策略上，则似乎有轻重权衡的考虑。开罗会议上，中国所要确保收回的是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台湾乃至外蒙古是中国关注的焦点，而要收回这些领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此前，无论是从英国，还是从美国，都曾传来过令中国不安的杂音。让东北成为”缓冲国”、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案都曾经在英美的舆论及政界人物的言论中出现，并曾引起过论争，国民政府对此实在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考虑有所抓，有所放，避免给人以全面扩张的印象，而集中精力确保所失领土的回归，也应是国民政府的策略考虑之一。
二次大战是一次国际政治舞台重新洗牌的时期，历史给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国民政府可以说基本上抓住了机会，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并以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组织机制的形式固定下来。尽管有被他国提携的成分，尽管在四强中敬陪末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大国的标志。
检讨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发现它仍有若干稚嫩不够圆满之处。有些构想过于理想化，有些举措过于谦恭，有些战略谋划过于保守。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长期以来，收回失去的国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多少有些突如其来的感觉，中国缺少心理准备，缺少大国外交的经验，缺少与这一地位相适应的实力基础。
〔作者王建朗，武汉大学珞珈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